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育不需要解释

曾经有人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有自闭症。举出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很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面对这样的指控，我只有闭嘴，因为我的确很少参加所谓集体活动。现在的集体活动无外乎吃饭。一群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坐一张桌子，照例先有一番介绍和自我介绍，然后举杯，喝了几杯之后，就有人开始敬酒，敬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又照例要起立，一边心里想这个人刚才介绍时说的姓刘还是姓柳，一边脸上堆满了笑容，无比诚恳地说久仰。然后免不了自己也得端着酒杯走一圈，一边在别人敬酒或者被敬酒的间隙把自己的酒杯伸过去，一边努力思考应该说些什么应景的话。其间还少不了有邻桌的领导或者风云人物端着酒杯过来，于是又得全体起立，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计算今天的酒是否过量。这些高智商的活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因此遇到这样的活动，我一般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的，也许因此给人留下了“自闭”的印象。

不过有些活动也是实在逃避不了的。

上周参加学校的一个活动，活动之后照例是吃饭，吃饭当然要喝酒，不过这次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逃脱：我要开车，而且还要开车送办公室的张老师回家。

活动终于结束了，已经喝得有些踉跄的张老师上了我的车，我发动了汽车。也许是酒精的原因，也许是路途漫长避免无聊，张老师主动跟我聊起了天：

“夏老师，我觉得你真是个不错的老师！”

这样的话，一般最好当作醉话，不可当真，我说：

“哪里，比起您这样的老革命差远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不错，很有才华。但是我一直有些话想跟你说，今天就算我喝高了瞎说吧。”

我知道张老师绝对还没到酒后说胡话的程度，因此他这样认真的话让我有点紧张：

“您是前辈，有什么话尽管说。”

“很多老师都说你是很有才华的，可是学校为什么对你评价不高呢？”

张老师所说的评价，我其实向来没有关心过，不过在普通中学，所谓比较红的老师大抵会获得各种荣誉，或者被领导安排教比较好的班，对比一下，我得到的评价似乎的确不高——我获得的几乎所有荣誉都来自写文章或者出书，而我现在教的班也只是一般的班。

“我比你大一些，也快退休了，就算是个老大哥给你些建议吧。”

张老师虽然喝了不少，但是头脑依旧清醒。

“谢谢张老师，您说。”

“学校认为，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工作太不上心了。比如你在考试方面对学生要求很不严格，时间也抓得不紧。听说你晚自习的时候还给学生放歌？”

当我听到“放歌”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交流的可能了，于是随意回答“是的”。

“很多领导巡视晚自习的时候都看见你教室里漆黑，学生没有做作业，也没有考试，尽是在放歌。学生抓得不紧，成绩是不可能起来的。还有对学生不能太心软，如果下手不狠，对学生纵容了，学生就会骑在你头上，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汽车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行驶，光怪陆离的招牌一个个晃过车窗，张老师还在继续说：

“其实我经常替你不平。你这样有才华的好老师，学校怎么这么评价。我以老大哥的身份还是要劝你，学生要以分数为主，没有分数，一切都白说。”

我一边开车一边嘴里应付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虚伪。但是我也知道，两个人思维不在一个象限的时候是无法解释的，也没必要解释。

我不必告诉他，我曾经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应试高手，对高考试题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也曾经有过凭借学生优异的高考成绩获得各种荣誉的光辉岁月，不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我（可参看拙著《率性教书》）。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我很清楚这种改变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更清楚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经常弄不明白，中国的中学生早上六点上学下午六点放学，为什么还要上晚自习？既然是晚自习，为什么不给学生自己学习的时间，却要被很多老师占用来讲课或者考试？让本来作业压力就大的学生雪上加霜？

不止一个班的学生，也不止一个人在周记里面诉说他们的劳累和痛苦，大多数时候我总是鼓励他们坚持，或者很不厚道地教训他们，人生就是要吃苦，然后狠狠地鄙视一下自己的虚伪。今天，又有一个孩子在周记里说她每天最多只能睡五个小时，她说昨天在我的课堂上打瞌睡了，其实自己很内疚，但是阻挡不了睡意的来袭。她写道：

“夏老师，请你在没事的时候和校长聊一下，告诉他我们很累，别这样让我们每天都在课堂上打瞌睡了。”

天真的孩子，她以为校长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批语里说：

“我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一些事情，让你们少一些劳累，多一些休息，或者多一些阳光。”

每次音乐鉴赏课之前我都会问学生，今天作业多不多？如果他们回答不多，我们才进行音乐鉴赏。我们学校每科都有一个晚上的晚自习，从六点到九点，而我一般至少给他们留下一节课做作业的时间。鉴赏的时候，教室灯全关了，大多数学生在认真地听音乐和我的讲解，有时候也会有学生趴在桌上，不知道是在静静欣赏还是在睡觉。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不去干涉他们，因为我想，如果孩子的确对今天的音乐没有感觉，那么还不如休息一下，补一下亏欠太多的睡眠，这也算是有益身体的好事。

至于我的得失，只要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有一次填表格，需要填写自己得到的各种荣誉。我原以为是填论文、书得奖什么的，可是看到后面又有一个专门的栏目是填这些的，那么想必这里应该填的是各种荣誉称号，如“先进个人”“优秀教师”之类。可是认真思考了半天，我似乎连一个教研组先进奖都没有得过，不由得苦笑，然后在那一栏填写了一个大大的“无”字。

但是，即使我得不到任何荣誉称号，也不被体制内的任何机构承认，那又有什么呢？如果有不愉快，降临在我身上毕竟比降临在学生身上要好一些，因为，我的肩膀要宽一些，我的脸皮也要厚一些。

更关键的是，我坚信我是在做真正的教育，而真正的教育，不需要解释。

送完张老师，我回到家，天天已经睡熟了。桌上放着前几天我给他买的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封底印着一段话：

洋葱、萝卜和西红柿，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听了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