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句法，发展成一篇文章。比方说：“当A事件发生时，B事件也发生了。”这个句法有着神奇的作用，将两件原本并不相关的事，经由发生时间的相当而联系起来。有些时候，就算A与B发生的时间并不那样严丝合缝，读者也未必计较。

作文归本于国文科似乎无足为奇，就像中文系出作家亦无足为奇一样；于是，中文系毕业的教国文亦无足为奇了，作家谈起写作文，简直就要把下一代都造就成作家了； 诸如此类的推想或“感觉上像是”的说法都出笼了；连“教育部”的官员也曾表示有些作家对初中会考作文指指点点，说那是出于“文学”的意见，而距离“作文教育”太离题。我不禁怀疑起来：能出现脑子这么糊的官员，恐怕都是历年历代的作文课真没教好的结果——请让我们回到一个简单的思辨问题：为什么学写作文？

作文课要培养国人用国文表达思想感情意见观点……这些陈腔滥调我们听多了，就不必细为铺陈了，单说我的朋友谢材俊跟我说过的故事。材俊的二哥念中学的时候（怕不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从台湾看大陆”；谢二哥班上有位同学如此写道：“看不到。”那孩子当年肯定拿了鸭蛋，或恐还少不了一顿教鞭。

我们且看看这样一个题目，是不是在“锻炼学生思辨及表达能力”这样一个笼统的范畴就解释清楚了呢？写一篇洋洋洒洒数百字之文的人为什么比只写“看不到”的人得分高？若非后者明显地流露出党国机器所不能容忍的讥嘲异议，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起码可以解释成：因为前者看起来知道那个“看”字有复杂的、精神意义上的对照或比较，而不是只能从下面这个题目之中的物理解释看问题：

若X星球距地球为1.5×10的8 次方公里，假设X星球发生大爆炸，而当时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率是300m/s，则爆炸声要经过多久才会传到地球？

① 5×10 的5次方秒 ② 5×10的6次方秒 ③ 5×10的7次方秒 ④ 听不到

这一题的答案当然是“听不到”。道理很明显，太空中没有传递爆炸声的介质呀，这不是很容易辨识的小陷阱吗？花冤枉力气去计算的人栽在了普通常识上。好了，这和教作文、学作文有什么关连？

搞作文教育的人（让我们先假设有这样一个专业，而不是想当然耳的中文系、作家云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无论社会的专业分工如何，一旦形之于书写，都各有其文本语境。在《从台湾看大陆》一题之下的“看不到”明明是物理世界的实情（甚至还包含了诗意的讽喻），却是“错”的、“失格”的；而另一题的“听不到”却意味着答题者能够想象出遥远宇宙中物理世界的实况。

你或许会问：作文和物理扯在一起做什么？我的答复是：不然作文该跟什么扯在一起？作文，不就应该与万事万物、各行各业、诸学诸术都有关吗？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这么写：“站在月球表面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在踏出了他那一大步的时候，应该看见了遥远宇宙中人类科技的未来。”或者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这么写：“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伦纳岛的时候，还能听见他为自己加冕时的圣歌吗？”试问：这是文学？或不是文学？

作文当然不是文学，也不以训练文学家为目的，但是作文并不排除文学。相对来说：作文老师之为人，恐怕正是以真正伟大而繁复的文学传统去丰富那些令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宇宙介质呢！在前揭阿姆斯特朗的那两句里，你看得到作文者对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讴歌；在拿破仑那两句里，你听得到作文者对独裁君王的谴责或惋叹。这两个例子都不是出于我的生造——而是当年我在陆军通校担任教官时让班上（无线电专修甲班）同学试作三百字的短文中的两段。

我的练习题很简单，出自齐克果（台湾译名，即克尔凯郭尔）的段子。齐克果在他的随笔中曾经开过巴克莱大主教冗长演说的玩笑。当时齐克果是这么说的：“当我们叙述：‘当A事件发生时，B事件也发生了。’那么，A所占的时间一定比较长，B所占的时间一定比较短。”

这话很好理解，在生活中随手一例：“当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独立评论》传来了邀稿简讯。”不过，齐克果很顽皮，他举的例子是：“当巴克莱大主教在发表他的演说时，拿破仑利用火炮和骑兵的威势，越过阿尔卑斯山，打下意大利，攻陷埃及，最后统一了欧洲。”不消说：齐克果借由这例句讽刺了巴克莱大主教演讲之冗长、无趣，以及与世事漠然不相关。

我用齐克果的玩笑当引子，规定我的学生们必须在一篇自订题目的作文中使用这“当A 事件发生时，B事件也发生了”，我还当堂规定：A和B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是心理活动。

那些被我戏称为“小鬼”的孩子日后没有一个成为文学家——其中一个还曾被我撞见，在夜市批发水果——可是在士官班当年的作文课堂上，经由适度的游戏锻炼，他们几乎都很能够调度叙述的时式，运用语气的悬疑，穿插、交织生活中的种种语境，大部分的时候，作文里所表现的，都是枯燥操劳的军旅生涯中值得同情一哭、却只能付之一笑的甘苦细节。

对当时的学习者而言，他们不是在作文，而是反刍不得已而然的生命。不消说：之所以会有阿姆斯特朗和拿破仑出现在文中，一定也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物理课和历史课提及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想象、虚拟大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是多么地亲切和体贴呢？我只能说：一个看似公式化的句法，还是可能在角落里挑动着作文者真实的情感。

如果有一个又一个的题目，能够勾动你去反刍你那不得已而然的生命，你会觉得那是中文系、作家或者是作文专业老师才看得到、听得到的事吗？

你不写，谁写呢？

例　

想起课室里的几张脸

我和家里的高中生闲谈的时候，说起这个刚开始的求学阶段里同侪多样性的重要。一不小心，话题就转入了我四十多年前在课室一角的封闭记忆。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只有几个名字、几张脸孔——严格说来，也可能只显示了我高中生活的几个片刻。

那个班级编号一〇一，在一排低矮老旧建物的最南端，突出于课室门楣旁边的绿底白字木牌是我和所有新同学相互结识的重要媒介——我总在下课时间把它从挂钩上踢下来，赢取陌生同学赞叹的眼神，这些陌生的同学也不吝给我掌声，或者向我介绍一些可敬的对手。我在成功高中所听到并印象深刻的几个名字之一，“孙铁汉”，据说是一〇三班的。

告诉我“孙铁汉”三字的是坐在我左前方的项迪豪，他和孙铁汉都是跆拳社的，据说那铁汉虽然踢得并不高，但是“出腿很快”。项迪豪和坐在他后面的叶常仁似乎有某种遥远的亲戚关系，又都是台北东区某贵族中小学的毕业生，温和稳重，斯文有礼，连冒青春痘都十分严谨节制，寥若疏星，浑身透露出一种高级公寓里才养得出来的白皙气质。叶常仁每每基于邻座之谊、在我飞踢班级牌的时候高声鼓掌——我第一次发现，看上去如此细致柔软的手掌，居然发得出那样惊天动地的声响；有些时候，我还真是为了听他那出奇爆裂强大的掌声才模仿李小龙的。

我和叶常仁、项迪豪都是李小龙迷，我告诉他们：李小龙所独创的截拳道另有渊源，叫做“趹拳道”——“趹”字是我好容易从字典里一笔一划查找而来，字形接近韩国国粹的“跆”，字义则是急速奔跑，比起“跆”字的“跃起、踢出、落下”又显得诗意而大方。我告诉班上的同学们：趹拳道是一门古老近乎失传的武术，比跆拳道久远，比截拳道实用；为了取信于人，我还掏出了一张印有“中华民国趹拳道推广协进会”单位字样的名片。那是南机场专印名片喜帖的小商家给印的，花了我五十块钱。

可是居然有人不认识李小龙，他叫曾国荣，来自一个我从前没听过的地方——后龙；有一天他在我身后猛可冒出一句：“李小龙是谁？”我惊呼出声，转回身去，请他再说一遍，他就又说了一遍。我再问曾国荣邻座的吕志良——一个来自新竹、生得剑眉星目的大帅哥：“他不知道李小龙呢？”吕志良挑了挑眉毛：“所以呢？”

所以我立刻被右邻座的魏铭琦记了一笔。魏铭琦是本班风纪股长，两年后甚至干上了毕联会主席。我们十八岁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想起他来的时候总觉得他没有从政尤其是跟立法或执法有关的政治事务真是太可惜了。

魏铭琦是带着极为强烈的耻感勉强进入成功就读的，他从大同中学毕业之后，应该已经混过“学而”之类的补习班，非第一志愿不足以显名声以扬父母的那种势头；这是为什么他的书包盖子一掀开，内面就有端楷毛笔的两行对联。字句究竟如何，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意则是：记取教训、洗雪耻辱、考上台大。

他可能认为，我就是进了成功高中居然没有耻感的那种麻木不仁的人，又或还是导致他将来不能雪耻的害群之马。基于地利之便，他经常能够就近观察到：我在上课期间，总是和叶常仁谈日本摔角、和项迪豪讨论孙铁汉的腿长、教曾国荣认识李小龙，以及和吕志良有一搭、没一搭地学两句客家话。魏铭琦用划“正”字的方法，记下我上课讲话的次数。

我们的导师胡达霄是国文科教员，日日西装革履，手提〇〇七皮箱，戴一副深色方框墨镜，上顶波浪状大油头一包。这一天下午班会时间他进了教室，〇〇七顺手往讲桌上摊平，摘下墨镜，说：“刚轧进去一张票子，二百八十万。”我们都知道，那二百八十万不是高中国文教员兼班导薪水，而是胡达霄兼差开一家名为“南强”的电影公司业务所需。至于“南强”拍些什么片子，胡达霄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天他报告了轧票子的数目之后，右手朝我一戟指，左手插腰，用他那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柔软国语道：“张大春！站起来——说，你自己说，今天上课讲话几次？”

我悉心回想了很久，真感不胜负荷，老是记不得某个话题到底是第十一次、还是第十二次的时候说的。胡达霄却再也忍不住了，斥道：“三十二次！你一天上课讲话三十二次！你有几张嘴啊？”

回首我的高中生涯，我总是从这几张脸开始，到胡达霄的那几句问话暂停。我有几张嘴呢？真是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一张嘴的确不够使唤，我的高中时代——不是雪耻考好大学的竞技场，我也当真没有一点耻感。这是我离开暖房一般的私立中小学、开始接触到各色人等的最初记忆，是那样俯拾皆是令人意外的异质。虽无可道之迹，却有不灭之痕。

是的，我承认，我从来没真敢跟孙铁汉较量。倒是后来有一次，我果然把一〇一的班牌踢缺了一角（真相是木牌摔落水泥地面的撞击所致），这事没有人说出去，连魏铭琦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