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数字改革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远远甩在了后面。70%的职员在自己的职位上并不快乐。自我中心者越来越多。我们见识过自私的政客，也不时看到银行家不知廉耻地奋力填满自己的钱包。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超级歌手、超级舞蹈家、超级天才，媒体就像《白雪公主》中的那位皇后：魔镜，魔镜，谁是这个国家最厉害的人？这些节目的意义就在于，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让我们知道人类能达到怎样的极限。

我们完全无法抵御这些画面。不管走到哪里，站在哪里，到处都会有巨大的屏幕吸引我们的目光。当出现广告或者新闻消息时，我们除了观看别无选择。找到一个没有广告的地方，这样的希望简直成了奢望。我们每走一步都有海报跟随，大街上、火车站内、机场大厅中或收银台前，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这些信息，因为不远处又会出现新的内容。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排斥，不管这些海报本身多么富有创意。

正如莱比锡哲学家克里斯托夫·图尔克（Christoph Turcke）所说，我们害怕注意力受到控制，我们害怕社会一直不停地向我们耳中灌输各种信息。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想法就已被下一波信息淹没。今天这代人需要处理的信息几乎已经是30年前的3倍。

我们再也没有精力关注所有的信息，再也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产生兴趣。而更加困难的是，我们该如何将紧急信息与一般的必要信息区分开来？如果每天都必须接受各种消息的轰炸，终有一天人们会关闭自己的感官，即便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尚未消失。

同样面临这种危机的还有我们的共情能力。人们的共情能力正在急剧下降，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在1979~2009年所做的科学研究便已证明了这点。30年间，人们希望理解他人，并为他人提供帮助的意愿降低了，而希望所有事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的意愿则相应变得更加普及。

心理学家认为导致共情能力降低的最主要原因是信息爆炸，人们看到的太多了。我们的脑中容纳了太多本不属于那里的内容，而我们能用来为这些印象归类的时间又太少。最终，我们只能决定摒弃那些和我们无关的信息。一个甚至无法照管好自己的人要如何去关心他人？共情让人疲惫，它会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每天都必须忙于克制自己共情的冲动。参与别人的不幸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而这样的事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轮椅上的残疾人，牵着导盲犬的盲人，电视上每天都会播放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消息：非洲的饥荒、加勒比地区的海啸、核武器灾难、恐怖袭击还有交通事故。我们快速切换着频道，根本来不及想象如果自己遭遇这些会是多么可怕。我们完全不想记住这些信息，共情有时也会变得丑陋，令人痛苦而不堪重负。因而，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了抵制共情的办法。

我们在学校和职场上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强者才能制定游戏规则。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努力赢得各种赞誉，而电视则肯定了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应该变得更好，应该一直保持漂亮，而且要越来越苗条，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完美。在所谓的才艺展示节目中，最重要的不是增强自己的能力，建立并维护和他人的关系，而是贬低他人，淘汰对手，使自己获得最佳成绩。这样的节目只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根本无法培养合作精神。

孩子却是真正的共情高手。他们能体会其他人的感受，能接受共情带来的伤害，他们渴望他人的抚摸，也愿意抚摸别人。他们对情绪波动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他们的观察极其细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触动了其他人的情绪，他自己又有什么感觉，这些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对父母很重要，什么能让父母激动，什么能让父母高兴和满意，而什么又会让父母压抑、难过。因为幼儿还不会讲话，所以他们更多关注的是那些隐藏在语言之后的内容。也因此，他们能体会到的其实比父母想象的多得多。他们完全知道大人试图向他们隐瞒什么，有时甚至连当事人都还没有察觉，孩子便已将其深深地记在了脑中。

几年前，研究人员曾做过一个在这方面极富启发性的实验。他们给六个月大的孩子依次放了三段动画短片。首先，孩子们看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人，画面中的人物正在努力攀登陡峭的悬崖。经过不懈努力，短片中的小人终于爬到了高位。接着，同样的镜头会再放一次，不同的是，这次还有一个绿色的小人在下面推着黄色小人，使他能较为轻松地登上山顶。在第三条短片中，黄色的小人再次开始登山，但上方会突然出现一个蓝色小人把登山的小人向下推。短片放完后，研究者把绿色和蓝色的人物形象一起放在孩子面前，显然他们非常期待看到孩子到底会选哪个颜色。结果，所有孩子都选了绿色的小人，即下方的“支持者”。最能打动孩子的，是那个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人。

半年后，研究人员又重新做了这个实验。现在孩子已经长到一岁，又多了六个月的时间去进一步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积累经验，并观察他们的父母和生活中其他人的各种反应。这次，有10%的孩子没再选“支持者”，而是选择了“压迫者”。研究者并未深入追究在这六个月中，孩子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在此期间，他们曾有过怎样的经历导致他们不再认同“支持者”的角色。但我们完全可以猜到原因。

如果没有人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支持，没有孩子能活过生命最初的六个月。因此，这几乎是所有孩子的人生第一个体验。之后，他们就将体会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规则，他们会观察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如何相处，如何对他，看他的家庭中是否有人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幼儿对生存策略格外敏感，因此，如果孩子认为某个人的策略特别成功，他们自然就会认同并学习这些方法。但他们所习得的这些行为模式和支持这些行为的态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孩子只是学习了榜样人物的行为模式，我们还不需要过分地担忧。它所能造成的结果不过是有些人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喝茶，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跑步、跳舞或游泳，又或是用不同的方式打招呼、吃龙虾。这些都无伤大雅。

孩子并不只是向他们的榜样学习了这些简单的机械动作，他们还学习了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例如，当孩子崇拜的一个榜样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或态度让孩子认为他可以任意地贬低或羞辱他人，认为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是生活的自然规则，孩子就会迫切地将它吸收并内化为自己的态度。孩子越是依赖这个榜样，他们的模仿就会越彻底。

没有人生来就是不尊重生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也没有人天生就是邪恶的暴力爱好者。要变成这样，这些人的身边首先就需要有能为他们提供榜样的人，而且还需要一个崇尚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好处的环境。

生命最初，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共情的能力，但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多，这种能力也发生了改变。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便应该开始学会分辨哪些人需要同情。于是，从这个年纪开始，天生的共情能力受到了规则的限定，孩子开始考虑自己付出的同情是否值得。应该同情所有人，还是只针对朋友？不能太浪费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家长想要教给孩子的道理。你是否曾看到过，当一个孩子自觉地想把手中的玩具送给正在哭泣的男孩或女孩时，家长却拿走了玩具？因而也压制了孩子想要帮助他人的天性？孩子年龄越大，就会有越多的人教导他们不要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伸出援手。一项针对七八岁的孩子所做的调查显示，有3/4的孩子还对自己认识的人抱有同情，而能同情陌生人的则要少得多。于是，孩子就这样慢慢学会了猜疑。

如果所有孩子都能生活在一个大家互相关心的环境中，他们就不会被迫压制自己与生俱来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当我们还在摇篮中时，共情对我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人类之所以能存活到今天，依靠的是互相照顾，而不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在一个人人都感到孤独和封闭的社会中，我们更不应该从小就剥夺了孩子共情的能力。我们需要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