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对人类来说，学习各种能力就是一种自然规则。但不管学习什么，我们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以适合自己的速度有序地去体验并理解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在还未学会爬行时就去学走路，也不可能在还无法理解他人说话的内容时就开口说话。

对孩子来说，认识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娱乐。无论事情有多艰难，他们都会不断尝试直到成功。失败和成功对孩子而言都是整个探索过程中的常态。因此，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自信，并相信自己能做到的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孩子能从自己身上学习，这一切好像都是自发的。看到孩子的生活模式，我们总忍不住惊叹，生活怎么会如此简单。而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掌握了游戏规则，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孩子这种简单的生活状态却无法持久，等他们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有人指出孩子应该更加努力，变得更好，他们应该学得更快，应该尽所有努力把事情做好。孩子努力想要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但这似乎并不现实。这样只会耗尽他们的力量，而他们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孩子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相信我，我比你更了解什么才对你好。”而那通常只是另一个人的经验和愿望，却被强加到孩子身上。于是，随着自己的经验不断遭到贬低，孩子开始学会了顺从。简单的生活因而突然变得艰难，孩子也越来越无法发自内心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人类的成长似乎是一种荒谬的倒退。刚出生的孩子状态最佳，他们有着惊人的能力和最坚强的意志，并对这个世界满怀着雄心。他们比任何成年人都更专心，也有着更加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能为自己的存在而自豪。如果孩子有机会把自己锻炼得细心谨慎，恐怕全德国的职员都会下岗。孩子的观察更加细致，对生活更加热情，而且毫无顾虑。他们能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问他们想知道的问题，并按自己的感受做事。和孩子相比，我们成年人就成了老态龙钟的落伍者。为什么我们要如此不懈地致力于让孩子也变成我们这样？是因为我们害怕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吗？

今天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机会，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父母那一辈根本无法想象我们能获得怎样的机遇。所有我们想得到的事基本都已经成了现实。这自然是一大优势，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许多孩子接触世界的道路受到了阻碍，这点并不仅限于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当然，贫困家庭的孩子遇到的障碍会更多。今天，可供孩子玩耍的空间越来越少，所有空地都早已有了其他用途，想要独立做自己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难。

过去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使人们不必再花费太多精力去积累经验。所有东西都是现成的，条理清楚、规模庞大，只等着人们取用。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认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人们早已给你下了定论。在电视机发明以前，人们要想获得什么体验就必须自己走出门去。而随着电脑的出现，我们甚至都不必再离开座位，更不用走出房间。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则慢慢习惯了它对我们以及对孩子的影响。

对此我们能做什么？想让我们的孩子能更好地应对生活，我们就必须学会干涉和反对，我们必须成为严厉的家长，学会用我们的权威去否决孩子的行为，就像我们自己小时候曾遭受过的一样。但这样对吗？

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样，孩子生活的世界也在发生改变。只有学校还在一成不变地坚持着以前的做法。用这种方法传授的知识，以及孩子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早已无法帮助他们为将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要应对未来的挑战，他们最需要的是信念和创意、勇气和自我意识以及自我担当和团队精神，但这些，都已经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让位给了所谓的教学工作和对最高分的追逐。

在法律意义上，我们的学校担负着培养能融入社会且具备创造力的成年公民的责任。要实现这个目标，学校就必须做到真正允许并鼓励学生开发他们的能力，发展他们的个性。

但我们的学校仍一直停留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层面，而且采用的还是多年前的评判标准，这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无法真正开发出自己的能力。然而没有人能抑制或改变人们对学习的热情，总有一天，这种热情会被唤醒，进而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不管这个人年纪多大，或者曾有过多少负面的经验，只要有人对他说：“我们邀请你，我们能给你鼓励和灵感，让你进入新的天地，让你重新领略学习的乐趣。”他的这种热情就会被重新唤醒。同样，对孩子而言也有这样的“魔咒”：你有能力做到很多事情，我们喜欢最真实的你，你可以凭借你那独特的能力和天赋与其他人一起努力，去做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的事。

一种能开发天赋的教育文化应该包括信任、鼓励和尊重等核心元素。为此，学生需要能够对话的伙伴，能提供鼓励的支持者和具有挑战性的同伴。他们需要在学校里愉快、热情地学习，而不是只因为害怕而冷漠地学习。

我们国家已经有一些学校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型，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学校完全有可能在共同学习、发现和创造的领域做出改变。

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星星点点的改革和项目，我们所要做的是引起整个学习和教育文化的改革，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甚至每位关心下一代未来的公民都应该有所行动。“时代呼唤个性。但首先我们必须允许孩子以独立的人格生活和学习，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自己去掌握知识，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必须停止在学校里扼杀孩子的特性。否则，时代的呼唤就是枉然，我们也无法在生活中遇见所谓的个性。”早在20世纪初，瑞典教育改革家爱伦·凯就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下了这样的断言。现在，这个新的世纪终于要来临了。

我们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我们两个作者，一个是大脑研究者，一个是记者，我们是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野外活动上认识的：11个男孩挑战在高山牧场上生活两个月。格拉德·许特一直梦想能参加这样的一场冒险，于是他想到把孩子们送进山里去，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些男孩都已被医生诊断为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简称ADHS。几乎没有一种症状能引起如此大的意见分歧。医生和科学家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演变成一场宗教战争：有人说，如果黑死病是中世纪的重症，那么这种行为障碍就是现代数字化社会的黑死病。过动症影响了数十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在这个人群中，男孩的数量几乎是女孩的四倍，而城市儿童的数量又大大超过乡村儿童。他们通常都容易激动，只能通过药物来加以抑制，发挥作用的是一种称为哌醋甲酯的化学物质，其常见的品牌名字为利他林。这种药物能抑制大脑中所有会刺激内部冲动的区域，因而能让孩子保持安静，也使父母安心。至少，使用这种药物可以让他们安分地上课。

受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影响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会出乎父母的想象。他们对刺激物的反应特别强烈，而且感情细腻、敏锐。老师认为他们的行为特别招摇，很难加以管束。他们的这些表现不仅让自己苦恼，同样也令人厌烦。学者几年前就开始争论这些问题：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被称为缺陷？有哪些可能的治疗措施？哪些原因导致了这种症状？许多医生认为这些孩子缺乏自控能力是源于某种基因缺陷，是一种天生的新陈代谢障碍，只要通过药物就能用相对简单的办法将其消除。发展心理学家则认为ADHS现象是由于刺激因素过多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逐渐丧失了以正确的方式教育孩子的能力。整个社会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人们所承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社会中充斥着焦虑与不安，人们真正关心的只有成功和效率。在这样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抑郁，因为他们无法应对这些过高的要求，而孩子，则以ADHS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无论谁对谁错，至少，研究一下孩子在获得新的体验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值得一试。没有日常让人分心的事物和替代性满足；整个夏天没有甜食；早上没有电视，中午没有电脑，傍晚也没有游戏厅；没有键盘，遇到问题时也不能只轻按按钮。他们要待在一个还装着烟囱的小屋里，上厕所只能去牛圈后的茅坑，就是在这里，他们要学会如何与自己以及整个团队相处。

在这里，男孩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从他们口中我们了解到，有些男孩甚至直到9岁还不被允许碰打火机，而且家长每天都要送他们到学校门口。例如，一开始经常因为想家而哭的9岁男孩阿德里安认为那些药片让他安静，也让他抑郁。因为他再也不愿意去看医生，也不愿去看心理学家，让他们研究他大脑中的物质代谢或他的智力，所以父母把他送来了这里。7岁时他就能完成500片的拼图，但却无法专心上课。一上课，他就把书放进书包，站起来，走出去，而且不肯保持安静。他的老师无法工作，因为她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还有8岁的帕斯卡，他从6岁起就开始吃这种药，上学前吃一片，放学半小时后再吃一片。他的母亲早上5点就要出门去麦当劳上班，她通过手机来叫儿子起床。帕斯卡没有见过父亲，他几乎是一个人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因为我吵架了，他说。

11岁的弗洛里安也是在第一次看医生时就被下了定论：“弗洛里安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无法保持安静，拒绝多项提议。从在诊所的表现就能看出，该男孩患有注意力缺陷过动症。”虽然父母认为他“热情且富有创意”，但他在学校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他的老师对“和上课无关的行为”厌烦不已，例如在教室里跑来跑去，或者“表现出对课堂毫不关心”。“使用了利他林后，所有症状都很快得到了改善。”

10岁的尼古拉做了无数的心理诊断测试和神经病学检查，还做了专门用来评估儿童异常行为标准的“儿童行为量表”测试，结果也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当被问及最大的愿望时，尼古拉表示希望父母能够和好，母亲在家里的时间能长一点。

一直被当成局外人和捣乱者的经历把孩子们紧紧连在了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克制不被接受的痛苦，他们要发展出自己的策略，来消解无法融入集体的折磨。但大脑是一个社会性的结构，只有获得交际经验才能让它成长。虽然今天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一个人也能生活的错觉，但事实上，人类是无法独居的。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所感到的痛苦和被殴打的人并无二致。高山牧场的生活不久就产生了效果：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注意力缺陷的症状自然也得到了缓解。

在这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那些在山下被确诊的症状。晚上，男孩们裹着睡袋躺在小屋的地板上；白天，他们为农场主留下的奶牛挤奶，在冰冷的小溪里洗澡。他们还在湖边造了一艘小竹筏，当有人掉进水里时，他们就兴奋地尖叫着把他从水中捞起来。每次雨后，他们都会分成小组，带着锄头和铲子去清理小屋周围的山道，为行人提供方便。他们每天都花大量时间用来雕刻、制造工具或做手工。晚上，他们围坐在篝火边交流一天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机会告诉别人一天中自己最喜欢的事，谁为他提供了帮助，而他又为别人做了什么。

算了，就这样吧，我不想待在这里；他打我，他让我气愤，他踩到我了。最初的争吵、辱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富于建设性的讨论。男孩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并越来越适应这座小屋中的集体生活，假期快结束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原来过胖的变瘦了，而原来太瘦的则开始强壮起来。

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做一些事，而这些事都是以前大人不允许他们接触的。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了，现在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冲突，并且体会到了集体生活的乐趣。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夏天让他们变得更有能力，更加勇敢，也更加成熟了，这是好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感受。男孩们确实做得很好，我们也完全能感受得到他们的喜悦和热情。在结束高山牧场上的这个假期后，他们带着这种热情重新回到了家庭和朋友之中，甚至也回到了学校。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在海拔3000米的群山环抱中，在一次和一群野孩子一起度过的野外生存中相识了。我们都知道这次实验并没有利益可言，它的目的便是证明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事实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尽可能多的正面经验，而且只要有机会，所有人都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深入理解自己的感受，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整个夏天中，男孩们的经历也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学会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的，也无法从课堂上学到的。但当他们带着这些满满的经验兴奋地回到原来的环境中时，又会经历什么？我们不禁自问，他们能忍受多久那样的生活而不会绝望？这些新的经历能为他们提供多久的养料？需要多久，他们的老师甚至家长就又会用固有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早已被贴上了醒目的标签，所有人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行为招摇”、“注意力缺陷”、“叛逆”、“好动”甚至“执拗”。一个孩子能承受多久这样的偏见？他们要怎么应对这样的生活？

当我们还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时，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活动，学校里也没有这样巨大的压力，还没有人要求我们把生活过得完美。我们当然也需要上学，当然也会在课堂上无聊地昏昏欲睡，但放学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去自己认识生活。我们总是在外面玩，每天下午都和朋友出去，父母允许我们疯玩，也没有人跟在身边管着我们。至少，和今天的孩子相比，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自主权。

我们忍不住要问自己，当我们把今天的童年生活和那时的进行比较时，我们是否只能够满怀着忧伤，对这样的改变不知所措？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国家对儿童的要求那么苛刻，孩子需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却竟然没有多少人提出反对。老师、医生或心理学家，有时甚至是家长都认为自己比孩子更清楚什么对他们好。他们妄自为孩子制订计划，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成长为怎样的人，根本不尊重人人生而独立的事实。他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观念，谁也不是他人的附属。

孩子已经认识了这个世界，将来他们还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延续人类的未来，而那些对孩子妄加评判，诊断他们精神状态的人，真的能确定什么对孩子好，什么是正确的吗？哪些成年人能肯定地说出什么对孩子的未来是重要的？如果答案是能，那他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内容的？是从课本上？从专家那里？报纸上？还是从医生和老师那里得知的？

我们相信，今天的孩子都成长得太过匆忙，他们没有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他们缺乏耐心和有意义的活动，也缺乏能给予他们激励的团体和榜样。孩子的脑中装满了各种信息，但他们却无法自己去收获经历，无法走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已经汲取了太多经过预加工的养料。“大人们犯了一个大错，”14岁的珍妮丝说，“他们总是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在山里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环境中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鼓起勇气写出了这本书。发展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早就发现是环境塑造了人格。享受过关注和爱护的人一生都能从中汲取能量，而那些对压力敏感，甚至倾向于抑郁的人，只要能获得支持，也可以过上满意的生活。有些孩子比较坚强，而有些则相对柔弱。有些人一生都在处理各种艰难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生活得轻松自在。我们会成功还是会失败，这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它取决于我们曾有过怎样的经历，我们是否能体会到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是否能发挥自己内在的潜力。病态的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导致他们生病的环境。

不仅是孩子，今天，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在被种种标准限定的社会中感到痛苦不堪。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赋予那些人反抗的勇气，让他们不再甘于平庸，不再总是关注着低处，而是敢于抬起头来向上看。因此，这本书里也写到了那些为了符合父母和老师的期望，或者因为遭受各种排挤而艰难地放弃了自己的需求，努力去迎合他人的孩子，这样的顺从终会让他们忘了最初的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每个孩子出生时都带着各自不同的天赋，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天赋尚未有机会展示出来便已在幼年（最晚在小学时）遭到了扼杀，而终有一天，我们将重新开发出这些天赋。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真正明白，我们的孩子是谁，他们能做到什么。

如果我们不再把孩子禁锢在用我们的评价和规定浇铸成的水泥墙中，如果我们不再让20世纪遗传下来的毫无依据的天赋理论毒害他们，他们能成长为怎样的人？这种天赋理论把我们的学校变成了一台分拣豌豆的机器，无数被装进这台机器的人便无望地从网孔中掉了出去。

我们的世界把孩子当成机器、电脑甚至植物，他们按照家长、老师和其他人的意愿被任意地组装、安排、修剪。我们成年人是时候擦亮眼睛了，问问自己，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多久？

我们的这本书只能作为抛砖引玉之用，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各位读者的所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