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毛求疵”语出《韩非子·大体》，说的是把毛发吹开，寻找皮肤上不起眼的疤痕。此语寓意明显：挑刺儿、找麻烦。写文章必须具备这样的精神。一个字的计较，常关乎一篇文章的气韵。更有些时候，关于一个字的斟酌、考较、穷究与研商也可以看出为文之心。

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有很多不成文章的小段子，多是随手摭拾。时日既久，根本忘了出处，其中有几条是跟改文章有关的，统其绪而抄录下来，虽然感觉微酸，似也有正襟危坐以面对文字的庄重。

先说一个人，叫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生年不详，元代至正二十年（西元一三六一年）前后在世。明太祖辟礼贤馆，亦为当局所延致，曾擢翰林编修。他的同乡宋濂辞官退休的时候，曾经荐以自代；称他“文词蔚赡有法，殆非虚美”。苏伯衡一生数度称病辞官，闹得明太祖十分介意，最后还是找了个上表用字舛误的过失，把他给杀了。偏偏这个人是讲究作文的，其罪与死，恐怕还有深刻的用意——求仁得仁乎？亦未可知也。

回头说我的读书小笔记，苏伯衡只占其中一条，但是它影响我的写作十分深重。先抄在这里：

答尉迟楚问“文章宜简宜繁？”曰：“不在繁，不在简，状情写物在辞达，辞达则一二言而非不足，辞未达则千百言而非有余。”

和苏伯衡这些话抄在一起的，是刘知几《史通·叙事》论《汉书·张苍传》的一段话。《汉书》此篇有几个字：“年老，口中无齿。”刘知几就以为“年”、“口中”三字为“烦字”，是可以删去而无碍的。刘氏的立论是：“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抄在刘知几隔壁的，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著称的王若虚。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讲究精简文字的议论也不少，而且专拿大经典《史记》开刀。司马迁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这么一段文字：

须贾谓范雎曰：“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范雎归，取大车驷马。

王若虚这一刀砍得很深广，剔筋刓肉带去骨，中间一大段全不要了，他以为“范雎曰”以下，司马迁的后半段应该写成：“愿为君借于主人翁，即归取车马。”显得干净清爽。

不过，我却不能同意王若虚的意见。司马迁显然是刻意要三次赘用“大车驷马”，第一次用“非”带头，第二次用“借”、第三次用“取”，强调须贾求索意志之强，也强调范雎践履一诺之切。

看起来比较有道理的删削，是《史记》的《周本纪》、《齐世家》中称武王观兵的一节：“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王若虚删去后面的两“诸侯”。此外，《史记·李斯列传》里也出现了的确像是衍字的一段叙述：“李斯出狱，与其中子（即他的第二个儿子）具执，顾谓其中子曰……”王若虚以为第二处“其中子”可以省略。就简炼、明快、不冗赘的要求而言，司马迁不能不承认原文小疵。

也有实在不知道该同意还是不该同意的改动。

《史记·李将军列传》：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王若虚认为这段叙述多了两个“石”字，应该改成：“尝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这一改动有没有道理？见仁见智。就像《史记·陈涉世家》中准备造反的陈涉的话：“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若不重复冗赘，那“死”字看来会不够沉重。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这一段原本写得委婉缠绵，后来被改得明快简约，我却总觉得缺少一点回荡之气。

王若虚是这么改的：“相如已死，其妻曰：‘长卿固未尝有书，时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独遗一卷，曰：有使者来，即奏之。’其书乃言封禅事，既奏，天子异焉。其辞曰……”

当我们玩味这些文字的时候，必然会有自己的感觉和意见，有的人喜欢简练，有的人喜欢丰饶。徘徊二端之间，一般比较容易体会排比整齐、对仗凝重的句子，比较不容易滋味出清简疏淡、化骈入散的功夫。然而，文章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哪怕是觉来带些古涩轻酸的文言文，多体会两遍，不过是几眨眼的工夫，揣摩出用意与驾驭之道，文章就不只是流利，还显得铿锵琳琅。

例1　

一枚真字动江湖

西元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间，曹纕蘅主编《国闻周报·采风录》，前后五百期， 有推激骚雅、恢阔宗风的成就。曹纕蘅，四川绵竹人，在同光、光宣一脉相承的宋诗格调当令了半世纪之后，他能够排除门户之见、扞格之说；以温柔敦厚、兼容并包的胸怀，让取材、取径、取法、取义不同的诗，都能在这个园地上绽现姿彩。而曹纕蘅自己的诗也兼得唐、宋两朝气格，呈现一种大方无隅的圆融神理。

曹纕蘅年寿不永，五十四岁上便辞世了，留下了一千多首诗，以及无数曾经在《采风录》上分润中国旧文坛最后一掬膏露的读者和作者的怀念。他主要的诗作收录在《借槐庐诗集》里，这个集子之所以能够付梓传世，还历经辗转拖磨。先是由曹纕蘅的入室弟子曾学孔一笔一划，以钢笔抄录在劣质的纸上，字小如粟。曾学孔于“文革”中“挫折以殁”，手抄本之借槐庐诗尚未成编，居然堪称海内孤本，是曾学孔的友人许伯建颇有眼力，将之赠送给声名斐然的前辈女诗人黄稚荃。

黄稚荃是民国女词人吕碧城的弟子，于曹纕蘅也算是晚一辈人，原本并无深刻的交往，可是她却小心庋藏起这一部手抄稿，留待多年之后，交付曹氏后人，黄稚荃在一九九二年为此集做序，隔年便以八五高龄仙逝了。这本《借槐庐诗集》终于在一九九七年问世。

论世知人，论诗亦可知人。我将曹纕蘅的这个集子，反复读过几遍，发现此老爱用“真”字提神，其意颇见幽微。什么是“用真字提神”呢？粗略地说：“真”字之义，不外本原天性、实在不假、正直清楚数端，尽管旁及道教仙人、容貌画像、甚至汉字书体等等，皆可于日常体会，并非罕僻。不过，用之于诗，则别有一种刻意作惊诧状、居然如此、不忍置信的情态。比方说《柬范老》：“掌故待从前辈问，鬓霜真遣远人知”；如《寄怀海上》：“真成浩劫哀猿鹤，孰向遗编辨鲁鱼”；再如《庚午春游杂诗十五首之十四》：“莺花微惜匆匆别，葵麦真成岁岁新”；或如《秋草再和味云四首之一》：“黏天曾作无边碧，匝地真成一片黄”；还有《沽上喜晤醇士，即送南归》：“扬尘真见海桑枯，喜子朱颜了不殊”之类，以及《鲁南大捷》：“问天终信哀军胜，背水真从死地生”；《默君来渝枉谈，赋柬》：“君话双枞似隔生，泪河真欲为君倾”……可以说是多得不胜枚举。

在诗句中夸张其情，本来是熟手惯技。不过能仅以一个“真”字用在各种经过“讶异感”而催化鲜明的境遇之中，诗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人。这让我不禁想起《庄子·养生主》里面那个十九年没换一把刀的庖丁，真觉其游刃有余！所谓诗法，有从大处谋方略者，有从细处得窾窍者，尤其是善用一二普通用语，却灵活周转，从容不疲，曹纕蘅的这个“真”，应该可以用“四两拨千斤”名之。

《石遗室诗话》堪称巨著，作者陈石遗曾经在苏州胭脂桥畔购屋僦居，为晚清词家朱强村写过一首《避兵上海答古微》，曹纕蘅隐括其意，也写了一首《石遗买宅吴门胭脂桥畔，赋贺兼柬松岑》，起句所用的一个“真”字最为传神，明明说的是逃避战乱，却被这个带有强调意味的字敷衍成有些可疑、有些犹豫、有些不知道该向谁发出“天问”的讽谑，兹录其原作全文：

浮家真为避兵来，笑口因君得暂开。花竹料量宜晚计，江山弹压要诗才。讨春好买横塘棹，冲雪新探邓尉梅。子美方回先例在，遥飞一盏贺苏台。

整首诗自然是庆贺酬酢之属，洋溢着一种轻松、愉悦、即目赏心的和畅之感，通篇读过之后，回头在独独品味那个“真”字，你不能不喟叹：藏在如梦似幻的好景佳会之下的，是令人不堪相信又不敢不相信的兵灾，它看似在远方，诗人和读诗的人已经躲过了，然而——真的躲过了吗？真的吗？

例2　

百无聊赖之事

除非百无聊赖，不可能将网友的随口一问拿来当学问作；也除非百无聊赖，不会从头到尾读一遍《论语》。但是百无聊赖有个好处：在不可疑处生出疑惑来，一旦求解，就读了书。

曾有位网友来我博客说他看李敖的节目，讲到《论语》里的一段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李敖举证历历说这里的“易”应该通“亦”，重新标点后应该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再给我几年寿命，或者五年、或者十年，来学习，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了。）

这位网友的结论是：“老实讲，我被说服了，但是这种说法始终与我初高中的学法不同，我去问了几位初高中的国文老师，全都一致说课本是对的。”

他想听听我的解释。

李敖的原说何所据？我欠学。仅就那翻案之说来看，大约李敖是指出“易”为“亦”的同义字。

在古籍上，的确有这样通用的地方，《列子·黄帝》：“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此处的“亦”，张湛的注是这么说的：“亦，易也。”换言之，亦通“易”。

此外，《素问·气厥论》：“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又谓之食亦。”在此处，王冰的注是这样说的：“食亦者，谓食入移易而过，不生肌肤也。亦，易也。”

写“亦”而表达的却是“易”若成立，那么写“易”能不能也表达了“亦”呢？也有这例子，同样是在《素问·骨空论》：“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易髓无空。”王冰的注说：“易，亦也。骨有孔，则髓有孔；骨若无恐，髓亦无孔也。”

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明：在《列子》、《素问》成书的时代，此二字有通假的情况。《列子》这本书极可疑，历来学者多认为这是晋代道家之士拼凑成章之作；而《素问》成书也在战国以后。

回头再看：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似未见任何书中有此一通假的例子。这是学者判断的依据之一。一般说来，在儒家经典上立新说颇不易，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比较《论语》内部有没有同样的“亦”、“易”通假的用法。我将《论语》全书查考了一遍，除了“不亦”、“抑亦”这一类的连用语不论之外，发现“亦”作为介词和连词的用法都有，像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君子亦有穷乎？”这一类的例子共有十七个；而“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一类的例子则有十一个。不过，“亦”、“易”通假之例，则一个都没有。

另外，就文义判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以和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相对应，其义自显。如果断读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在语感上，那孤悬的“五、十”两个数字很突兀，而“十”已经是整数，很难说是“几年”的范围，与《论语》其他的内容相勘，也没有以将孤立的两个数字断读而成义的例子。

然而，经典例有“歧读异解”之趣，何妨李敖有他一说？既然李敖可以有他的一说，我干嘛分辩这一场？道理亦很简单，百无聊赖读《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