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升初”的择校战和考试，

对孩子最大的心理伤害恐怕就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任他人安排。

一旦有了这种感觉，

孩子就可能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

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在十几年后甚至整个生命中，

都无法走出“小升初”的阴影。

择校

如今中国的“小升初”和高考一样成为最重要的教育话题，孩子们在考场拼得精疲力竭，家长们叫苦不迭。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刚刚过了11岁生日，今年正好也是“小升初”。看看她的经历，颇有些幸运的感觉。这里不妨把她的“美国经验”分片段写出来，意图不在于强加给中国一个“照搬”的范本，而是为当下的教育改革尽可能提供多元的参考，以拓宽公众的思路。

中国“小升初”的一个关键在于“择校”。上了好的中学，离名牌大学就近了。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中，一般没有“择校”的必要。每个学区的居民都把孩子送到本学区的学校就读，不需要资格，不需要考试。哪怕你租间小屋住在这里，孩子也就自动获得了入学的资格。学区的单位一般是镇，大都市则在内部分成若干学区。无论你是买房还是租房，都可以事先问明孩子是属于哪个学区。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视同仁无法掩盖教育的不公平，“择校”往往还是有必要的。美国公立学校的主要财政来源是本地的房地产税，学校的质量难免和房价挂钩。比如，波士顿周围几个富裕的小镇，平均房价超过百万美元。百万价值的住房，每年房地产税至少有一万多美元。如果有孩子的家庭不超过当地家庭的40％，即使考虑到每个家庭有不止一个孩子，平均下来每个家庭也不到一个孩子。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费用，平均一个孩子大致为一万美元。如果某镇平均一个家庭不到一个孩子，平均房价又在百万美元以上，那么一家的房地产税就远超过一家不到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相反，如果镇里平均房价仅20万美元，其他因素不变，那么一家支付的房地产税仅为2000多美元，还怎么去支付一个孩子一万美元的教育费用？尽管学校还有其他财政来源，房价还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波士顿周围地区几个最好的学区，大多集中在房价最高的地区。

那么，像我们这等买不起百万豪宅的普通百姓怎么办？最佳的战略是在富裕的小镇里买便宜房子。俗话说“皇帝还有几门穷亲戚”呢，如果你在百万豪宅之间买下一栋寒酸的住宅，花了四十几万美元，你一年仅交不足5000美元的房地产税，远不足以支付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这不足5000美元的税金就更微不足道了。你的孩子靠着周围的百万豪宅所支付的高额税金享受一流的教育，实在是一本万利。当然，有些富裕的镇则采取了对付这种“搭便车”战略的政策，制定了严格的区域规划法，比如每栋房子占用的地皮至少一英亩（将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大的地，自然价钱高。如果地价30万美元以上，房子的造价至少也要30万美元，这样房价最低也要60万美元了。这无疑是鼓励开发商造大房子，抑制廉价住房的发展，你如果太穷，这些富镇很难挤进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波士顿郊区的几个顶尖学区，除了极少的例外，三十几万美元的房子还是有一些的，甚至不时有二十几万美元的。如果三口之家肯挤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公寓中，十几万美元的也有，实在不行还可以租房呢。考虑到大波士顿地区的中等家庭收入在2006年超过64000美元，这样选学区，大致还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

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样的战略。2004年搬到波士顿地区，女儿才5岁，开始上幼儿园，我们选择了一个中上等学区。我们的想法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孩子的快乐是首位的，家庭影响也比较大，学校差不多即可，所以我们不太挑剔。但是，中学以后竞争激烈，功课也难了，老师是否称职对孩子的学业影响太大。另外，孩子长大成人会面临毒品、性等等问题，环境好坏日益重要。于是，我们准备好积蓄，为“小升初”关头的“择校”作准备。我为此列出了十几个首选的镇，按照学区排名、房价水平等指标综合打分，哪里划算就去哪里，最后在2009年趁着房市猛跌到一个富镇“兜底”，搬进一栋相对便宜的房子，女儿由此进了麻省一个顶尖学区。我们翻阅镇上的财政文件，发现她的班主任一年年薪达八万美元，几乎是一般中小学教师的一倍。用我们家庭的房地产税肯定是雇不起这么昂贵的教师的，这大概也说明我们的战略对头吧。女儿在新环境中读小学五年级，有了一年的适应时间，今年“小升初”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学业上都顺利多了。

我无意把美国的制度理想化。事实上，当今美国教育的许多问题，都是上述描述的体制所带来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不公：穷人面临房价门槛，很难挤进好的学区。但是，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说，在这种制度中的选择要多得多。你只要把每月支付的房贷和房地产税看作是孩子学费的一部分，想想自己再不必支付任何择校费、赞助费等等，心里的负担还是减轻了许多。另外，在这种制度下“择校”如同“孟母三迁”，责任在家长那里，孩子本身没有特别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保存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教育的选择权掌握在家长手里，不在学校手里。学校必须对本地区的孩子一视同仁地提供教育，没有“招生”一说。在我看来，中国的义务教育改革的细节可以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但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即学校无“招生”的权力，孩子有就近上学的权利。否则，“小升初”的恶性竞争永远无法杜绝。

在美国怎样准备“小升初”

在中国准备“小升初”，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考试，在美国则没有考试的因素，但我并不是说面临升学的孩子完全不用考试。比如，麻省和大多数州一样，有州一级的统一考试以检测教学效果，女儿从三年级就开始参加这种考试。但是，这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和升学无关，更不会因为升学增加若干考试项目。从我这个家长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学校考虑得更多的是孩子如何适应升学所带来的环境变化的问题，并为之进行精心的准备。

美国的大学乃至高中都有隆重的毕业典礼，大家穿袍戴帽，致辞欢呼，标记着人生的里程碑，“小升初”则没有这些。学校让家长们选择孩子从小到大的几幅经典照片，让孩子写下自己的兴趣、志向，喜欢的课程、音乐、电影，以及美好回忆等等个人信息，然后编成纪念册印发。毕业班的同学还聚集在大礼堂，通过幻灯片的方式一起分享这些照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是多么“辉煌”、是多么让人珍视。建立起这种生活的信心，孩子对未来环境的变化才能更好地适应。

美国的“小升初”对许多孩子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变化。美国一般的学区总是高中少，初中多，小学最多。我们原来住的镇四万多人，在这方面非常典型：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五个小学。这意味着小学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朋友泡在一起，关系亲密融洽。“小升初”时，几个小学的孩子都集中在一个初中，学校的规模一夜之间翻了几倍，相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来，更多的是陌生人。另外，小学生受到的照顾比较多，不能独立行动，受到成人全天候的监护。到了初中高年级则“自由”了。五年级的孩子在小学里是“老大”，进入初中这一“大世界”中，一下子成为“老小”，心理压力很大。小学的孩子大多喜欢“卖小”，以赢得家长和老师的注意。初中的孩子则要“充大”，以应对同伴的压力。另外，欺负人的问题在中学开始大量出现，恋爱也渐渐开始，学业越来越动真格的了……总之，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压力是铺天盖地的。

我们在女儿“小升初”的前一年搬家“择校”，到了一个不足6000人的小镇定居。因为地方小，全镇就一个小学、一个初中和高中组成的中学。也就是说，孩子“小升初”没有那种和几个小学的孩子会合到大中学的“震撼”，不过是过了条马路，到对面更大的建筑里上学而已。从小学的一年级到高中的十二年级，一个年级稳定在100人左右，孩子们很容易彼此相识。即便如此，在五年级下半学期，学校还是为孩子进行了环境转换的准备。这里最重要的是组织学生到中学参观，和中学的师生见面，并听取对中学的课程、课外活动等各方面的介绍。女儿告诉我，她在那里看到中学生乐队的排练，自己跃跃欲试。而她们一队吵吵嚷嚷的小学生还闯入一间正在进行西班牙语考试的教室，导致考试临时中断。经过这样的“到此一游”，特别是和中学的大孩子接触以后，孩子们对新环境不再感到陌生，信心增强了许多。

不仅如此，女儿在毕业前还接到老师分派的任务：向前来参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小学。也就是说，在她自己进行环境转换的过程中，要帮助更小的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环境转换。这一下子增强了她的责任感，她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自己面临的转换将带来成长的喜悦。她的一位同班同学特别希望赶快升入中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对人们总把我当个儿童看待已经不耐烦了。”他渴望着到中学当“大人”。

女儿在美国“小升初”的正式经验，大体就这么多，和顺次升级几乎无异。学校强调的是把环境转换给孩子带来的心理焦虑降低到最低程度。在这平淡无奇的程序背后的教育哲学，和中国有着惊人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小升初”要考试，要家长幕后运作，经过复杂的“择校”，最后才能安顿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孩子被督促作各种努力以达到大人的要求，然后等着被大人选择，甚至会感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门槛，进而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把握，容易变得被动，产生无助感。美国的“小升初”则是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大人无权安排孩子的命运。孩子们感到自己被关心、被鼓励，看得清未来生活道路上的路标，于是比较有信心，生活和学习态度比较主动。女儿在这些过程中总是变得越来越喜欢学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小升初”的择校战和考试，对孩子最大的心理伤害恐怕就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任他人安排。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孩子就可能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在十几年后甚至整个生命中，都无法走出“小升初”的阴影。

中美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女儿在美国土生土长，5岁基本就不会讲中文了，她当然不是典型的美国孩子，但却是地道的美国孩子。从她身上，多少能看出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的孩子书本知识好，美国的孩子对自然了解得深。比如，女儿四年级毕业时，乘法口诀还背不下来，要让她在中国考“小升初”，肯定大败。但是，我们在家里种树，她会告诉我哪种树要两株一起种，以交互授粉，哪种树可以单独种，因为那种树可以自身受粉。对动物、昆虫，她也了如指掌。

在我看来，这是两国不同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这在“小升初”的关头表现得异常充分。中国的孩子，“小升初”之前要紧张地准备考试；美国的孩子在“小升初”前则要有一番终生难忘的经历，那就是“自然课堂”。

所谓的“自然课堂”，几乎是美国小学生必有的经验，虽然每个学区的安排会有所不同，女儿所在的学校早已形成了传统。在小学毕业前，整个毕业班去外州野营一个星期，学习野外生活的经验，这是女儿第一次离开父母。我们本来很担心她是否受得了，甚至出发那天就给宿营地发了信，计算着她最后几天该想家时读到我们的信，心里会好受些。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孩子回来后进门，我们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家吗？”已经略通世事的女儿非常抱歉地笑笑：“并不真想。”她只是觉得时间太短，自己还没有玩够呢。我们看得出她已经精疲力竭，但是，她追着我们不停地讲这一周的经历，兴奋得不能自已。

他们的野外生存训练很逼真。哪怕是下着大雨，孩子们也都在森林里探险。营地的教官指导他们如何在雨天利用白桦树树皮上的胶质钻木取火，如何尝试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靠吃植物、昆虫、动物生存。这就要求他们准确地辨认什么植物有毒，什么昆虫或动物适宜食用。令我最为吃惊的是，他们抓了蚯蚓，然后砍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拿到自己生的野火中烧烤食用，另一半放生。据女儿说，蚯蚓有四颗心，如果被砍成四段，只要每段都有心，就都能存活下来。当然，她们还乘船去了海岛上，学习海洋环境的各种知识……

我认真阅读了毕业班的纪念册。在孩子的个人信息中，有一项是“什么是你小学最难忘的经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说是“自然课堂”。毕业前，整个毕业班还集中在大礼堂看“自然课堂”的幻灯片，一起回忆这段神奇的经历。结果孩子们整场兴奋地欢呼、尖叫，让在座的家长深受感染。一些早就毕业的大孩子，包括已经上了高中的，一谈起“自然课堂”就顿时满眼梦幻。一位高中女孩告诉我们，她那年去野外活动一天后，晚上最后的节目是“唱倒”：孩子们一起对着月亮唱歌，直到唱得精疲力竭，倒下睡着……我对朋友开玩笑说：美国虽然比中国现代化得多，但是美国的孩子保存着更多的山顶洞人的生存技能。当然，知道了这种教育过程，你也更能了解美国的环境运动、动物保护运动的社会根基在哪里。人家孩子的成长就是不一样。

面临着互联网、iPhone时代的种种挑战，小学生不好好在教室里做题、打好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反而跑到野外学习原始人的技能，这样的教育是否有些“文不对题”呢？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如果把人本身也当作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那么所有科学技术，说到底就是如何利用、驾驭自然。书本上的知识是别人嚼剩下的馍，是把别人发现的自然规律传授给你，你并没有读自然的“原典”。“自然课堂”则是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自然的“原典”，以激发他们原创性的解读。达尔文曾提出过一个假说：同样的动物，野生的比家养的要聪明。因为野生的环境太复杂，不停地刺激动物作出应对，使之更有主动性。家养动物则在人类安排的环境中生活，没有这些挑战，难以激发其智力发展，生性渐渐被动。20世纪的心理学、脑神经学的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比如，实验室里的小鼠，即使在强化刺激的环境中生活，其笼子里充满了各种智能玩具，也还是不如野鼠聪明。这一点，甚至从对两者的大脑解剖比较中得到了证实。学校教育不管再怎么复杂，也更类似于充满了强化刺激玩具的小鼠笼。不管设计如何精巧，也赶不上野生环境所提供的刺激。

小女四年级背不下乘法口诀，国内的朋友大惊失色，质问我们当家长的都干什么了。可是，她五年级时花了两天，很容易就背会了。国内同龄孩子早已成了做习题的机器，但却没有经历过“自然课堂”中的冒险。这种经历所激发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主动性，会跟着小女一生，倘若失去了这些，日后则很难补偿。

越考越傻的心理学基础

虽然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有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不得通过考试或测试选拔录取学生，但“小升初”的考试仍然屡禁不止，或有变通的“推优入学”制度，造成教育的不公平。2009年，一项在2000余名家长中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家长赞成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许多家长从孩子一入小学就开始为“小升初”作准备，哪怕是反对应试教育的家长，也顶不住这种升学压力。

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使孩子从小产生厌学心理，这已经是被我们的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助于孩子们从小练好基本功，在未来的竞争中先人一步。真是如此吗？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国外一系列教育学的研究和心理学实验证明，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会让人越学越笨。

美国心理学家Richard Ryan和Wendy Grolnick曾经对小学生做过一项实验。孩子们被随意分成两组，阅读适合他们年龄的两篇短文。一组孩子被告知，读完后将有针对性地测验、打分；另一组孩子则没有这种负担，可以随兴阅读。专家们事后对这两组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过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随兴阅读的孩子比起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来，对文中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同时，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更依赖于死记硬背的方法。一周后再进行考察，发现两组孩子对所阅读的文章都忘记了许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忘掉的东西比起随意阅读的一组孩子来要多得多。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dward L. Deci和Carl Benware对大学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和测试。两组大学生被要求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攻读相当复杂的神经心理学文献，主要内容是关于大脑的功能。一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接受测验并被打分，另一组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用从阅读中掌握的知识来教育其他人。事后心理学家对两组学生进行了测试：没有被告知有考试的一组自然有些措手不及。但是结果显示，他们对基本概念的掌握远远优于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学生。

Edward L. Deci在1969年还进行了一次略为抽象的心理实验。他把随意选出的大学生分成两组，玩一种叫Soma的积木游戏。这种积木玩具可以拼组成不同的形状，玩到复杂时可以非常具有挑战性。Edward L. Deci自己刚开始玩这些玩具时就有些欲罢不能的感觉。在他的实验中，两组学生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按照规程玩这种玩具。第一组被告知，他们每按纸上的图案拼组成一个形状，就能挣一美元。按照1969年的物价，一美元对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是相当可观的物质刺激。另一组学生则没有任何奖励，假设玩本身就是他们的动机。半个小时一到，主持实验的人告诉大家：“请等一下，我出去几分钟印出有关问卷，请各位填写。”但他出去后并未印制问卷，而是通过秘密观察孔监测屋里的动静。在两组学生一侧的桌子上，放满各种杂志，足以吸引他们的兴趣，他们等候的时候没事，也可以自由选择各种活动。结果发现，拼组一件能挣一美元的学生，基本就不接着玩了。而那些没有挣到钱的学生，许多反而是欲罢不能，用这些积木堆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形状。

Edward L. Deci把这些实验结果归结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有效地驱动人们的行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在控制？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心理学大致被斯金纳所代表的“行为主义”所主宰。其核心理论是：人的行为是被环境的“强化效应”所塑造的。其意思是：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惩罚，你就本能地回避这种行为，惩罚机制“强化”了你躲避这种行为的倾向。相反，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奖励，你就会重复这种行为，奖励“强化”了你继续这种行为的倾向。通过考试、升学等各种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也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于是学校不仅要有优良中差或百分制的分数，还要有排名，大家每天似乎都在进行奥林匹克式的竞争，并以竞争的结果获得奖赏。

战后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则推翻了这种“行为主义”的统治，“积极心理学”由此崛起，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教育领域。“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主动性、自发性，把人理解为积极的动物。从这样的立场看，“行为主义”的环境强化论着眼于外在控制，避而不谈内在动机，或把内在动机化约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上述这些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动机一旦被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动物，即使自己希望努力达到外在的要求，也往往力不从心。而从外在控制中获得充分自由的人，则有更多的自主性，更可能被内在动机所驱动，结果在学习和创造过程中达到一种高度警觉、好奇、兴奋乃至狂喜般的升华境界。芝加哥心理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认为这种状态是创造力的峰巅，称之为“流”（flow）。

孩子的天性本来就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就像玩积木，他们可以不停地玩下去，乃至不去吃饭，不肯按时睡觉。这种“贪玩”属于主动的行为，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为了创造，人会疯狂地学习，但是，以考试和升学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则彻底摧毁了这种主动性。孩子必须按照大人的意志来生活，必须赢得大人的奖励，于是渐渐丧失了生活和精神的自主性，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如上所述，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到10岁时居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背。此时我们并不着急，只是告诉她：现在是记住乘法口诀的时候了，否则一些数字游戏都无从下手。我还拿出一组以乘法口诀为基础的数字游戏玩给她看。我们搬家后，她进了顶尖的公立学校，因为数学不行，开始时还需要特别帮助。但是，仅一个学期不到，她就成了班上顶尖的学生，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如今她满11岁了，两个多月的暑假本准备彻底“放羊”，反正她没事就在计算机前写小说，但看到她对数学已经发生了兴趣，就让她上了一周两次的俄罗斯数学班。第一天开课，我们事先连学费也没有付，准备随时撤退，省去退钱的麻烦。第一堂课完了以后，她妈妈赶紧问：“你喜欢吗？想上这个班吗？”女儿兴奋地直说喜欢，这样我们才付了学费。过去，我们早晨醒来下楼，总看到女儿在那里写小说，现在一觉醒来，则经常发现她在演算数学题。她现在的程度肯定和国内“小升初”、“奥数班”中的孩子相距甚远。那天猛然问她乘法口诀，本来已经记住的她，居然连七七四十九都给忘了，但是，人生长着呢，只要她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早晚会追上来，而且我相信她会学得更好。

看看主宰我们时代的发明创造：从互联网到iPhone，哪个是书本上教出来的？创新社会是建立在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流”的基础上的，而这些又都是应试教育所扼杀的东西。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原创能力。难道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吗？

让美国的小学生回答“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的遗言，或者说“钱学森问题”，一度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据报道，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见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钱学森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再次提到：“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去世后，有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表公开信。如此隆重的举动，想必一定是有些卓越的见解了，但仔细一读，是如下的文字：

……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三十余年。应当说，经过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有网友读罢归纳说：“看了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全文960字，内容为：（一）回顾‘钱学森之问’；（二）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在一些问题；（三）总理关注；（四）应该直面，并且‘我们’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解题。全信通篇近千字，除了新闻媒体报道的、大家已知的内容以外，属于11位教授的东西，就只剩下表态了：（1）‘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2）‘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

实际上，这1位教授至少是从反面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从中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中这样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所能做的就是背诵一段历史教科书，引用领导人的几句讲话，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我们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这种政治学习般的教育模式，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按理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深重的教育问题，非要等到一位早已退休、久卧病榻的95岁老人发问才来正视，这已经够有讽刺意味了。不过，这并不是说“钱学森之问”没有意义。他年轻时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十几年，奠定了他一生成就的基础。他所问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以美国教育为参照的，许多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人也在问同一个问题。不久前我碰上一位曾在常青藤读基础科学博士的朋友，发现十几年不见的他已经在做生意了。他对我坦言：“我的博士读到最后就差一个论文，结果还是放弃了，实在没有动力呀。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这里，头两年上课考试，大致都比美国同学还好，但通过资格考试后一做起研究来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在追踪自己终生关怀的问题，是在津津有味地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简直到了忘我之境。我们呢，连为什么做这个题目都不知道，总觉得研究的东西和自己不相关。长期这样下去，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能坚持下来的很少。我们是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差别太大了！”

另一位同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博士也告诉我：“看看身边的中国同学，奥数金奖银奖、少年班的一大堆。但这些人成功率非常低，真能达到‘杰出’程度的几乎闻所未闻。为什么？大家从小都是做题做出来的，这和文科的死记硬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既然大家都知道中美教育的不同，那么究竟有哪些不同？因为没有对美国教育从小的亲身经验，大家对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还是难以回答的。所幸的是，我们这代旅美中国人的孩子大多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读书，要正面回答“钱学森之问”，他们也许要比那11位教授更能胜任。

记得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的科学课组织了一次外出考察，需要父母当志愿者，于是她妈妈和她一起去了。两人回来讲述了这难忘的一天，女儿也马上完成了作业，我检查了她的作业，才知道她是怎么学习科学的。

她们这次外出考察的是当地的纳什瓦河（Nashua River）。考察之前，老师对全班讲了这条河的故事：此河在本地区的河段正处于分水岭位置，分水岭的水质对下游支流有决定性的影响。纳什瓦河开始是被印第安部落占据，那时河水清澈，可以健康饮用。后来欧洲殖民者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得这块土地，他们很快学会了造纸，沿河建了许多造纸厂，把废料倾倒到河中，不仅使河流变色，而且河水浓到停止流动的程度，以至于任何生物都无法生长。20世纪60年代，当地有位叫Marion Stoddart的环保主义者梦见印第安部落的酋长哭泣，因为这条河已经死了。于是她发起了抗议运动，最终联合工会和企业领袖展开了对该河的治理，建立了八个污染处理厂和宽大的沿河自然保护带。结果，河水才开始清澈起来。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条河如今是否在环境上安全。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设计了对河流的测试方案。大家带着各种捕捞的网具和瓶子到河中荡舟，随时捕捞各种生物，从鱼、乌龟、各种昆虫到蚊子的卵无所不有，捞到的东西要放到瓶子里分类统计。最后得出了结果：在所捞到的生物体中，有27种是对污染极度敏感的，有253种是对污染有一定容忍力的，有18种是对污染有容忍力的，有一种对污染的容忍力不明。最后全班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条河流基本上健康安全。

我让女儿解释一下她如何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她振振有词地说：“只有那些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体才能在污染严重的河流中存活。这条河流的污染程度一度让这种生物也无法生存。可是，我们如今发现有27种对污染非常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按说稍有污染就会消失的。从我们一天捞获的数量统计上看，它们比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种类还多，它们是非常好的Bio-indicator（生物指示物），证明这条河流大致是健康安全的。”

需要指出的是，女儿的科学课并非没有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我拿她最近某天的作业一看，一大堆词语逼着我一个一个地查字典，比如aquatic invertebrate（水生无脊椎动物）、eutrophication（水体加富过程）、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aquifer（地下蓄水层）、dissolved oxygen（溶解氧）等等。不过，这些概念大多要通过孩子自己的研究活动来学习，孩子们要能用图像和文字进行解释。这群10岁左右的孩子不是在那里背书，而是像一群小科学家一样在那里进行实验、研究，掌握科学的逻辑和程序。

卢梭曾指出，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后来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过一句名言：“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他对世界的发现。”教育要启动的是学生内心的动力，传授的知识不过是这一动力运转时的燃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如同我那位在常青藤读过基础科学的博士朋友所观察到的那样，做起研究来是为了自己，有着内在的动力。

美国的“小升初”对孩子提出了什么挑战

美国的“小升初”没有考试，孩子们经过“自然课堂”的野外训练和一系列庆祝活动，大都高高兴兴地从小学毕业去过暑假了。但是，到了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些竞争性强的孩子就开始思索进入中学后的新挑战。

8月的一天，全家还处于度假状态，女儿就开始和我们讨论她的中学生涯。她虽然还没有开始中学的学业，但在小学毕业前就已经到中学参观，初步见识了中学是多么不一样的世界，只是当时沉浸在毕业的兴奋中，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向父母提起。现在离上中学越来越近，她的小脑子里就渐渐有了些规划要和我们讲了。

对她来说，中学最大的挑战就是学生自治，自治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孩子一进中学，这些原则就全方位地实行。首先，每个班有两名“班干部”，这种“班干部”和中国学校里的班干部大相径庭，全要由同学选举产生，而非老师任命，并作为全校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学生委员会每周五开会，委员会的主席必须出席，会上要讨论学生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对学校提出相应的建议。同时，一些重大事务，比如外出实习参观、募捐等活动，往往由学生委员会和校方举行联席会议投票决定。这两个班干部自然拥有投票权。到了高中，事情就更复杂。学生委员会有四大领袖：主席、副主席、秘书和财长。其中主席要竞选产生，并任命副主席和秘书，财长则要单独竞选产生。另外，学校有学生的报纸，大家可以竞争去报社当编辑，得票最高的会当主编。同时还有种种写作小组，给校报投稿，各种俱乐部，如戏剧协会、数学代表队、经济学俱乐部（今年正好全州进行比赛，辩论美联储是否应该提高利率的问题）乃至志愿者、棋类俱乐部和运动队等等，让人眼花缭乱，她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女儿最大的想法就是自己是否要“竞选公职”。据“过来人”和她讲，哪怕是竞选个班干部，竞争激烈时也会变得非常复杂，你不仅要争取同学的支持，还要赢得他们的家长认同，因为家长会影响孩子的投票行为，同学和家长的要求是不同的。女儿小学刚刚转来时，曾受到全班女生的排斥。一来她是“外来人”，二来大概是因为功课好，迅速成为“老师的宠儿”，让许多孩子忌妒。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交朋友，把有敌意者变成中立者，把中立者变成朋友。到了学期结束，她发现自己虽然还不是人气很旺的孩子，但是上课做项目时，大家还是会选她为项目小组的领袖。原因大概是她能把项目组织好，大家跟着拿高分。事实上，在学习小组里，不喜欢她的孩子确实也心甘情愿地听她指挥。一句话，她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并获得拥戴，哪怕有些人并不喜欢她。家长则另有考虑，那些“过来人”说，为了赢得家长的认同，你最好能展示自己的募捐能力，比如许诺“我们通过募捐，可以在外出参观考察时在费用上给家长们提供20％的折扣”。要知道，美国义务教育虽然免费，但额外的活动，如外出旅行参观、比赛等等，要么通过募捐、要么家长买单。花钱的地方很多，家长对费用非常精打细算。我听了这些大喜过望，赶紧提醒女儿：“为了你们的‘自然课堂’，妈妈曾发起了募捐音乐会，一下子募集了900美元左右。你在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创造的曲子，可谓一举成名，已经有家长说以后你出光盘他们会买的了。你现在是个小名人，人家肯定相信你的募捐能力。”女儿一听也信心大增，真考虑要试一试了。

在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就是选举。竞选公职是事业成功的一个基本技巧。即使你日后不准备从政，竞选过程也能锤炼你的人际沟通能力、动员说服能力、组织能力、前瞻性等等。这些都是领袖才能的基本因素，无法从书本上学，也不可能在需要时临时抱佛脚地掌握。所以，一上中学，美国的学校在这方面就给孩子们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机会，而孩子在这方面的表现，日后申请大学时可能会比分数还重要。

还必须指出的是，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并非一下子就跳入竞选、自治的世界。以我的观察，女儿在幼儿园时就从用布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中演示选举过程，一二年级时利用课间休息和小伙伴已经组织过不知多少个俱乐部。小学五年级转到新学校，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创办了“狼协会”，发展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组织结构，比如两个主席（她是其中之一），四位核心成员（算是议会了），财长，每个核心成员还有一名“影子”（大致相当于秘书），乃至一系列投票、否决的程序。这个小俱乐部经历了内斗和散伙危机，最终完好保存下来。一次，一位本来最想退出的成员在游乐场受了小伤，根据俱乐部的章程和精神，全体成员一起护送她到校医办公室治疗，这使她备感温暖，以后对俱乐部就有了忠诚。这一切，都为女儿进入中学的自治时代作好了准备。

作为家长，我自然积极参与女儿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时地问她这样的问题：“领袖意味着什么？是权力，还是服务？”攫取权力是人类的天性，这在小学生中就体现得很清楚。但是女儿从孩子之间的各种冲突、合作中看到，那些总想着权力的人，最终往往被小伙伴们抛弃。权力的基础，还是你给大家提供的服务，让人们觉得跟从你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虽然人气在孩子们中非常重要，但是，大家真选择自己的领袖，还是不会看谁有最酷的造型，有人气的孩子未必能拿到公职。另外，充当领袖必须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不停地产生思想来感召自己的同伴，这也是孩子们日后成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校很少有这方面的训练。孩子们做题、考试可以非常出色，功课学得很好，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所学能派什么用场。最近波士顿郊区有个为中国小留学生办的高中，美国老师在课上提问，学生们大眼瞪小眼，搞不清楚他们是否被允许说话。下一代的公民如果丧失了主动性，就会养成一切听大人指令的习惯，社会也就无创意可言了。

等孩子“小升初”时买房

以上大致讲的是“小升初”前后的学校教育。其实，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小升初”是孩子成熟的一个关键期，孩子从儿童变成了少年，对社会的理解力也增强了许多，这时父母的家教也变得非常重要。儿童时期是培养孩子习性的“机会窗”，少年时期则是培养孩子世界观的“机会窗”。也正因为孩子此时有非常强的社会理解力，他们会观察家长的行为，不仅仅是听大人的说教。所以，此时大人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融为一体，你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你做某某事与孩子无关。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和孩子无关，但孩子在无形之中也会跟着学。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会时刻从孩子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女儿“小升初”的头一年开始“择校”。其实，“择校”就是搬家，我们也借机兜底买房。买房是平生第一次经验，居住环境焕然一新。不过，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巨变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讲到这里，不妨插些题外话。记得某年广东省政协委员、佛山市市委书记林元和在两会分组讨论会上说，自己前段时间前往上海，听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其中有一段非常赞成，那就是：40岁以前的人租房，40岁以后的人买房。据说，此话在网上还引起了公愤。

我一向不喜欢为政府官员捧场，不过，这次想破个例。因为我自己是48岁那年买的房子，而且觉得这种经验对孩子很有好处，值得和年轻的父母分享一下。

年轻人结婚要买房，生孩子要买房，这些要求都合情合理。不过，如果经济条件不够，租房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为什么不选择租房子住呢？

关于房子的苦，我是吃了不少。当年北大毕业，本来说好的单位去不了，临时被塞到北京日报社，原因在于那是北京市属单位，一定要北京人去，这样单位可以指望你寄住在父母家，不必给你分房子。在那里工作三年，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想也不敢想。后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7岁那年结婚，向单位要筒子楼里的一间也是门儿也没有。后来借父母的光，和兄嫂一家三口共用两卧的一套小房，有时还要住他们家的一位保姆，总面积大致60平方米。现在回想一下，这段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苦不堪言的回忆。只记得当时年幼的小侄一天到晚要找我们玩，我们把门关上以求专心读书，他则会背着身子用还穿着尿布的小屁股把门顶开，我至今想来还颇有些当叔叔的幸福感。

后来留美，当穷学生时我寻找租金最便宜的房子是有名的。最后我们夫妇两人住进顶层的阁楼，那里天气热的时候，连朋友送的蜡烛居然都能够融化。妻子去日本进修一年，圣诞节回来看我，我骄傲地告诉她，在她回来前，我竟然从来没有用过暖气。要知道，我所在的纽黑文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北。不过，顶楼能够借一点楼下邻居的热气，我再把羽绒服穿上，大致能撑到年底，省下不少暖气费。在这小房子里，我们一住就是10年（我从34岁到44岁的时段），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说幸福，主要是有能一心读书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小女就是这期间出生的，不过，三个人住在小阁楼，越来越显拥挤了。好在女儿5岁那年，我找到工作，全家搬到波士顿。我依然保有着能找便宜房的幸运，居然在郊区租到一栋有上百平方米、上下两层的连体式房屋。有了工资，足以支付比以前高出一倍的房租。我至今记得女儿刚刚进那房子后兴奋的呼声：“好梦成真！好梦成真！”

但是，梦总是个梦，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现实，这是我们这个镇最穷的角落之一，正守在马路口上，早晨醒来就觉得卡车从自己的枕边碾过。女儿从幼儿园上到了四年级，渐渐也接触了些世态炎凉。她曾请过不少小朋友来家里玩。许多人来了一趟后再也不要来了，甚至在学校也和她疏远。到我们快搬走时，经过她一位同学的家长提醒，才意识到邻居中有位性犯罪者。我们赶紧告诉已经9岁的小女，没有爸爸、妈妈领着，家门一步也不准出。而她的“好梦成真”也不再提了。

这次搬家，买的房子属于中等价格，但因为是在远郊兜底买的，那房子还是相当可观，居住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不说，还有很大的院子，后院是小森林。一次有位朋友来访，居然在家门口停下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她有点不相信这是我们的房子。小女的反应自然不在话下，她这年正好10岁，觉得一切都像梦一样。

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后，我们慢慢发现小女身上有些变化。比如，过去租房的地方学校差得多，她在班里不过中上等。我们夫妇不着急，信守着让孩子自己培养自己的原则，觉得既然她各方面发育非常健康，早晚会觉醒的。搬家后，她进了本州顶尖的公立学校之一，半学期的时间居然成了班上的顶尖学生。我们对她一直很有信心，但这样快的变化未免太戏剧化了，后来和她反复交谈才发现，这里的一大原因是房子。

租房子住贫居，对教育孩子特别有帮助。小女6岁前，一直是小朋友中唯一家里没有车的。9岁前，也是班里看上去最穷的（主要是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利用这些境遇一直在对她讲，父母穷，一个原因是太喜欢读书。读书带来的快乐比花钱的快乐大，看你图什么了。比如，妈妈不出去工作挣钱，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你愿意有很多钱但一天到晚见不到妈妈吗？另外，你们班一个富学生，家长居然花不起钱让她上你上的钢琴课。看来，大家花钱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显得很穷，但你是否愿意学到更多的东西？小女在这种教育下，一直安贫乐道，并且非常有信心。一次，我们在网上搜房时看到一栋几百万美元的豪宅，她喜不自禁：“这家自己院里还有个湖呀！”我漫不经心地说：“长大以后你想买这种房子很容易，你完全有能力挣到这么多钱。问题是，那时你也许会想一想：是用自己的生命挣这些钱呢，还是干别的事情更有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会走极端，而是一直告诉女儿，读书好了，即使不追求钱，也不可能太穷，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从5岁到10岁，我们两次更换居所，第一次让她“好梦成真”，第二次让她难以置信。这样的改善都非常戏剧化，让她终生难忘。到了10岁，她终于看明白了，父母勤勤恳恳地读书，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她向妈妈承认，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她突然觉得有好好努力的责任了，她希望长大后有力量争取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

生活的物质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生活中主要的幸福并不是在物质中。年轻夫妇如果一结婚就买了房子，让孩子出生在非常舒适的地方，那么孩子就会错过人生中的大戏剧，而这些戏剧对孩子一生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孩子大了，家长对孩子不能总是说教。孩子很聪明，自己会在生活中观察。40岁以后买房时，孩子大概是10岁，正是懂事的时候。这时候父母通过买房把自己津津乐道的生活哲学证明给孩子看，孩子才会终生信服。这样，买房花的钱就比支付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学费更有教育上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