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行者爸爸:杰夫和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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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的机遇。

这是位于荷兰北部赫斯姆格堡的青年旅社。此时,地下室舞会闹得正欢,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曲震耳欲聋,红色灯光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闪烁。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望着护城河外的奶牛场发呆。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刚高中毕业,参加了一个为期6周的欧洲学生交换项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奶奶资助的,整个旅程包括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天是周二,在荷兰。

我不太习惯迪斯科,干脆溜出来在工作人员通道上透透气。没一会儿,我们的领队之一杰夫也出来了。32年前,正是他的父母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成立了这家安排学生旅行的公司。杰夫是个瘦高个儿,脸庞棱角分明,棕色头发剪成孩子气的锅盖头样式。他变化多端,时而是佛蒙特州喜欢铲粪施肥的农村乡巴佬,时而是见多识广讲法语的大四学生。要知道,他母亲是荷兰人,父亲则在百老汇的舞台边长大。不过大多数时候,杰夫是个淘气鬼,总是喜欢冒险恶搞,他早就发现我这个菜鸟一脸天真又没经验,简直是他实施恶作剧的绝佳帮手。

“你掀过奶牛吗?”他说。

“什么奶牛?”我问。

“奶牛是站着睡觉的,所以如果你能偷偷地从下风处摸过去,就能趁其不备推倒它。‘砰’的一声巨响,奶牛就被掀翻啦。”

我还没来得及想想他是不是在蒙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跳进了护城河,翻过了铁丝网,咯吱咯吱地踩过泥浆和牛粪,正在接近某些可怜的打着盹儿的奶牛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爱好——旅行。这可是时时有惊喜、刻刻有收获的终生课堂。

起初,我并没有告诉琳达关于“爸爸军团”的想法。要去想象和考虑这种可能性,恐怕只会让她伤心难过、担忧不已。我们应该关注积极的一面,活在当下。不过没到24小时,我就放弃了保密的想法。事实上,从这个念头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们两个人的。真的,这事和琳达息息相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维系军团里的爸爸们和女儿们关系的重任就会落在她肩上。

不过,尽管我决定以尊重琳达的意见为主,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很难统一。“我是喜欢他,”提及某位备选爸爸时,琳达说,“但是他不能代表现在的你。”说到另一位的时候,她又说:“他很了不起,但跟你好像还不太一样。”

由此看来,我们得设定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不能有家庭成员。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近的男人是我的兄弟,还有大舅子、小舅子、堂表兄弟和各种亲戚。但我和琳达觉得这些男人与女儿们生来就有血缘联系,总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家庭聚会中见面交流,就不必列入“爸爸军团”了。

第二,仅限于男人。与大多数人不同,我从十几岁起就有幸与许多女性成了好朋友,在我最亲密的朋友名单中,男女各占一半。不过我们商量决定,由于女儿们的母亲尚在,她们更需要的是填补因父亲缺席而留下的空白。

第三,感情的深浅不是靠时间来衡量的。我们认为比较近期的朋友们更能代表现在的我和我对为人父的设想。

第四,要从我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选出一位朋友。

最后,要表现出一个全方位的爸爸。

我们没有预先设定爸爸军团的人数,也没有考虑他们是否已为人父,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人能否代表我性格特征的不同方面。就像琳达一直重复说的:“当生活出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女儿也许会问我‘如果爸爸在的话,他会怎么办’,我需要的是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那些能够体现我方方面面的男人们。

从一开始,杰夫·舒穆林就在这个名单上。

从我们俩第一次踏入奶牛场起,杰夫和我就变得越来越亲密。他和哥哥最终接手了父亲的学生旅行社生意。杰夫在帕特尼的乡村定居,娶了一位摄影师老婆,生了两个孩子。他当过志愿消防员,也做过行政委员,每天都开着拖拉机在地里四处转悠一会儿,而且,嘿嘿,还要铲粪施肥。

对我来说,帕特尼已经成了童话里的游乐场,那是一个可以砍柴、摘苹果和割枫树蜜的地方。在那里,杰夫的邻居会站在谷仓中,用随身携带的折刀将薄荷糖切成碎片再塞进门牙缝里。在那里,杂货店里买的都是“伯亚迪厨师”意大利面和“哟嗬”巧克力饮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身处童话故事里。那是我每次失恋或遭受打击时都跑去疗伤的地方。

而杰夫从我长大成人的夏天开始,就成了我的铁哥们。他是我的野营辅导员:跟我比赛谁先跑到山顶;把我扔进湖里;为了击中一只从树后蹿出来的鹿,他差点拿枪在我的脑袋上开了个洞。他是我的人生教练:鼓励我出国留学,催促我和琳达结婚。他是我的老大哥,我永远的榜样,我心甘情愿地崇拜他,因为他值得。

在我病倒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假期,杰夫每天都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他发誓说他会一直寄下去,直到我好起来为止。

杰夫身上有一种混合的特质,是我希望传递给女儿们的:一方面,他理解邻居的真正价值,懂得与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半生都行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一切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杰夫可以让女儿们见识到如何参与团体活动,让她们学会与人相处的诀窍,在广阔天地中体验自己的人生。

杰夫能教会她们如何开始人生旅程。

于是,在病情确诊几周后,我和琳达准备好车,带上女儿们,从91号公路直奔佛蒙特的农场。那个下午,杰夫带着女儿们坐上他那辆约翰德尔牌的拖拉机兜风,任她们去追四散奔逃的猪群。后来,我和杰夫开车去了某个废弃的谷仓,从那里可以望见一大片苹果园和远处的青山。我俩摆了两把海滩椅,坐下。我说:“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读一遍这个。”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读自己写给爸爸们的这封信。眼泪让我的声音哽咽起来,几乎说不出话。

你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

你是否愿意替我,传递我的心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瞬间老去,也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当我从信纸上抬头望进杰夫的眼睛时,发现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知道,是我的痛苦让他如此烦扰,我很难过。

信读完了。眼前的美景仿佛褪了色。大地似乎变成了墓场。我们两个行者被推到了不属于我们的所在。

杰夫说:“好。”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回应我信中的请求。“我感到非常荣幸,”他顿了顿,说,“但我一向不善言辞,我比较擅长以身作则。”

从那一刻开始,“爸爸军团”的构想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也不再只属于琳达了。

杰夫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这个想法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夏天,刚结束欧洲旅行乘船回国的乔治·舒穆林还是帕特尼高中的语文老师。一天晚上,暴风雨袭击了“新阿姆斯特丹”号,大部分乘客都躲回船舱睡觉去了。“就连船上吧台的酒保也被晃得反胃了,”杰夫解释说,“我爸到处找人一起打牌,其中一个后来就成了我妈。那时候她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她不晕船,也知道怎么打桥牌。”接下来的那个暑假,这两个人在巴黎共同度过了一周。第二年,乔治所在学校的校长建议他们两人领一队中学生去欧洲旅行。不过,两个人必须先结婚,否则可就成了反面教材。那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天。

“那个暑假,他们一起做了许多有趣的事,很快就发现了体验式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杰夫说,“那也成了我们家庭哲学的核心。在社会群体意识中成长,学习的关键就在于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没过几年,凯蒂和乔治开设了帕特尼学生旅行社,不久就成长为能接待几百名学生的公司。杰夫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在出生后就被父母塞进了这个家族产业。杰夫说:“我爸总是开车去纽约亲自送走每一批学生,他还要在中央公园南边的巴比松广场酒店发表一番演说,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房间后面四处乱跑。”

“他都说些什么呢?”

“他会说明我们这次旅行和一般旅行团的区别:每个人在旅途中都会被安排坐在陌生人身边,而且绝对不走寻常路。我们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要和当地人家同住,要做些并不那么享受的事儿。我爸说话的样子和语气都有某种庄严的意味,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游玩找乐子,而是一次严肃的文化体验之旅。”

杰夫从上大学开始,就被父亲要求去当旅行的领队。他本来就极具语言天赋,又有着男孩的冒险本能,做这个简直是手到擒来。“当然,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他说,“但我也会在某个路口左转,穿进不知名的小巷,让孩子们自己探索巴黎的另一面。或者让他们晚上骑自行车去布列塔尼的海边,生起篝火,和当地的孩子一起玩耍。”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

“问问出去旅行过的人,大家都会说,最有价值、最具纪念意义的经历,往往是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想想看,雨天,天气糟糕得要命,你起了个大早去博物馆,希望能排在第一个进去。到了才发现博物馆不开门。于是你转念一想,四处看看,发现了一家小得可怜的咖啡馆,只有老人们在下西洋棋。你点了杯热可可,在旁边坐下,和他们聊起你的生活,他们也和你分享他们的人生。然后你们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那是你从未预料到的。比起参观博物馆、读游览手册、听导游讲解,那才是更具价值、更有意义的经历。”

1983年我递交旅行申请的时候,杰夫正在准备自己第三次帕特尼领队之旅。

“你是我实践体验式学习的最佳搭档。”杰夫回忆说,“首先,你是第一次旅游,什么都不懂;其次,你申请材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喜欢交际的人’。每一次,我刚想到一个疯狂的主意,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我天生是个拘谨的人,而你正好相反,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如果我想让大家唱起歌来提提精神,你就会立刻支持,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俩就唱起福音歌,而其他人也陆续加入进来。我们通常都在做些疯狂的事,比方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那回,因为懒得迂回绕‘之’字形,就干脆从小路爬陡坡上山。”

我告诉杰夫,关于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向守旧、顺从他人的我,竟然做出了一系列搞怪捣乱的行径。比如在荷兰掀奶牛;在佛罗伦萨的停车场,把一辆小汽车抬起来调转了个方向;偷偷溜进巴黎歌剧院,冲刺般跑过那里的地下通道,寻找着《歌剧魅影》里虚构的一切。我问杰夫这些经历意味着什么。

“它们说明我当时的领导方式是多么不成熟!”我们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的哲学就是:去冒险,做些荒唐事。我们本不该出现在巴黎歌剧院的后台。但如果真被人抓着,那也只好说我俩就是想要进一步认识一下世界。如果我们当时被赶出去了呢?那就成了传奇经历,正好留着将来讲给儿孙们听。所以,抓住机会吧。把汽车转个圈,去偷袭奶牛。”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荷兰的格罗宁根。根据旅行安排,我要在那里和一家当地人住一个星期。第一天晚上,我吃到了令人惊奇的一餐:鱼肉、土豆和酸奶,全是白色的。晚饭后,他们一家回自己房间看电视,我进了厕所。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懂怎么冲水。没有把手,没有按钮,也没有拉绳,于是我决定手动冲水。水箱很高,几乎接近天花板。我站在马桶盖子上,努力伸手够水箱,就在我刚要揭开盖子的时候,敲门声响了。

“你还好吗?”有人问。

“嗯,我很好!”我唱着说。

一家人又退回起居室里,只有这家十几岁的女儿靠近门口,小声说:“拉管子!”那个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骑着车探索附近的沙丘,在肉店的地下室里帮忙把肝泥塞进肠衣做成香肠。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已经和这家人打成一片了。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竟然举着美国国旗,到火车站唱《星条旗永不落》为我送别。

“这个故事会让我爸感动得流泪。”杰夫说,“这就是我爸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关键点:‘这一切并不容易。我们得调整自己去适应。但我要你们挽起袖子,走到地下室去,把肝泥装进肠衣。做个行者,而不是观光客。’”

“那什么才叫‘行者’?”我问。

“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中的机遇。他们愿意打破家中一成不变的种种规律习惯:吃什么、何时睡、怎么洗漱。”

杰夫接着说:“行者会去看看村子里做奶酪的,过一会儿再到谷仓里的时候,胳膊肘上可能还沾着刚才蹭的乳清;或者睡在坦桑尼亚的脏地上,用蹲坑厕所,每次看见虫子的时候都大叫一声,然后意识到那些得拎着水桶走上数里地取水的当地人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快乐。行者还可以出现在阿富汗的某个欢迎仪式上,吃下无法分辨的食物,哪怕后来发现那是用羊的胃做的,也能明白那是当地人因为喜欢和你交流而特意宰的羊。”

不知不觉中,暮色西沉,已近夜晚。我们的家人还在等着呢,我和杰夫从躺椅中坐了起来。

“假设,再过10年,”我说,“我们还去巴比松广场酒店,我们的女儿即将开始第一次海外旅行。你也有了当初你父亲的威严和气势,而我,我已经不在了。”有那么一秒钟,我的声音又哽咽起来:“你会和女儿们说什么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想我会这么说:‘姑娘们,你们来自一个开放式的家庭,你们家的传统观念是支持和鼓励你们努力学习,你们也会有很多机会去见识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次旅行当成小孩子第一次进泥水坑的过程。你们可以俯下身去,看水中的倒影,也可以伸出手指搅动一下,弄出点波纹。甚至可以跳进去,溅它个稀里哗啦,感受一回,品味一下……’”

再一次地,杰夫的眼睛闪着当年我在荷兰城堡里见过的那种神采。那时,他就是带着那种表情说:“走,我们掀奶牛去。”尽管最后我们并没有真去掀奶牛,尽管从来没有人掀过奶牛,尽管奶牛根本就不会站着睡觉。

“姑娘们,我会赶你们跳下去的。”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