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买到的由吐鲁番开往乌鲁木齐的车票，按计划应该8:30出发。然而，吐鲁番的汽车运行图，与其说是时刻表，不如说是一张心愿单。我们的车在停车场里停着不动，比原计划晚出发一个多小时。不过，至少我们还有座位。整辆车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吐鲁番是新疆最具“维吾尔”特色的城市之一，车上坐满了头戴白帽、蓄着白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和围着绿围巾、穿着褐色袜子的维吾尔族妇女，他们似乎把一辈子积攒的财物都带上了车。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总算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车里。

最终，我们的司机把车开出了车站，和他同时上车的还有另两位要返回乌鲁木齐的司机。我们终于把吐鲁番抛在了身后。在戈壁滩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车子就进入了天山南部支脉中的一道峡谷。峡谷中的道路相当危险，随处可见那种死里逃生以及险些迎面相撞的场景。这三位司机全是汉人，他们为了逞能，轮番表演电影《虎胆龙威》中的飞车特技。车上其他乘客开始担心，大声向司机们叫嚷着，让他们不要拿大家的生命冒险。可是，他们的叫嚷声并没奏效。就这样，在经历了一个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险旅程后，我们终于驶出了峡谷，停下来用午餐。由于对司机的愚蠢行为十分恼火，车上的维吾尔族乘客拒绝下车。趁他们火冒三丈的时候，我和芬恩下车来到路边，从这里放眼向北瞭望，草原远处天山山脉的主峰清晰可见。面对如此美景，我们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

正在这时，一辆路虎在路对面停了下来。三位外国人从车里出来，开始顺着岩壁向上攀爬。我们走过去，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地质学家，此行的目的是对亚洲以及该地区的冰河范围和年代进行研究。更出乎意料的是，其中的一位竟然和芬恩的一个朋友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而芬恩的那位朋友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小说的内容竟然是关于“有人为了听听汽车坠毁的声音而驾车坠崖”。我和芬恩都在嘀咕，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如果真的预示着什么的话，我们绝对不应该再回到我们那辆车上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了车上。我们可不想再等下一趟客车，如果当天还有下一趟车的话。至少前面的路还算得上一条直路，几位司机也平静下来。我们最终乘坐着神秘客车从吐鲁番进入乌鲁木齐。之所以称之为“神秘客车”，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车，也无从得知它何时能够到达目的地。从车站出来，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带我们到市中心，结果他带我们来到的是红山公园附近古老的红山宾馆。红山的意思是“红色的山”，而山也确实名副其实。宾馆房间设施一般，但是价格还算公道，每晚70元人民币，而且还提供热水。幸运的是，我们只住一晚。办理入住手续时，我们碰上一位向我们兜售每天发往天池的大巴车票的年轻小伙子。刚到几分钟，我们就把离开的事宜安排好了。为了确保从天池回来以后不会在乌鲁木齐有任何不必要的耽搁，我们还在宾馆附近的航空公司售票处订好了两张飞往伊宁的机票。伊宁曾位于中俄边境，或者曾经位于中苏边境。现在，边境的另一侧称作“哈萨克斯坦”。

订好机票后，我们沿马路穿过一个街区前往友谊商店买酒，把能扛得动的都买回来储备着。在众多牌子中我们发现有两款名为“丝路明珠”和“楼兰红”的酒都是14块钱一瓶。结果证明，“楼兰红”是十足的解百纳口味，而“丝路明珠”也毫不逊色。新疆人用葡萄酿酒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其实他们用不着在酒中加糖。

次日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出发离开乌鲁木齐，一路向北。乌鲁木齐作为首府，也是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我们用了半个小时才出城来到宽阔的大路上。在这里，我们看见成群的骆驼正在用力地咀嚼着夏天过后残余的青草，还有很多正对着昨夜路上被撞死动物大快朵颐的乌鸦。

离开乌鲁木齐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的车子拐上一条支路，向东驶入山区。之前在哈密绿洲旅行时，我们都是从汽车或火车车窗里看到天山山脉的轮廓时不时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而现在，天山就在我们面前，越来越近。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已经开始蜿蜒驶入山谷，在山坡上盘桓而上。

两个半小时后，我们的车驶入了天池停车场。下车后，在红山宾馆卖给我们车票的那个年轻人带我们爬上一座绿草茵茵的小山丘，来到他家的一处住所。我们来到的是哈萨克之乡，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毡房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虽然与常见的住房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毡房就是个住的地方。毡房是用毛毡搭在格子框架上建成的圆顶帐篷。向导为我们掀起门帘，进入房内，我们把行李和酒放在地毯上。虽说此处距乌鲁木齐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与天穹亲密接触的世界。

天池就在我们的毡房外面。它就像一块镶嵌山巅的蓝宝石，三面被5000米高的天山山峰围绕着。从我们住的毛毡房门口望去，只见落日将白雪皑皑的峰顶染成了金色，湖水则映成一片粉红。

我们并不是来此欣赏美景的第一人。3000年前，周穆王从都城出发，沿丝绸之路千里迢迢西行前往瑶池与西天王母娘娘会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两人会面的地点正是我们毡房下面的天池湖边。

西王母娘娘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有的学者认为她可能是古代大食国的女王，古大食国位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还有人说她是某个王国的统治者，统治着现今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域。不管哪种说法，重要的是，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西王母被视为“月亮女神”的俗世代表，对应于“太阳神”或“东王公”。

正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月亮每个月都以新月的形式出现在西方的天空。作为月亮女神，西王母还象征着人们对长生不老的崇拜。她所赐的长生不老药，说不定正是吸引周穆王不远万里、西行所求的东西。如果为了得到一头骆驼你能走上两公里的话，那么为了求取保你延年益寿的不老药，你能走多远呢？周穆王一共行走了15000多公里，我猜那药也没有管上什么用，因为他最后被葬在西安以南的某个地方。

天山脚下的毡房

此时，从我们的毡房门口望去，落日渐渐隐去，繁星似雪花般在天空聚集。钻进毛毯下面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的毛毯是好几层堆在一起的。刚进毡房不久，主人进来往毡房中央的铁炉子里加了几块煤。但我们两人太懒了，没有让炉火继续烧下去。另外，我们有从乌鲁木齐友谊商店带来的热量——酒精。正在我们往杯子里续第二杯酒的时候，听到隔壁毡房里有人唱起了哈萨克民歌。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的主人就是哈萨克人，每年夏天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羊群赶到天池附近来放牧。自从政府把通往天池的路修好之后，哈萨克人就在这里支起了毡房，专门招待像我们一样的游客。不过，现在是9月中旬，再过两周他们就会拆掉毡房，回到山脚下的草场，在那里的土房子里过冬了。

在新疆，哈萨克族是仅次于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第三大族群，人口有一百多万。他们大多散居在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带，从哈密以北的巴里坤湖一路向西至伊犁河谷和苏联边境。

哈萨克族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与畜群一起生活并以此为生。据历史学家证实，哈萨克人骑马牧羊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我们带了足够的酒在身边，所以不妨听我们讲述哈萨克人的祖先迎娶汉族公主为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元老院统治罗马的时期。实际上，当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大汉王朝已经派出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旅行家张骞来到亚洲的这个地区与乌孙国即哈萨克人的祖先缔结联盟。

由于与匈奴之间战事不断，而匈奴人又一直威胁着汉朝在河西走廊的利益，所以汉人急于在西部建立第二条战线。而乌孙国是当时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游牧部落，张骞很清楚，乌孙国对匈奴夺走了他们最好的牧场一直耿耿于怀。为了巩固与乌孙国的关系，汉朝皇帝将自己16岁的妹妹嫁给年迈的乌孙国国王，而乌孙国国王则以上千匹良驹作为回报。因此，细君公主成为联结哈萨克人祖先与汉人祖先的第一人。

细君公主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新家。她在自己的毡房里闲坐时创作了下面这首著名的《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和亲之后不久，老国王去世，细君公主再嫁新王，不久之后她也离世而去。

这就是哈萨克人与汉人友谊的开端，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最好再来上一杯酒。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乌孙联盟又联合了其他游牧部落，其中包括突厥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到15世纪的时候，他们最后形成自己独立的部落，摆脱了乌兹别克汗国蒙古首领的统治。在他们摆脱蒙古领主获得自由后，很快就在天山北部支脉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东部地区定居下来。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们如今仍生活在那里。

喝完临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我起身把毡房的门帘放下来，此时的月亮正爬上附近的山峰。我们倒不是不想让月光照进毡房里，而是对女巫心存忌惮。按照哈萨克人的说法，女巫住在月亮上，以人心为食。她总是弓着背，拎着一袋沙子。没人知道她何时养成了嗜食人心的恶癖，但月神得知以后，十分生气。她不想丧失在人间享有的盛誉，因此给了这个又老又丑的巫婆一袋沙子，并让她把袋中的沙粒挨个数一遍，否则再也不能到人间去。于是，她开始数沙粒。但是每当快数完时，月神就派一群燕子俯冲下来打散沙子，女巫只能重新数起。我盯着月亮看了很久，确认她还在那里，然后才放下毡房的门帘，在高高的天山之上，在俯瞰天池的小山包上进入了梦乡。

5年前，政府修了一条通往天池的公路，这里才变成了旅游目的地。虽然每天都有几百位参加一日游的游客来到这里，但这里仍然是哈萨克人定居的家园。他们把这里作为夏季牧场已经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天池周围的牧民为了增加收入，向少数日落后仍然逗留不去的游客出租毡房，每晚只有10元人民币。此外，他们还向游客提供骑马旅游项目，每天收费50元。骑马这项目听上去很不错，芬恩和我想象着马背上的美好生活进入了梦乡，此时只有风儿温柔地吹拂着我们的头发。

吃过早饭，主人为我们两人备好了两匹小马，也为向导备了一匹，于是我们三人沿着湖边的小路下山。走了大约一公里，很不凑巧，乌鲁木齐市的市长也是今天来游天池，公路被封锁了。但我们是骑马来的，不受影响。三匹马很快爬过了一个山脊，我们已经超过市长和他的随从们来到一大片长满冷杉和牧草的原野，偶尔可见成片的蒲公英，还有一两只易拉罐零星躺在地上。

90分钟后，我们来到湖的尽头；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抵达“停马场”，骑马的人都在此处下马，然后牵马步行进入山里，我们也是依此照办。走了两个小时后，山道分岔，其中一条通往天山山脉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站在此地便可以望见远处5400米高的峰顶。博格达峰对我们来说太远了，但是坐在从山中滚滚而来的溪流边上，我们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从高天之上奔腾而下的溪水确实让天池名副其实。

我们一路又是骑马又是步行，花两个半小时才来到这里，所以不能急着离开。沿丝绸之路一路走来，此时在雪线之下，坐在湍急的溪流边，四周簇拥着冷杉和青青牧草，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向导提醒我们，如果再耽搁下去，恐怕大家就要摸黑骑马回家了。我们赶紧上马，沿小路回返下山。很显然，马儿之间正在进行某种竞赛，向导不时地扬起鞭子或者发出低沉的哨声让马儿回到队伍中来。几匹马真是好样的！它们一路涉过乱石遍布的溪流，悠闲地跨过圆木搭建的小桥，似乎“磕磕绊绊”这个词从来就不存在似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步履如此稳健的动物呢。马是哈萨克人最重要的财产，经过几年驯养后，它们和主人之间会培养出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哈萨克人去世后，任何人都不许再骑他的马。

骑马进山

山间溪流

途中休息

那一天，我们在马鞍上总共待了5个小时。我们回到毡房要坐下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牛仔。兴许走走路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隐隐作痛的屁股，因此，我们慢慢地走到第三停车场旁边的天池饭店，听说这里是山上最好的地方了。

月亮之下，又一个梦幻般的夜晚过去了，主人把我们叫醒，帮我们生起炉火，给我们送来新鲜的马奶。我们来到外面，只见清晨的薄雾正慢慢地把它的面纱从湖面上撩起。我们问主人为何没有人在这里钓鱼。他说，湖里是有几种鲑鱼，但自从天池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后，便不准在此垂钓。只有当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出去做抽样调查的时候，他们才能再次品尝到鱼的滋味，而且对于猎杀熊、野山羊、长耳鹿和狼等野生动物也有类似的限制。

古代的哈萨克族把狼作为他们部落的图腾，称之为“灰胡子勇士”。哈萨克民歌中讲述了很多有关狼带领哈萨克人战胜困难走出险境的故事。哈萨克人至今还把狼骨戴到孩子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而且他们还是亚洲为数不多的禁止吃狗肉的民族之一。

哈萨克人尊崇的另外一种动物是猎鹰，而且这出于一种非常奇特的缘由。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做错了什么事，肯定是一只小鬼趴在他们肩头的缘故；而只有猎鹰这种动物能够看到这些小鬼。因此，哈萨克人喜欢随身携带一只猎鹰，不仅因为猎鹰可以捕捉一些小型猎物，而且因为他们可以保证小鬼不会近身。

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甚至树也是他们尊崇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孤零零的树。按照哈萨克人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由这样一棵树生出来的，而中国西南很多其他部落（比如侗族）也有同样的传说。

天山天池

这些树人的后代在很多世纪以前走出森林，来到天山脚下以放羊为生。最后，芬恩和我恋恋不舍地与他们道别。在天池边上的毡房里住了两夜之后，我们回到了乌鲁木齐。对于乌鲁木齐，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称道的，那就是，感谢观音菩萨，这里有个机场；再次感谢观音菩萨，她给我们在次日离开此地的飞机上留了两个位子。我还要第三次谢谢她，是她给我们安排了一揽子财务计划，让我们能在乌鲁木齐假日酒店享受一番。对，就是假日酒店。

芬恩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能在这里有幸见到一家西方世界的老牌假日酒店。每晚100美元的房价对我们的预算而言实在是太贵了。但假日酒店不仅有客房，还有酒吧。不管你信不信，在这个距离大海2500公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离大海都远的乌鲁木齐，竟然每天晚上都有“欢乐时光”（“Happy Hour”为酒吧术语，通常指为一小时或更长的优待顾客时间，或是饮品减价，或是免费供应小吃。——译者注）。这里是丝路上唯一的一处“欢乐时光”，望着招牌，我们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楼。但是，这绝对不是海市蜃楼。每天晚上6点到8点，啤酒和各种酒类都是按照标准的“欢乐时光”价格供应，买一送一，而且啤酒还是冰镇的。女侍者们身穿格子呢的小马甲，在我们的桌边跪下来往杯子里倒酒，而杯子都是那种高高的“米勒好生活”（“Miller High Life”被称为“啤酒中的香槟”，它一直是消费者心中认定的精品啤酒，特别受高收入人士的欢迎。——译者注）啤酒杯。美女缓缓地往杯中斟酒，我们悄悄地往她们马甲的小口袋里塞一点小费，然后看她们对我们报以甜美的微笑。就算你不给她们小费，她们也会把所有的小吃，如花生米、葡萄干和香菜面包棍拿来让你吃个够，而且全是免费的。想一想，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蹲坐在羊粪堆上，而现在呢，我们却慵懒地躺在软垫椅子里，喝着冰啤，欣赏着大厅里传来的管弦乐乐团演奏的莫扎特音乐，俨然已经置身丝绸之路之外。

哈萨克人合影

此时是写家书的最好时刻，女招待从宾馆前台给我们拿来几个信封，上面竟然敷好了胶水。这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我是就邮寄而言。毫无疑问，乌鲁木齐是我们在全中国所有邮寄过包裹的地方中最好的。在中国邮寄包裹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高超的缝纫技巧。以前，中国的邮局一直不接受国际邮包，除非你把邮寄品装进类似洗衣袋的布包里然后缝起来，而且你还得自己找布料并把包裹缝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改革的春风甚至吹进了邮局，现在有些邮局已经开始接受用纸板箱甚至褐色包装纸来邮寄物品了。很显然，乌鲁木齐邮局已经走在了改革的前沿；但考虑到“文革”中发配到这里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这倒不足为奇。

首先，市内主要的邮局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从假日酒店步行即可到达。其次，就在邮局前门内，有一个柜台专卖缝制好的布袋子、纸板箱、包装纸以及任何邮寄所需要的东西。再次，国际邮递区的工作人员十分热心，他们甚至帮我们缝好邮包，并把箱子缠上胶带，甚至帮我们填写所有的法语表格。我在此收回我所讲过的有关乌鲁木齐的一切坏话。

在乌鲁木齐假日酒店享受了创记录的、最久的“欢乐时光”，还给朋友们写了信，之后应该读点东西了。我拿着一本两百年前一位汉人官员所著的有关乌鲁木齐的诗集——《乌鲁木齐杂诗注》翻阅。当我翻到“民俗”篇时，其中的第一首诗描写的是当年汉人官员要求酒商在门口挂起蓝色的门帘、所有的商户必须在店前栽种柳树的场景：

一路青帘挂柳荫，

西人总爱醉乡深。

谁知山郡才如斗，

酒债年年二万金。

这首诗恰好提醒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趁着“欢乐时光”尚未结束，我们必须再点一轮酒，再来点面包棍儿，拜托了。

就这样，我们坐在那里，喝着买一送一的啤酒，久久不肯离去，但是夜幕降临，不得不结账回家了，我们的家就在街对面的红山宾馆。付过酒单，我们悠闲地从大堂逛过去，摘了一下头上并不存在的礼帽向管弦乐团成员和门童致意，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刚走出酒吧大门，一个维吾尔人叫住了我，问我想不想换钱。我身上带的人民币正好不多了，就问他按什么价格兑换。他说100元外汇券换125元人民币。这是这趟旅行开始以来我们听过的最高的兑换率了。到目前为止，两者的差价基本在20%左右，而现在突然变成了25%。上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好事！于是我抢先提出给他换1000元。那个人掏出计算器，算出了正确的数目。然后，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人民币递给我。我数了数，数目不够，就递还给他。他很不情愿地添足了钞票。然后，他要求查看一下我的外汇券。我把外汇券递给他，他把人民币交给我。幸运的是，在“欢乐时光”喝下的那些啤酒对我视力的影响并没有像对我判断力的影响那么大。我看穿了他的障眼法，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有一半人民币从他的袖筒里滑落出来，这是我应该拿到的，但差一点儿就失去了。反正我设法抢回了我的外汇券，并确定没少一张，然后才把我手中属于他的那半人民币扔还到他的脸上。我恨自己又一次犯了战术性的错误。换钱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法则是“决不要先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直到数过对方的钱并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决不重犯！尤其是在度过“欢乐时光”后！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赶往乌鲁木齐机场。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工业城市，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再见了乌鲁木齐！我们前往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伊宁，地处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线旁边中国一侧。乘大巴两天才到，而坐飞机只需90分钟。显然，我们还是坐飞机去的好，但是机票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飞机也并不是天天飞。我们还算幸运，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就预订上了机票；但是直到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且机场打来电话确认飞机已准备起飞后才允许我们实际购票。我们也早就准备好了。为了赶紧离开这个城市，我们甚至做好了随时放弃在假日酒店“欢乐时光”的美好享受的准备。次日一早，我们5：30就起床，然后把宾馆看门人叫醒，看门人又叫醒了楼层服务员；楼层服务员检查完我们的房间，确保我们没有把宾馆的毛巾偷走，这时我们才获准离开宾馆，前往几个街区外的航空售票处，机场班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班车6：30准时开车，只用20分钟就到达机场；到达机场以后才发现，我们还要在这里无所事事地耗上两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干等着，直到9点钟，我们的航班终于广播要登机了。我们从保安身边鱼贯而出，向停靠在跑道上的一架波音737飞机走去。这时，一个保安朝着我们狂吼，并指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我们的飞机是一架伊尔-224涡轮螺旋桨飞机，而它就停在飞机维修库的外面。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过，我们当时感觉运气还不错。我们走过去，登上飞机，加入了其他30位幸运人物的队伍。

空姐站在机舱门口，提醒大家本次航班确实是飞往伊宁。我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等待飞机起飞。伊宁离这里只有9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们首先得飞过天山的一个支脉，再越过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我乘飞机旅行已有45个年头了，但当我们把乌鲁木齐甩到身后飞近婆罗科努山的时候，发现我们离山如此之近，只比亲身走在山顶差那么一丁点儿。如果山上有野羊的话，我们肯定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已接近20世纪尾声，但飞行还是全凭直觉行事。我不禁回想起母亲给我讲过的有关早期商业航空的一些故事。60年前，她是美国第一届空乘专业毕业班的空姐之一，当时在美洲航空公司服务。那个时代，空姐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儿还不足以取得飞行资格，还必须是注册护士。乘飞机不仅是一种出行方式，还是一种冒险行为，只有那些火急火燎赶时间的人以及疯子才会乘坐飞机。

据我母亲讲，飞机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会降落在机场以外的地方。有时是为了躲避糟糕的天气，有时候是为了加油，而有时仅仅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身处何地。此时此刻，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虽然并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正在5500米高的婆罗科努山顶峰以上300米处飞行。伊尔-224型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了机上同行乘客们惊恐的喘息，他们和我们一样，搞不明白飞机为什么飞得这么低，以至于雪崩激起的水晶般的雪尘都在我们眼前清晰可见。

天山是乌鲁木齐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与以西的伊犁河谷的分界线，而婆罗科努山则是天山最北端支脉中的最后一座雪山。显然，机长在利用绝好的天气省油，他飞得如此之近，我们马上就要掏出念珠来了。各路神仙肯定都来到了舷窗外面。好在我们安全地飞过婆罗科努山犬牙交错、白雪茫茫的顶峰，开始缓缓下降，飞机掠过一片宽广的高原，上面点缀着哈萨克牧人的白色毡房。它们看上去像数不清的蘑菇——我说的是毡房，不是牧人——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牧人们，飞机飞得太低了。几分钟之后，高原一分两半，我们沿着伊犁河向西飞往伊宁，这里是我们丝绸之路上经过的又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