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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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优国优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导致营养不良。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他们也自认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种自我纯洁感或“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伪善。我们所谓“新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其特点是:1.不是强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个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打破任何自欺;

2.因此,也不是对自己偶然的性格或失误作某种“斗私批修”的忏悔,而是对自己从来未加怀疑、天经地义的深层心理,包括良心、善和赤子之心重新加以审视;3.因此,它在针对个人内心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进行反省的同时,具有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反省的超越个人的意义;4.因此,这种批判没有现成的标准,既没有中国文化的现成标准,也没有西方文化的现成标准,而只有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它不是以任何乌托邦的理念去裁决或品评现实,而要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来解构任何现成的道德乌托邦。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