18世纪常被说成是专制的时代。在一个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形式。

向来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们，总是责难路易十四的伟大王朝，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得出结论。当这位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度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的势力不相上下。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偶尔对天主教大有裨益），最后终于取得了和平。双方承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避不开的邻居和同胞，就要承认其存在。公元1598年发布的《南特法令》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其中声明：天主教为国教，但基督新教的信徒应该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而且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赖，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200座要塞城乡。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并非天使，把法国200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派手里，无异于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唐可笑。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当然认清了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之后，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天主教的大主教，却谨慎地不去干涉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独立的外交谈判了，不过呢，他们享受的权利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唱或不唱赞美诗，听或不听布道，悉听尊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公元1661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终结了人心向善的时代。

这个国王是个很聪明的治国人才，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这个女人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7个私生子女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不再有预期的效力，国王已经不时显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国王之前那些情妇都不同，在搬入国王的寝宫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婚礼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20年里，这个女人掌握着王位背后的所有权力，而她又听从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消除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于是放手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又是怪事一桩。

在那之前的8个世纪里，修道院积累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日益空虚，拒绝向国家缴纳税金，因而他们掌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因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优惠，作为回报，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他们就给多少。

王室的“废纸篓”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里发号施令，着实令人讨厌。他们大吃大喝，偷走勺子和叉子，破坏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作恶多端。主人们在绝望之中，便跑到法庭寻求保护，谁知却被嘲讽一番，还说这是他们咎由自取，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速之客，重新博取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教士那里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但是绝大多数朴实的人还是坚持从小就信仰的理想。终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自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不想投降，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如果在外逃过程中被抓住，就要绞死，而且帮忙出逃的人，大概也得要被送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晓的事。

事实上，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曾在某个时期试行过“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取得过成功。

决意要出逃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风险，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不久之后，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便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出逃者没有很多钱财，但他们是以忠实勤奋而闻名的商人和工匠，信誉很好，又有充沛的精力，没过几年便重新兴旺起来。这兴旺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财富。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毫不算夸张。

法国向来都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但是法国的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自从法国的政权落入女人和教士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