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回报”直截了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大学的回报是否仅仅只是金钱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即产出和回报）吗？我们必须探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激烈争论不外乎以下几个：不断飙升的学费、严重膨胀的学生贷款以及令人担忧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关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我们关注的是预算削减、远程学习、大规模网络公开课以及大学存在的形式等。若倾听更高层面的讨论，人们会听到国家竞争力、21世纪劳动力、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繁荣前景等关键词。在种种讨论、对话和激辩中，我们妄自认为，铸成幸福生活及健康社会，只需要经济实力足矣。

金钱固然重要，它支撑着职业发展、生活保障和国民实力等，但问题是，需要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金钱吗？个人的生活不仅限于工作，而工作不仅限于收入；国家不仅限于它的财富，而教育也不仅限于培养职场能力。我们要千万警惕企业家或政治家的蛊惑，作为一个人，你要相信自己不仅限于能为企业产出多少利润或为国家贡献多少GDP。追究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无异于追寻生命的目的，即社会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意义。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学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众说纷纭不绝于耳，学生则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从大学校长开始，从上至下，都只在讨论数学和科学。媒体工作者和行业权威人士（其中部分为人文科学背景，几乎没有来自医护或工程背景的）不停地向年轻一代说教，要谨慎选择专业及学习方向，不断提醒学生万万不要掉入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学习的陷阱。排名最高的“十大专业”往往是最具职场潜力的，而不是最有意思的。排名最高的“十大领域”往往由平均收入来决定，而不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来决定。在这些排名之外的学习范畴或者其他专业方向经常会遭遇一个典型提问：“你学了这个（专业）想（或能）干什么？”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落伍了，“英国文学专业”更是个谜团，它扑朔迷离，让人看不清前路。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实用主义的力量如此强大，无时不在，如同一名警察时刻准备要盘查任何不够现实的学生。难道我们担心，所有的学生都要争先恐后地去上康德的哲学课或者弥尔顿的文学课吗？

英国文学专业令人避而远之，目前只吸引了3%的大学生；相对比之下，商科超过了所有艺术和文科总和的一半，吸引了21%的大学生；1971年，73%的入学新生认为“培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37%的入学新生家庭条件相当富裕。发展到2011年，这两组数据几乎颠倒了，47%的学生高度认识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重要性，80%新生家庭相当富裕；在过去的30年，我们几乎一直在呐喊金钱创造快乐，并对争取个人名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现在大学生对大学的认识就是职业发展的跳板。

诚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个人更需要懂得生活。既然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计算上大学的回报是什么，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去计算为人父母的回报，与自己的密友共度时光的回报，享受音乐的回报以及阅读书籍的回报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为事情本身有意义。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个听话的顺民。之所以我们要去探究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自己至少还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大学承担的责任首先是教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这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但是它的实际意义要比我们的认知广和深。思考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领域服务（比如如何解决方程式或者如何分析文章），甚至不是获取跨学科的工作能力，思考实质上是培养出思辨的习惯，并把这一习惯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简单来讲，学会思考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身边任何事物，不自以为是，不妄下结论。

每当学习之前，我们先要“放空”。当来到大学时，你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从你出生开始，你的所见所闻所想，包括现实故事、虚幻神话、固有认知、价值观和神圣的言语等已形成了你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感知。引用阿兰·布鲁姆的话，“你的灵魂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执教大学新生多年，我注意到，大一学生似乎总是能够不假思索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我提出的任何事物给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之前是否接触过该话题。他们的大脑犹如一个容纳着一系列固有思想的化学容器，一旦接触到一个话题，个人的意见会迅速反应并从化学溶液里以固态形式沉淀下来，给话题披上一层膜。我后来发现这种现象不仅限于18岁青年。

整个社会如同大混合体，充斥着广告信息、政治宣言、对社会现状肯定的新闻报道、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政党社团以及阶层的教化式理念、每日在社交媒体上互传的无聊段子、父母善意的谎言以及朋友参与的社交活动，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式的宣传中，我们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感知或偏见）。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不论是在马萨诸塞州（美国东北部）还是密西西比州（美国南部），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原教旨主义者，“常识”都是一视同仁地强大。真正的教育（即“博雅教育”）的首要责任是教会人类把自己从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常识中解救出来，先要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而不是被“常识”这匹蒙着眼睛的野马拉着跑。

在《教师》（Teacher）这本书里，马克·埃德蒙森这样描述一位在他17岁时，把他从痛苦挣扎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人物。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与苏格拉底（即柏拉图的老师）的方式如出一辙：他倾听学生的意见，启发式地把问题映射回去，或者迫使学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必须先承认自己的观点本质并为其辩护，在聚光灯之下以严谨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每位学生都能够剖析自己的想法，以批判式逻辑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这样学生才开始培养出自己的理智。整个过程就是让学生在不熟悉、不舒适的环境中得到锻炼，通过不断提出疑问，而不是吸收老师的观点，学会独立思考。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系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认为，大学4年是“一段珍贵的时光，学生不用为生计发愁，有机会真正思考并反思周边的一切”。当然从高中开始，我们就走向成熟并开始学会思考，就如同马克·埃德蒙森一样，但是周边的环境依然严重限制着你，如父母的监管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试所牵制的教学。但大学不一样：它是成年生活初期最自由的一个时间段，它是为迎接成年生活特别设计的喘息时间。大学所赋予的自由简直是一种特权，不是吗？绝对是。你怎么可以轻易地抛弃呢？至少也要享受特权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依赖自己学会如何思考的，但是这样的成功率并不高，因此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导师。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闻所未闻、观所未观，打开我们的耳朵、拓展我们的视角。自学成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钝和自我封闭。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使学生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思考，锻炼学生思维的精确度、耐心、责任心以及柔韧性。如同我的导师卡尔·克洛勃（Karl Kroeber）所说的那样，教授将促使学生不仅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不过其中大部分将会是错误的。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是，有专业人士提醒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

大学所提供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学们对各种话题可以用严谨的态度相互质疑和辩论；在宿舍里，同学们以最放松的心情促膝相谈至深夜。前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后者是为了推翻共识。美国作家路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p）在回忆自己在耶鲁大学经历时这样写道：“我大部分的收获来自坐落在小教堂路上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里，我们天南地北地讨论各种话题。在那里，我们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包括上帝、人类、存在主义等等。这些话题来自大学课程‘英国文学10’或者‘哲学116’的原出处选集。课堂如同一个沙盘，个人需要努力沙海拾珠。”

大学并非是学会思考的唯一机会，它既不是第一个机会，也不是最后一个机会，但它绝对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敢确定的是，如果你在大学毕业时还没学会真正的思考，那么在毕业之后成功概率就更低了。大学的意义是帮助我们生活得更警觉，更有责任感，更有自由度并更加完整。如果大学4年完全就是为了就业而准备，那么我们显然荒废了这段黄金时间。最近一次访问布莱恩摩尔学院的时候，我有幸与几位大四学生交流。其中一位向我提问：“毕业之后，我该如何把我在布莱恩摩尔学到的女权主义的理想运用到生活中？”我欣赏“理想”，但是我更喜欢她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如何去做）。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个人简历。

学会思考仅仅是个开端，具有最特殊意义的思考对象是你自己。从传统角度来讲，博雅教育是为了培养每个人在民主社会里应该具有的公民能力和技能，从而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在博雅教育的课堂里，学生参与辩论、有原则的反对、相互尊重的互动和交流。但是如果我们对博雅教育的理解仅限于这些功能，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欣赏是远远不够的。为公共利益服务只是第一层面，该性质的教育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为个人服务，而且是绝对服务于个人利益的。

哥伦比亚大学传奇式教授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er）在给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总是强调，“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建立自我是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一件事，过程将充满挑战和困难。至于建立自我是否令他人受益，那并不是主题。

建立自我，乍一听有些陌生。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发现，“我们已经灌输给每个人（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思想，自我是每个人都已经拥有的（无须建立）。”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自我，而是缺乏自我的内涵。浪漫派诗人济慈形容我们的世界为“灵魂铸造之谷”，但这个“谷”并不是传统认知上的那种“苦海无边”，它并不是一个为了拯救我们到新的世界而必须磨炼灵魂的深渊。“灵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与罪恶和道德相关的概念。济慈所定义的“灵魂”指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一个由道德、理智、感知和情感所构成的完整的个体。之所以称此世界为“灵魂铸造之谷”，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建立完整个体的坩埚。

虽然济慈认为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悲痛，但是他提醒我们，“难道你不觉得世界上的痛楚和困难对培养人的理智并铸就灵魂是必要的吗？”（“直升机式父母”和一心求稳的家庭需要听清楚了）。在存在悲痛的同时，这个世界又充满着欢乐、爱心以及其他情感。我们内心必须能够感受这些情感，并同时用1000种方法来磨炼自己。当我们的内心有所感触，在情感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就获得了智慧。与生俱来的思维，只有在经历了反思、内视并建立起思想和内心的交流及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成为一个独特的、具有灵魂的个体。这就是如何建立自我的重要步骤。

那么，大学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完成“自我发现”仅仅依靠个人力量的难度过大，大学可以做的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你所读的书，听到的理念，看到的艺术和创意作品，以及感受到的来自他人在“自我发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声音会给你带来压力，这些都是一种煽动、干扰甚至侵犯。他们的作用是促使你质疑你之前所有的自我认知。

阿兰·布鲁姆认为，“博雅教育将质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学生愿意接受推翻先前所有认知的风险。只有这样，真正的博雅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一个学生的生命”。这个过程既是煎熬的，又是令人振奋的，它并非“学术性质”，但是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生，我们会觉得自己脱胎换骨，获得了重生。作家路易斯·拉帕普引用一位老教授的话，“教育是一种自我疗伤”。

我之前建议我们不能被动接受思想，现在我鼓励我们为自己而想，毕竟这两者是一回事。要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注定要改变对生活的看法，或者反之，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在我们还未足够成熟、未有能力质疑我们被教导的理念之前，其中灌输给我们的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告诉“我们是谁”的理念，有关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大学是我们应该开始为自己做决定的初始阶段。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更强烈地建议，我们必须考虑，“到底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不仅仅是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首先要明白自己已经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其他人怎么评论你，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发现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两个极具智慧的问题，等着我们回答：（1）什么是优质的生活？（2）我该如何拥有那样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不特别喜欢有些人把大学的目的规定为“建立一套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论”，这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生命力。

首先，“建立一套哲学论”听起来好像你在起草一个协约。其次，它是静止的。你建立一套哲学论，然后就像一个随身佩戴的盒子，终其一生相随，以备不时之需。大学的经历远远要比建立生活理论深刻得多，它触及到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而且无与伦比的变幻莫测。它不会因为从大学毕业或者在将来的任何时刻停止。作家拉帕普笔下形容的自我疗伤的那个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因为我们自身将永远不会回归到当初纯净的无意识状态。每个人在大学期间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反思的习惯，即拥有从变化中成长的能力。

虽然我并无宗教信仰，但是就生命追求这个话题而言，也只有引用宗教词汇才能阐释清楚，比如之前多次提到的“灵魂”，只有运用宗教词汇才具有足够的分量阐明我所关注的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妨把大学的经历看作天路历程，是去朝圣。虽然你并不知道你将来的信仰是什么，但此次历程将带着我们发现真理，发现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接触的思想就是你将被救赎的途径和工具，你必须全心投入地参与，避免掉入他人哺喂给你的思想以及为你设计梦想的“二手生活”。我们普遍能够接受，修道院是一处为我们提供寻找生命意义的空间，那么大学也应该如此。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接触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也有人类的文化世界，即我们的第二个自然界。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发现自我，那么我们就如同得到了重生。试想一下，倘若一个人获得了天下，但是失去了他的灵魂，那他到底有何收获呢？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全然不顾他人对你的评论。这种教育的目标当然要超越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或者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但是麦德林·列文医生发现，在她众多的青少年患者身上，自我空间是缺失的。著名作家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人可以一直忙忙碌碌，不需要灵魂，只需要放大的自我和意志力，但是不乏内心空虚者。小说家E.M.福斯特（E.M.Forster）从人性上分析，这种人群根本不能表达与“我”相关的概念，比如“我想要”，因为“我想要”的前提是要明白“我是谁”，因此这些人只会说“要钱”“要豪宅”或“要哈佛”（最终跟“我”没有关系）。

在《高等教育》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阐述，大学的使命是成就一个更有意思的你。这个使命的前提是，你认为成为“有意思的人”对你最重要，而且你认识到你将是陪伴自己终其一生的唯一人选。但是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并非由资历堆积而成的自我实现，比如说同时修4个专业，时任大学报社编辑，参加合唱团，创建非营利组织，并学会烹饪异国他乡的美食等等，这些都不能成就有意思的你，因为“意思”并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不是刻意去成就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若从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虽然学校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经在学校了，那么不如认真完成这种改变。既来之则安之，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于你，那么他已经对你进行了一次掠夺。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过笔下人物感言：“我不如就获得一次教育。这听起来让人感觉教育是物品，如同一件可以获取的女士外衣。”显而易见，这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你”，而不是教育。“教育并不能被获取，反之，教育是在影响或改造你。”“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