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8月15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上周布鲁克林下过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晴朗又美丽的下午。刚满125岁的布鲁克林大桥看起来焕然一新，在久负盛名的步行道上，雨水映着阳光，好似铺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7月31号，我住进了位于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开始接受首期化疗。每期化疗要持续1~3个星期。因为刚开始可能会出现心衰，所以要求入院观察以防万一。经过度日如年的等待和一顿药片大餐后，护士给我静脉点滴注射顺铂，然后打开了三管阿霉素（抗癌药物）。管里的药液看起来像是融化了的棒棒糖的颜色。我小声对它说道：“帮我好起来吧。”然后闭上了眼睛。泪水在我紧闭的双眼里打着转。我不想让琳达看到我在哭泣。接下来的3个季度里，这些药物对我的影响将会决定我的余生：药效能持续多久，我能从中受益多少，我是不是还能活。这时，护士注意到我的神色不对。

“你还好吗？”她问。

“生理上，还好。心理上来讲，紧张得要命。”

“别担心，”她说，“这药会让你好起来的。”

左侧股骨的活体检查证实我体内有极度危险的恶性骨肉瘤。用希利医生的话说就是：“你的病很糟糕。”成人身上出现青少年期常见的肿瘤，这种情况极其罕见，而且有30%~40%的患者5年内会在肺部出现癌症复发。听到这个消息的早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不过，化疗会对癌细胞起作用，而且这种病也有过完全治愈的先例。我的医生认为这个18厘米左右的肿瘤不会要了我的命，我们迟早要切除它。相比之下，目前更大的威胁是癌细胞可能入侵血液循环系统并伺机发作。因此，我们暂时先不切除肿瘤。

我的骨科医生是癌症中心的罗伯特·马奇。他像竹竿一样高高瘦瘦，羞涩寡言。有人说看到他就会想起我——至少在外表上挺像，尽管是个瘦身版的。如果说希利医生是从《伊利亚特》中走出的激动人心的武士，那么马奇就是一身正气的社会改良家——想象一下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年轻时代的林肯。他为我安排了4~6个月的化疗，然后做手术切除肿瘤，替换我的股骨。在那之后继续3个月的化疗，最后是高强度复健。整个过程将持续一年。

整个疗程的安排一般是针对青少年患者进行的，对我这个43岁的中年男人，医生们还得观察治疗反应，据此再做调整。可能你们都知道，化疗的原理是在血液中注入毒药，利用药效，在体内细胞开始折腾前就把它们干掉。化疗攻击的对象不只是癌细胞，还包括头发、胃肠道内壁等等。我所使用的化疗药物是具有神经毒性的，意味着它们也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这种情况下，躯体反应必然是优先保护最重要的维持生命的器官，因此，一些相对次要的部分就得自求多福了，也就是说，我会短暂失聪、手脚发麻。化疗还会带来一长串繁琐细碎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能吃寿司，不能美甲，也不能纹身。说实在的，那些日本花样美男们要是得了这病，可怎么受得了？

化疗第1周，药物副作用几乎让我难以忍受，呕吐、胃灼热、口干、疲惫不堪，各种组合变化无穷。我的脑子里一团混沌，像是被墨西哥城上空的浓雾笼罩着。每天我能从床上坐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只能喝下半碗鸡汤，吃一小杯果冻，应付几个至关重要的紧急电话。这种晕晕乎乎的感觉甚至让我无法从一堆跳芭蕾的小孩中认出自家女儿。我惊恐不已，以为自己会瘫在床上一直躺到来年情人节。

熬过了化疗第1周的低谷，我的精力和胃口迅速地恢复。第2周，有十多位亲戚来帮忙，我负责协调他们在东海岸的各项援助事宜；同时监督家里重新装修；而且胃口也挺好，食量和迈克尔·菲尔普斯差不多：烧烤、薄脆，还有辛辛那提市格莱特的樱桃冰激凌。第3周，我简直是个没事儿人了。可是，到了第4周，一切又重回原点。

你们全家人对此适应得怎么样？

老实说，这取决于时间、地点和事件。我们全家人都已经进入“行动”状态。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兄弟姐妹还有堂兄妹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帮我们照看房子和女儿们。其中最辛苦的就是琳达。她的丈夫会在凌晨两点冲进卫生间干呕，而女儿们还不知道“早晨7点之前，待在自己屋里玩儿！”的隐藏涵义。在我情况最糟的时候，琳达突然出现了疱疹，她不得不去附近的旅馆自己隔离了三天三夜。这种病是由情绪问题和压力应激引起的，她说：“这是我的身体在表明，我在乎你！”

女儿们逐渐适应了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化疗会引起脱发，为了向她们表明这是自愿选择而非药物的副作用，我干脆剃了个海军头。两个女孩儿一下子就被我的“毛毛头”吸引，这是她俩自创的词，意思是说我的头发又软又短。说到这儿，还有个小插曲，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起初想给她们看一些里面有光头爸爸的电影，好让她们适应我的秃头，比如《安妮》里的沃伯克老爸和《国王与我》里面的暹罗王。直到有人指出暹罗王在电影最后死了，两个老太太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最初的几个礼拜，伊甸和泰碧确实对我的处境有所感应，出现了共情和应激的症状。她们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拐杖，琢磨着那怎么用，那意味着什么。伊甸突然开始到处收集创可贴，而泰碧开始时不时地跛着走路。有时她俩还尿床，做噩梦。

就在几天前，凌晨4点半，伊甸跑到泰碧床上蹦来蹦去。琳达起床去处理，但孩子的这种反常举动让她也慌了神。等我一步一拐地挪到厅里，伊甸已经跑到便壶上坐着去了，而泰碧在哭，现场乱成一团。我想尽办法试着安抚她们：利诱，威胁，讲故事，不看牙医，诸如此类。结果更糟糕：泰碧要听巴西的桑巴舞曲，而伊甸想听迪斯尼的歌。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怒气冲冲地呵斥琳达，对泰碧大吼，抱起伊甸扔到床上。然后我开始抽泣。这是我最害怕的梦魇。我的疾病正在毁掉身边所有人的生活。琳达饱受煎熬，孩子们崩溃了，我是一个废人。我们的家成了可怕的心理缺陷大本营。

我走出房间，回头低声对伊甸说：“如果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到我办公室来吧。”让我吃惊的是，5分钟后她真的来了。我坐在地板上，伊甸爬上我的膝盖，戳着我的左腿。我试着重新还原她的感受。伊甸先说她生姐姐的气，然后说是妈妈的错，最后才说出了实情。她做了噩梦，梦见有个怪兽闯进家里，和我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然后把大家都吃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说，“因为我们走不了路。”

走路。这个突然蹦出来的词犹如核弹爆炸后的蘑菇云。行走曾经是这个家的标志象征。爸爸的工作就是行走。早在女儿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琳达就告诉她们爸爸写过一本有关行走的书。可现在，行走恰恰是我再也做不了的事情，于是在伊甸的噩梦里，她也走不了路了。我不需要儿童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就能明白，伊甸是把我的疾病内化了，并在潜意识里创造了一个想象情境，她觉得最糟的就是像我一样没法走路。还有什么能比她的噩梦更好地描述我们的现状呢：怪兽入侵，要把我们都嚼成烂泥。

这时，阳光已经渐渐爬上了办公室的窗子，伊甸的小脸看起来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和脆弱。她细嫩的脸颊有着美好的弧度，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漂亮嘴唇因为害怕和撒娇微微撅着，发丝垂在颊边轻轻摇动。

我拨开挡住伊甸眼睛的头发，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紧紧地抱住她。

“爸爸会把怪兽赶跑的，”我说，“爸爸会魔法，能保卫咱们家的安全。”

她看向我的腿：“这是那条受伤的腿吗？”

“不，这是好的那条。”我回答说。

“我要你两条腿都是好的。”

“很快爸爸就有两条好腿了。”我许诺。

伊甸伸出手，摸摸我左侧的大腿。

“爸爸现在也能走路啊。”我说，“只是要用用拐杖。”

“我也想要爸爸那样的拐杖，”她说，“你得跟我分享。”

我问伊甸想不想回去再睡会儿。她点点头。我们一起走到她的卧室门前。她会要我陪她进屋吗？她会哭吗？不，没有，伊甸轻快地爬上床躺好。魔法管用了。怪兽被赶走了。

这些天来，我们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祝福，让人感动、快乐、期待不已。我高中班上几乎一半的同学发来问候，一些老邻居还记得我小时候的那场车祸，还有几乎每个我曾亲吻过的女孩儿都给了我祝福。我很抱歉不能向大家一一当面致谢，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用信念、爱和幽默对抗病魔。哪怕是在最难挨的日子里，我们也期待着远方传来的曙光。癌症让我们转过身去回顾人生，重新建立起彼此的联系。你们每个人贴心的问候都让我如获至宝。

我发现，癌症是亲密关系的通行证。它就像一封邀请函，或者说是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将我们带向人类关系中最重要、最惊心动魄也是最敏感的地带。很多经历太私人了，我们不愿向他人提及，但如果能有机会去交流，其实就可以充实我们的人生。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像我一样，鼓足勇气，找个机会，向深爱的人说出你的问题，重新实现忘却已久的承诺，运用一点儿自己的魔法，彻底赶走那个已经陷入绝境的怪兽。

最后，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