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
    “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
    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顾。”
    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
    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
    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
    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
    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
    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
    “有理讲理嘛！”
    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行。
    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
    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
    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
    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门。
    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
    让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请茶。
    说：“不渴。”
    请嗑瓜子。
    说：“牙疼。”
    犹豫了一下，请吸烟。
    说：“你殷勤过分了。”
    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
    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
    我说：“不拍。”
    问：“要发表？”
    我说：“不发表。”
    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
    “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
    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
    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
    她不回头，走的很快。
    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
    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
    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判处了她的“死刑”。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文学》，见有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其上，读了半页，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他们就对我描绘。
    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
    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
    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
    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
    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
    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
    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
    安忆，谢谢你。
    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
    她笑了。
    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
    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
    他们都说看过。
    我又问：“她怎么评价？”
    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
    还问：“真的？”
    答：“当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
    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
    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
    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