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第一次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充满现成答案的世界，

几乎没有事情不能从网上获得解答的。

大多数家长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的恶劣影响，

把网络视为万能，

习惯了现成答案的孩子就丧失了独立思考、创造的动机，

更难以养成质疑的习惯。

圣诞节：我向女儿道歉

2010年圣诞节一大早，11岁的女儿像往年一样，兴冲冲地冲到圣诞树下，一包一包地打开自己的礼物。等我醒来时，她第一句话就问：“爸爸，那本《波西·杰克逊》真是你送我的？”

“噢，那当然算是我送的，不过是妈妈挑的。”

女儿继续笑嘻嘻地观赏着自己的礼物，我再一回味，心里不免一颤。圣诞节给孩子送礼，我们是入乡随俗。毕竟女儿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最喜欢过的节日就是圣诞。她早就知道圣诞老人是个虚构的童话，但一直装作不知道，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希望父母每年还会上演这美好的戏剧。当然，随着她的长大，大家不再可能假戏真做了，但圣诞礼物这个大节目谁也不忍心取消。她生活的头几年，我们生活很困顿，不得不省吃俭用。妻子统筹管理圣诞礼物，经常在圣诞节刚过大甩卖时，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过时的礼物，藏到来年送给女儿。虽然家贫，但因为女儿有这么个好妈妈，每年的礼物还是颇为丰盛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妻子在礼物问题上一向不准我“瞎买”，全由她统一经营。这次买《波西·杰克逊》，当然也是她的主意，她和女儿经常交流小说，知道女儿最喜欢什么。我则在这方面一概不懂，难怪女儿拿到礼物一眼就看出来。

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不过我这当父亲的未免神经过敏，马上想到一个讲寄宿学校孩子生活的电影。其中一个男孩儿生日时独自在校园里面对月色流泪，朋友跑来问他怎么了，他沉默不语，最后指指地上一包贵重的礼物，说是父母送的，和去年的一模一样，然后又仿佛是为父母辩护：“他们也许太忙了。”很明显，这种家境富裕的家庭，父母无心管孩子，将之送进贵族寄宿学校，每年送生日礼物都不过脑子，结果让孩子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关心自己……

我回味着这一幕，不禁为自己惭愧起来，赶紧走到女儿的房间，向她解释了家里的贫困历史和由妈妈统筹安排礼物的原因。女儿当然很能理解，不过我还是道歉说：“爸爸、妈妈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对圣诞节没有你那样真切的感情，没有把圣诞礼物看得那么特别。爸爸只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是爸爸心中最重要的人。看看，前几天爸爸不是给你买了《荷马史诗》吗？爸爸只想让你早点读，等不到圣诞的时候才给你，笔记本电脑也是如此呀。不过，爸爸确实应该理解，圣诞对你特别重要，爸爸以后应该亲自给你选礼物才是。”女儿立即上来给我个拥抱。

确实，我提到的那两样礼物，都说明了我对女儿的理解。她喜欢写作，特别用功，我就给她买了个笔记本电脑。而让她最高兴的，还是那本《荷马史诗》的全英译本，是精美的真皮封面，如同一件艺术品。女儿正对希腊神话上瘾，刚拿到这件礼物时，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一步不离，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可惜，这样的东西，在我的圣诞礼物中一件也没有。

父母送孩子礼物，其实并不是简单地送一件东西而已。礼物应该体现父母和孩子的共同经验，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和关爱。这是钱买不来的东西。敏感的孩子，到了十一二岁就能够通过小小的礼物感受到这些。可惜的是，父母因为各种生活的压力，往往忘了从孩子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真要是那样，礼物就和商店货架上的物品没有两样，只不过父母同意花钱买了而已，这种没有对孩子的理解和关爱的礼物，也自然把童年和节日都物质化了。

我在圣诞的“礼物门”后，马上到亚马逊上给女儿订了盘肖邦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二手光盘，连运费加起来不过五美元多，这是波兰钢琴家齐默尔曼（Zimerman）和意大利裔著名指挥家朱里尼（Giulini）20世纪70年代末录制的天作之合。我和女儿都是肖邦迷，这两部协奏曲听了无数遍，都认为Zimerman是肖邦最好的解读者，而且比较了他的几个演奏，包括最近亲自指挥而被热捧的版本，但没有一个能超越这一70年代末的经典。我对女儿开玩笑说：“只要是圣诞节那天订的，就算你的圣诞礼物了。”看着女儿会心的笑容，我不禁又回到父女俩躲在车里听完Zimerman后才肯出来的情形……

我用了八年时间回答了3岁女儿的问题

我静悄悄地走进女儿的房间：“宝宝，你有几分钟的时间吗？”

“我不能肯定，”女儿的眼睛依然盯着计算机屏幕，“我必须完成作业。”

“可是，爸爸有件事情想和你谈一下，也许只需五分钟的时间。”

“什么事情？”

“你3岁的时候问过妈妈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没能回答你，现在已经八年过去了，很抱歉，也许我们都有点懒，没有太多地去想，不过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点线索。也许我们能够讨论一下，一起找到答案。”

女儿把目光从计算机屏幕上移开，注视着我。11岁的她，已经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了。

3岁的时候，她刚刚接触芭蕾，一下子就迷上了，哪怕进了家商店，也要找块空间跳起来，嘴里哼着舞曲。不知有多少时候，路人被她稚嫩的舞姿所吸引，停下来为她叫好。一次，她坐在童车上问妈妈：“芭蕾是这么美，第一个芭蕾舞家是从哪里学来的？”

妈妈又惊又喜，骄傲地把这个问题转达给我，这个问题也成了我们家庭的骄傲。我们告诉了许多朋友，多少有些炫耀：看我们家的宝宝多聪明！女儿的芭蕾天赋也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如上所述，她6岁就上了波士顿芭蕾舞团的芭蕾学校，7岁被挑为小演员，参加了该团那年圣诞节《胡桃夹子》的演出。可是，对她的这个问题，我们则从来都没有回答。

我一向认为，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孩子们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孩子一定要敬畏。但是，也许是太敬畏了，我总觉得回答她的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思考，怕一个平庸的回答辜负了她。现在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已经开始读《荷马史诗》的全译本，讨论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当父母的，如果对这样的问题居然也不试图回答，是不是也太不负责了呢？

于是，我开始努力认真地思索答案，并不停地回顾父女之间这些年的思想交流，希望最终找到的答案既反映了我思想的努力，也能整合她的经验。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很快找到了线索，我甚至后悔没有早一点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耽误了和她进行思想互动的机会，这也是我为什么匆匆打断她做作业的原因。

现在父女面对面地坐定，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方，我可以开始了。

“你当初问的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从哪里学的芭蕾？你是否想过，第一个芭蕾舞蹈家所跳的芭蕾，和你现在看到的芭蕾（比如《胡桃夹子》中的那种芭蕾）是一样的吗？”

“噢，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她沉吟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应该是一样的吧……噢，不对，恐怕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别的例子？比如，第一个钢琴家从哪里学的钢琴？”既然女儿学了多年钢琴，我就把问题转移到钢琴上来。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如那些早期的钢琴家，巴赫、莫扎特……”

“他们弹的钢琴一样吗？”

“噢，我知道你问的意思是什么了。”她眼睛亮起来，“巴赫弹的是古钢琴，莫扎特弹的则是现代钢琴了……”

这一下，我们的讨论顿时热闹起来，我们都记得她一年多以前弹巴赫时的经验。巴赫还处于古钢琴时代，对刚刚出现的现代钢琴还有些排斥，他的作品也大都是为古钢琴而写的。古钢琴没有现代钢琴那种踏键，踏键的重要功能就是把琴键上弹出来的音延长，增加了钢琴的表现力。当然，现代钢琴的每个键对手指的轻重都有敏感的反应，弹重了声音就大，轻了就小，这就给演奏者更大范围的表现力度，也是古钢琴所不具备的。女儿当时在现代钢琴上弹巴赫的曲目，充分利用了现代钢琴的踏键功能和力度，曲子自然起伏跌宕。演奏完后老师鼓励一番，然后问：“巴赫自己是这么弹这个作品的吗？”“不是。”在场的许多孩子都立即回答出来。“对，他不会有这些力度，不会用踏键。但是，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是否会采取这些技术呢？”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最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他还是会用的，在他那个时代，这些技术都还不成熟，他只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力图达到完美。如今有了这些技术，他的表现空间更大了，他为什么不用呢？”

女儿当然和老师不谋而合，所以才会那样弹。我把这个议题带回我们眼下的讨论中，女儿一下子有了新的反应：“啊，也许所谓‘第一个’的概念就不对，根本没有所谓‘第一个’。”

“从理论上说，也许应该是有‘第一个’的。”我不希望她这么快就达到结论，继续说，“但是，所谓‘第一个’，至少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比如，巴赫弹的是古钢琴，古钢琴不是现代钢琴，所以巴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钢琴家。莫扎特也许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第一个’吧，但是，有巴赫的作品在那里摆着，现在你也觉得那是钢琴作品，怎么能说莫扎特是‘第一个’呢。”

女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找到纸和笔，马上给我上了堂图说钢琴史：古钢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音很难拖长，为什么先进的古钢琴也有重音轻音之分，但需要不同的琴键弹出。现代钢琴是什么样的，踏键怎么工作，为什么现代钢琴每个键都能有丰富的表现力度……直到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听得脑子发麻，为了避免被她“灌输”，我立即“撤退”到自己的老本行中“固守”：“你看希罗多德是不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呢？”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女儿喜欢希腊神话，自己读起《伊利亚特》来。我为了引导她对历史的兴趣，给她一本希罗多德的英文全译本，她看了十几页，但还是觉得自己正读着的那些小说更有意思，就放下了。不过她曾颇有兴趣地和我讨论：“希罗多德和现代作家很不一样，他每讲一件事情，总爱说‘听什么什么人说’、‘按照某某的说法’等等。”为此，我们曾经反复讨论了历史的叙述者和被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另文详细介绍。如今讨论到这个地步，希罗多德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于是，我不等她回答上面的问题，就把自己的思路又推进一步：“看看，大家称他为‘史学之父’，那分明指的是他是‘第一个’历史学家。爸爸教历史，按说爸爸的行当就是他创造的。”

“那么他确实是‘第一个’了？”女儿并不太确定。

“可是，为什么他书中总说‘听某某说’呢？”

“噢，”女儿恍然大悟，“他也是听人家讲的，就像口口相传的《荷马史诗》一样，未必是一个人写的。”

“书还是他写的，但是，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口相传的历史，那些告诉他这些历史的人，是否比这位‘史学之父’更是‘第一个’呢？”

“是呀，那些人是更早的历史学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是‘第一个’。我们只是因为自己对过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所以为了方便，在自己开始知道的点上定义出一个‘第一’来。”

“那么谁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呢？她跳的是什么样的芭蕾？”

女儿笑起来。

这样，父女俩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发展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说：不管是芭蕾也好、钢琴也好，还是历史也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经过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完善起来的。在起点阶段的形态，和现在的形态一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巴赫还在弹古钢琴，基本没有运用现在的琴童所使用的很普通的技术。希罗多德以前，“史学”还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是他先记载成书，形成框架，使散乱的传说有了系统。芭蕾最初是什么样，我们更不知道了，也许比现在粗糙得多，也许对现在的芭蕾舞爱好者们来说也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舞蹈形式了……

那么，女儿从这种讨论中学到了什么呢？老实说，我自己都很难判断，她在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对这些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也许会不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我有限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我希望她看到，她所继承的人类文明，并非某个天才一夜之间突然发明的，而是人类经过多少代的努力不断完善的，要敬畏这种文明的遗产，而不是盲目崇拜个人。同时，她也应该意识到，每代人都有责任把自己所继承的东西再完善一些，向前再推进一步。女儿一直有“要创造一种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的志向。我则希望她明白，这种“创造”即使看起来像“横空出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站在巨人的肩头”。我相信，这样的理解对她一生都有好处。

作为父母，我自己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对孩子要不停地激励、启发，但是，我不会找出什么“名人名言”作为她的座右铭，我不愿意对她灌输一些外加的概念和思想。家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这就像孩子饿了你给她饭吃、渴了给她水喝一样。从我回答她3岁时的问题花了八年时间的经历看，做到这一点实际上非常困难，她还有许多问题我根本没有回答，父母非竭尽全力不可。如果父母偷懒、不顾孩子是否有食欲而强行喂食，那么这种填鸭式的喂养最终会毁掉孩子的胃口。所以，我教育女儿是跟随着她内在的精神动力走，这样的过程有时也会回到某些“名人名言”所讲的道理上。但是，她以这种对话、讨论的方式理解这些道理，自然也要深刻得多。我也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当你们拼命给孩子灌输知识，并抱怨孩子没有尽最大努力时，不妨也问问自己：孩子自出生以来问的许多问题，你们回答了多少？回答得怎么样？你们为此作了多大的努力？

怎样教女儿学历史

年轻时，我相当迷信“家学渊源”，这大概和自己的“文化自卑”有关。父母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革干”——“文化大革命”期间下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交给一位不识字的“大娘”照看。他们回城后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即使读过些中央文件，在孩子面前也都不谈国事。教授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让我感到神神秘秘。文化界的“硕学鸿儒”给孩子们打下了什么样的童子功，更超出我的想象。后来阅历渐长，见到许多“硕学鸿儒”的子弟也不过尔尔，甚至相当令人沮丧；而平民百姓家庭，却频有秀异之士。对“家学渊源”的迷信也就渐渐崩解，深信除了音乐等几个需要早期强化训练的领域，“家学”并不是构成个人事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万事都不是绝对的，家庭影响对孩子的成长依然至关重要。这方面，美国多年的教育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字，不断地证明人们的常识：父母教育程度高的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在学业表现、事业成就等方面明显高出普通劳动阶层一头。个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出身于犹太小生意人家庭，日后的成就无法从家庭背景中找原因。不过，他娶了个经济学家为妻，儿子后来也成了经济学教授，在经济学理论上和他有相当的渊源。他的孙子领域较杂，涉猎软件工程等，但也算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你很难说“家学渊源”不重要。回头再看弗里德曼本人，父母也许无任何文化成就可言。不过，我在《天才是训练出来的》中曾引述过有关研究：犹太人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美国虽然一度受歧视和排挤，但弗里德曼这代正是犹太平民子弟崛起的时刻，他们大概是有着集体的“家学渊源”。想想我自己，如今以历史为职业，似乎和“革干”的家庭背景毫无关系。但是，小时候带我长大的“大娘”经常翻来覆去地给我讲鲁班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不读书的我歪打正着地接触了些历史，这和我日后的事业恐怕还是有相当的关系。

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知识，我大致可以这么总结：一个人杰出的成就无法仅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解释，但是家教可以把孩子推上成功的“舞台”，使其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至于在这个“舞台”上“演”得如何，能否成为“名角”，则要看个人资质。弗里德曼的子孙都各有所成，就是借助了这样的“上台机会”，但是，他们毕竟远远达不到弗里德曼的成就。个人资质之不同也。

当家长的没有必要对孩子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更不必让孩子走家长自己的道路。但是，有专长的家长对自己的领域毕竟懂得多，这在教育孩子上是一笔财富，白白浪费掉未免太可惜。我作为一个以历史作为饭碗的人，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些切身经历。

女儿11岁刚上中学，就赢得了一个新绰号——“希腊百科全书”。她的历史课刚刚讲完古希腊，老师为了刺激学生们的兴趣，组织了一场知识竞赛。在竞赛中，女儿独挑一个队，正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使队友成了她的拉拉队，而其他队很少有能回答出一半问题的，有一个队甚至一个正确的回答都没有。大家马上看得很清楚：在这样的竞赛中，如果她一个人对付全年级，也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老师讲课时，同学的一些问题回答不上来，要由女儿回答。比如，一次在讲征服了希腊的马其顿的历史时，有同学问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普二世是怎么死的？老师说：“我也不知道，有谁知道吗？”女儿举起手来：“是被他的一个保镖暗杀的。”老实说，我作为喜欢希腊史的历史教授，对这一细节也不记得了。

一天晚上哄女儿睡觉时我问：“你那些希腊史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受你的影响。”

“怎么会受我的影响？我又没有教你，而且许多你知道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会是从我这里来的呢？”

女儿俨然一个小大人似的说：“孩子都受父母的影响，你不用教我，你只要激发了我的兴趣，我自己就会去学的。”

我必须承认，女儿对她的成长，作出了相当精确的解读。

我确实一直有意地对女儿进行历史训练，这当然不是希望女儿日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我在《北大批判》中对此有过比较细致的讨论：历史学是年轻人的基本训练，这包括怎样在分析事实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怎样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怎样通过调查从不完整的信息中寻找事实，怎样理解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不同事实……以我的观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历史作为教育，是被误解最多的学科之一，大家觉得那不过是些传统文化遗产的知识和修养而已，似乎派不上太多实际的用场。一次，一位兜售教辅材料的人敲我家的门，骄傲地对我展示了他的书：“看看，这里覆盖了历史课中所有的问题，按字母索引马上能够找到现成答案。”我看他的样子是个打工的大学生，就告诉他：“我就是在大学中教历史的，我觉得学生最不需要读的，就是这些现成答案。历史训练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教你如何怀疑、挑战这些现成的答案。不管你日后当律师、经营企业、从事政治或社会活动，这些都是基本技能。一个律师要知道如何取证，如何用证据说服法庭接受自己的观点；一个领袖要理解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为什么面对一个事实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创造出不同的‘事实’来，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塑造大家的共识。这些能力都是我们的教育中最为缺乏的。”换句话说，历史训练可以相当“实际”、实用。

也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我一直试图介绍给女儿一些我审读过的历史书，可惜，她大部分都没有兴趣，我也就不好督促她读了。以我的观察，她对历史发生兴趣走的是和我小时候类似的路，我当时是通过《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喜欢上了历史。她则着迷于希腊神话。特别是美国有些儿童作家，用希腊神话的材料进行翻新创造，乃至希腊的众神跨时空地跑到纽约的帝国大厦中来。我暗喜地放纵她在这方面的兴趣，不时和她讨论这些神话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现实，由神话导入历史。

当女儿对希腊神话了如指掌后，马上开始不满足于那些青少年读物。她问我这些神话的来源。我告诉她最重要的原典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并给她买了牛皮封面的精装全英译本，她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我又告诉她，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另一本重要原典，也记录了许多当时的神话传说，并把芝加哥大学已故古典学家David Grene的那个著名的希罗多德全英译本拿给她。她读了十几页就停下来，说书很有意思，但是她正读的那些幻想小说更吸引她。我马上说：“那就别读了，等过两三年你有了真正的兴趣再读。”

然而，仅仅是这十几页浅尝辄止的阅读，也引发了一场颇有深度的讨论。女儿对希罗多德那著名的开场白，马上就倒背如流：“我，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在这里呈现我的历史……”她还评论道，“希罗多德很奇怪，不是讲讲故事就完了，而总要告诉你‘这是波斯人讲的’，‘根据埃及人的说法’……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问她：“你告诉过我，上周安妮向你借了一块钱从自动售货机买糖，事后一直不还。你昨天向她要，她说不记得向你借过钱，这是怎么回事？”

“她想赖账。”女儿早就告诉我，安妮是她们班里信誉很差的孩子。

“我当然相信你，你自己也说过，安妮是很缺乏自我控制的人，每天吃很多糖，没钱买了就向同学借。想想看：这么小的孩子，借钱多了，自己无力偿还，心里还希望自己没有借过，有时可能真不情愿记住借钱的事情，许多人确实会这样选择性地忘掉些不愉快的事儿。另外，她也许就是因为借得太多，真记不住，而不是有意说谎赖账？”

“噢，这确实有可能，”女儿沉吟一下，还为我的假设提供了些额外的“证据”，“我们刚刚看过一篇文章，说吃糖过多，对人的记忆有损害，安妮确实吃得太多了，我真奇怪她吃那么多糖居然还没有得病。”

我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对吃糖影响记忆之说不作评论，只是紧紧盯着我们讨论的主题：“看看，当人们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有时会存心说谎话，有时会真心讲假话。你不是当事人，如果要想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会简单地听信别人告诉你的事情吗？”

“不会。”

“想想看，希罗多德周游世界，到很远很远、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听自己从来都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过去发生了什么，他难道应该简单地相信人家告诉他的事情都是真的吗？”

“噢，他原来并不真信，那他为什么都把这些记录下来呢？”

“这大概是因为除了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吧，或者他觉得别人讲的事情有值得参照的部分。想想看，假设他来记录你和安妮之间的纠纷，他对你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不能相信安妮，但凭什么一定相信你呀？是否应该这样记载：根据现存的说法，安妮为了买糖借了一块钱，安妮则说她根本没有借？”

“噢，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女儿恍然有悟。

女儿还没有读太多希罗多德，按说我应该等她读完再讨论，但是，我的脾气一向比较急，有些等不及了，就接着告诉她：“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保留着独特的多元性，他不时地提醒读者注意，他所陈述的事实大多是从某个人的角度看到的事实，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就可能是另外一种事实了。这种态度使他对不同的文化有着特别开放的态度，比如对当时希腊的敌人波斯人，他记录许多从波斯立场出发的故事。所以，有些人评论他是‘野蛮人的朋友’，意思是他中立、开放的态度显得对侵犯希腊的波斯人太友好了。许多现代作家，叙述事实的笔调则仿佛是上帝在讲述一种‘最后的真实’，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交代自己的事实是从哪里得到的，是从哪个视角看到的。你读的大部分书，是不是都是这样？”

女儿很信服地点头，于是我又继续：

“不管是历史，还是我们每天都看的新闻，我们不能一听就假定那是事实，而要意识到这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叙述，其真实性受其视角的限制。所以，我们看新闻报道，最后总有个‘某某从某某地方报道’，告诉你这就是那个人看到的东西，别人也许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记得吗，你小时候看电视，还曾说Jim Lehrer有毛病呢，这和你对希罗多德的评论非常类似呀！”

我这里提到的Jim Lehrer，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也是主持大选总统辩论最多的人之一，他每天在自己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的开场白都是固定的：“晚上好，我是Jim Lehrer。”女儿当时3岁，听了觉得好笑，谁不知道你是Jim Lehrer。干嘛这么翻来覆去地告诉我？我借此向女儿解释，这其实和希罗多德开篇那句“我，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的意义是差不多的。

几天后，女儿刚刚读完一本历史小说，兴奋地在饭桌前讲：“历史小说太好了。不完全是小说，告诉了你历史上发生的真事；又不是历史，所以可以这样写：‘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我急急忙忙地赶向大厅，心怦怦地跳。天呀，我真是无法相信，国王已经死了！’”我问她这段子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是自己编的，并解释说：“路易十四之死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个冲向大厅要和人们分享消息的女孩儿的内心活动则是编出来的小说，这样的叙述在历史书中是不可能的，除非有日记作为基础。历史学家只能观察外在的事实，不能钻到人的脑子或心里去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小说家则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填补史料的真空。”

女儿的这种本能就是历史训练的结果。很多家长不会把这种本能看作是什么大不了的技能，甚至觉得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孩子长大后挑战陈见、以自己的调查研究建立新说，往往要从这样的本能开始。另外，理解、说服他人，也常常要从这样的本能起步。女儿中学里小圈子很多，她自己也属于某个小圈子，孩子们平日难免有各种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女儿大多能够成为创造共识的人。有些圈外人也许不那么喜欢她，却觉得她比较公道，能接受她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在我看来，这和她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不同人根据不同的视角和利益对一件事情会作出不同的解读有关。孩子长大后不管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企业领袖，不都需要这种技能吗？

可惜，我们的教育经常创造着不同的本能，即使在比较强调开放阅读和独立思考的美国也是如此。我在大学里教历史，一次考试让学生们就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回答一个选择题，结果大多数学生全答错了。我在课堂上纠正时，很多学生抗议：“我选择的答案，就是书中某某页上讲的呀！”我把书打开：“看看，关于这件事情，作者陈述了过去学者的好几种观点，然后逐一驳斥，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问你们的恰恰是他自己的观点。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错，你们过去读的是标准的历史教科书，这是最害人的，这种书的叙述，大多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你们习惯了，觉得只要书上写着的就是事实，我为你们挑选的教科书，则是原创性学术著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大家都争论不休。作者有义务交代别的学者的观点和论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想想看，你能听到有人在法庭上说了一些事情就马上当事实吗？难道你不应该首先搞清楚这是公诉人说的，还是辩护律师说的吗？难道他们不经常在构造相反的事实吗？如果你们想成为传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那种传统历史教材确实够用了。你们从中可以获得基本的阅读技能，工作后有能力阅读操作规程，然后按部就班地照着去做。但是，你们来这里读大学，是希望成为创造阶层，凡事必须自己进行分析、形成结论。”

人是历史的动物，但这里的历史不是一张简单的年代表、大事记，而是分析总结人类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从小培养，长大就可能有麻烦，不管你干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家学”的话，这大概就是我传给女儿的“家学”，虽然她日后未必会成为一位历史教授。

怎样教孩子写作和阅读

一天到女儿的屋里替她关窗户，无意看到她桌子上一张卡片，这是她的社会研究课上的作业，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上面这样写着：“中国人不太开车，经常是骑车，或者用三轮车……”下面老师一个简短的批语：“好！”

我马上明白女儿为什么这么写，她暑假刚刚回了中国一趟，特别是去了绍兴的外婆家。我们在美国是住在波士顿的远郊，出行全用车，到了绍兴则看见不少自行车。而且外婆经常用自己的三轮车拉着她出去兜风，令她印象深刻。不过，我们夫妇相距15年第一次回国，印象则完全不同：车太多了！自行车经常被挤得没有地方去。女儿的观察，则提醒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

这一点小事，正是家教的好机会。等女儿回来，我就先向她道歉，说爸爸看到了你写的东西，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不过这完全是无意中的事情。现在既然看了，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希望她有兴趣。

女儿安安静静地坐在饭桌边，我告诉她我们对中国遍地是车的感受和她的观察是多么不同。如果让我来写，我也许会写成完全相反的东西：“中国遍地都是汽车，自行车越来越少……”我接着问：“我们两个谁错了呢？”

女儿想了想：“谁也没有错呀。”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描述的则是相反的事实，怎么可能都对呢？”

女儿显然兴趣上来了，试探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吧？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看到的东西。”

“那么谁说的更接近真实呢？有所谓客观的真实吗？”

“没有。”女儿摇摇头。

“可是，那些事实并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存在的呀，我们不去看，那些事实难道不也在那里吗？有什么办法把那些事情尽可能完整地描述出来呢？”

女儿陷入沉思。

既然她开始思考了，我就开始了“教学”：“你忠实地写下了你的观察，这当然没有错，就像爸爸也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一样，但是，我们这样写的时候，似乎应该提醒读者，这仅仅是我所看到的东西，其他人可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可以这么写：‘我在家里住的时候，到哪里都需要爸爸、妈妈开车接送，但到了绍兴，经常坐外婆的三轮车出去玩，而且发现许多人也骑车出行……’这样是否更具体一些，也把你的视角交代清楚一些呢？”

女儿点点头。

于是我接着说：“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写作，一种是复杂的写作。简单的写作，就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事实，并不交代这样的事实是从哪个角度看的，你们教科书上的许多文字，依然是这种简单的写作。复杂的写作则总在讲述事实时告诉你这样的事实是谁叙述的，是从哪个角度看到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总是交代‘这是波斯人讲的’，‘这是希腊人讲的’吗？所以，我们在讲述我们的事实时，应该尽可能地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看到的侧面，当然还可能有许多其他的侧面。再想想，如果两千年后，你这张卡片被那时的人发现，他们也没有其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那么，他们是否读了你的文字，就简单地相信‘中国人不太开车’呢？”

“当然不行了。”女儿恍然大悟，觉得自己这么写有些误导了。

“好，那么你又该想想自己怎么读历史了，当你读到两千年前某人对当时生活的记录，比如‘罗马人相当富有’时，你应该简单地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吗？”

“噢，我明白了，我得想想这个人是个什么背景，罗马人富有究竟是相对谁而言，或者究竟是什么样的罗马人。”

“对呀。我们即使相信他真心实意地描述着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也应该把他的观察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判断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这就是爸爸这个行当干的事情：历史分析。”

父女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女儿学到了从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她的历史课本经常还是充斥着流水账般的事实，这样的信息并非没用，但是习惯于简单地相信课本，孩子的分析力就会丧失。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其实，不知道“罔”，不去怀疑，恐怕是更糟糕的事。

鼓励孩子做项目

我观察女儿从小所受的教育，再与自己小时候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相比较，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孩子多是做项目长大的，中国的孩子是在课程教学中长大的，这种归纳当然非常简单化。美国的孩子一直也有课程教育和课程要求，中国的孩子也并非不做项目，不过，双方在这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比如用积木搭个建筑，手绘一本带有叙事情节的图画书，上小学后就有各种调查研究。到了大学阶段，一些精英的小型文理学院夸口：我们虽然没有常青藤那么多研究设施和明星教授，但因为规模小，学生可以有两三年的时间参加教授的研究团队，一起做项目，进而完全可以和常青藤竞争。这么说当然有老王卖瓜之嫌，但是，人家选择这么“吹牛”，也多少说明了美国人在教育上的“价值观念”：亲身做项目、从实干中去学习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这样的差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在美国博士课程的资格考试中，一些教授喜欢对学生说：我们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而不是你不知道什么。博士课程当然不是早教，不过这也大体说出了以做项目为核心的教育哲学。人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自己最终完成了什么“项目”：是写了本书，是发明了一个游戏，是创建了一个公司，或是设计了一栋建筑……教育的使命也就是从小教你怎么做项目。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如果你感到必须去学某种知识，那么就更有动机和兴趣。另外，只有当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运用于各种项目中，才能证明自己真的学会了。中国那种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哲学正好相反：核心要考察的是你不懂什么，而不是你懂什么。考试就是要测一下你对课程要求的哪些东西还不知道，课程中没有的东西，你想出来也没用，因为那是不考的，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鼓励创造了。另外，项目多可以回家去做，你有机会向许多人求教，和其他人合作，这是生活中很自然的过程，这就鼓励和培养了孩子在人际方面的互动。课程中心则要以考试检测一切，而考试是全封闭的，交头接耳属于作弊，鼓励的是一种自我隔绝的学习过程。

记得我不久前去医院作肠镜检查，主治医生是当地一位知名专家，在开始前，他来到我的病床前自我介绍，并讲解检查的程序和意义。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马上说他读高中的儿子正忙着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甚至能讲起有关《人民日报》等的许多历史细节。我惊叹他对中国的知识，他笑着说：“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儿子当研究助理，不过，现在发现这工作其实很有意思。”这么说着说着，我的全身麻醉生效，人昏睡过去了。

记得刚来美国时听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开玩笑，说医生和医生结婚生不出孩子来，因为两人都太忙，没有见面的机会。此话当然夸张，但美国的医生，特别是名医，确实一向行色匆匆，似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位名医却在儿子的项目中倾注全力，乃至几周间变身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可见在孩子学校中的项目，不仅是孩子学业中的大事，甚至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使一个这么忙的家长也要全身心地去投入。

也正是如此，你会看到一些申请常青藤的高中生“吓人”的履历，他们最骄人的地方不是什么考试成绩，而是在某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或者进入了由某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当然，对此也有许多批评，有人指出，在许多科技大赛中，参赛的青少年所拿出来的项目复杂成熟得出奇，一看其家庭背景，发现身后原来是高科技出身的父母。这在美国人看来，会带来教育的不公平，使那些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学生占据了过大的优势。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欺骗：靠父母帮助搞出来的项目怎么能是自己的项目？这和考试偷看、作弊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家长是高科技精英，那么让孩子把这样的精英纳入自己的团队一起研究创新，岂不是更好的训练？学校教师在科技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父母的水准，父母们越卷入孩子的项目，对孩子就越好。事实上，女儿学校里分派下来的有些项目，还特别要求家长的参与，所鼓励的，就是这种团队研究的习惯。

我在大学教历史，也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女儿做项目，对此颇有些直接经验。女儿学习罗马史时，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班上作一个读书报告，这就出现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历史课堂上很少出现的现象。比如，有位学生的报告是罗马人的食物。她不仅进行了许多研究，细致讲解了罗马人准备食物的程序，而且确实做了许多罗马食物供同学们品尝。另有位女孩儿报告罗马人的服装，也穿上了自己缝制的罗马衣袍。男孩子们则喜欢罗马的军事，有的制造了罗马的武器——战船模型，还有一位制造了罗马军队攻城用的掷石机，用一个棒球当石头，在班上演示那机器如何把“石头”扔出去……所有这一切，离开家长的合作都很难实现，不过，孩子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项目全做出来了，无论是自己还是同学，都对罗马社会有了相当立体的了解。想想我们当年高考也不是没有背过罗马史的内容，但如果有人问我罗马的食品是什么，我是一头雾水，我这个“高考尖子”是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女儿的读书报告则更“传统”一些，她要讲布匿战争，这是崛起于北非的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决定性的争霸战，总共打了三次，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中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扫荡意大利，几乎灭掉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又被西庇阿在家门口击败最为惊心动魄。其实，关于布匿战争，课本上就提了几句，女儿选这个题目时，老师还没有讲，但女儿阅读后马上问：“为什么人们谈起罗马史来总要说恺撒、奥古斯都？如果布匿战争打不赢的话，就无所谓日后的罗马帝国了，历史将会完全不一样。”对此，我相当认同，并告诉她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有意义的题目，而这个题目的意义相当深远，值得她努力去钻研。

女儿马上开始了初期研究，查阅各种百科全书。我马上提醒她，这类工具书虽然很方便，但过于常规，如果你的研究只是抄工具书的话，就难有新意。于是我给她介绍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布匿战争》，以及从《剑桥古代罗马史》中下载的有关军事的章节。我惊异地发现，剑桥史这种学术性著作，有的章节她虽然还读不下来，有些则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女儿一钻研起来就废寝忘食，一下子被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里。我先让她自己这么折腾一下，有些亲身体验，然后及时提醒她：不管你多么用功，材料实在太多，在课上讲的时间也有限，你必须学会怎么收缩覆盖领域。与其平铺直叙地讲布匿战争，不如聚焦于其中的亮点。孩子们恐怕没有耐心听你从头到尾地唠叨每个历史细节，但是，如果你先突出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们就会有兴趣听你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在我的启发下，她把目光集中在汉尼拔和最终击败他的罗马将军西庇阿身上。最后，她进一步锁定在了两人最后一战的阵法上，反复琢磨两军当时是怎么调度，是什么决定了胜负。

在作读书报告的时候，女儿面对全班讲出了一个清晰的故事：让罗马人闻风丧胆的汉尼拔，是被自己最好的学生所击败的，此人就是西庇阿。西庇阿还在青少年时，就随父与汉尼拔交战，第一次是父亲指挥的罗马军队被汉尼拔伏击而打败，父亲受了重伤。此时还是孩子的西庇阿，竟顶着溃败的罗马军队冲上前去救父，使得其父亲的保镖羞愧难当，也都跟着他去营救首领，父亲因此逃过一难。后来罗马军几次败在汉尼拔手下，西庇阿都在场，他甚至有一次反对父亲的战术，但因为年轻缺乏权威而未被接受。接着，女儿在黑板上画起最后一战双方的阵图，以图解的方式叙述整个战役的过程，并和汉尼拔几次经典胜仗的战阵运作相比较，证明西庇阿最后一战运用的完全是从汉尼拔那里学到的战术，而汉尼拔关键时刻犯了几个大错误……历史的分水岭，就是这么形成的。

她的报告远远超时，但孩子们听得入迷，老师也没有叫停，并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意识到西庇阿赢了汉尼拔，原来是靠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招数。学年结束时，女儿被选为本年级的两个优等生之一，负责来年给下一班的学生讲一节历史课。

在女儿准备的全过程中，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和她讨论相关的问题，对她提问，间接地塑造她的学习和研究习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能否记住汉尼拔、西庇阿等一串历史人物的名字和事实，而是她是否能从庞杂的史实中理出头绪、形成观点，并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分析力的基本训练。这就像一个律师能够从庞杂的证据中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把案情分析清楚一样，将来无论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都属于一种基本的高端技能。照本宣科地讲历史，总难免流于死记硬背。通过自己做项目研究学问，最终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分析能力。

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以为是地告诉孩子历史的发展。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他对世界的发现。”读历史，最坏的入门书也许就是头头是道地铺陈现成知识的课本。女儿选择的题目，完全超出了历史课本，她的老师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我虽然跟着她读了不少有关的材料，但面对庞杂的史实并无清晰的头绪。所谓西庇阿以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之说，是否获得权威历史学家的承认，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对这样的历史细节，我很怀疑史学界会有什么定论。但重要的是，她自己通过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并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典型的历史学训练，也是良好的思想训练。

关注生活的案例

10月的一天，妻子到诊所做一年两次的例行洗牙，那洗牙的护士边干边聊，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生活的苦水都倾倒出来。

原来，她刚刚生完孩子，不得不马上来上班。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她丈夫自高中毕业起就在一个汽车修理站当油漆工，当妻子生孩子时，就向老板告假三天。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妻手忙脚乱。当然，刚当了爹，也实在舍不得离开新生儿，于是，他向老板再告假一天，没想到自己有三个孩子的老板对此毫不理解，反而大怒：“那你就永远在家里待着吧！”于是，他就这么被解雇了。如今经济衰退，这种活儿有的是人要干，他未能工作。家里刚添一口人，突然断了生活来源，当牙科助理的妻子只好刚刚生完产就出来工作。但是，丈夫的工作是全职，全家的医疗保险都靠他，现在没了工作，妻子在这个牙科诊所一周工作35个小时，不算全职工作，拿不到保险。现在全家勉强支撑，正在为保险发愁。

妻子回家，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们俩相对唏嘘一通。等女儿回来，又讲给女儿听，女儿马上的反应是：“他们能不能起诉那位老板？”女儿的问题让妻子很受鼓舞，她马上又启发女儿：“不仅是那个车房的老板，那个牙科诊所也不像话，怎么一周工作35个小时还不算全职呢？这是一天7个小时的常规工作呀。”我马上上网查询资料，发现无论是联邦政府的劳动部，还是我们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对什么是全职都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不过，许多地方规定，一周如果工作40个小时，那么雇主就要支付加班费了。所以，在人们的常规概念中，工作40个小时是全职的门槛。

女儿事情很多，此时没有时间对此事深究，但是，我们都特别注意在家庭饭桌上讨论这一问题，甚至为此去查找一些资料，以便使讨论能变得深入些。这对于每天课后要工作四五个小时的女儿来说，是一种放松，更是一种教育。这跟上一节所讲的鼓励孩子做项目的精神是一样的：家长要不断从生活中寻找案例供孩子思考，并帮助孩子深化这种思考，这些案例和思考积累起来，就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学习过程。

习惯于课堂教学的中国家长和老师们，经常忽视这种生活案例对孩子成长的意义。中国的教育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生活书本化，仿佛只有进了书本的东西才能登大雅之堂。美国的教育传统则恰恰相反，倾向于把书本生活化，那些不能和生活建立息息相通关系的书本，往往被束之高阁。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这个教学法不仅是法学院的核心，而且影响到其他领域，对我们教育孩子也颇有启发。

1871年，哈佛法学院教授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开始了一场教育革命。他摒弃了法学院中传统的那种根据教科书照本宣科的方法，而让学生读真实生活中的案例，以及法官判案时写下的意见，并把这些案例和法官意见汇编成书作为教材。这样，学生们在学校中接触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律师们使用的材料。

法官判案，要把零散无序的事实归纳到几条原则上来，最后形成判案的依据，并将这些原则写成意见。学生们从中学会了从事实中归纳总结出基本原则的技巧，这些在判决中形成的原则，对日后类似案例的判决又具有指导性的塑造作用。所以学生们在研习案例的过程中，又必须反复演练如何将这些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原则再运用到对事实的分析中去。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在争议中进行，比如，法官之间的意见就可能不一致。最高法院的判决，经常是九个大法官针锋相对。同时，既成的判决所确立的原则，在解释未来出现的事实时，又可能与其他案例判决所建立的原则有所冲突，必须调节。学生们要不停地在这样的争议和矛盾中运思，理解世界之复杂，所谓分析能力就是这么形成的。更重要的是，这样活生生的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所以，案例教学不仅成为日后美国法学院的主流，甚至影响到了商学院。企业管理学界几乎离不开案例教学，在本科生甚至中小学的教学中，做项目、讨论等等，也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

以课堂为中心的那种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往往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最后甚至可能导致学生对教育的排斥，即使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几年前，我在自己的大学课堂里碰到过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立志读古人类学的博士。他告诉我，他本来在一所好得多的大学读书，父母送他到那里去，是因为想让他当律师。要知道，美国本科没有法律专业，但是，想当律师的人又特别多。有些学校为了吸引学生，就把自己的一些专业课程设置得和法律非常接近，形同法学院预科，他过去上的那所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可惜，他学法律从来提不起精神来，表现太差，几乎待不住，最终父母万般无奈，同意他转学读历史，于是他立刻成为一个优异的学生。

他的故事让我这位教历史的人不胜唏嘘，我在《北大批判》中曾经仔细讨论过，美国的法学院，特别是比较好的法学院，一般都很喜欢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的训练和法律的训练有诸多共同之处：从庞杂的事实中整理出线索，提炼出若干原则，并且为这些原则（或结论）提供充分的证据。我很难想象，一个对历史充满了兴趣并学得很好的人，对法律是这么厌恶。我相信，他父母的最大问题，是无视了孩子的个性和参与热情，眼睛总是盯着学校的课程，只关心孩子完成了这些课程没有，完成得怎么样。久而久之，孩子就从教育的中心被推到了边缘，使他对自己明明可能感兴趣的题目也厌恶。

女儿受家庭的影响，对历史充满了兴趣，我们当然绝对不会干涉她日后学什么。不过，假设我们让她学法律的话，我很难想象她会如此反感。因为她从小就和父母在饭桌上讨论各种法律问题，分析一个又一个生活的案例。这种参与和投入，使她具体地感受到法律对生活的意义，日后她由此而走上法律的道路，也未可知。

在我看来，一个12岁的孩子，当然要在学校学习各种课程，但那些都是“末”，不是“本”。所谓“本”，就是她通过生活的案例而对生活的参与，有了这个过程，那些作为“末”的课程，对她才有意义。而家庭，恰恰是讨论这些“生活案例”的最重要的场所。我们每个家长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反省一下：自己在教育孩子时是否本末倒置。

确立良好的自我认同感

“我是谁？”这对许多家长来说是个深奥的甚至不着边际的哲学问题。在社会学、心理学中，这个问题叫作“自我认同”，并且有许多“认同的形成”、“认同危机”等等研究。用小时候北京的土话讲，这其实就是“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老几”的问题。记得读中学时，父母总觉得我野心高于能力、浮夸胜过努力，所以经常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可见，即使我们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训练，不懂那些深奥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并用平白的词汇自然地表述出来。

“我是谁”（也就是“自我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自我界定会塑造孩子的行为，孩子的成功是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达到的。我不妨以前面讲过的故事为例：女儿喜欢古希腊，有关知识比她的老师还丰富，同学们称她为“希腊百科全书”。当班上同学们编队进行古希腊的知识竞赛时，她的队友们自觉地后撤，给她当拉拉队，一切问题都让她来回答。女儿则马上意识到，古希腊是她的领地，所有问题大家都指望她来回答，甚至老师有时也要问她。于是，她不仅学习古希腊的知识更努力，吸收得也更快。

其实，你观察一下孩子的成长就知道：刚上小学时，孩子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社会生活”，学会怎么和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但到了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孩子们的“自我认同感”就开始迅速发育。在一个班里，哪个孩子聪明，哪个孩子笨，哪个孩子是电子游戏的高手，哪个孩子是运动健将，哪个孩子是数学天才，哪个孩子饱读诗书等等，大家都形成了定见或者偏见。每个孩子心里也有着相应的自我界定：我擅长这个，不擅长那个……也就是说，每个孩子都知道或者想知道自己是“老几”。

孩子的这种“认同”，其实就是一系列的自我界定，这种自我界定，又给孩子的奋斗带来了内在动机。缺乏这种内在动机，孩子即使在家长的强迫下用功，学习也不会有效率。此时家长应该做的，是启发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对自己的内在素质进行锤炼发挥。换句话说，家长不应该逼迫孩子去成长，而是要参与孩子的成长，即理解和引导孩子“自我完成”的欲望，鼓励孩子在这方面的努力。

让一个人努力，最好的办法是在她内心培养一种“舍我其谁”的独特气质。比如，当女儿在学校碰到古希腊史的问题时，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就没有人会知道，甚至老师也不会知道。她顾不上考虑同学和老师怎么想，因为她知道他们更在乎她怎么想。于是，她马上有一种必须把问题搞清楚的欲望和责任，读起书来不必死记硬背，却可以过目不忘。其他同学碰到同样的问题，本能的反应是：我们班有个“希腊百科全书”呢，问问她好了，解决这个问题轮不到我，这样，学习还没有开始就停止了。

当然，孩子的“自我认同”并非单一的，她可以觉得自己是希腊权威，也同时可以是音乐家、数学神童等等。无论是从我们的经验还是孩子们的经验中都可以看到，总有些孩子在班上处处出头，以一当十。这恐怕已经远远不能从智力和精力上解释，这样的孩子，往往有处处出头、敢为天下先的自我认同，被内心渴求“自我完成”的火焰所驱动。

所以，从童年到青春期，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习某种具体技艺，而是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家长是和孩子最亲近、互动最多的人，自然在这方面对孩子有着最大的塑造力量。所以，我一般并不督促女儿的功课，而是常常对她说：“最终是由你来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幸运的是，女儿到了10到11岁期间，对此似乎已经有了很深的领悟。

矫正孩子的偏科，帮助孩子走出自我

孩子偏科，是让家长又欣喜又头疼的事。欣喜的是，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并废寝忘食地为之奋斗。头疼的是，孩子为了自己的爱好把其他事情都抛开，甚至连很重要的功课也不管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如果你的孩子是莫扎特，每天在钢琴前泡10个小时，其他什么都不闻不问，你当然用不着为他的前途操心。如果你的孩子是乔布斯，每天关在自己的小屋里琢磨12个小时的电脑，你也不用发愁他长大后靠什么吃饭。但万一不是怎么办？其实每个家长都明白，这哪里是什么“万一不是”的问题，“是”的概率也许只有万分之一，毕竟，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都成不了那样的天才。

其实，成大业者素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自我中心型的，他们的动力是自我，如莫扎特、爱因斯坦等等，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最终创造出惊人的东西让大家分享。另一种是社会型的，是因为受了生活的感召，最终献身于某一事业，并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造福人类，这种人有见到社会不平而投身于政治的领袖，有见到亲友受疾病折磨而当了医生的，甚至有像鲁迅那样看到中国人的麻木、最终弃医从文的……他们的生活动力不是自我，而是外在世界的刺激。

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这样分类。自我中心型是靠追逐自己的兴趣而生活，社会型则是通过满足他人的需要而谋生。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凭生活经验都知道，凭个人爱好生活实在很悬，毕竟莫扎特只有一个呀，万一大家对你的爱好不感兴趣，岂不落得无技可售的境地。英文中有个词，叫“挣扎中的音乐家”（struggling musicians），看看纽约、波士顿等文化中心，这种人遍地都是。你听他们弹钢琴就知道，达到那种水平，不仅要每天训练很多个小时，而且至少要有十里挑一的天赋。可是，就是这些天资超人、努力超人的俊秀，因为陷入自己的兴趣不能自拔，乃至维持普通人的生计都有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夫妇读历史和文学的博士学位，也都类似于此，个人兴趣强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虽然我幸运地找到教职，最多也不过是维持个粗茶淡饭而已。有时我自己也开玩笑：“早知如此，不如先花十几年干实业，等衣食无愁后退休做学问不也挺好？”

大概也正是出于类似的经验和“功利心”，父母们虽然知道莫扎特、爱因斯坦式的成就需要义无反顾的非功利投入，但谁也不愿意让孩子去赌博。毕竟，在90％以上的情况下，孩子会有普通人的事业和成就。当个成功的普通人，主要在于你所掌握的技能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当孩子不顾一切地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爱好，把正常的功课都抛到九霄云外时，家长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惊喜。

我们也属于这样的家长，从来不觉得女儿是个莫扎特式的奇才，而更像个普通的孩子，她的生活不仅仅是追逐自己的兴趣，还要维持生计，对自己负起责任来。比如，我们知道她有非凡的芭蕾天赋，却没有鼓励她往这方面发展。我们也不会纵容女儿偏科，时刻要注意她的全面发展。不过，不管是片面发展还是全面发展，一切动力还是应该来自孩子的内心，你要说服孩子全面发展，就必须培养孩子相应的人生哲学。

美国保守派评论家David Brooks曾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讲到类似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教育哲学很有帮助，他的文章的标题是“这不是关于你”（It's Not About You）。大意为，现在的美国教育中过度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比如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你听到的总是“发现你的激情”、“追随你的梦想”、“走你自己的路”等等。这种个人主义的信条并没有错误，但是，这样的教说容易误导年轻人，会让他们觉得应该先发现自我，然后再在这个“自我”的导引下生活。但是，你看看那些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并不都是先关照自己的内心，从中寻求指令，然后再计划自己的一生。他们的成功，也未必是“追求幸福”的结果。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障碍，看到了许多人的苦难，于是想到为克服这些障碍、为解救别人的困难做点什么。换句话说，他们的成功并非从追求幸福开始，而是从遭遇到不幸福起步，但是，他们都有某种人格的力量来回应这些挑战，并为之作出自我牺牲。

我在前一节中说，孩子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建立自我认同，但是，这不等于沉浸在自我中不能自拔。我们一直希望女儿要做一个对别人有意义的人，要用“为别人做了什么”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和成就。我在美国教书，到处能看见陷于自我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孩子。比如，我的一个学生，上了一个学期课突然决定辍学，对她来说，功课也许确实有些难。我问她辍学是为了什么？“寻找自我。”“怎么找呢？”“先在家待着。”显然，一切是由父母买单。一次妻子在游泳池碰到一位美国母亲，大家没事谈起彼此的女儿，那位母亲提及她女儿对数学有些恐惧。妻子劝她赶紧抓一下，别给孩子留下长期的心理障碍，可那母亲说：“没事儿，反正她对数学不感兴趣，我们家也都不是学数学的料，以后干别的就行了。”当然，碰到一两例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但是，你在美国住久了就会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这个态度。其实这无非是因为数学枯燥些、挑战性强些。美国家长自己怕，又怕委屈孩子，所以就“以孩子为中心”，不把数学作为重要的教育要素。结果呢，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一直在发达国家同龄人中垫底。

IT界的创意大师乔布斯生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鼓励年轻人：“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为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这话不可脱离语境过分解读。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当然是对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乔布斯本人一直是在“为别人而活”。如果别人不喜欢他的产品，他就没有意义。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那些苹果粉丝告诉他新款苹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乐趣的电子邮件，多年来一直是支持他继续下去的力量。孩子从小要理解：他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他当然应该时时刻刻地想着自己能为别人做什么，不是世界围着你转，是你绕着世界转。

当孩子知道自己的一生应该对别人有意义时，她就必须面对进一步的问题：别人的需求，和你的兴趣未必一致，不仅如此，别人的需求变幻不定，事先很难预测。有的时候，这些“别人”甚至不知道自己需求什么，只有当你创造出来时，他们才眼睛一亮：“天呀，原来这正是我想要的！”如上所述，我从女儿的第一篇作文就开始启发她：你往往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你要准备好一切，什么都应该学好，这样，在需要的时刻才能有备无患。美国人在教育中强调培养“完满的人”（well-rounded person），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许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自我中心的教育哲学，并不能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女儿选择了全面发展的路，比如，她并不是很喜欢数学，也一度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出众。但是，当我们商量让她课外上高水平的俄罗斯数学时，她欣然接受，并且一直都非常自觉地学习。她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她将来要做什么还没有想好，但是她希望自己有选择的机会。而争得这种选择的机会，就必须全面发展，这背后，关键还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当孩子摆对自己的位置后，她就会超越狭隘的自我，对世界承担责任。这样，她也就会为了未来的责任而进行多方准备，不用父母每时每刻地督促、操心了。

让孩子面对生活的原初状态

乔布斯去世后，我曾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乔布斯去世，我第一时间通知正在读书的女儿，她第一反应是：‘他是谁呀？’我说：‘iPod、iPhone、iPad、Mac都是他创造的呀。’女儿这才觉得此人很了不起，不过还是没有太大震撼。原来，乔布斯创造的这些东西，女儿一个也没有。她的同学们都换了好几代，但她从来不稀罕，没有问我们要过，毫不受同伴压力的影响。”

小女的特立独行，引来不少网友的赞扬，不过，反对帖也来势汹汹。这些反对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我在“显摆”，这确实不假。我一向认为，不为孩子骄傲的家长不是好家长。女儿形成这样的性格，当然和父母的教育密切相关。12岁的女儿，每天放学回家会专注地工作四个小时，立志要“创造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却生活简单，几乎从不要求父母给自己买东西，这是我们的骄傲。我还一向认为，父母如果培养不出让自己骄傲的孩子来，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尽职。所谓“显摆”，不过是说明我在教育女儿时享受着巨大的满足感，这是天伦之乐的重要部分。当然，另一类反对帖，也如预料的那样纷至沓来：“你女儿真可怜呀！”“连苹果都没有玩过吗？”“不怕有人说她是个畸形（freak）吗？”“她社交有问题吗？”“不知道乔布斯，还见识过什么？”

其实，女儿不知道乔布斯，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我也及时给她补上了这一课，但是，意外并不代表失望。她刚刚读完《伊利亚特》，做完了布匿战争的研究。若说知识面，她在同龄人里鹤立鸡群，她不知道总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乔布斯的那些iPod、iPhone、iPad、Mac系列，她都没有用过，甚至彩色复印机也是在乔布斯去世那天才买的，因为学校的作业反复要求彩页插图。但是，这方面的落后，并不妨碍她比那些使用这些先进玩意儿的同龄人知识更丰富、更有创造力、更有领导力，这在学校的方方面面中都能表现出来。一句话，一个人是否有创造性，更要看其对自己事业的专注和献身，看她能干出什么事情来，而不是享受了多少别人的创造果实。

如果还觉得这些像是空洞的说教，那我们不妨问问：乔布斯自己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可惜，这涉及家庭隐私，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而且，像乔布斯那种整天沉浸在自己世界中高度紧张工作的人，也未必能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时间。一流的创意大师未必是一流的家长。但是，那些在乔布斯式的创意文化氛围中工作生活、对高科技有着远远超出我们常人的理解的IT精英，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有什么样的理念呢？也许这才是更有参考意义的问题。

最近《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报道，讲的是位于加州Los Altos硅谷中的著名私立学校Waldorf School of the Peninsula，这里是苹果、雅虎、谷歌、惠普等著名公司的工程师和高管们的孩子读书的地方。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高科技背景家庭。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这个学校最大的“卖点”是什么？是“低科技”。在这里，教育的基本工具是笔、纸、毛线、纺针、胶泥以及各种书籍。教室里禁止使用电脑，老师们甚至对学生在家里使用电脑也非常反对。学校的教育哲学是通过动手操作、身体的运动等等来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注意力时段。技术往往被视为是学习的障碍，只有到了八年级，学校才容许学生有限地使用若干技术工具。比如，五年级的课上学生们在那里演练编织，具体项目是做袜子，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帮助孩子们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图案、数学、协调等技巧。另一个班学除法是通过切蛋糕进行，切完了大家吃，有多少人吃决定了蛋糕的切法，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提出自己的“数学模型”。

正是这样的教育，使许多高科技背景的家长不惜支付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来。一位在微软、Intel等公司工作过，目前正在创办新兴科技企业的家长说，教育的核心是学生的“投入”（engagement），这种“投入”在本质上是人际的互动：和老师、和自己的同伴不停地交流。电脑、iPad等等，往往让孩子从这种人际互动中分心，不懂高科技的人往往急着要让孩子学计算机。中国就有所谓“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之说，但是，在这些真正搞高科技的人看来，这是最不用着急的事情，因为掌握这些现代技术如同使用牙膏一样简单。一位谷歌的工程师说，我们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设计得连傻瓜都会操作，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学会。更有意思的是，在1993—1997年之间，克林顿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动中小学教室联网的计划，负责这一计划的，是副总统戈尔的内政首席阁僚Greg Simon。他最近致信《纽约时报》自曝，在监督落实政府这项计划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孩子统统送到了Waldorf学校，因为那里没有互联网，电视、电影也被严格控制。他解释说，Waldorf鼓励孩子用手、身体和心来了解世界，并不是仅用脑子。孩子日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想象力，而不是他们掌握的那些很快就会过时的新科技，把孩子的游乐时间缩短，让他们在计算机前学习，会抑制孩子的心智发展。只有到了六年级，也就是11岁左右，孩子才应该接触互联网。克林顿政府当时也恰恰是只给这个年级以上的教室提供互联网，他的孩子在达到这个年龄时，也只有在为研究收集资讯时才使用互联网，而不进行其他活动。

Waldorf学校是大约100年前在德国创立的，目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在美国也有许多分校。女儿小学最好的朋友，小升初时就转入了波士顿地区的Waldorf学校读书，大量时间用于做手工，从来不进行考试。我交不起那所学校高昂的学费，所做的只能是给女儿选个好学区。我也并不那么走极端，早早就给女儿买了笔记本电脑，本意是让她写小说用，没想到她写到半截就停止了，网上活动却不少，甚至一度试图通过网上课程学习编程，幻想着创立公司，至今仍处于半途而废的阶段……对这些，我都听其自然，不加干预，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低技术”的教育原则，引导女儿读写，也鼓励她做各种手工，妻子教会了她折纸游戏。我们还以iPad的价格给她买了一台缝纫机，供她从事各种设计之用。女儿从小每天就忙个不停，兴奋点特别多，没有时间看电视，也顾不上玩电子游戏、手机等等。我们的朋友过节送给她iPod作为礼物，她第二天就丢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此不再光顾……

我们的哲学是，孩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遇到问题总要试图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是其学习的动力所在。作为家长，要鼓励她独立探求。可惜，人类毕竟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对各种问题都已经有了许多现成的解决方案，iPad等就是这些解决方案的体系。如果把这些现成的解决方案简单地塞给孩子，孩子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探求呢？更糟糕的是，新奇的技术太多，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孩子只会对前人的创造惊叹不已，进而产生依赖心理，觉得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总会有新一代更酷的东西来应付，自己就更懒惰了。有时我开玩笑说：“iPod、iPhone、iPad等等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是一种‘看谁最能糊弄傻子’的游戏，‘最能糊弄傻子’的无疑是乔布斯这样的天才，但被糊弄的确实多半是‘傻子’。”

女儿在学校里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情景，在同伴们不知道怎么消磨时光时，她总能发明出一些游戏来让大家一起玩儿。如果她不挑头，那些已经换了几代iPod、iPhone的小伙伴往往就无所适从，有时，大家坐在那里，各看各的iPhone，彼此之间的交流反而没有了。最近媒体上也不停地讨论，即使家庭成员之间，也因为玩iPhone而导致交流减少。

有一次，女儿数学考试拿了很低的分，我颇为奇怪。一问才知道，她那天忘了带计算器，结果其他同学都用计算器算，她只能凭心算，最后时间不够用，匆忙中算错了不少。对于计算器是否可以在考试中用，本来有许多争议，但如今计算器如同衣服、鞋袜一样普及，在现实中很少能找到不得不心算或笔算的场合。美国的学生，即使有计算器帮忙数学也很差，最终大家不愿意难为孩子，考试用计算器就成了常规。我知道了女儿的情况后，并没有提醒她留意以后考试带计算器，而是问她：“现在发明了汽车，我们不用跑，甚至不用走，哪里都能去，那么爸爸是否还应该练马拉松呢？”女儿会心地笑了。

文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会滋养懒惰的习性，这种懒惰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家长和老师在教育孩子时，要尽可能保持世界的原初状态，把现成的解决方案或道具移开，这样才能解放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即使是禁止用电脑、计算器等等，那种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纯粹的原初状态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即使孩子仅靠一支笔、一张纸来解数学题，像十进位这种数字系统已经是前人为她组织好了。也就是说，她已经丧失了从最原始的状态思索数字组织系统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人类的原创精神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如果我们再把各种前人制造的现成道具交给孩子，最终有些孩子会发展到连游戏都不会玩，一定要有个什么机器代劳才行的地步。试想，如果20世纪60年代长大的乔布斯执迷于当时的时尚，对汽车、摩托的新款穷追不舍，他还会是今天的乔布斯吗？

要独立思考，就要先丢掉拐杖

记得女儿六七岁时和我一起在超市里买早点，我伸手去挑几个法式羊角面包。女儿马上在背后说：“爸爸，别买这个，这种东西不顶饱，而且价钱很贵，太不值了。”

我对女儿的意见一向非常尊重，马上住手。旁边一个正在挑面包的老太太也停下来，吃惊地对女儿端详了半天，显然，她很少见到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能“算计”。

其实，我素来爱吃羊角面包，妻子经常嘲笑我，并指出那东西远不如全麦面包健康，希望我能控制。另外，价钱也是个原因，买法式羊角面包吃顿早点，够买全麦面包吃几顿的。女儿生下来头五六年，家境不太好，省吃俭用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当然，恰恰是因为难得，妻子也时常意外地买羊角面包回来款待我一下。女儿其实也爱吃羊角面包，不过她也很注意营养问题，从不过分，这次我带她出来采购，借口是款待女儿一下，当然潜在的动机也是想款待自己了，没想到被女儿制止。

女儿的这种习惯让我们非常省心，她在学校从来不花钱买零食吃，而且还经常告诉我们，那几个无法控制吃零食的同学，学习几乎是最差的，并且还说从某本书上看到，糖的摄入量过大会影响记忆，她怀疑这是否构成了吃零食的孩子功课不好的原因。等她12岁多时，我买到上品日本绿茶，咖啡因很少，希望她尝尝，并告诉她喝绿茶有益于健康，她这样的年纪品尝一下淡淡的绿茶没有问题，但她还是用舌头舔了一下就停止了。她告诉我，她的一位同学出去没有带够钱，不得不在咖啡和午饭之间选择，结果选择了咖啡，这孩子已经到了不喝咖啡会头痛的地步。女儿说，她可不想这样，还是小心为上。听她这么说，我当然不担心她学抽烟、吸毒了。

不过，法式羊角面包女儿是吃的，这次她制止我，算的还是经济账，这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关，当然也跟节俭的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在这方面，我做得可谓有些过分，有时妻子意外给我买了件T恤衫，我也发火，指责说已经有了为什么要买，浪费钱，不环保，上纲上线，扫了大家的兴。想来想去，我大概受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特别大，大学时读他的自传，受到人生震撼。他是穷工匠的父亲的第十五个孩子，只上了两年学，后来当学徒，勤勤恳恳奋斗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文豪、外交家、政治家、出版家、企业家……被誉为是“第一个美国人”。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却成为文化巨人；贫困出身，却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切是如何得来的？他在《自传》里夫子自道，特别讲述了青少年时期当印刷工的艰苦经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他安贫乐道，而且是在贫困中善于经营，总结出一大套省钱又能保持健康的办法。比如，他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不喝酒而用白水和面包充饥所省下来的费用，以及在健康上的得益。他的名言是：“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他在穷得叮当响时居然有长远的投资计划！这本书塑造了我的一生，乃至在穷困的时期能乐以忘忧，并且能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精心计划家庭的投入产出，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当然，生活改善后就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但是，我们都应该警惕：改善后不再过分计算家庭的投入产出，未必是一种进步，而很可能带来退化。富兰克林富了以后，依然克勤克俭，当时瓷器流行，他夫人背着他偷偷买了一套，还怕挨骂。最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篇文章，介绍心理学的一些新进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万事都自己算计的人，往往在数学能力、智商等方面都优人一等。在这个意义上，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品性，甚至可以成为智商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