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爱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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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做自己的朋友

有人问斯多噶派创始人芝诺:“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另一个自我。”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在所有朋友中,不能缺了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自己。缺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即使朋友遍天下,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实际上他是很空虚的。

一个人是否是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可靠的测试标准,就是看他能否独处,独处是否感到充实。如果他害怕独处,一心逃避自己,他当然不是自己的朋友。

能否和自己做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芝诺所说的“另一个自我”。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以理性的态度关爱着那个在世上奋斗的自我。理性的关爱,这正是友谊的特征。有的人不爱自己,一味自怨,仿佛自己的仇人。有的人爱自己而没有理性,一味自恋,俨然自己的情人。在这两种场合,更高的自我都是缺席的。

成为自己的朋友,这是人生很高的成就。塞涅卡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全人类的朋友。蒙田说,这比攻城治国更了不起。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此伟大的成就却是每一个无缘攻城治国的普通人都有希望达到的。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有人问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回答是:“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哲学教人立足于根本审视世界,反省人生,带给人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能力。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希腊和后来的哲学家喜欢引用来规劝世人。对这句箴言可做三种理解。

第一种是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大约是箴言本来的意思,它传达了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希腊人大抵也是这样理解的。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之事,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位最早的哲人显然是在讽刺世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看来苏格拉底领会了箴言的真谛,他认识自己的结果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为此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最高赞扬,被称作全希腊最智慧的人。

第二种理解是,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世界的秘密,因此,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在希腊哲学家中,好像只有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接近了这个意思。他说:“我探寻我自己。”还说,他的哲学仅是“向自己学习”的产物。不说认识世界,至少就认识人性而言,每个人在自己身上的确都有着丰富的素材,可惜大多被浪费掉了。事实上,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作标本,借之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第三种理解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自我实现,真正成为自己。这种理解最流行,我以前也常采用,但未必符合作为城邦动物的希腊人的实情,恐怕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引申和发挥了。

性格就是命运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由天赋性格的好坏决定的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天性无所谓好坏,因此由之决定的命运也无所谓好坏。明确了这一点,可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天性,过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生活,而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的确,一个人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也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如同有神守护一样,不会在喧闹的人世间迷失方向。

多听少说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表明有才智。”喀隆(Chilon)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噶派的芝诺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一个青年向他滔滔不绝,他打断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

每当遇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就不禁想起芝诺的讽刺。世上的确有一种人,嘴是身上最发达的器官,无论走到哪里,几乎就只带着这一种器官,全部生活由说话和吃饭两件事构成。当今学界多此类人,忙于赶各种场子,在数不清的会上发言,他们虽然仍顶着学者之名,其实是名利场上的说客和食客。

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于思想者来说,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的耳朵绝不向饶舌开放,哪怕是有学问的饶舌,他宁愿听朴素的村语、无忌的童言。他自己多听少说,也爱听那些同样多听少说者的话语。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字的神谕。当他说的时候,他仍然在听,用问题引发听者的思考,听思想冲决无知的声音,如同苏格拉底所擅长的那样。

我把少言视为思想者的道德。道理很简单,唯有少言才能多思,思想者没有工夫说废话。而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舌头超出思想,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必定会冲淡甚至歪曲思想。作为珍爱思想的人,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异常重视语言表达的技巧,爱利亚的芝诺创立了逻辑学,恩培多克勒创立了修辞学,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准确有力,也就是让最少的话包含最多的思想。

宇宙公民

阿那克萨戈拉出身高贵而富有,但他放弃了门第和财产,隐居起来,不问政治,潜心研究自然。人问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了什么,他答:“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人又问:“难道你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天空答:“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啊。”

据说“世界公民”这个词是第欧根尼发明的。以他为代表的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背包客,全都是一根手杖、一个背包,四处为家,走遍世界。人问第欧根尼来自哪个国家,他答:“我是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Cosmopolite)又可译作“宇宙公民”。诚如阿那克萨戈拉所说,哲学家的祖国是宇宙。哲学开始于天文学,最早的哲学家几乎都是天文学家。当人类从世间的事务中抬起头来,关心头顶的星空时,哲学诞生了。哲学是人类的乡愁,是对人类永恒故乡的怀念和追寻。在哲学家心中,这种乡愁格外浓郁,他们知道,地图上的国家和城邦旋生旋灭,都不是真正的祖国。于是,作为人类的使者,他们走上了探寻真正的祖国的旅途。对于他们来说,胸怀宇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事实。他们决心探明整个世界的全貌和本质,在那里找到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和可靠基础。

所以,一切鼓吹狭隘国家利益和民族仇恨的哲学家都是可疑的。哲学家用宇宙的真理衡量人类,又用人类的真理衡量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人心中,狭隘民族主义怎会有容身之地呢?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唯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爱智慧的人也爱国,但必定是以一种爱智慧的方式来爱。公元前六世纪初,有一个小国叫司奇提亚,国王阿那卡西尔热爱希腊文化,便到伊奥尼亚地区游学。他给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吕底亚王克里萨斯写信谈自己的目的:“我不是为了金子而来,只要能还给司奇提亚一个更好的人,我就满足了。”在雅典时,一个雅典人因为他是蛮邦人而辱骂他,他平静地回答:“假如我的国家对于我是一种耻辱,那么,你对于你的国家是一种耻辱。”回到司奇提亚时,他确实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却被他的兄弟们以卖国者的罪名杀了。

现在要问: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而学习希腊文化的阿那卡西尔、他的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兄弟们、那个盲目自大的雅典人,这三者之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在阿那卡西尔之后,胸怀世界的真爱国者在异乡遭狭隘的假爱国者辱骂,在本土遭狭隘的假爱国者杀害,这样的故事不断在重演。

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

古希腊哲人彼亚斯说:“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彼翁说了相同意思的话:“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不幸对一个人的杀伤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幸的程度;二是对不幸的承受力。其中,后者更关键。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实际上是减小了不幸对自己的杀伤力,尤其是不让它伤及自己的生命核心。相反,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同样的不幸就可能使他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甚至因此毁灭。因此,看似遭遇了同样的不幸,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即使暂时没有遭遇不幸,因为他的内在的脆弱,他身上就好像已经埋着不幸的种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幸总是难免的,因此,他被不幸击倒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这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承受不幸不仅是一种能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更是一种觉悟,来自做人的尊严、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的智慧和超越尘世遭遇的信仰。

一无所需最像神

某日,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闲逛,走过市场,看了琳琅满目的货物,吃惊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

苏格拉底逛的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市场,其实那时商品的种类还很有限。假如让他来逛一逛今天的豪华商场,真不知他会发表什么感想呢。

我相信,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专注于精神生活和哲学思考的人,物质上的需求自然是十分简单的。因为他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关心物质方面的区区小事;他沉醉于精神王国的伟大享受,物质享受不再成为诱惑。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一无所需最像神。”所谓神,就是纯粹的精神,完全摆脱了身体之需,因而是绝对自由的。人毕竟有一个身体,当然不可能如此。所以,第欧根尼有一个修正的说法:“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人至少可以把身体之需限制在真正必要的范围内,尽量少为伺候身体花费精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他就离神越近。

哲学家与钱财

在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聚钱财。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那克萨戈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之所以对钱财所需甚少,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如同伊壁鸠鲁所说:更多的钱财不会使快乐超过有限的钱财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他们品尝过了另一种快乐,心中有了一个比较。正是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较,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显出了它的有限,而唯有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智者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因为看清了物质的快乐的有限,最少的物质就能使他们满足;另一方面,因为渴望无限的精神的快乐,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是另一种情况,身为宫廷重臣,他不但不拒绝,而且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内心十分清醒,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把命运女神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我同它们保持很宽的距离,使她可以随时把它们取走,而不必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他说到做到,后来官场失意,权财尽失,乃至性命不保,始终泰然自若。

自己身上的快乐源泉

古希腊哲学家都主张,快乐主要不是来自外物,而是来自人自身。苏格拉底说:享受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心灵中获得的。德谟克利特说:一个人必须习惯于反身自求快乐的源泉。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快乐不依赖于外部条件,是最高的快乐。连号称“享乐主义祖师爷”的伊壁鸠鲁也说: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是幸福的极致。

人应该在自己身上拥有快乐的源泉,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就看你是否去开掘和充实它。这就是你的心灵。当然,如同伊壁鸠鲁所说,身体的健康也是重要的快乐源泉。但是,第一,如果没有心灵的参与,健康带来的就只是动物性的快乐;第二,人对健康的自主权是有限的,潜伏的病魔防不胜防,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快乐源泉。

相比之下,心灵的快乐是自足的。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能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你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安宅”,你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由此可见,人们为了得到快乐,热衷于追求金钱、地位、名声等身外之物,无暇为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心灵做一些事,是怎样地南辕北辙啊。

从容面对生死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克里安忒的哲学家,他不算很出名,但流传下来的他的一则故事很有意思。

在克里安忒很老的时候,有人嘲笑他老不死,他回答:“我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了,不过,现在身体还行,仍能读书写作,我就打算再等一等。”后来,他患牙龈炎,遵照医嘱禁食了两天,很有效。炎症减轻后,医生让他恢复饮食,他拒绝了,说道:“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犯不着走回头路。”结果禁食而死。

面对生死,这位老人心情何等平静,态度何等从容。他凭借哲学的智慧,想明白了生死的道理,因此有多么健康的心理。我相信,健康的心理来自智慧的头脑。现代人易患心理疾病,病根多半在想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于是就看不开生活中的小事。倘若想明白了,哪有看不开之理?

克里安忒是斯多噶派的哲学家,这一派把生和死都看作自然的事情,就好像果实成熟了要掉落、演员演完了要谢幕一样。的确,在人生的大树上,做一颗饱满结果而后平静掉落的果实,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一个认真演戏而后从容谢幕的演员,这是人生的大智慧。

2005.2—2006.4

[附言]

本辑以上文字写于2007年前,未收在相应时段的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中,现补收在此。

泰勒斯:一则关于哲学家的寓言

一、哲学开始于抬头看天

说起泰勒斯(Thales),谁都知道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然而,他活着时,可没有人称他为哲学家,那时Philosopher这个词还没有产生呢。当年他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奇才而名声大振的,他家乡的人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这一点,在为他立的雕像上镌刻了这样一句铭文:“这里站立着最智慧的天文学家泰勒斯,他是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骄傲。”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多次提到泰勒斯,其中一次是说他预言了某年会发生日全食,而后得到了应验。现在人们就是根据这次日全食的实际发生时间(公元前585年)来推断泰勒斯的活动年代的。此外,泰勒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还包括:发现小熊星座,使航海者能够据以导航;确定一年为365天,一个月大致为30天;等等。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说他是第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看来,泰勒斯作为天文学之父的地位,是在他在世时或去世不久就已确立了的。

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是,凭这些还不能说泰勒斯是哲学家。后世公认他为最早的哲学家,根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到的他的一个论断,即“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最早表达了“一切是一”的形而上学信念,是最早的哲学命题,泰勒斯因此也被尊为西方“哲学之父”。

哲学和天文学在历史上同时产生,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应该不是巧合。哲学开始于抬头看天。无论人类还是个人,倘若只埋头于人间事务,就只是生活在局部之中。抬头看天,意味着跳出了局部,把世界整体当作思考的对象了,而这正是哲学的特征。泰勒斯抬头看天,看出了宇宙的若干可以计算的小奥秘,成了天文学家,更看出了宇宙的某种不可言传的大奥秘,成了哲学家。他用“水是万物的本原”命题来表达他看到的这个大奥秘,表达得多么笨拙。尼采惋惜地说:“泰勒斯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而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却谈起了水!”然而,由于这个命题,人类用有限理性把握世界大全的努力拉开了序幕。这是伟大而又注定失败的努力,不管后世哲学家提出的命题多么高明,距离哲学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都同样遥远。从泰勒斯开始,哲学就是试图超越人的限制而达于神的全知,在这努力中,人虽然永远不能成为神,却使自己达到了人的伟大的极限,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神了。

二、因为抬头看天而坠井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泰勒斯在抬头看天时不慎掉入井中,因此受到身边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仆的嘲笑,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边的东西了。柏拉图接着议论说:这样的嘲笑其实可以加在所有哲学家身上。按照他的描述,哲学家必定如此,也理应如此,因为习惯于也擅长于从总体上思考事物,不屑于关心世俗事务尤其是人际关系,在后一方面就会显得笨拙,结果招来了俗人们的嘲笑。

这个故事一定流传很广,在流传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拉尔修的笔下,泰勒斯因为抬头看天而坠井之后,遭到了一个老太婆的斥责。老太婆气势汹汹地责问:“既然你连脚边的东西都看不见,怎能指望知道天上的事情?”她的逻辑是,既然连小聪明也没有,怎么会有大智慧?这个老太婆才真是俗到家了,相比之下,柏拉图版本中的那个女仆多么可爱。

对于哲学家的拙于俗务,我们看到了三种评价:柏拉图认为是优点;女仆认为是可笑但可原谅的缺点;老太婆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缺点。这三种评价至今仍为不同的人们所主张。

蒙田认为,忽视脚边的事物是一切哲学家的通病,所以他对揭露了这个通病的女仆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善待日常生活不是小聪明,而正是大智慧的体现。我也认为,一个人看脚边事物的眼光完全可以是智慧的,不过我相信,这种眼光一定是在抬头看天时形成的。那些从来不抬头看天的人,他们看脚边事物的眼光至多是精明的,不可能是智慧的。

在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坠井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那里录载了阿那克西美尼给毕达哥拉斯的一封信,其中说,泰勒斯年老时,有一天晚上走出庭院,带着女仆去看星星,不慎跌下悬崖而死。照这说法,坠井不是一出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可是,在这同一部著作里,关于泰勒斯的死因,拉尔修又说,老年泰勒斯是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时死于中暑的。

也许泰勒斯根本就没有坠井,坠井的故事只是一则关于哲学家的寓言。

三、但哲学家绝不是呆子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了泰勒斯的另一个故事:人们因为泰勒斯贫穷而讥笑哲学无用,他听后小露一手,通过观察天象预见明年橄榄丰收,便低价租入当地全部榨油作坊,到橄榄收获季节再高价租出,结果发了大财。“他以此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要富起来是很容易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志趣所在。”

这件事也未必属实,亚里士多德指出,因为泰勒斯以智慧闻名,这个故事就归到了他的名下。泰勒斯曾经经商是事实,但以取得生活必需为限度。古希腊好些伟人,包括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梭伦、柏拉图、德谟克利特,都曾去埃及旅行和学习,大多是靠经商自筹旅资的。按当时的风气,经商是一种光荣,可以借此周游列国,增长阅历和知识。希腊早期哲人是埃及祭司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秘教和实用知识提升成了哲学。

古希腊人是推崇实践的智慧的。泰勒斯入选七贤,成为全希腊最受尊敬的七人之一,凭的也是实践的智慧,而不是抽象的玄思。区别在于,其他六人仅以政治的智慧著称,他则使自己的思考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并且是一个全才,还擅长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罗列荷马的罪状,其中之一是不懂技艺,作为对照,盛赞泰勒斯是一位有许多精巧发明的能工巧匠。这么看来,他为哲学家在世俗事务方面的笨拙辩护,是指哲学家不关心个人利益,同时却也主张哲学家的智慧应能增进公共利益。

事实上,希腊许多哲学家都很看重与君主的友谊。泰勒斯生活在孤独中,远离城邦事务,但同时与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私交甚笃,常年居住在这位僭主的府上。阿那克萨戈拉是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的老师。柏拉图三次到西西里,试图通过叙拉古的僭主大、小狄奥尼修实现自己的理想国之梦。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如此看来,为帝王师并非只是中国儒家的理想。

即使泰勒斯真的曾经坠井,他也不是一个呆子。即使泰勒斯真的做过油坊生意,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而后世有一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即使不曾坠井,也未必经商,却很可能是呆子和商人的双料货,唯独不是哲学家。

四、不过哲学家可能比较怪

拉尔修记录了关于泰勒斯的三则逸闻。其一,他终身不娶,母亲催他结婚,起先他回答说太早了,后来他回答说太迟了。其二,他收养了一个男孩,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生一个,他答:“因为爱孩子。”其三,他说生与死没有区别,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死?”他答:“因为没有区别。”

依我看,在结婚、生育、死亡这三件人生大事上,泰勒斯的回答都有诡辩之嫌。不过,这三则逸闻有可能是附会到泰勒斯头上的,人们给这位最早的哲学家编了这些故事,其实反映了一般人眼中哲学家的古怪行状。

关于第二则逸闻,普卢塔克在《梭伦传》中讲得颇详细,但声明只是传闻。据说,梭伦到米利都拜访泰勒斯,看见他完全不关心娶妻生子,表示惊讶。泰勒斯当时不予答复,几天后设了一个局,让一个客人装作刚从雅典旅行回来。梭伦问雅典有什么新闻,那人回答说,全城都在为一个青年送葬,因为青年的父亲是最受尊敬的公民,而他外出旅行去了。梭伦惊问其父亲的名字,那人说记不起了,梭伦报出自己的名字,那人说正是。梭伦立刻悲痛欲绝,此时泰勒斯微笑着说出真相,然后说:“你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会被击倒,这就是我不娶妻生子的缘故。”

针对这个传闻,普卢塔克发了一通聪明的议论,大意是:我们绝不可用贫穷来防止失去财产,用离群索居来防止失去朋友,用不育子嗣来防止失去儿女,总之,绝不可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使人不能承受失去的不是爱,而是软弱,因此,只应该以理性来对付一切不幸。

普卢塔克不愧是通晓人性的大师,道理讲得透彻,入情入理,击中要害。哲学家立足宇宙,俯观人间,看到一切皆变,人生无常,因此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看破得失、祸福、生死,这诚然是智慧,但只是智慧的一半。看破的结果应该是坦然承受失去、灾祸、死亡,而不是否定人间的爱、幸福、平凡生活。好的哲学教人在用神的眼光看人生的同时,把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这才是完整的智慧。

如果普卢塔克讲的故事属实,我们就无法否认,这一次泰勒斯的确没有看清楚脚边的事情。在古希腊哲学家中,像他那样拒绝娶妻生子的好像并不太多。毕达哥拉斯不但不认为哲学与婚姻势不两立,而且把妻子、女儿、儿子都培养成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娶了大小二房,生了三个儿子。后世的哲学家倒是有许多打光棍的,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怪癖,自己不想结;二是女人觉得他怪,不肯和他结。在我看来,既然生而为人,即使做了哲学家,也应该过正常的人的生活。当然,任何人都有权选择独身,哲学家也不例外,只是请不要用哲学做理由。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