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促织》的最后一课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疏通了文本，也完成了部分练习，今天的任务，我想带着学生一起深入文本，去发掘一直被我们忽视的东西。

“传统观点认为，蒲松龄的《促织》表现的就是专制统治对百姓的压榨。这个观点不能说不对，但也不能说全对，因为倘若如此，蒲松龄为什么不把主人公的身份干脆设置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处在帝国食物链的最底端，承受一切来自于上面的残暴和不公呢？”

这堂课一开始，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成名是个什么人？”

“成名是个落魄的读书人。”有同学回答。

“对，而且他性格内向木讷，这个身份很容易让人想起其他类似形象，比如——”

“范进！孔乙己！”有同学马上联想。

“对。一方面，他们代表的是读书阶层永不休止的挤进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失意，他们又承受了来自底层反智阶层对上流社会敢怒而不敢言的痛恨。如果这种人的性格再木讷一点迂腐一点，那么他们在底层民众中的地位甚至低于普通乡邻，自然而然就成为乡邻的出气筒，咸亨酒店的短衣帮将孔乙己作为开心的笑料就是证明。

“成名在文章里另一个身份是什么？”

“里正。”

“是他主动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吗？”

“不是，是被别人陷害的。”

“这就奇怪了，里正不也算是个官吗？为什么别人陷害他当呢？我们首先得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官。”

我打开PPT，展示一段资料：

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县级以下，设立了乡和里，其中一里的长官就是里正，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虽然乡、里并没有正式的政权机关，却是统治者实行基层统治的重要机构。里正一般由乡里的地主担任，北宋时，与其类似的官职还有户长、耆长，其中，里正、户长负责收取赋税，耆长则负责抓捕盗贼。

“由此可见，成名担任里正之后，进贡促织的重任就落在他身上，这也是十分正常的。

“根据文本，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当时社会的食物链图：

皇帝

上官

县令

里正

百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担任里正的成名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下端，比起‘贴妇卖儿’的底层民众，他应该还算好的，是什么原因让他混得如此悲惨？”

学生们在思考，这些社会上的阴暗面距离他们似乎有些遥远。

“我们假设一下，成名如果要下面的老百姓老老实实地交钱买促织进贡，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那么老百姓不愿意怎么办？”

“打！”

“拆房子！”

“搬东西！”

学生们对这些办法居然也无师自通。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吴思先生写的《潜规则》。”我把书名和作者写在黑板上。这本书里，吴思说，官吏具有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仍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没有合法伤害权的另一方只能是期望损失最小化。正如张居正所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此时，这种合法伤害权就掌握在成名手里，只要他运用得当，不仅能在乡里一手遮天、呼风唤雨，更能得到县令的赏识，甚至也有可能像文本结尾描写的那样，功名问题也解决了，家庭经济也发展了，裘马过世家焉。”

“成名这样做了吗？”我问学生。

“没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

“因为他身为读书人，而且性格比较懦弱。”

“对，成名没有掌控这种权力的能力，面对摊派，他不敢去关人、打人、拆房、抢粮食、给落后分子办学习班，那么只有用自己微薄的家产赔偿，家产赔完，就只有用命来赔了。对付成名这样的初级预备‘公务员’，菜刀都用不上，瞪他一眼就行了，这样没有执政水平的‘干部’，当然是要被淘汰的，剩下的，当然就是那些心狠手辣、坏事做尽的帮凶了。”

在课堂上谈这个问题其实很沉重，我也是在教了很多次《促织》后才悟到蒲松龄对成名身份安排的匠心的。

“文本没有涉及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成名这样的里正不仅是官吏集团执行统治政策的触手末端，还是政策出问题、民怨沸腾之后的替罪羊。里正这样的官员，连算作吏都勉为其难，事实上很多吏也不属于‘公务员’编制，在吴思先生的著作里，提到除了这些有任命的吏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白员，类似于现在的协警，或者临时工。用黑社会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专干‘湿活’的，凡是上不得台面的，比如抢劫、勒索、威胁甚至绑架等都由他们去干，干好了，自然可以分一杯羹，干砸了，正好推出去顶缸，公告大众，这些人的恶行纯属个人行为，与领导无关。这样既平息了民怨，又保护了政权的面子。

“因此，一个合格的‘基层干部’必须不做人事，他们只有每次不择手段圆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上司的好评，甚至有机会向上升迁，尽管这种概率很低，但是，即使不能升迁，善于使用合法伤害权的小吏也可以在乡里横行一方，为自己捞不少好处。

“小吏存在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他们以自己被百姓痛恨为代价，换取了百姓对政权高层永不破灭的幻想。连蒲松龄在文章末尾都满怀希望地说：其实皇帝偶尔喜欢一件东西，未必不过后就忘了。可是下面奉行的官吏就把这些当成定例，盘剥人民，加上官贪吏虐，当然人民就只有贴妇卖儿了。因此百姓总是认为，坏事都是皇帝左右的人做的，越下层的官吏越可恶，于是小民最相信的是告状，现在称上访，一层层访上去，直到告御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驻京办’抓回来狠狠修理。他们不会想一下，皇帝不玩蛐蛐，怎么会有官吏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暴政只能直接来自于最高领导层。”

下课了，我把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片段留在班上电脑里，作为这篇课文的参考资料：

成名无疑是不合格的“基层干部”。而纵观中国历史，做得最成功的“基层干部”应该是刘邦。

刘邦年轻时当秦朝的亭长，官职跟成名相仿，不过他可过得滋润多了。他既好酒又好色，经常在王大妈（王媪）和武家的酒店喝酒，而且经常欠账不还，别人又不敢找他要，年终只好自己把账本烧了了事。

单父（今山东荷泽单县）的吕公到沛县定居，一县的名流都来朝贺。吕公对负责接待客人的萧何说：“凡是贺钱不到一千钱的就叫他们坐在堂下。”刘邦来了之后，满不在乎地声称自己贺钱一万，其实一个钱都没带。吕公听说之后，出来见刘邦，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性格，于是延为上宾，还把自己女儿嫁给刘邦，这就是后来的吕后。

秦末大乱，刘邦于沛县起兵，做了首领，他无耻的流氓习气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了。明明是自己贪于财货好美姬，进了秦始皇的宫殿就迫不及待地享用美女珍宝，但是在面对项羽责问的时候，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是鲰生出的馊主意；项羽俘虏了他的老爹，说再不投降就把他爹给煮了，他却嬉皮笑脸地说：在义帝手下一起当将领的时候，我们曾经约为兄弟，那么，我的爹就是你的爹，你实在要煮自己的爹，我也没有办法，只是请你看在兄弟一场的情面上，多少分我碗汤喝。智商和情商相比于刘邦都偏低的项羽无计可施。一次刘邦兵败被项羽的军队追赶，嫌坐在自己车上的儿女，也就是后来的惠帝和鲁元公主碍事，干脆把他们推下车去，跟在后面的滕公夏侯婴于心不忍，下车把孩子们带上交还给刘邦，谁知道不一会刘邦又把他们扔下来，于是夏侯婴又“捡”，“如是者三”。当与项羽约定双方以鸿沟为界罢兵之后，一等项羽转过身，刘邦就毫不犹豫地毁弃盟约，开始进攻……

所以，既不要脸又不要命的刘邦从“基层干部”起家，并利用“基层干部”的职权，从性格培养、人脉网络（萧何等就是他当亭长时的老相识）上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再接再厉，利用百姓对秦朝暴政（而很大程度上这暴政的执行者恰恰是刘邦们）的痛恨反戈一击，最后居然荣登大宝。这个结局也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暗示：底层官吏是流氓，其实九五之尊有时也是靠流氓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