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7月15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最近我一直待在位于科德角（Cape Cod）的我岳母家中。在无数个清晨，我注视着后院草坪上的雾气渐渐散去，杳无踪迹，只在花岗岩上留下了一层细密的露珠。新的一天就此开始。远远望去，港口上空盘踞多日的乌云神奇地散开了，阳光终于重回大地。

抱歉我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联系，但这些天来接踵而至的麻烦实在让我身不由己。最近我发现自己的左侧股骨上长了一个约有18厘米大的骨肉瘤。简而言之，我患了骨癌。我的肿瘤非常罕见，攻击性也很强。它已经穿透了我的骨干，侵蚀了附近的大腿肌肉。所幸我的膝盖和臀部暂时没什么事，也没有迹象表明癌细胞会转移到肋骨和肺部。目前看来问题只在腿部，但情况并不稳定，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

今年5月末，我做了一次血常规检查，发现碱性磷酸酶指数（alkaline phosphatase）过高，这意味着肝脏或骨头出了问题。经过检测确认肝脏没问题，而之后的一系列检查最终指引我们发现了这个肿瘤。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还没怎么觉得疼。大多数患者只有在出现疼痛、关节肿胀或骨折的情况后，才会发现病情。就这点而言，我还是幸运的。不久之前，肿瘤医师还告诉我：“病情发现得很及时，该向你的内科医师致敬。”

多亏朋友们的及时支持与无私帮助，琳达和我才找到了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骨科主任约翰·希利医生。大家每每提到他，都是钦佩的语气，“就是他了”、“顶尖的”或“权威专家”。他人很好，五十出头，系着领结，总是微笑着，说起话来不温不火，语速大概每分钟3个词。你要是想等着听完他的话，天啊！你可真得等上一会儿。他和琳达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且他十几岁的时候当过魔法师和小丑，和我也算得上是半个同行。

希利医生和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对我腿上的肿瘤，他说：“情况很糟，但看起来还有治愈的希望。”他也重复了好几次：“这是一场战斗。我决心要取得胜利。”

他认为这个肿瘤很可能和我5岁那年的车祸有关。因为骨肿瘤的位置通常出现在靠近膝盖或臀部的位置，但我的却长在正中间。我们的推测是，可能当时伤口没有完全愈合，或者是遗留的感染问题在近40年后发作了。但是希利医生觉得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他问我小时候是怎么骨折的，我给出了自己心中唯一符合逻辑的答案：“被车撞的呗。”

“但为什么就只有那一块骨头被撞坏了呢？”希利医生接着问。他觉得可能是某种遗传性导致我的左股骨生来就比较脆弱。

无论如何，反正自那次车祸之后，肯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才让我的左股骨从成千上万个摔断骨头的美国小孩中“脱颖而出”。不知是哪个细胞决意要胡闹一场，于是癌症来了。美国每年大约有600人患上骨肉瘤，其中85%在25岁以下，成年人的数量甚至不到100人（而每年乳腺癌发病人数是20万，前列腺癌则是19万）。因此，对这种疾病，尤其是成年患者的治疗，我们所知甚少。毕竟，这种癌症的发病率太低了，不足以吸引社会各界的重视。

假如我是在25年前得了这个病，医生大概会直接切除我的腿，然后祈祷癌细胞别扩散。肯尼迪总统弟弟泰德·肯尼迪的儿子12岁的时候就因此失去了一条腿。但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也只有15%的存活率。在20世纪80年代，医生们发现了某种有效的鸡尾酒化疗方案，将存活率提高到了60%。

在开始整个治疗流程前，医生必须对我的肿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分析。按照计划，几周后要进行活体检查。希利医生将切开我的腿，取出一块骨头，进行病理分析，根据其结果制订整个治疗计划。大体来说，先要进行2~4个月的化疗，然后做手术，术后还要接受4个月的化疗。手术主要在腿部进行，包括切除肿瘤和邻近部位的一些骨头，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大块肌肉。替代左股骨的是移植过来的骨头组织或金属物。他们告诉我，骨头会逐渐恢复，但肌肉却不能。如果我运气够好，就能保住腿，膝盖和脚也能正常活动，但无论如何，从此我的动作永远都会受到影响。用希利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你能走，不能跑。尽量走平路，别爬台阶。”

诸位或许已经料到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希利医生向我们解释完病情后，有位护士进来让我填些表格。当时，我请她回避一会儿，让我能和琳达单独待几分钟。但事实是，她离开后，我彻底崩溃了。一直以来，在绝望中我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也许一切都是误诊。我自欺欺人地想象着自己可以逃过化疗。然而，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幻想被现实击得粉碎。

此时的我，站在黑暗之中。心知肚明，噩梦般的一年即将开始。

这还得是我运气好能挨过一年的情况下。

现在情况怎么样？

尽管情况时好时坏，我们仍然在坚持，仍向着目标努力。我们的生活里有了太多的眼泪。漫漫长夜里，我们促膝长谈，聊彼此，聊生活，还有我们对孩子们的期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琳达和我都不是英雄。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泰然处之。许多时候真的很难。

应该说，有太多东西给我们力量，支持我们一路走下来。比如：两边亲爱的家人们，很多朋友，我和琳达的相互扶持，还有积极的心态。我们共同制订了14份营养计划，试着想象各种可能需要应对的情境（有好有坏）。我们尽量在生活中给自己找乐子。比方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杂志可以放在医院的候诊室里供病人翻阅，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怎么就偏偏挑中了《网球周刊》？

琳达怎么样？

她简直就是闪亮的星。因为我得了癌症，之前约好去南塔基特岛（Nantucket）庆祝结婚5周年的旅行就彻底泡了汤。这本该是女儿们出生3年来我们首次双人旅行。但琳达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振作起来。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配偶、护理者和“生命共同体”身上的压力是最大的。琳达不得不面对诸多挑战：工作，照顾女儿们，还有一个时不时就牢骚满腹的瘸腿丈夫。好吧，我承认自己以前也爱唠叨，但以前我可不瘸腿！化疗对谁来说都不是开玩笑的。

与此同时，琳达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势头良好。上一年他们举办了纪念活动，回顾10年来对遍布全球的10个国家所进行的企业援助。几周后他们还将从私人基金会那里得到一笔巨额捐款，这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我非常确信，能够看到琳达继续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能够鼓励她去不同的国家完成计划，对我个人有着重要的意义。生活会变化，但永远不会停止。所以我希望，所有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能和我一样或多或少地帮助琳达保持这种精神，让她能够继续像往常那样散发光芒。

女儿们怎么样？

伊甸和泰碧正在一天天长大。3岁大概是性别意识启蒙的分水岭吧，因为她们两个现在深深迷上了芭蕾，还有公主、纸杯蛋糕和一切粉色和紫色的东西。事实上，她们现在最喜欢的是粉色紧身舞衣和紫色裤袜。作为父母，3年来我们一直有意回避传统的性别颜色偏好教育，但显然现在这理论只能扔进爱丽丝的兔子洞了。最近几周，她们第一次接触到保龄球、划船和迷你高尔夫，不过安全起见，其中有一项恐怕再也不能让她们碰了。那天，外公阿兰新买了条摩托艇，决定避开深水区，带着女孩儿们在海港附近慢慢转悠兜兜风。这时，伊甸突然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快点儿？”

我们已经向专家咨询过，该怎样将我的病情告诉女儿们。一开始，要说实话，但不要太具体，要保证每个人都重复说一句话：“爸爸病了。医生在帮他。他会好起来的。”然后我和琳达要进行观察，看看这件事是否会引起她们的行为变化，比如注意力难以集中、烦躁，或是噩梦。她俩已经看到我开始用拐杖了，我们也注意到她们正在逐渐调整适应这种变化。这次我和琳达在纽约看完病回到科德角时，伊甸说：“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真好。”我们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深深地爱着她们。我在心底默默祈祷，希望有一天能陪她们走过婚礼上那幸福的红毯，希望有一天能和她们一同散步。

我能帮什么忙？

有这么多人愿意向我们伸出援手，我和琳达真的非常感激。老实说，我们正在思考，如何让大家的帮助变得真诚、现实、有意义，同时又能对各位的好心和慷慨表示敬意。我们已经发现，请求越具体越好——“嘿！妈妈。给我拿张洗澡用的椅子。”“嘿，姐姐，我们需要一个活页夹放文件。”“喂，兄弟，在我头发掉光之前，能给我照张相吗？”如果大家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彻底弄清楚眼前的难题，我和琳达会非常愿意接受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我现在每天都淹没在大量电子邮件和电话里，对于病人而言有点太多了。每封来信我们都读了。如果没有一一回复，请大家谅解。因为目前，我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围攻着，比如：医生会诊、保险理赔、糟糕的躯体感受、努力寻找曙光，还要研究以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完成下蹲这个动作，实在无力回信了。但是你们的体贴和问候会一直带给我安慰与力量。我也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大家保持定期联系，让你们知道我的情况。

与此同时，祝愿各位今年夏天都能在窗外发现一片晴空，祝愿各位心想事成，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奔向心目中的那片海洋。

在那之前，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