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却怎么也调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
    我说：“那小子是我。”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说：“没错。”
    “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
    “胖了。”她说，“我结婚了。”
    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
    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
    她说：“没事，没事。”
    我问：“辛欣情绪如何？”
    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
    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
    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
    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欲生。”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
    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
    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
    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
    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
    我答：“看看再说吧。”
    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
    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
    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
    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
    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
    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
    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
    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
    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
    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
    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
    我反问：“什么决定？”
    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话干什么？”说罢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