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方向

“自我价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工作，工作是当下急需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要发展个人职业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职业发展并非驱动“自我价值”的全部理由。

《有目标地工作》的作者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书中建议读者向自己提问。“我擅长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我坚信什么？”诸如此类问题在职业发展的转折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过于实际，急于求成，往往忽视这些问题，就如同威廉·达蒙在《通往目标之路》中提到的，这种做法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迷茫的，也将得不到满足感。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生活，但是当我们尝试改变方式提问，“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快发现，事实上“自我了解”是一件最实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找到自我的价值所在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有谁希望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必须要赤裸裸地去面对诸多如此尖锐的问题。呜呼哀哉！

“职业”（Vocation）这个词在拉丁语里意为“召唤”，你是被召唤去从事某种职业，你是被选择，并非你选择职业，因此职业是你的天命。当然“召唤”的实现需要自身的努力，自己先要变得敏锐，愿意接受“召唤”。找到自我的前提是解放自我。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一直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他是无法听见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声音的。这何谈召唤？！年轻有为的新一代，我们其实熟悉干扰我们的声音是什么。

我听闻一位哈佛大学学生以研究哈佛大学作为毕业论文题材，赞美哈佛培养了学生的自我效能，哈佛学生坚信任何事情皆有可能。该论文分析了两类学生：一类是认为考试简单，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另一类认为自己聪明，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而哈佛擅长的是培养第二种类型的学生。对我而言，后者更像是一种自信，而且我认为，被哈佛录取的学生，或被其他同等级名校录取的学生对自己本来就充满信心。暂且不比较这两者，真正意义上的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了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于成绩，真正的自信是自己决定了什么是成功。

这位学生进一步论证，哈佛毕业生学以致用，把“自我效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并为社会创造新财富。当我提问“自我效能”如何为社会创新时，对方所引用的例子是“成为世界500强CEO”。我只能说这并非创新，而是成功，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成功”。“创新”如今风靡一时，被解读成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需要对“创新”的认知进行一次革新。

传统意义上的创新来自艺术类想象或者科技类想象，比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工具，一种新药或者一个APP软件。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创新，那是一种“生活创新”，依赖于“精神想象力”。这里的“精神”并非“精神面貌”，不存在对与错，“精神想象力”意指一个人有能力摆脱固有的生活方式，以最大尺度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时，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或其他类似选择。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同样的道理，当你迈入名校时，你面临着医学、金融、咨询和其他选择，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在其中选择。你可以转身离开，留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思考。

拥有“精神想象力”绝非易事，与“精神想象力”相关的是个人品质，而非理智，我们既不能通过学习，也不能通过竞赛获取精神想象力，因此很多精英学生对它感到陌生。发挥“精神想象力”，尤其是面对家人和朋友的阻力，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有“精神想象力”的人的想法往往不会迎合社会，他们的选择或许会使周边的人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全，甚至会迫使周边的朋友质疑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他们自己曾经未能做出的抉择。

勇气有两类：肉体层面和精神层面。我们通常所敬佩的是肉体勇气，它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是相当容易的。想象一下，你的战友与你并肩作战，你的社区为你助威呐喊。在从众心态的影响下，如果众人一起被生活所困，个体也许更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一旦给予机会摆脱困境，大家反而开始惊慌。精神勇气的不易之处就是，个体必须只身作战。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与传统和平庸决裂，与内心那个声音并肩作战！

我曾经有机会观摩斯坦福大学的课程，与学生讨论以上的话题。很巧合他们正在学习《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这本小说，而这本小说提供了最理想的意境来思考这些话题，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赞美这是一部为成人而著的稀缺伟作（尽管存在一些瑕疵）。

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乡村，那是一个严重缺乏精神成长空间的年代，年轻女士尤其受限。小说的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是一位具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她追求有意义、有影响力的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改变只能是从个人生活着手。当大家都期待女主人公与帅气、温和的詹姆斯爵士结婚的时候，她出乎所有家人和邻居的意料，做出了令人惊呼的决定，选择了爱德华·卡索朋（Edward Casaubon）牧师。女主人公看到的卡索朋牧师是一位朴素的、受人尊重的、博学的智者。协助卡索朋牧师参与理智方面的工作将是一种荣誉。而詹姆斯爵士后来与女主人公的妹妹希里亚结婚了。

结婚不久女主人公发现了卡索朋牧师的另外一面：病弱的、狭隘的、缺乏情感的。她的生活陷入了孤独和黑暗，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个天大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幸灾乐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女主人公是否就应该与詹姆斯爵士结婚，过着她妹妹般小女人的生活？如果你不保守求稳，现实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稳。这是生活给予的简单回馈，很现实也很犀利。

该书作者乔治·艾略特自始至终欣赏女主人公的伟大灵魂。在这篇伟作的众多人物中，女主人公是唯一一位既拥有“精神想象力”去构想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拥有“精神勇气”去付诸行动的人。因此，在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她选择了一位具有理想，但是不具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改革者。这次的决定比第一次具有更大的风险，招致了更大的家庭阻力。她的代价就是要放弃她舒适的生活，移居到城市，如她妹妹所言，将过上“风餐露宿”的生活。这种生活，她的妹妹希里亚简直无法想象，不得不担心，“姐姐你将如何生活呢？”“你总是跟一群怪异的人士在一起。我们将永远不能相见……而且你将一贫如洗。”虽然女主人公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但是作者艾略特让女主人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米德尔马契》这本书的确是为成人所写的。

相较于该书的女主人公，更具有精神想象力和勇气的人物是作者乔治·艾略特本人。在撰写《米德尔马契》这本小说的时候，作者淡化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乔治·艾略特生长的地方如同她书中描绘的小乡村，严重缺乏精神生活。虽然她本人并没有书中女主人公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她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并不逊色于女主人公。她大量阅读，广交朋友，独立思考。当她宣布放弃信仰的时候，她的父亲威胁将她驱逐出家门，但她并未妥协。之后她移居伦敦，浸泡于文学生活，勇敢地以平等的身份在男士圈中交际，这对当时的单身女性来讲几乎闻所未闻。

乔治·艾略特并未止步于此，她继而做了一件更加出格的事情：跟已婚男士有染。艾略特的情人本人就经营着开放式婚姻，他的妻子跟其他男人生育了孩子。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通奸并不稀奇，但是最让人愤慨的是，艾略特对此毫不掩饰。她坚信爱情远比婚姻的法律契约更重要，因此她坚持称呼她的情人为先生，甚至借用他的姓氏，目的就是要正大光明地经营她的感情。她为她的坚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仅社会避而远之，而且连她极其崇拜的哥哥亦拒绝与她来往。但是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并不为此向任何人道歉。她的不屈不挠，她的意志力和写作天赋，在《米德尔马契》这本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很快就被大家认可，成为英文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而这个世界也被迫接受了乔治·艾略特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艾略特毕竟为此付出了25年的代价，而且谁都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

乔治·艾略特充分利用了她所熟悉的主题构筑成她的巨作：自我与社会、选择与后果、懦弱与勇气以及传统与反叛。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并非小说里唯一一位做到了“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世界”的人。仅次于女主人公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名为利德盖特（Lydgate）的年轻有为的天才型医生。他立志在科学界闯出一番天地，但是却过早与一位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美貌女子结婚，最后并没有善终。利德盖特是一位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拥有“精神想象力”，但不具备勇气克服对舒适生活和外界认可的依赖性。

如此描述利德盖特也许有些过分。利德盖特与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样，必须为抗衡外部环境的约束力量而付出努力。这本小说的开篇并未介绍书中任何人物，而是以16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圣女大德兰的故事为切入点，引出了人心抗衡外界约束的核心主题。该部小说里的诸多人物具有圣女大德兰般的灵魂，但是极少数有能力战胜恶劣的生活环境。如果主人公多萝西娅的处境稍有不同，她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好。书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网，把每个人都缠绕在其中。

几十年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他的著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书中，运用了相似的比喻。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感叹，“当一个人的灵魂诞生在爱尔兰，他的灵魂会被千万张网牵锁住，无法自由飞翔。”但是对他来讲，“你可以利用国籍、语言和宗教网住我，但是我恰恰能以此展翅飞翔”。正所谓：欲度关山，何惧狂澜，风生水起，正好扬帆。

在今天，我们同样被各种网困住。比如来自外界的一种典型质疑声，“你（读了这个专业）准备要干什么”就是一张网。“寻觅自己有何意义，不如寻找工作”则是另外一张网。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学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达了困扰他们的一种心态——“自我任性”。比如，“专修哲学，而没有选择其他更有实用性的专业，是否是一种自我任性？”“我的大学文凭能带来巨大的机会，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难道不是自我任性吗？”“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先花一些时间旅行，这是否是自我任性？”这些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在思考一段略有不同的选择，而他们的内心却备感压力，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我们习惯认为，美国乃富强大国，但是我们又惊讶地发现，该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受制于该国在理智和道德精神方面的贫乏，误把“满足好奇心”等同于“自我任性”。大家普遍接受上大学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努力争取追寻属于自己的教育时，又遭遇他人警告，说你是在放纵和任性呢？那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难道咨询、金融不是自我任性吗？难道当律师，享受高收入不是自我任性吗？学习历史是不被赞许的，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职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追求自己的热爱乃是自私之举，但是你若取得丰厚的收入，那就不自私了，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思维。

文学评论家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与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却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教育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声望或其他利益，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竞争名校，不惜一切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以此作为职业追求。

“自我任性”所勾勒起的一幅典型画面是，“树荫之下创作诗歌”，这似乎在建议此类创作型行为是过于梦幻的、唯我的、不相关的、无用的，甚至多少有些女性化以及青春派的。有人会质疑它算不上真正的工作，那是一幅闲赋诗书、无病呻吟的画面。

四面楚歌，有时候让你防不胜防。一位韩国学生暑假从海外归来，在机场被护照检查人员说教了一番，而仅仅因为她想学习哲学。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现在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在一家独立运营的书店工作，生活有保障。但是我的经历与你所描述的情况几乎一致：当我告诉周边的人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在短期之内并没有进一步深造或上法学院的打算，也没有兴趣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政治家时，我所得到的反馈是不理解，甚至愤怒。就在昨晚，我和父亲之间再次上演口舌战，他声讨我浪费了哈佛大学的文凭。他认为学习农耕、服务社区、给予自己时间思考、治愈由于心和事的长期隔离和滞后的社交生活而造成的情感创伤是自私和懒惰的表现，远不及直接“出卖自己”创造价值。

我们或许比较容易理解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勇者和传统大众思想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我们或许意识不到，我们就是造成“遭遇”的力量。我本人20岁出头就读大学期间，遭受到朋友的“威胁”，因为我人生的追求方向代表着令人费解的价值观。作者艾略特就《米德尔马契》发表评论，“我们这一群微不足道的百姓，用我们每日的言行吞没了像女主人公多萝西娅那样自由奔放的灵魂”。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编织各种网束缚他人和自己。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热爱呢？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一个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几个建议。选择做一些自发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学术界就积极心理学课题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两点：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之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阐述并非什么新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就是社交体，每个人的幸福来自他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对接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从心中升起，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卡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氛围偏向实用主义，该校有一半的学生专修经济和政治专业。我曾经有机会与在上“哲学入门”这门课的学生交流，同他们讨论这门课的特点和收获。首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上哲学课，很多人的回答是为了满足毕业学分要求。当我问该课是否有意思时，大部分学生表示同意。我进一步问“有意思”具体指什么，其中一位学生的回答比较深刻：“‘有意思’并非我们所熟悉的定义，这门课提供机会让我思考我想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位学生补充道：“我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过于入迷而忘记了时间。”以这门课为例，我认为，大学多数课程或者所有课程就应该“有意思”，有些学生可能同哲学产生共鸣，也有些学生可能对数学产生共鸣。既然学习如此，那么我们的工作何尝不可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是一碗实用性极高的鸡汤。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当你不擅长工程，选择工程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

作家乔治·奥威尔回忆：“从小时候开始，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要成为作家。在17岁到24岁之间，我一度尝试放弃成为作家的念头，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深受煎熬，因为我严重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在《临终时最遗憾的五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一书中，书的作者，也是一位临终关怀护士揭示了她的对象在临终前最大的遗憾：“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期望的阴影之下。”一个人可以为了等待未来的收获，无限期忍受工作的煎熬，延迟自己的满足感或者放弃享受工作本身。

作家拉拉·加林斯基反对过度强调“个人热爱”，因为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属于自己的“热爱”到底是什么，因此这样反而会令他们产生恐惧感。我之前倡导以“使命”作为个人方向，这对年轻人来讲可能难度过高，因为年轻人可能听不到“召唤”的声音或者听到多个声音，无从下手。加林斯基建议，以寻找“意义”为出发点，询问自己“什么事情会触动你？”或者“什么能让你产生共鸣？”对于措辞，我当然并无异议，而且我们无须修复任何一种形式的措辞。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达蒙也支持“意义”这一说法，因为“意义”能够里外结合，理想地把自己和世界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当律师并不是“意义”，但是通过法律来保护工人的权益以及控诉罪犯则是一种意义。意义在于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是什么。

有意义的工作不受收入水平限制，威廉·达蒙教授的研究发现，“普通的行业，如公交车司机、护士、公司行政职员、餐厅服务员，精英行业，如律师或医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意义”。不论工作性质是什么，达蒙教授强调，持久的“意义”不能仅依赖于工作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虽然现实主义者声称工作只不过是为了糊口，但是问题就在于“只不过”。当他人义正词严地劝告你工作独为生计，应当放弃“热爱”或“意义”时，我建议你观察这个人自己的生活轨迹。我猜想他并非如此。如果他真的如此，那么你了解一下他是否快乐。

大卫·布鲁克斯批评，“寻找自我”或“追求梦想”仅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无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的精神教条。虽然这些“说教式”的语言可能已经被通俗化，被感情化，成了市场推广的陈词滥调，但是它还是远远比精神教条更有深度和广度，它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它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美国作为国家的最基本的信念。美国精神代表艾默生所提倡的“个人自足”以及梭罗的“禁令”，执行自己的生活节奏都与“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主题同时也在大部分的英文经典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个人的成长、自我发展、在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生命价值往往由外界信念架构，如个人在社区里的地位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质，你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机会去思考某种精神，但是现代社会给予了个人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这既是一件礼物也是一个负担。自由可能带来恐慌和迷失，因此我们更容易选择放弃，让他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不能无视这种自由的存在。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不相信“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的价值，而是我们并未培养出孩子寻找和追求的能力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想让孩子寻找和追求。

大卫·布鲁克斯坚持认为，“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形成自我并领导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观点的前半部分：一个学生不可能静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以建立一个自我。大学仅仅是开端，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培养自我反思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但是我认为，从“遇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而“建立自我”这一说法有明显的局限性。或许社会企业家型的年轻人编写软件，把城市需求和服务供应商对接解决当地政府的问题，或者创建项目为贫困落后的学校带来新鲜的食品，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这些事情符合布鲁克斯的说法，但是如何解释其他类型的企业家呢？

比如你制作一款电脑游戏，创建一家设计公司，或者开办一家面包房，这些到底是解决问题还是充分利用机会呢？还有其他更多的职业，如教书、护理、社会工作者、学术研究、神职人员以及法律和医学，参与这类性质工作的不仅仅受其内在的意义所激励，比如我很喜欢孩子，我执迷于考古学以及我愿意为上帝服务，也因为这些工作产生了外在影响。还有一些创意性工作，比如，作曲既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利用机会，它源自内心的冲动，需要表达和交流情感。

布鲁克斯本人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政治评论员和社会评论家，我也许不能精准地描述他发自内心的职业冲动，但是我大概可以猜测，他的内驱力来自几个方面：理智、好奇心、人生信念和情操，而解决问题并非主要动力。显然，布鲁克斯也是寻找到了自己并追求了自己的梦想。

在种种讨论之中，如公正、美丽、善良和真理等指引我们人类精神的北极星——“理想”很少出现，甚至被刻意避免，取而代之的是较含糊的“价值”。但是理想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珍贵，它给予我们力量抵挡地位、财富和成功的诱惑。

理想好比宗教信仰，在我的观察中，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具有最强大的精神自主性，对外界声音的依赖性最低。美国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曾经比喻，“理想是心灵成长的目标，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虽然“理想”很可能在大学毕业之际就滞留在了大学，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他离开校园40年之后，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水深火热的时期，他仍旧写信感谢自己的老校长一直督促自己要坚守年轻时候的理想。

在过去的几年，我有幸接触到很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倾听他们关于离校几年之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需要的大学教育的心得，他们在坚持探索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这里我很荣幸分享其中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名为尤尼斯（Eunice），美籍亚裔，不到30岁。在一次受邀参加耶鲁校友的活动上，我认识了她。尤尼斯在西雅图市郊长大，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之后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在大学期间，她享受到了充足的学术指导，但是职业发展引导却远远不足。在我们后续面谈中，尤尼斯感慨，“大学的职业指导办公室给予的帮助微不足道，职业选择有限、固定，除非你愿意走一条全新的路”。环顾周边的朋友，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从事极其类似的事情，不是法律、医学就是商科，其中最不快乐的是读法学院的群体。令人遗憾的是，几乎看不到有人在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些能够令她一见钟情的事情。

在摩根士丹利工作3年之后，尤尼斯终于选择离开，这也是她第一次选择放弃一件事。她坦承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担心我若继续待下去，对高薪产生依赖感，我将永远不能脱离。”

其后，她来到上海，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其中与她有所交集的不少美国人并没有名校背景，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远远超过她的耶鲁同窗们。有些人开餐馆，有些人从事写作，也有不少创业者：比如一位年轻女子开办了影视制作公司，另外一位从事活动策划，还有一位经营着一家美式纸杯蛋糕的甜点屋。究其原因，她发现这些人身上的一个共性是，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来到上海，尤尼斯给了自己一次机会脱离了“常春藤精英阶层的泡沫”，见识了没有常春藤盟校级别的名校背景，但是依然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上海工作两年之后，尤尼斯决定回到西雅图，利用一年的时间思考并休整。她参加了瑜伽培训班，热衷于义工服务，并准备在一年后开始MBA项目。她非常了解，MBA的教育可能与大学的经历一样狭隘，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主动寻找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回顾大学，她希望自己当时能够尝试更有意思的专业，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选择经济学。如今她认识到，“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经历教育”。但是她也承认，以现在大学的存在形式，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去“内视”，去“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而不是掉入自认为应该追求的陷阱”。

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尤尼斯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承认：“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你感受到为个人简历继续添砖加瓦的压力，而且也必须是名牌。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给谁看呢？”如今，外界的评价对她的影响大大降低，她对物质的追求和拥有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人有欲望，但是我们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辟的回答，应该是“可持续性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玛格丽特（Margaret）。她在阅读了我写的一篇论文之后，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一位完全符合你描述的名校生：在并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造就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我，但同时也在我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耗尽个人储蓄周游世界是不可饶恕的自我放纵。虽然周游世界是我大学多年一直的计划和梦想，但是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向自己的罪恶感投降。最终，我的妥协是成了一名享有全球声望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驻扎在巴西研究气候变化和农业。至少我在海外，而且是在极具异国风情的巴西，我成功地自我安慰。

在任职期，我目睹了资深研究员为了争夺研究所主任一职，讥讽只拥有双硕士学位，而不具备博士学位的同事；另外，我觉得自己是被困在井里的那只青蛙，在研究着我从未涉足的一片土地。面对困惑，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会回想起你的文章，我终于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假装，一直在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事实上，我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专业意在保证4年完成大学学业的前提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海外学习机会。

我一直在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人为之排队。几个月前，甚至有一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申请担任我的实习生。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假装在乎社会给精英拟定的“成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如耶鲁、哥伦比亚教育自己学生所做的，而且各个毕业生都学到家了，我的表现更是相当不错。我不仅升职加薪了，而且也在专业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际级别的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我擅长我所做的，但是最终这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不是我的所爱。

经过一段深度的自我反省，分析自己向往的“智慧”，自己真正想要的技能（而不是假装拥有的那种技能），我突然如梦初醒，我对攀登“成功之梯”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不过就是经营一间非营利性、服务总量不超过30人的餐厅。我年仅22岁，经济实力有限，但是我希望在南美洲实现我的梦想。整个计划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一位抱着同样梦想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康奈尔大学2011届），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在整个尝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花费55000美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创业中显得捉襟见肘，比如如何给墙刷底漆或用便宜的木料做一张木制桌子，如何规划餐馆的预算等等。如果我们最后未能成功，至少我们拥有“精神勇气”，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尤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一心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努力朝着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故事的主角玛格丽特是一位梦想家，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她与尤尼斯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也更有可能招致更多的质疑，包括她放弃的那份受众人追捧的工作。不管是成为富翁还是拯救世界，两者的共性是，她们都为自己的真正所想而付出了行动，而不是屈服于外界预期她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是一次寻找自己天命的长征，而原本并不需要这么长。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在我上大学之际，我的几位兄弟姐妹已经从事医疗行业多年。显而易见，科学是我们家庭的首选，因为职业的成功是必需的，所以除了科学，其他方向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未成文的家规加上我作为犹太移民的第二代，不论我是多么喜爱阅读和写作，我从未考虑过科学之外的选择。

在高中期间，因为受益于两位科学老师，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我对心理学都充满好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在新生入校的第一周培训期间，我发现学校提供生物和心理学双学位项目，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兼听则明，应该多做尝试，比如人类学、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我甚至都没有认真了解“大学专业”到底是什么，肤浅地将认知停留在选择几门课程而已。速战速决如此令人兴奋，同时也令人安心。面对大学的各种陌生和不确定，我不知所措，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启大门，而是要迅速把它关闭。定了专业，加上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和其他要求，一位大学新生在还未接触任何一堂课时就把未来四年3/4的课程框定了。

遗憾的是，在新生最需要引路人的时候，恰恰没有人出现，提醒我要放慢脚步给自己思考的空间，给自己机会。就连我十分喜爱的大一新生写作课老师，仅仅是给了点缀式的指导，并没有全力鼓励我去追求自己在语言方面的热爱。

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选择出现问题了，也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一个人的兴趣也有时间节点；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科学课都以大班形式授课，缺乏讨论互动性；或许是因为将来从事科学工作的憧憬过于模糊，而且课程内容过于枯燥，所以动力的持续性产生了问题，总之这种种问题与我在上科学课时缩在教室最后排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小说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全然不知我的行为已经在向我释放信号。

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本该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时，已经太晚了。大学毕业，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是法学院，因此我也奋不顾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上了相应的考试培训课程，参加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向多所学校提交了申请。但是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我踩了急刹车。

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想成为一名律师，结果我去了新闻学院。千万别认为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在这之前，与新闻学沾边的不过是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课外活动而已。我之所以选择新闻学院只不过是因为它是逃避回答“我该做什么”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只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那么按照常规，上研究生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想而知，就读新闻学院并不顺利，因为我既不想成为律师，也没有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

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唯一的面试机会来自一家作坊式苟延残喘的非营利机构。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几年，对自己因为浪费掉大学受教育机会而充满怨愤，同时又干着一份对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职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更糟糕的是，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损，我不知道接下来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我碰巧去探访一位正在就读建筑学院的朋友。我发现，她也并不快乐，她的课程过于理论化而且学生个个自命不凡，因此她想放弃。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就发生在那天我们两位故友谈笑风生时，当她宣布“我必须离开研究生院”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去读研究生”。我必须给自己一次学习英国文学的机会，而且我不会再让自己错过机会，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快乐。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甚至我当时的反应有点儿不可理喻，但是我到现在还能够精准地指出发生那一刻的具体地点。整个事情如当头棒喝，我醒了：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终于看清楚了自己一直在释放的信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找到了方向。

有了方向并不意味一帆风顺，事实上挫折重重。我申请了11所学校，被9所拒绝；而且，录取我的学校似乎有意刁难，第一学年末就淘汰了一半的学生。尽管如此，我终于有机会尽显所能，而且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喜欢上了学校。每周我投入了70～80个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习，经常宅在我那间寒酸破旧的学生宿舍里，阅读至凌晨4点。我从未如此开心过；我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内心，讲得更深刻一点儿，我终于体会到，满足个人心愿所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纯粹的“想”——寻梦！

II.风险

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恐惧失败。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达蒙一直强调面对失败的态度，绝不能知难而退，反而要学会坦然面对，这就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失败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让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毫不忌讳地与现在的大学生分享：“当我第一次考砸了一个重要的考试离开考场时，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甚至记不得自己是谁。但是再次经历时，我已经进步了。”每次跟学生分享该片段，都赢得一片狂笑声，年轻听众的心理终于得到抚慰，他们明白了原来学生时代的几次考试失利并不影响未来的人生发展。

有人希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荐一本必读书籍，校长选择了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的著作《犯错》（Being Wrong）。该书倡导“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直成功（即从未失败）并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脆弱的表现，因为出于害怕失败，个体往往放弃一些本来能够造就他成就自己的机会。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诫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的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与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需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失败，并有备而战。比如《米德尔马契》的主人公犯了巨大错误而不能被社会接受，她的生存都受到了挑战。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大胆地宣布“我不惧怕犯错，即使是巨大的、一辈子的，甚至是永恒的错误”。他的语言鼓舞人心，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它的全部。该书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赢得了压在自己身上的赌注，但是他书中的主人公迪德勒斯未必如此幸运，而我们可能也不会那么幸运。现实生活中，每一位不走寻常路且最后完成非凡事业的人，如乔治·艾略特或史蒂夫·乔布斯，对面都站着一位反例，成功与失败就像是孪生兄弟如影随形。但是不论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尝试走自己的道路的理由是：这将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错误。

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这么说，当年轻人终于脱离华尔街无休止的竞赛式生活后，他们照样还是会犯错误，但是至少不是为争取华尔街而犯同样的错误。你我当然也会犯错误，而且有些错误难以容忍，但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场长途旅行，逐渐才能发现自己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你的方向是对的。

拉拉·加林斯基作为Echoing Green公司（一家为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的机构，成功扶持了“为美国而教”“城市年”等）高级副总裁，她的角色之一就是指导年轻的社会企业家成长。她强调“有意天真”，即面对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你能够无视“不可能”的种种原因。想象力的本义就是为现实的世界注入新鲜血液，之所以你会畏惧“不可能”的事情，是缘于未知，因为未曾有人做过，或者至少你未曾尝试过。

面对恐惧，你必须降伏它。不久之前，一位高中老师向我解释，恐惧是控制人心的一种有效媒介，掌权者给百姓灌输恐惧就是想要掌控他们。对于优秀的青少年，一直响在耳边的是非黑即白的“不上名校就捡破烂”的说法，搞得人心惶惶。在小时候如果我流露出任何软弱，有人就会讥讽：“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快乐的水管工。”不少与我通信的年轻人面临职业选择时趋于极端化：要么藏身于一个地下室专注于写作，即精神式职业（务虚）；要么在一座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楼里进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即务实职业。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当你稍微走近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考源于“恐惧感”，缺乏立足的逻辑。

加林斯基本人受益于自己的母亲，她时常回想起母亲曾经的教导，“一个人必须要学会临危不惧；有些恐惧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但是面对源于不安全感的恐惧，你需要迎面而上”。不知道多少父母已经忘记，年轻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百折不挠。无数次我听到父母告诫自己的孩子，如何规避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种种风险，但是这些风险不仅没有击败他们，恰恰造就了今天的他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话，“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纪70年代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瓦萨尔学院求学期间对女权主义的醒悟（这种醒悟是我们希望所有学生在经历大学之后具有的一种对个人生命的领悟）。我会联想到著名的女同性恋漫画家艾莉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在重量级女权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还未被大学生所熟悉的时候，贝克德尔受周边朋友影响，已经涉足女权主义。我还会联想到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她年轻的时候初次接触法国诗人阿瑟·雷姆邦德（Arthur Rimbaud）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事实上，雷姆邦德的生命和作品激励了很多年轻的追梦者，他不谦逊的智慧给予我不少灵感。这些活生生的故事让我不得不问，类似的个人成长故事是否还会经常发生？多久一次？现今的年轻人还有机会吗？他们是否会给自己一次机会，以开放的心态经历一次洗礼，勇敢地接受思想碰撞，成就一个崭新的自己？中国宋代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描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种意外收获，就是造就了乔布斯伟大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群体还是否勇于探索重新构建自我的蓝图！

个人的探索就如同作家里克·佩尔斯坦（Rick Perlstein）所说的，这是一道“有截止日期的工序”。一位令我印象较深的女生立志要成为一名法官。她考虑在上法学院之前，休学一年，当然时间只能是一年，而且那年必须是“高效率的”。她是一名智识严谨的青年，但是有她的局限性。追忆她的经历，大学的前两年，她惊讶于“读的每一本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虽然大学经历使她惊醒，但是依旧无法改变她自9年级就决定当法官的计划，看来她还是不明白个人的醒悟和未来的使命是有着重要的关系的。

生活中总是存在一些很幸运的人，他们自小就清楚自己的使命。这种现象往往在创作行业更为常见。比如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小时候就已经拥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据他回忆：“曾经作为一名孤单的小孩，我借助于创造故事摆脱寂寞……我知道自己对语言的运用有天赋并且有能力面对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作家感觉魅力十足，但是投身于写作不同于其他能够为你带来社会地位的“顶级”行业，因此他建议青年要深思熟虑。奥威尔自己的确就在他的成年期，又严肃地重新考虑过作家这份职业。期间，他放弃写作去尝试做其他事情，转了一圈，还是决定重操旧业。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更加成熟，具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以及更清晰的判断力，达到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境界。这种“职业规划”与之前的法官女生有天壤之别。

我的一位同事称，现在的年轻人为“后情感”一代，即他们更擅长回避一些过于杂乱无序以及过于激烈的情感。虽然我并不知道此说法的科学性，但是我一直相信，年轻人不应该惧怕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冲动和疑虑——即使它们很有可能迫使自己偏离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人生轨道。在西方文学中，典范式“流浪者”就是奥德修斯，而关于他英雄事迹的诗歌集《奥德赛》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等同于一种改变生命、灵魂洗礼的历程。奥德修斯在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期间，遭遇了超越他想象的神明和怪兽的折磨，虽然身心交瘁，但他却练就了一身的力量和超常的创造力。最终奥德修斯被古希腊的智慧之神雅典娜所救，但是曾经由于大风致使他在大海上偏离航线也正是受雅典娜所赐。雅典娜心知肚明，只有让奥德修斯上刀山下火海，经历种种挑战才会迫使他具备临场应变的能力，调整方向，最终发现世界的内涵以及自己的使命。

虽然我强调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样要强调为之付出的代价。“寻找你的热爱”的同时，你必须清楚“你要为此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可能不仅仅是放弃你可能获得的社会地位）。“追求你的梦想”的同时，你必须准备好“放弃资历或名望”。行业资历本身是需要的，但是这里的“资历”指的是精英阶层对那种造就精英身份的名望的贪婪，而正是这种贪婪蒙蔽了我们追求梦想的双眼。名校一边阻碍自己的学生完成自我找寻的使命，同时又邀请成功人士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恶心。

金钱可以帮助你获取东西，满足欲望。但是地位则是一件复杂并有意思的东西，恐怕只有拥有地位的人才能体会到。金钱不一定使人快乐，但是生活中也不乏有钱而知足的人。地位这个词则较为复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攀比，因此形成竞争。地位不仅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反而时刻让你不快乐。

你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无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你之上。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距离。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无一例外。

我现在就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未来的位置：与大部分人一样，位居中流。当学生敲开耶鲁这样的学府的大门时，他们误认为终于到达彼岸了，没想到耶鲁之上还有许多更高的地方要去攀登，根本看不到尽头，所谓“天外有天”，就如同一个人站在了双面镜的中间，左右两边无限地向外延伸。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如此贪恋地位，因为它根深蒂固地与人性深处的各种情感捆绑在一起：荣誉、耻辱、腐朽、自负、自我形象、自尊等等。即使拥有金钱，也只不过是取得地位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一次斯坦福大学的讲座上，我指出，追随热情的定义包括懂得放弃。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讲，这个放弃可能就是斯坦福本身：如果你不是斯坦福学生，放弃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录取；如果你已经是该校学生，那么放弃的是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核心圈子。显然，我的建议在现场并不受欢迎。之前不少极其优秀的学生向我请教，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但同时又是为了争名次而学习。我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可能的。为学而学的意思显而易见：学习就是唯一的动力，学习本身就是重点，与追求名次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我们必须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有人会认为，坚持为学而学也可能会意外地争取到名次，一箭双雕。也许吧，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意外吗？还是你会自欺欺人，偷偷地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我绝对没有轻视要克服追求世俗地位与成功欲望的难度。两者都是一种瘾，我们不会完全克服它，最多是学会与之共处。国际酗酒者互诫协会通过邀请酗酒者每天参加会议，相互给予力量，时刻提醒大家为什么而战，来帮助酗酒者战胜酒瘾。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除对地位的渴望，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行动上不受制于诱惑。在强大的抵御力面前，诱惑会变得脆弱。

与其为成功而工作，不如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这个原则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随着我的北极星。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了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

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里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对它的热爱——任何工作的最终收获也是如此。最后的评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

虽然我费尽口舌与读者讨论选择和生活，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的苦口婆心也许已经是媒体笔下或公众人物口中的陈词滥调，如“做你自己”“做自己的事”“你只活一次”等各式口号。即使听者有所感触，但是也会由于过度消费而造成语言内涵流失和听觉疲劳。

如今身边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很“潮”：每个人都声称要做一名别出心裁的创新者。从销售宽松长裤到运动鞋，从软饮料到歌曲无不承诺消费者独具一格，当然他们向所有消费者都做了同样的承诺。这种现象就像是弗兰科·托马斯（Frank Thomas）等文化历史学家多年以来一直告诫的，我们的社会正在严重商品化，刺激“叛逆式”消费习惯。

美国伟大的“个人主义”已全面爆发，到处可以听到“改变原来的剧本”，“描绘你自己的道路”，当然还有最典型的“不同凡响”。这些可贵的精神如今被服装公司利用得炉火纯青，比如李维斯的牛仔裤广告就是以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啊！开拓者》（Pioneers！O Pioneers！）为背景故事，盖普公司甚至宣称诗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喜欢穿卡其裤。如今的年轻人正是吸收了这些空洞的、伪装的、安抚的商业化“叛逆”精神。

我们必须抵制这种缺乏内涵的声音。在你的苹果电脑上粘贴“我是一个独立个体”或类似语言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是“一个独立个体”；不论是在身体某部位打孔，长了一脸的胡须还是移居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这些行为都不会使你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成为独立个体，拥有精神勇气是不可能通过配备装饰的方式而实现的。任何形式的消费，虽然流行的家具或音乐本身很好，但是它们只是外在的搭配，都是无用之功。Facebook也不例外，在Facebook网页上引用名人名言并不会帮助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者。总而言之，如果你未曾放弃什么，那根本就谈不上精神勇气。挫折、牺牲、内心挣扎、出师不利、走弯路、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矛盾等，这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向独立的特征。只有痛过，才是真实的。

自欺欺人是另一种风险。我认识一位在大学里崇尚非主流的学生，但是他在10年之后还是生活在大学的回忆中，他故作叛逆者，实际上是麻木地顺从。在大学里坚持理想固然重要，但是通常是在大学之后，也许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理想会受到现实的考验，那时我们必须要为理想付出远远超越口头表达或表面姿态的代价，承担起实在的风险。同时，为了装酷而追求独特也不可取，你不过是为了争取同伴的认可，代替现实对你的评价。你更没有必要为了满足自我，让自己获取一种优越感。创建自己的生活，最终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时尚潮流的或者反思潮的，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你自己。

不论是讨论大学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独立精神的价值还是勇于面对风险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大前提——现实。其中首要因素是金钱。我们都需要养活自己，我们还要面对诸多大学生还未考虑或接触到的现实压力。比如，来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将来拥有房子就要考虑房贷；即使不拥有，那也要考虑房租。如果有计划成家育子，那么就要考虑家庭生活费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这些都需要经济实力，但是《圣经》提醒众人，金钱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人类对金钱的狂热和贪婪。

面对经济衰退，工作更加难找，名校毕业生也不例外。大学毕业生搬回家与父母同住的人数持续刷新纪录，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要比之前更甚。学生贷款几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们预见未来要偿还巨额的学生贷款，我们怎么可能只考虑大学带来的个人品质成长，而不考虑将来的职业出路呢？一位大学教授坦言，当大学的费用高达5万美金，而不是5000美金的时候，家庭对大学的期望也随之变化。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用投资和回报的关系来看待高等教育，是因为投资的成本日益加剧。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惶恐。金融危机的迷雾逐渐褪去，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未来要比过去几年的状况乐观许多。我们情绪的波动往往造成过激的反应。当市场充满利好消息时，街头巷尾张灯结彩，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当市场出现不利消息时，我们陷入悲观世界，仿佛永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悲观世界，如同乐观世界，都存在泡沫。话说回来，精英大学生的务实主义以及职业至上的态度并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而导致的。言外之意，这种态度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

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职业使命。如果你没有学生贷款，而且父母在心理和经济上能给予支持，那么你在大学毕业时就有更大的空间做选择。至于选择什么大学，一些实际因素，会影响你的抉择，如低廉的费用或者尽量少的学生贷款。这些往往比更亮眼的大学实用。当然也存在更知名的学校的净学费低于其他学校的情况，但也不尽然。

金钱从表面上看是决定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遇见过一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生，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虽然没有任何负债，但他向我吐苦水说，自己成为作家的概率渺茫。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无法同一些拥有业界人脉的耶鲁毕业生竞争，因此就打消了念头。暂且不去深入讨论他的巨大误会，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内心自由度。你在20多岁所能够承受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能够管理的财富取决于你是谁。我相信，大学不仅仅是发现你是谁的好机会也是造就你是谁的好机会，当然发现和造就的程度因人而异。思想可以扩展，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很难变化。我们有些人自出生就是乐天派；同时，也有人一辈子总觉得别人的更好。

以上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就读于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说更容易解决。如果你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者鲍登学院的学生，甚至只是埃默里大学或者贝茨学院的学生，你已经很幸运了。雇主会更主动地给你机会，研究生院也更愿意录取你。不谈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途径，你已被接纳成精英社交圈的一员。你所建立的人脉，将会为你的事业发展铺路。

尽管顶尖大学的录取机制以及衡量方式存在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名校生本身很可能就是有才艺的、聪明的、有激情的和上进心的。即使你没有就读最知名的大学或一所你梦想的学校，或者你原本可以上一所知名大学，但最终选择了其他，你最终也会生活得不错。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国家，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仍旧是强大的国度。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一个比致富更加稀缺也更加难能可贵的机会：一次可以选择不追求财富的机会。讲得更具体些，在美国，我们有机会找到人生目的，拥抱自己的使命，同时依旧生活得很体面。

世界应该是公平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人的基因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将永远不会公平。重建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有机会追随自己的热情是每个人最终应得的权利，即使公开反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也并不能使它们完全消失。我也认识到，我所提倡的并不适用于所有在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更不用说适用于在非知名大学的学生了。尽管如此，问题的关键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适用于你。如果是，你就应该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借用其他人的生活案例为自己找借口，逃脱应该承担的责任。

每当我在大学活动上呼吁这些事的时候，总会有听众质疑，“那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怎么办？”或类似的言论。而提问者往往是那些几乎一辈子都不需要为金钱犯愁的学生。我想请问，如果你在经济上宽裕，又不为大学求学负债，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生活和梦想而战呢？这种精神上的逃避类似于之前讨论的“自我任性”的心理暗示：依赖自身的背景优势去追求梦想反而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利用家庭背景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倒是让人感觉真实。当然，如果你们家财神高照，追求梦想可能不如继续膜拜财神可靠。

真正的低收入家庭子弟所面临的内在矛盾比他人要强烈得多，而且犯错的空间也比他人小得多。不仅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的负担，暂且不谈是否是名校；家庭指望着他们从此过上中产阶层或更好的生活；能够为自己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等等。如果学生被这些因素所包围，做个人选择所考虑的角度和采取的方式会较为特殊。此时此刻，就如同我们的先辈所言，我只能说不要贱卖了自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分享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未完成高中学业：

某天晚上，晚饭之后，我跟父亲坐在厨房里……我将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因此我们要好好规划一下我这一辈子。在那里，我告诉父亲：“我觉得自己将会学习法律预科专业。”

他问我：“你希望成为一名律师吗？”“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律师可以挣很多钱，不是吗？”

我父亲立刻火冒三丈……他告诉我，大学对于我来讲只有一次，所以我得好好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他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上大学，他们主修自己有兴趣的专业，他认为我和弟弟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出色。除了钱，我们同样富有。

根据我平时对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朋友和学生的观察，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平时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你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初到美国不久的移民家庭，甚至是已经成为中流阶层的家庭，会承担其他特殊的压力。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庭往往非常现实，与他们讨论理想乃天方夜谭。社会地位对这个群体来讲，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移民家庭希望自己下一代的成功为家族在美国奠定立足之基。这与低收入美国家庭希望通过子女的成功上升到中产阶层并无二致。尤其是亚裔学生，所谓的“新一代犹太人”，就是崇尚教育的产物。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强调子女对长辈的忠孝。移民家庭的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放大了这种文化。

但是，相比自己的孩子，移民家长对美国的认知局限要大得多，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资源分布以及美国式成功有着相当狭隘的认识。在我父母眼里只有常春藤盟校，就连顶级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或者阿姆赫斯特，都不在视线里，现今的亚裔家庭就是完美的翻版。移民家庭的故事不禁令人联想到《圣经》的《出埃及记》，老一代信仰上帝的人经历了无常的荒野，终于逃脱奴隶生涯寻求新生活，但终究在希望之城下被拒之门外，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为自由人，能够充分地享受和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利。

尽管如此，也存在着一些真正了解如何培养儿女的移民家长。马克·卢比奥（Macro Rubio）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菲律宾人，他对自己的父母有着深刻的回忆：“自小时候开始，我的父母就让我们明白工作是维生，职业是做自己所爱，并获得经济报酬。我职业的成功是建立在父母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忽略父母的支持，精神层面的支持要比经济支持更有价值。一位学生曾经分享她父亲的良言：“不要担心，你还年轻，你还有一辈子。你会有未来，而且每个人都有未来。你只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得到父母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相对而言，学会不受父母左右更加重要，这也是成熟的表现。上下辈之间的矛盾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内在的一种特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恰恰是现在的社会有些不正常：某些大学生会在每堂课后打电话向自己“直升机式父母”汇报，唯恐自己的做事角度和发展方向与父母的意愿产生偏差。父母和孩子之间首层关系应该是“朋友”。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D.W.维尼科特（D.W.Winnicott）曾表示，家庭环境下的“不忠”正是每个人生活的本质之一。成为自己就是与对他人的忠诚相对。坚定地表达“我是（谁）”是任何一种语言里最强烈也是最具风险的话语。

观察当下，众多家庭似乎不约而同签了一份协议书：永不分离，永远忠诚；我不必长大，也没有人逼我长大；你不长大，我也不必担心失去你。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啃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早已存在。如果现在的孩子不反叛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反叛，毕竟上下辈都已经是“朋友”；或者他们觉得反叛的结果并不保险。当然反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测试极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跨出第一步，认为每一步都极具风险，那么成长将永远不会开始。与其与父母保持“和谐”的朋友关系，还不如公开反叛专制的一家之主，做一回自己！

不少学生读大学修双学位，比如西班牙语和经济的搭配或者历史和计算机的搭配，而理由往往是为了同时满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个专业是为了父母，另外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那为什么不可以单纯地专注自己的专业呢？难道你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吗？你欠了父母什么呢？爱和呵护，这也是他们将来需要的，但不是顺从，也不是你的生活。实际上你并不亏欠父母什么，而且家庭也不是一场生意。你并非欠他们什么，你与他们之间维护着一层特殊的关系。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这种关系其中一个层面是听从；当你成年了，这种关系里必须要有独立。从小孩到成年的过渡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倘若你在等待父母来帮助你完成这个过渡，那么很有可能，这将永远不会发生。

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的问题，我在此提出几个建议。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一个月一次。无须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方面的成绩，甚至任何在校期间的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如果他们涉足你的选课或大学生活的细节，请委婉地拒绝。如果他们不接受你的拒绝，那么你需要大声告诉他们，大学是完全属于你的，不是他们的。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危言耸听的矛盾：“如果我主修音乐，如果我去参加那次自驾游，如果我休学，我父母将会‘杀’了我。”就这个矛盾，我有个办法：先“杀”了他们。当然这是个比喻。斯坦福教授特里·卡塞尔（Terry Castle）在他的一篇名为《如何与父母决裂》（The Case for Breaking Up with Your Parents）的论文中建议，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一次对家族传承的主动放弃，一次对反抗权威、暴露谎言或令父母失望的意愿的培养，是培养理智和情感独立的大前提，今天比过往任何其他时间尤甚。

梳理所有问题，我发现最常见的问题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般无外乎以下几个：“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什么学校？”“我应该修什么专业？”“毕业之后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等等。我当然能够体谅提问者的心情，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或者他人可以回答的。我可以给予的实际建议也是大家早已听到过的：花时间休整或者放慢脚步，跳出永无止境的名利追逐的陷阱，脱离无时无刻的被管理的状态，去探索学校之外的世界，去发展你一直以来没有机会获得的技能。

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间隔年项目”如今越来越被人接受和鼓励。哈佛大学、塔夫斯大学以及纽约大学等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中直接建议间隔年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开始了自己的项目。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上存在困难，因此学校希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变得更成熟。每年都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可以利用网站以及间隔年项目展会帮助自己寻找最合适的项目。

在选择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市场上诸多极短期的项目，避免再次掉进为了提高简历竞争力而忙碌参与多个项目的陷阱。项目的选择一定要考虑费用，但是父母在衡量费用的性价比时，考虑的角度应该是如何为大学做最充分的准备，不浪费大学4年本身的费用。当年我的父亲阻止了我参加身边不少朋友都参加的一个间隔年项目，理由是间隔年将扰乱我个人的发展进程。结果我的大学经历一塌糊涂，并且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当你考虑间隔年项目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参加第三方项目。间隔年出发点就是脱离框架式的生活，脱离所谓的“高产”生活。不少项目高度宣扬“丰富你的生活”，但还是囚困于被大众认可的传统思路，如到海外学习外语等，最终还是为了个人成就添加砝码。你是否考虑过从事一些无法在Facebook上炫耀的，或是不能为个人简历加分的事情呢？比如就是自由地漫游，或“隐居”享受阅读？你可以考虑跟一群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然后找份兼职工作来养活自己。如果你认为此举将没有收获，至少你会遇见你本来根本不可能遇见的朋友。甚者，利用间隔年完全突破任何其他人的思考范畴，包括我之前所有的建议，尝试自己大胆的设想。既然你的大学已经有着落，你还担心失去什么呢？

如果大学之前没有尝试间隔年，那么在校期间也可以休学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如同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某天醒来对之前所做的一切产生质疑，那么你不妨休学整顿，再重装上阵。你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做出类似的行动之后，回到校园时脱胎换骨，整个人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独立，更加珍惜当下，更加娴熟地处理在学业和社交上的种种困难。

如果休学太麻烦，我还有一个建议：充分利用你的暑假。不要为你的暑假安排实习机会或研究项目为将来职业做铺垫。背上行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绝对会有了不起的新发现。你可能会担心自己因此浪费了一个暑假，在个人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落后于自己的同伴。也许吧。但是如果方向错了，跑得快又有何意义呢？这时停止就是前进！

大学之后也可以“休学”，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生活了，你不会在“休学”之后再回到“原来的空间”。大学毕业意味着最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只有极少数的机会，如硕士或者博士项目具有一定的时间敏感度。这段时间的人生抉择让我联想到亚弥希族的“逃离家庭”传统，即族人在青少年时期给予机会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经历之后再次选择是否回到自己的家园。中上流阶层家庭虽然在衣着上没有亚弥希族那么严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族群。如果你来自这个阶层，因为你随时可以回去，那么为何不趁年轻多了解自己阶层之外的世界呢？世界那么大，何不去看看？

对每个人来说，大学只是“找到自我”的一个开端，“找到自我”的本意是在校园的框架之外认识自己。课外活动、暑期工作和实习都是不够的，因为投入成本不高，经历有限，且选择性较窄。做出决定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非仅仅是个答案，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寻找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付出行动。一位在路易斯克拉克大学任教的朋友对大一新生有一句警言：“让激情找到你，而不是你去寻找激情。这个前提是，你为此付出了很多艰辛，而且你要接受，你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并非是你所热爱的。”

你要做的是放缓脚步。引用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措辞，二十多岁是“带着问号生活的十年”。虽然我很后悔自己在大学期间以及之后几年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某种形式的“浪费”和“游手好闲”也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浪费，就好像实际并非务实，尤其是实际让你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作家查尔斯·维兰（Charles Wheelan）总结他的观察：“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往往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很有可能面临困惑甚至挣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在这个时刻出现。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意识到，现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之前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要做出选择，从而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所有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

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况且这个世界无时无刻在变），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这个过程，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一位高中老师曾写信给我：“当学生或家长计划过于长远的时候，问题便随之而来。没有人现在就知道所有的答案，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或试图一步到位，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个问题。曾经在我22岁时拯救我、让我毅然放弃律师念头的一则建议是：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两三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前卫的积极分子或创业者，而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路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在纽约工业区布鲁克林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讲，就相当于金融行业的人生活在投资银行，都是同样在逆境中竞争和生存。理工科的学生，出于职业的考虑，手脚被束缚，不选择成为物理学家，而是在华尔街处理数据；不选择成为地质学家，而是成了一名皮肤科医生，这种现象在文科生身上也同样存在。

一份职业可能对他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有趣就足矣。从事父母所希望的事业并不是问题，前提是，只要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实中有很多事是不可能的。就我而言，不论我处于什么年龄段，多么想要成为棒球手、摇滚乐明星或音乐会钢琴演奏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再加上体能、个人魅力、外表、智力等与生俱来的特点，就决定了现实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快乐来自我们能够发挥自己擅长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各自拥有某些特长，但只是某些。了解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是了解自己具备什么；违背自己的天性只能事倍功半。我们每个人都是含着一把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

创建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没有人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没有绝对完美的工作，就如同我在路易斯克拉克工作的朋友所言，工作感觉起来总像是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杂琐碎的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权衡取舍。有些人可能是独行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工作，如老师或者医生；或者是没日没夜地苦干，经营多年之后才能见到曙光，如企业家。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焦虑、挫败、羞耻等等，甚至有些时候想放弃，重新做选择。没有人会保证你的未来是伟大的或能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或能遇上自己的伯乐。乔治·艾略特“纷繁复杂的处境”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没有人会因为自己风趣而能够逃避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要争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或热爱去忍受那些繁杂无聊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妥协，但是妥协不是投降，我们要找到值得妥协的事情。

最后补充一句，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做到这些容易吗？当然不容易，而且一直不容易。生活是一场悲剧，你并不能拥有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徘徊，你会犯错误，你会失去信心。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要经得起来自同伴们、父母的朋友们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会好奇你到底怎么了，在高中时期不是很出色吗？你甚至会经历焦虑甚至抑郁。像我的话，就不只一次经历过这些。这些不愉快的体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学期间还是大学之后，你最好能够找到支持你的力量，就算只是几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创建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