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做自己的朋友

有人问斯多噶派创始人芝诺：“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另一个自我。”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在所有朋友中，不能缺了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自己。缺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即使朋友遍天下，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实际上他是很空虚的。

一个人是否是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可靠的测试标准，就是看他能否独处，独处是否感到充实。如果他害怕独处，一心逃避自己，他当然不是自己的朋友。

能否和自己做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芝诺所说的“另一个自我”。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以理性的态度关爱着那个在世上奋斗的自我。理性的关爱，这正是友谊的特征。有的人不爱自己，一味自怨，仿佛自己的仇人。有的人爱自己而没有理性，一味自恋，俨然自己的情人。在这两种场合，更高的自我都是缺席的。

成为自己的朋友，这是人生很高的成就。塞涅卡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全人类的朋友。蒙田说，这比攻城治国更了不起。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此伟大的成就却是每一个无缘攻城治国的普通人都有希望达到的。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有人问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回答是：“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哲学教人立足于根本审视世界，反省人生，带给人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能力。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希腊和后来的哲学家喜欢引用来规劝世人。对这句箴言可做三种理解。

第一种是人要有自知之明。这大约是箴言本来的意思，它传达了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希腊人大抵也是这样理解的。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之事，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位最早的哲人显然是在讽刺世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看来苏格拉底领会了箴言的真谛，他认识自己的结果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为此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最高赞扬，被称作全希腊最智慧的人。

第二种理解是，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世界的秘密，因此，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在希腊哲学家中，好像只有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接近了这个意思。他说：“我探寻我自己。”还说，他的哲学仅是“向自己学习”的产物。不说认识世界，至少就认识人性而言，每个人在自己身上的确都有着丰富的素材，可惜大多被浪费掉了。事实上，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作标本，借之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第三种理解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自我实现，真正成为自己。这种理解最流行，我以前也常采用，但未必符合作为城邦动物的希腊人的实情，恐怕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引申和发挥了。

性格就是命运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由天赋性格的好坏决定的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天性无所谓好坏，因此由之决定的命运也无所谓好坏。明确了这一点，可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天性，过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生活，而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的确，一个人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也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如同有神守护一样，不会在喧闹的人世间迷失方向。

多听少说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表明有才智。”喀隆（Chilon）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噶派的芝诺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一个青年向他滔滔不绝，他打断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

每当遇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就不禁想起芝诺的讽刺。世上的确有一种人，嘴是身上最发达的器官，无论走到哪里，几乎就只带着这一种器官，全部生活由说话和吃饭两件事构成。当今学界多此类人，忙于赶各种场子，在数不清的会上发言，他们虽然仍顶着学者之名，其实是名利场上的说客和食客。

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于思想者来说，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的耳朵绝不向饶舌开放，哪怕是有学问的饶舌，他宁愿听朴素的村语、无忌的童言。他自己多听少说，也爱听那些同样多听少说者的话语。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字的神谕。当他说的时候，他仍然在听，用问题引发听者的思考，听思想冲决无知的声音，如同苏格拉底所擅长的那样。

我把少言视为思想者的道德。道理很简单，唯有少言才能多思，思想者没有工夫说废话。而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舌头超出思想，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必定会冲淡甚至歪曲思想。作为珍爱思想的人，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异常重视语言表达的技巧，爱利亚的芝诺创立了逻辑学，恩培多克勒创立了修辞学，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准确有力，也就是让最少的话包含最多的思想。

宇宙公民

阿那克萨戈拉出身高贵而富有，但他放弃了门第和财产，隐居起来，不问政治，潜心研究自然。人问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了什么，他答：“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人又问：“难道你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天空答：“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啊。”

据说“世界公民”这个词是第欧根尼发明的。以他为代表的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背包客，全都是一根手杖、一个背包，四处为家，走遍世界。人问第欧根尼来自哪个国家，他答：“我是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Cosmopolite）又可译作“宇宙公民”。诚如阿那克萨戈拉所说，哲学家的祖国是宇宙。哲学开始于天文学，最早的哲学家几乎都是天文学家。当人类从世间的事务中抬起头来，关心头顶的星空时，哲学诞生了。哲学是人类的乡愁，是对人类永恒故乡的怀念和追寻。在哲学家心中，这种乡愁格外浓郁，他们知道，地图上的国家和城邦旋生旋灭，都不是真正的祖国。于是，作为人类的使者，他们走上了探寻真正的祖国的旅途。对于他们来说，胸怀宇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事实。他们决心探明整个世界的全貌和本质，在那里找到人类生存的真实意义和可靠基础。

所以，一切鼓吹狭隘国家利益和民族仇恨的哲学家都是可疑的。哲学家用宇宙的真理衡量人类，又用人类的真理衡量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人心中，狭隘民族主义怎会有容身之地呢？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唯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爱智慧的人也爱国，但必定是以一种爱智慧的方式来爱。公元前六世纪初，有一个小国叫司奇提亚，国王阿那卡西尔热爱希腊文化，便到伊奥尼亚地区游学。他给当时统治该地区的吕底亚王克里萨斯写信谈自己的目的：“我不是为了金子而来，只要能还给司奇提亚一个更好的人，我就满足了。”在雅典时，一个雅典人因为他是蛮邦人而辱骂他，他平静地回答：“假如我的国家对于我是一种耻辱，那么，你对于你的国家是一种耻辱。”回到司奇提亚时，他确实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却被他的兄弟们以卖国者的罪名杀了。

现在要问：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而学习希腊文化的阿那卡西尔、他的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兄弟们、那个盲目自大的雅典人，这三者之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在阿那卡西尔之后，胸怀世界的真爱国者在异乡遭狭隘的假爱国者辱骂，在本土遭狭隘的假爱国者杀害，这样的故事不断在重演。

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

古希腊哲人彼亚斯说：“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彼翁说了相同意思的话：“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不幸对一个人的杀伤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幸的程度；二是对不幸的承受力。其中，后者更关键。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实际上是减小了不幸对自己的杀伤力，尤其是不让它伤及自己的生命核心。相反，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同样的不幸就可能使他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甚至因此毁灭。因此，看似遭遇了同样的不幸，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一个不能承受的人，即使暂时没有遭遇不幸，因为他的内在的脆弱，他身上就好像已经埋着不幸的种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幸总是难免的，因此，他被不幸击倒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做一个能够承受不幸的人，这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承受不幸不仅是一种能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更是一种觉悟，来自做人的尊严、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的智慧和超越尘世遭遇的信仰。

一无所需最像神

某日，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闲逛，走过市场，看了琳琅满目的货物，吃惊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

苏格拉底逛的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市场，其实那时商品的种类还很有限。假如让他来逛一逛今天的豪华商场，真不知他会发表什么感想呢。

我相信，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专注于精神生活和哲学思考的人，物质上的需求自然是十分简单的。因为他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关心物质方面的区区小事；他沉醉于精神王国的伟大享受，物质享受不再成为诱惑。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一无所需最像神。”所谓神，就是纯粹的精神，完全摆脱了身体之需，因而是绝对自由的。人毕竟有一个身体，当然不可能如此。所以，第欧根尼有一个修正的说法：“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人至少可以把身体之需限制在真正必要的范围内，尽量少为伺候身体花费精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他就离神越近。

哲学家与钱财

在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聚钱财。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那克萨戈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之所以对钱财所需甚少，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如同伊壁鸠鲁所说：更多的钱财不会使快乐超过有限的钱财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他们品尝过了另一种快乐，心中有了一个比较。正是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较，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显出了它的有限，而唯有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智者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因为看清了物质的快乐的有限，最少的物质就能使他们满足；另一方面，因为渴望无限的精神的快乐，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是另一种情况，身为宫廷重臣，他不但不拒绝，而且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内心十分清醒，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把命运女神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我同它们保持很宽的距离，使她可以随时把它们取走，而不必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他说到做到，后来官场失意，权财尽失，乃至性命不保，始终泰然自若。

自己身上的快乐源泉

古希腊哲学家都主张，快乐主要不是来自外物，而是来自人自身。苏格拉底说：享受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心灵中获得的。德谟克利特说：一个人必须习惯于反身自求快乐的源泉。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快乐不依赖于外部条件，是最高的快乐。连号称“享乐主义祖师爷”的伊壁鸠鲁也说：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是幸福的极致。

人应该在自己身上拥有快乐的源泉，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就看你是否去开掘和充实它。这就是你的心灵。当然，如同伊壁鸠鲁所说，身体的健康也是重要的快乐源泉。但是，第一，如果没有心灵的参与，健康带来的就只是动物性的快乐；第二，人对健康的自主权是有限的，潜伏的病魔防不胜防，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快乐源泉。

相比之下，心灵的快乐是自足的。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能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你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安宅”，你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由此可见，人们为了得到快乐，热衷于追求金钱、地位、名声等身外之物，无暇为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心灵做一些事，是怎样地南辕北辙啊。

从容面对生死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克里安忒的哲学家，他不算很出名，但流传下来的他的一则故事很有意思。

在克里安忒很老的时候，有人嘲笑他老不死，他回答：“我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了，不过，现在身体还行，仍能读书写作，我就打算再等一等。”后来，他患牙龈炎，遵照医嘱禁食了两天，很有效。炎症减轻后，医生让他恢复饮食，他拒绝了，说道：“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犯不着走回头路。”结果禁食而死。

面对生死，这位老人心情何等平静，态度何等从容。他凭借哲学的智慧，想明白了生死的道理，因此有多么健康的心理。我相信，健康的心理来自智慧的头脑。现代人易患心理疾病，病根多半在想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于是就看不开生活中的小事。倘若想明白了，哪有看不开之理？

克里安忒是斯多噶派的哲学家，这一派把生和死都看作自然的事情，就好像果实成熟了要掉落、演员演完了要谢幕一样。的确，在人生的大树上，做一颗饱满结果而后平静掉落的果实，在人生的舞台上，做一个认真演戏而后从容谢幕的演员，这是人生的大智慧。

2005.2—2006.4

[附言]

本辑以上文字写于2007年前，未收在相应时段的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中，现补收在此。

泰勒斯：一则关于哲学家的寓言

一、哲学开始于抬头看天

说起泰勒斯（Thales），谁都知道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然而，他活着时，可没有人称他为哲学家，那时Philosopher这个词还没有产生呢。当年他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奇才而名声大振的，他家乡的人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这一点，在为他立的雕像上镌刻了这样一句铭文：“这里站立着最智慧的天文学家泰勒斯，他是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骄傲。”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多次提到泰勒斯，其中一次是说他预言了某年会发生日全食，而后得到了应验。现在人们就是根据这次日全食的实际发生时间（公元前585年）来推断泰勒斯的活动年代的。此外，泰勒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还包括：发现小熊星座，使航海者能够据以导航；确定一年为365天，一个月大致为30天；等等。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说他是第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看来，泰勒斯作为天文学之父的地位，是在他在世时或去世不久就已确立了的。

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是，凭这些还不能说泰勒斯是哲学家。后世公认他为最早的哲学家，根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到的他的一个论断，即“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最早表达了“一切是一”的形而上学信念，是最早的哲学命题，泰勒斯因此也被尊为西方“哲学之父”。

哲学和天文学在历史上同时产生，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应该不是巧合。哲学开始于抬头看天。无论人类还是个人，倘若只埋头于人间事务，就只是生活在局部之中。抬头看天，意味着跳出了局部，把世界整体当作思考的对象了，而这正是哲学的特征。泰勒斯抬头看天，看出了宇宙的若干可以计算的小奥秘，成了天文学家，更看出了宇宙的某种不可言传的大奥秘，成了哲学家。他用“水是万物的本原”命题来表达他看到的这个大奥秘，表达得多么笨拙。尼采惋惜地说：“泰勒斯看到了存在物的统一，而当他想传达这一发现时却谈起了水！”然而，由于这个命题，人类用有限理性把握世界大全的努力拉开了序幕。这是伟大而又注定失败的努力，不管后世哲学家提出的命题多么高明，距离哲学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都同样遥远。从泰勒斯开始，哲学就是试图超越人的限制而达于神的全知，在这努力中，人虽然永远不能成为神，却使自己达到了人的伟大的极限，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神了。

二、因为抬头看天而坠井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泰勒斯在抬头看天时不慎掉入井中，因此受到身边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仆的嘲笑，笑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边的东西了。柏拉图接着议论说：这样的嘲笑其实可以加在所有哲学家身上。按照他的描述，哲学家必定如此，也理应如此，因为习惯于也擅长于从总体上思考事物，不屑于关心世俗事务尤其是人际关系，在后一方面就会显得笨拙，结果招来了俗人们的嘲笑。

这个故事一定流传很广，在流传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拉尔修的笔下，泰勒斯因为抬头看天而坠井之后，遭到了一个老太婆的斥责。老太婆气势汹汹地责问：“既然你连脚边的东西都看不见，怎能指望知道天上的事情？”她的逻辑是，既然连小聪明也没有，怎么会有大智慧？这个老太婆才真是俗到家了，相比之下，柏拉图版本中的那个女仆多么可爱。

对于哲学家的拙于俗务，我们看到了三种评价：柏拉图认为是优点；女仆认为是可笑但可原谅的缺点；老太婆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缺点。这三种评价至今仍为不同的人们所主张。

蒙田认为，忽视脚边的事物是一切哲学家的通病，所以他对揭露了这个通病的女仆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善待日常生活不是小聪明，而正是大智慧的体现。我也认为，一个人看脚边事物的眼光完全可以是智慧的，不过我相信，这种眼光一定是在抬头看天时形成的。那些从来不抬头看天的人，他们看脚边事物的眼光至多是精明的，不可能是智慧的。

在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坠井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那里录载了阿那克西美尼给毕达哥拉斯的一封信，其中说，泰勒斯年老时，有一天晚上走出庭院，带着女仆去看星星，不慎跌下悬崖而死。照这说法，坠井不是一出喜剧，而是一个悲剧。可是，在这同一部著作里，关于泰勒斯的死因，拉尔修又说，老年泰勒斯是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时死于中暑的。

也许泰勒斯根本就没有坠井，坠井的故事只是一则关于哲学家的寓言。

三、但哲学家绝不是呆子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了泰勒斯的另一个故事：人们因为泰勒斯贫穷而讥笑哲学无用，他听后小露一手，通过观察天象预见明年橄榄丰收，便低价租入当地全部榨油作坊，到橄榄收获季节再高价租出，结果发了大财。“他以此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要富起来是很容易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志趣所在。”

这件事也未必属实，亚里士多德指出，因为泰勒斯以智慧闻名，这个故事就归到了他的名下。泰勒斯曾经经商是事实，但以取得生活必需为限度。古希腊好些伟人，包括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梭伦、柏拉图、德谟克利特，都曾去埃及旅行和学习，大多是靠经商自筹旅资的。按当时的风气，经商是一种光荣，可以借此周游列国，增长阅历和知识。希腊早期哲人是埃及祭司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秘教和实用知识提升成了哲学。

古希腊人是推崇实践的智慧的。泰勒斯入选七贤，成为全希腊最受尊敬的七人之一，凭的也是实践的智慧，而不是抽象的玄思。区别在于，其他六人仅以政治的智慧著称，他则使自己的思考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并且是一个全才，还擅长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罗列荷马的罪状，其中之一是不懂技艺，作为对照，盛赞泰勒斯是一位有许多精巧发明的能工巧匠。这么看来，他为哲学家在世俗事务方面的笨拙辩护，是指哲学家不关心个人利益，同时却也主张哲学家的智慧应能增进公共利益。

事实上，希腊许多哲学家都很看重与君主的友谊。泰勒斯生活在孤独中，远离城邦事务，但同时与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私交甚笃，常年居住在这位僭主的府上。阿那克萨戈拉是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的老师。柏拉图三次到西西里，试图通过叙拉古的僭主大、小狄奥尼修实现自己的理想国之梦。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如此看来，为帝王师并非只是中国儒家的理想。

即使泰勒斯真的曾经坠井，他也不是一个呆子。即使泰勒斯真的做过油坊生意，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而后世有一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即使不曾坠井，也未必经商，却很可能是呆子和商人的双料货，唯独不是哲学家。

四、不过哲学家可能比较怪

拉尔修记录了关于泰勒斯的三则逸闻。其一，他终身不娶，母亲催他结婚，起先他回答说太早了，后来他回答说太迟了。其二，他收养了一个男孩，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生一个，他答：“因为爱孩子。”其三，他说生与死没有区别，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死？”他答：“因为没有区别。”

依我看，在结婚、生育、死亡这三件人生大事上，泰勒斯的回答都有诡辩之嫌。不过，这三则逸闻有可能是附会到泰勒斯头上的，人们给这位最早的哲学家编了这些故事，其实反映了一般人眼中哲学家的古怪行状。

关于第二则逸闻，普卢塔克在《梭伦传》中讲得颇详细，但声明只是传闻。据说，梭伦到米利都拜访泰勒斯，看见他完全不关心娶妻生子，表示惊讶。泰勒斯当时不予答复，几天后设了一个局，让一个客人装作刚从雅典旅行回来。梭伦问雅典有什么新闻，那人回答说，全城都在为一个青年送葬，因为青年的父亲是最受尊敬的公民，而他外出旅行去了。梭伦惊问其父亲的名字，那人说记不起了，梭伦报出自己的名字，那人说正是。梭伦立刻悲痛欲绝，此时泰勒斯微笑着说出真相，然后说：“你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会被击倒，这就是我不娶妻生子的缘故。”

针对这个传闻，普卢塔克发了一通聪明的议论，大意是：我们绝不可用贫穷来防止失去财产，用离群索居来防止失去朋友，用不育子嗣来防止失去儿女，总之，绝不可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使人不能承受失去的不是爱，而是软弱，因此，只应该以理性来对付一切不幸。

普卢塔克不愧是通晓人性的大师，道理讲得透彻，入情入理，击中要害。哲学家立足宇宙，俯观人间，看到一切皆变，人生无常，因此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看破得失、祸福、生死，这诚然是智慧，但只是智慧的一半。看破的结果应该是坦然承受失去、灾祸、死亡，而不是否定人间的爱、幸福、平凡生活。好的哲学教人在用神的眼光看人生的同时，把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这才是完整的智慧。

如果普卢塔克讲的故事属实，我们就无法否认，这一次泰勒斯的确没有看清楚脚边的事情。在古希腊哲学家中，像他那样拒绝娶妻生子的好像并不太多。毕达哥拉斯不但不认为哲学与婚姻势不两立，而且把妻子、女儿、儿子都培养成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娶了大小二房，生了三个儿子。后世的哲学家倒是有许多打光棍的，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怪癖，自己不想结；二是女人觉得他怪，不肯和他结。在我看来，既然生而为人，即使做了哲学家，也应该过正常的人的生活。当然，任何人都有权选择独身，哲学家也不例外，只是请不要用哲学做理由。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