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弟弟知道爷爷那儿有把枪。我爸感觉到爷爷最近情绪很低落。我妈则认为爷爷应该找些其他的消遣，而不是一味拼命工作。

1983年3月30日，星期三，就在午饭前，我的爷爷埃德温·雅各布·费勒站在自家梳妆台前，潦草地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留言。他住在厄尔利街，离我家只有一街之隔。然后，他慢步走进了贴着黄白相间瓷砖的浴室。自我们记事起，爷爷奶奶一直都是分房睡的。这是一种南方风俗，或许，是一个从推销员之子奋斗成长为小镇律师的人，对旧贵族阶层的致敬。对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政府荣誉头衔的人来说，对一个让儿媳喊自己“上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恪守礼节的标志。

或许，这背后隐藏的是他内心永远无法吐露的痛苦。

“那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待了两个小时，”他的会计翟姬·英格曼回忆说，“他的帕金森氏症越来越严重了，开始出现痴呆的症状。他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再来办公室了。’我说：‘不，您一定会回来的！’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就是在向我告别。”

站在浴室里，他一定会从镜中打量自己。曾经年轻欢乐的容颜不再，他戴起了眼镜，鼻涕连连，门牙间还有条缝儿。可能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再过12天他就满78岁了。再过一个月，他的孙子就中学毕业了。来年，他就能庆祝50年金婚了。

而他却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那时候，我奶奶就在旁边书房里。她听到了枪响，发现自己的丈夫蜷在地板上。当时他还活着。她打电话给我爸，说：“你爸开枪自杀了，流了很多血。”我爸急忙赶去医院，医生告诉他：“就算救活了，老人家也永远没法康复了。”于是，我爸决定尊重爷爷的选择。他结束了自己父亲的生命。

“你爷爷以为这样可以不拖累家里人，”我爸后来说，“可事实上，这让我们所有人的余生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过了这么多年，那些磁带早已老化，发出咝咝啦啦的响声，但里面的声音依然缓慢、清晰而有力，让我想起夏日里的白玉米地，萦绕着旧时乡间特有的迷人气息。

“埃德温·雅各布·费勒，1905年4月11日生于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市。这是我的故事，我打算叫它20又三分之二世纪。因为我主要的活跃时期都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的岁月里，也就是从1905年到1970年这一段时间。”

从1970年到1982年间，爷爷录制了28盘磁带，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童年、就学情况，还有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他开车慢是邻里皆知的事实，而他就驾着那辆开了一辈子的棕色福特格兰达，一边开车一边录音。在他自杀后，我爸将这些磁带转写成了400多页的文件，放在阁楼里。二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去读过。

直到我病倒。

面对死亡的威胁，我突然想弄明白，爷爷到底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很好奇，那些磁带是否记录了他不为人知的生命片段，是否能够回答我长期以来的某些疑问。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爷爷的口述回忆中是否包括可以造福女儿们的信息。在这一年中，我一直努力想将自己的心声留给女儿们，而在此之前，我必须回顾一下祖辈的声音。

埃德温·雅各布·费勒在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市的一间木屋里长大。这是密西西比与阿拉巴马交界处的一个铁路小镇。那里既没有中央供暖，也没有热水器。“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电灯。”他回忆说。他小时候，每周最开心的就是火车运冰来的时候，那意味着杂货店有冰镇的可口可乐卖了。

19世纪中期有很多德国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穿过纽约，扎根到南部。费勒家的祖先也是其中之一。这里面大多数人开起了杂货店，或是贩卖干货。曾祖父梅尔文就是为一家这样的公司做推销员，每个月最多也就赚250美元。爷爷回忆说：“他手头从来没什么积蓄。”

记得以前周六的早上，爷爷开车带我们去他办公室加班的途中，就一直在向我们传授他从曾祖父困境中观察得出的经验教训：最好的生活就是工作着的生活。最高准则就是努力。只要你认真做，只要你做得好，谁也抢不走你的自信，那就是你的财富。

上帝啊，他确实做得很好！再怎么单调乏味的活儿，爷爷也一视同仁。他很小就开始打工。为干洗店收钱，卖廉价杂志，替歌剧院换布景（顺便偷瞄女演员）。他还替斯坦利制药公司送货，那些自制药品的名称写的是养胃药（酒精含量98%）和护发素（酒精含量99%）。他说：“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因为禁酒令的颁布才催生了这类产品的买卖。”

爷爷很讲究自我提升。他会去图书馆读整套《世界百科全书》。他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周年的纪念日，有一群学生决定逃课。“那是个致命的错误，”爷爷回忆说，“除非我能长出翅膀来，否则我绝不逃课。”那些学生后来被停课两周，“几乎每个人考试都不及格”。

后来爷爷进入了佐治亚大学，然后是法学院，他始终名列前茅，优异的成绩为他在费·卡帕·费协会赢得了一席之地。在短暂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他搬到了萨瓦纳，在基督教青年会租了一间屋子，但很快就沮丧地发现，这个地方既不需要也不尊重律师。于是，他选择尽力适应现状。他开始替人写遗嘱，帮囚犯申请保释，为黑帮团伙和性工作者辩护。就这样，他终于时来运转。一艘蒸汽船在大西洋沉没了，索赔的任务由他负责。然后，他又接到了一个人人都梦寐以求的案子，有条法律规定某铁路公司要为铁路沿线6米之内死亡的奶牛负全责，而他负责为铁路公司辩护。看起来这次是南部海岸铁路公司成了偷袭奶牛的家伙。

1959年我爸加入家族产业，他们开始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并成为这个商业领域的先驱。当年那个小小的埃迪·费勒终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社会地位。“我怀念回顾的都是些成功的事情，”在录音的结尾，他这样总结，“对那些失败，我不想提了。没人会愿意听我那些烦心事的，太无聊了。估计光听我做成的事，就够他们烦的了。”

但是，在聆听这段回忆的过程中，我能察觉到，他的成功背后隐藏着一个阴暗甚至是悲凉的故事。

一开始，爷爷就对小镇生活的种种阴暗面直言不讳。他说，一袋袋的现金被送到警察局和法官办公室。他的描述中提到了非法酿造威士忌的配方。当时，军队计划在萨瓦纳建基地，他和朋友开了一天的车跑到哥伦布空军基地去研究士兵们把津贴都花在什么地方。那时我爸刚5岁，爷爷把他带到哥伦布，却把他一个人丢在旅馆，自己跑去和朋友研究当地妓院的格局。“回家后我和妻子说起这事，”爷爷回忆道，“被她嘲笑挖苦了一番。”

除此之外，对突发死亡的恐惧始终是爷爷人生中巨大的阴影。他最早的记忆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惨剧。他第一次看见飞机，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博览会上，由于事故，飞机坠毁，飞行员当场毙命。后来有家匹兹堡的公司建议他和某位同事乘飞机过去参加会议，爷爷坚决不肯，说不安全。他的朋友去了，却同样不幸地死于空难。

更让人苦恼的是，爷爷总是会详尽地描述银行破产和股市交易。他的回忆录有些地方真是太枯燥了。等他终于提到去泰碧岛看我们的时候，我简直如释重负。可是，在这28盘磁带中，在他12年的口述回忆里，一次也没有提过他的母亲，没有他对母亲的感受，也不谈他的姐妹们。他从来不曾用名字去称呼自己的妻子，也不会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和婚礼。在他的回忆中，提到我父亲的不到12次，叔叔们就更少了。我妈压根儿没出现过，我和弟弟出现过一次，妹妹没有。他只有在讲要找一个好秘书有多困难的时候，才会提到女人们。

作为一个南方人家的穷苦孩子，爷爷爱着这个家。但不可否认，他对感性这事儿完全不感兴趣。或许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答案也在于此。他对自己的定义与旁人毫无关系。他依旧是那个不停打工的小男孩儿，那个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律师，那个事业蒸蒸日上的男人。我一直以为，如果在最后几年有人陪他说说话，就能减轻他的痛苦。但他的回忆却告诉我，他的问题比我想得要严重得多：爷爷根本找不到人听他说话。在这个世界上，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孤身逆旅。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当他患上了帕金森氏症，当他不能再工作，当他失去了自我，他就不再理会坐在隔壁的妻子的感受，不再理会并肩打下一片江山的儿子，不再理会即将迎接人生转折点的孙子。

他的工作结束了。

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

救护车呼啸着驶向医院的时候，翟姬·英格曼走进厄尔利街333号去清洗我爷爷在浴室瓷砖上留下的血迹。

“我爱他，”她说，“他就像是我的第二个爸爸。”25年后，她和我一同坐在爷爷生前的办公室里，自他去世后，她一直在这里工作。翟姬身材娇小，比圣代冰淇淋高不了多少，她成长在乡下的浸礼会家庭，说话甜的像甘蔗糖浆（不过有时候也狠得像响尾蛇）。“有样东西，可能你想看看。”她说。

她走进保险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纸回来。经受过时间和痛苦的洗礼，纸张已经发黄。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像个孩子的笔迹：

我不能病怏怏地活着。我要自己做个了断。

埃德温·J·费勒

爷爷的生命以他例行的模式结束了：这是他计划表上最后的一项工作。他连最终的行动也是认真的，专业的，甚至是冷酷的，不带一丝情感。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翟姬说，“尽管你爷爷没有等到你毕业，但他始终以你为荣。他爱你。你一定知道的。”

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开不了口，泪如泉涌。我本没想寻求什么证明，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句话。

坐在爷爷的办公室里，我开始明白自己的病情改变了我对他自杀的看法。在爷爷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尤其是南方男人）要承担家中顶梁柱的责任，爷爷把自己的病看成是必须忍受的重担，不能言说，而且无可分担。哪怕是家人，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焦虑。而我恰恰与之相反，我一直在给家人和朋友们写信，而且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被转发给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爷爷从不吐露内心的感受，而我是句句不离这个。

在医生们还在研究如何“让这个病怏怏的家伙活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穿越，回到爷爷孤身一人的卧室，站在他当年潦草地写下字条的化妆台前，在他最后一次凝视自己的镜子边，大声告诉后辈们他所领悟到的。

“爷爷，我们在听呢。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