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年轻夫妇一样，我们时常讨论养育孩子的问题。憧憬着，害怕着，还要起几个好听的名字备用。我妈妈和岳母总是毫不避讳地打听，询问我们是否有“状况”，有时候搞得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岳父阿兰是一名律师，在波士顿一带颇有声望。有天夜里，他很晚打电话来，原来是岳母黛比担心女儿30多岁了很难怀孕，就半夜跑到网上搜索冷冻卵子和代孕妈妈的信息。可我们根本没到那地步呢。只听阿兰在电话那边说：“你们忙着呢？”听得出来，老人家像是偷偷地在期待着什么。

“嘿！琳达！”我喊她，“你爸问我们是不是在嘿咻呢？”

“开什么玩笑？”阿兰说，“要是你们保证不用防护措施，黛比会亲自跑过去给你们点蜡烛制造气氛的！”

其实我们以前对生儿育女这事有过计划。琳达和我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结婚的6年前，在曼哈顿23街的美食市场。她当时穿着黑色丝质长裤，踩着黑色皮面的高跟木屐，长发像瀑布般披散下来，映衬着她橄榄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高贵、性感的索菲娅·罗兰一样美。她的眼眸是巧克力棕色，她的笑容纯洁又充满活力，她足以让拉丁、意大利和大溪地的美人们都黯然失色，她是唤醒我灵魂复苏的令牌。

后来，我知道她在波士顿的郊区长大，家庭氛围良好，家里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一个最受欢迎的炖肉秘方，以及晚上打开冰箱用马克杯偷吃冰淇淋的习惯。换句话说，她简直就是另一个我。她热爱旅行，而且那时刚发起了一个名为“努力尝试”（Endeavor）的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创业者。她也喜欢待在家里——玩拼字游戏，完成报纸上的字谜，哀叹薄荷口味的巧克力冰淇淋何必非得染成绿色。

相识4年后，我们在一处能够俯瞰大西洋的阳台上订婚了。第二天，琳达提出要在萨瓦纳举行婚礼，这让我大吃一惊。她说：“你的家乡历史悠久，亲戚也很多，我想让家里人去看看。”不过，她也想要在婚礼当天打扮成摩洛哥王妃。于是接下来的那个6月，我们举行了婚礼。这恐怕是萨瓦纳的以色列犹太教堂建成250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欢迎毯子和橙色紫色婚宴蛋糕的沙漠王国主题婚礼。当琳达跟婚宴承办商布置她的理想菜单时，对方的反应是：“沙拉三明治是什么东西？”

婚后一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彼此忙碌的工作之余来找时间生孩子。用我奶奶的炒股经验来说：“你没法控制市场，但你可以不断尝试！”就是这样，几周后琳达似乎有喜了。她去药店买了验孕棒。说明书上写着将其放入尿液，如果验孕棒上出现一条粉色，就是没有怀孕；如果是两条，你就中奖啦。

第一次试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条粉色和一条模模糊糊的颜色。谁也搞不清这是什么意思。琳达又试了一次，隔天、又一天，几次都是这样。我们在谷歌上搜索“验孕”和“半粉”，得到了557 000条结果。看来这事挺常见。

最后琳达跑了3个药店，买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验孕棒。我开玩笑说，有能力考上哈佛和耶鲁的女人看来必须得通过所有的验孕测试。琳达试个没完，直到有一个明确无误地显示：怀孕。哦，这一刻终于来了。

没过多久，琳达就开始孕吐，每天两次，甚至三次。我一向是个吃了烤肉串就食物中毒的家伙，可她自小就很少呕吐，所以每天频繁的孕吐确实把她吓坏了。我只好坐在浴缸边上安慰她。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买了很多咸饼干。时间一长，她也逐渐习惯了，有时还拿这个开玩笑。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行政管理人员，琳达必须要学会耐心地让肚子里的小鬼服服帖帖的，这是她身为人母的第一课。

孕期8周半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产科医生。一位年轻女士给了我们厚厚的一叠资料，耐心地回答我们的疑问，然后做了超声检查。琳达躺在妇科检查台上，不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了难以辨认的灰色图像。医生沉默了好一阵子，犹豫着说：“嗯，亲爱的，你怀的是，嗯，双胞胎。”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忘了我之前交代你们的那些事吧。”

我和琳达都是健谈的人，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两个人都沉默了。我们从来没考虑过双胞胎的情况。没讨论过，甚至根本没想过。一般来说，双胞胎是家族遗传或使用促孕药的结果，但我们双方的近亲里都没有双胞胎，我们也从来没用过什么药。

可是我们的确有了双胞胎。

或者……还不一定。医生解释说我们的双胞胎似乎是在同一个胎囊里，这十分危险，因为其中一个很可能会吸收另一个身上的营养。还没高兴上几秒钟，我和琳达就听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选择性减胎术”。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出租车奔向了市内最大的医院，那里有全纽约最好的超声波仪器。“命运在跟我们开玩笑，”琳达说，“咱俩从来就不走寻常路！”

“想想看，哪种更糟？”我笑说，“是生两个你，还是生两个我？”

我们都笑了出来。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无论怎样，都要保持乐观，笑对人生。

几小时后，超声检查传来了好消息，双胞胎们是在不同的胎囊里。我们换了一个更有经验的大夫，迫不及待地告诉亲友们：“琳达怀上了单绒毛膜双羊膜的同卵双胞胎！”没人听得懂，就连我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我买回一大堆书，挑灯夜读，里面的内容大多令人担忧：流产的可能性很高，先天性缺陷的可能性很高，双胎竞争、优胜劣汰的可能性更高。看完后我就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琳达眼不见心不烦。

就这样，我俩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算着日子。单个胎儿的妊娠期是40周，而双胞胎只有36周。我们有个怀了双胞胎的朋友仅仅怀孕26周就出现了早产迹象，她只好住进医院，躺在床上把双腿吊起来，以保证胎儿能在腹中多待几天。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我们的产科医生马克·戈德在琳达妊娠25周的时候就对琳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卧床休息。不管有什么事，她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床和沙发之间。简单地说，就是被软禁在家。

考虑到琳达组建的机构现在已经发展壮大，工作横跨七个国家和三个大洲，于是软禁没两天，她就开始在家里的沙发上办公了。商业大亨和慈善家们来我家起居室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撞到这样的画面：我正穿着内衣跑来跑去给琳达拿吃的，还不忘了提醒她：“屁股别离开沙发！”

终于熬到36周，我给琳达买了巧克力坚果蛋糕。我妈当年在我的石膏腿上涂鸦，我也有样学样，在琳达的大肚子上画画以示庆贺。给孩子起名成了迫在眉睫的要紧事儿。我妈总是开玩笑，说我这一代都是按飓风命名的——安德鲁、布鲁斯和卡利。不过实际上这些都是家里长辈的名字，这是我出生时美国犹太人的习俗。布鲁斯·史蒂芬正是为了纪念我外祖父本杰明（巴基）·萨缪尔·阿贝斯豪斯，他在我出生3年前就去世了。

我一直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太普通太大众了。所以在给孩子们起名的时候，我们俩决定来点特别的。我和琳达翻阅了《希伯来圣经》，发现可选择的女孩名字实在太少了。那时我正在土耳其幼发拉底河流域拍摄一部有关伊甸园的片子，琳达建议说不妨其中一个孩子就叫伊甸吧。听起来既亲切又有异国风情，温柔中还带着点儿阳刚。

接下来的6个月，我们一直在找一个能与“伊甸”平分秋色的名字。身为旅行家，我和琳达喜欢“伊甸”，就是因为它指的是福地、天堂。有一天，琳达突发奇想，说：“泰碧怎么样？”泰碧岛位于佐治亚州东北端，是萨凡纳河入海冲刷出的沙洲。费勒家族整整四代人都在那里度假。泰碧岛可不像天堂那么清心寡欲。大家都叫它“幽会专用海滩”。尽管如此，我们都很喜欢这名字，尤其是琳达。

不过还是有点小麻烦，这名字加上姓很容易读错。泰碧和“可能是”押韵，而我们的姓“费勒”和“泰勒”也押韵，这两个连起来读：泰碧·费勒，“可能是泰勒”，似乎有点傻。还有，在印第安的克里克语里，“泰碧”的意思是“盐”，这听起来可不像浪漫情歌里的主角。最后还是琳达作了决定：“没事儿！咱家孩子能行！”

孕38周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勒诺克斯山医院做最后一次超声检查。琳达胖了差不多45斤，基本上都长在肚子上了，她的肚子看起来就像在橙色的T恤下面塞着一个大球。放射医师解释说，对双胞胎所需的妊娠时间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等待自然生产，或是胎儿成熟后就实行催产。“我赞成第二种。”他盯着超声屏幕，像是要自圆其说似的，“啊哦，我看见点儿东西……你的羊水不足啦！准备明天生产吧。”

我们紧张起来。我们沿着花园大道散步。那里的水仙刚修剪过，如同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郁金香长出了新芽，五颜六色，像是谁打翻了一盒蜡笔。

4月15日早上8点半，琳达打了催产素。中午时分，羊水破了。下午，琳达有了反应。5点刚过，我们就要进手术室了。“用力推！用力推！”护士们一边推着琳达冲过走廊一边喊着。我俩也跟着喊：“推！推！推！”一时间大家都笑了。

“别闹了！”护士长在护士站那边喊着，“医院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琳达和我望着彼此。我们希望女儿们在笑声中出生！

进入手术室，气氛就紧张起来了。里面大概有15个人，周围还有监视器、无影灯、塑料恒温箱和加热灯。琳达的头发被罩起来。戈德大夫埋头于她两腿之间，护士们则围在她脸边。机器里传出两个小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几个月来，双胞胎中有一个离宫口较近，按理说她会先来到人世，所以我们叫她小A。不过小B更活跃一些。晚上6点14分，小B把小A推开，先出来了。她成了姐姐，叫泰碧·罗思。

医生叫我过去抱着她。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她被裹在一条白底蓝条的毯子里，深色皮肤，黑色头发，很像琳达。我忍不住在她耳边轻声念起诗句来，正在此时，手术台那边突然乱作了一团。

多少年来，朋友们总是跟我说，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孩子是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刻，仿佛看到了上帝的脸庞。但这一次，上帝走神了。琳达看起来很痛苦，小A有危险！

一时间，我的心仿佛要被怀里的婴儿和手术台上的妻子撕成两半。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作为双胞胎的父亲，要选择或偏心哪一个都是不可能的。她们形影相依，永难分离。

“心跳在减弱，”戈德大夫说，“得剖宫产了。”

他说完这句话，我才反应过来，那么多人都是来待命的应急手术团队。琳达之前说不在乎顺产或剖宫，不过她确实觉得不能每样来一个，那会加重副作用而且延长恢复期。可命运捉弄人，到底还是遇上了这种情况。

“不！”护士长一边裹住琳达的脖子，一边喊着，“她自己能生下来！”

听到这句话，琳达又开始使劲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个惯用手法，医生装作要剖宫产吓唬一下孕妇，让她自己努力生第二个孩子。不过戈德大夫坚持说他们当时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32分钟后，小A终于降生了。我们叫她伊甸·艾琳诺，有了她，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

琳达比出表示胜利的剪刀手，脸上满是笑容。女儿们在她身体里孕育了38周，最终在一个小时内相继顺利来到人世。我俯身过去，面对面紧贴琳达的额头，轻声说：“亲爱的，你做到了。我们有一对乖宝贝了。”

我去抱伊甸。她被裹在白底绿条的毯子里，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要浅一些，看起来更像我。我给她也低声朗诵同一首诗。我转身回来的时候，戈德大夫正在给琳达缝合伤口。突然，他低头看了一下表。

“嗯，缴税的最后期限。孩子们，看来你们今天早晚都得来。”

屋子里的人都被他逗笑了。就这样，我们的女儿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来到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