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57］——人们理应感谢英国心理学家们(2)所做的迄今惟一的探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他们连同其自身给我们留下了不小的疑团；我要承认，他们自身就是活生生的疑团，他们甚至因此比他们的论著更为本质——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即把我们内心世界的partie honteuse(3)暴露出来，并且在当中寻找真正有效用的、引领性的、对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东西，而这正是人的理智自尊所最不希望发现的部分（譬如，习惯的vis inertiae(4)，健忘，一种盲目和偶然的观念网络和观念机制(5)，或者是某种纯粹的被动性，机械性，生物反射性，物理分子以及彻底的愚钝）——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心理学家径直走向这条道路的？难道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秘密的、恶毒的、卑鄙的、或许人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自我贬低本能？或者是一种悲观的猜疑，是对失望的、黯然失色的，业已变得愤愤不平和简单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抑或是对基督教（和柏拉图）(6)一种渺小的、隐秘的，［258］或许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敌视和憎恨？也许是对陌生的事物、对令人头疼的悖论、对存在本身的可疑与荒诞的一种贪婪的嗜好？或者，最后——这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其中既有一些卑鄙恶劣，也有一些阴郁灰暗，既有一些反基督教的倾向，也有一些对异域调味品的渴望和需求？……但有人对我说，这些人简直就像一群衰老的、冷血的、乏味的青蛙，它们在人的身旁爬行跳跃，并且爬进、跳进了人体内部，就好像在它们自己的天地里——在一个沼泽里——那样得心应手。我并不愿意听到，而且更不会相信这种论调；如果允许人在不可能知情的情况下表达愿望，那么，我衷心希望他们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与用显微镜观察灵魂的人从根本上是勇敢、大度、骄傲的动物，他们懂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和痛楚，并且业已把自己培养成了能够为真理而牺牲一切心愿的人——为了任何真理，甚至是为了朴素的、苦涩的、丑陋的、令人厌恶的、非基督教的、不道德的真理……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真理。

2(7)

在这些研究道德的历史学者那里，支配他们精神的可能是一些善良的精灵。向这些精灵们致以崇高敬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精灵自身却缺乏历史精神(8)，而他们恰恰遭到了所有支配历史的善良精灵们的遗弃！从本质上而言，这些精灵们的思维与陈旧的哲人习俗一样，都是非历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他们试图确定“善”这一概念兼判断的起源时，其道德谱系之拙劣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他们晓谕众人说：“人们最初是从无私行为的服务对象方面，也就是该行为对服务对象有用的角度来赞许这一无私行为的，并称其为‘好’(9)；后来人们［259］忘记了这种赞许的起源，同时由于无私的行为在习惯上(10)总是被赞扬为好，因此它也就直接被认为是好的——就好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好的一样。”人们立刻看到：第一段引言就已经包含了那些过于敏感的英国心理学家们全部的典型特征，——我们发现了“有用”、“忘记”、“习惯”和结尾处的“谬误”等词语，所有这一切统统都被用来支撑某种声望，而迄今为止，上等人一直都自豪于拥有此种声望，就好像拥有某种人类的特权一般。此种自豪理应被羞辱，此种声望理应被贬值：但这一点是否已经实现了呢？……首先，目前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很显然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设定“好”这一概念的原初发生地：对“好”的判断并非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 事实上，那些“好人”自己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权势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们认为并判定，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好的，即属于第一等级的，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低下的、下贱的、卑劣的群氓。他们从这种保持等级差别的激情(11)中为自己获取了创造价值并彰显这些价值的权利：行为的有用性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最高级别的价值判断就是要确定等级并突出等级，而对于这样一种迸发的激情而言，有利性的观点恰恰是极其陌生且不合时宜的：这种激情正是在这里遭遇到了那种以工于心计、锱铢必较为前提的低级热情的对立——不是一次，不是例外，而是永久。高贵的激情和保持等级差别的激情，正如所言，这就是某个上等的统治阶层在与低贱阶层、“下等人”发生关系时所具有的持续的、主导性的总体感觉与基本感觉——这就是“好”与“坏”相对立的起源。［260］（主人拥有赐名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后来逐渐发展到，人们允许自己将语言的起源本身理解为统治者的权力表达：他们说：“这叫什么，那叫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上烙印，并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要将它们占为己有。）正是因为这样的起源，所以“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与“无私的”行为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只是那些道德谱系学家的迷信而已。只有到了贵族的价值判断走向衰亡的时期，“自私”与“无私”的尖锐对立才逐渐被强加给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这是一种群体本能，这种本能伴随着上述对立而最终获得了表达自己（也可以是不断表达自己）的机会。然后又经过了很长时间，这种本能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主宰，道德的声望才与上述对立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如今的欧洲正是这样：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一种偏见，它把“道德的”、“无私的”、“公正的”视为同等价值的概念，而它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力已经可以与某种“固定观念”和脑部疾病相媲美）。

3

其次，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起源的假设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即使对此完全抛开不谈，该假设本身也包含了心理学上的荒谬。据说，无私行为的有用性是其得到赞扬的本源，而该本源却又被人忘记了：——怎么可能会发生忘记的情况呢？难道是这种行为的有用性曾在某一时期中断过？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有用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总是不断地被人重新强调；［261］因此，它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忘记了，而是肯定越来越清晰地烙印在意识中。而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理论则比它不知道要理性多少倍（但是也不会更为真实——），例如，其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12)认为：“好”的概念与“有用”、“实用”等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于是人类在“好”与“坏”的判断中，恰恰就是对人类那些关于有利—实用与有害—不实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确认，这些经验是未被遗忘和无法遗忘的。按照这种理论，“好”就是自古以来被证明为有用的东西：因此，可以断言其具有“最高级别”的和“自在自为”的价值效用。如上所述，这种解释的思路是错误的，但是至少这种解释本身是理性的，并且在心理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4(13)

有一个问题的提出为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用各种不同语言表达出来的“好”这个指称在语源学(14)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里我发现，这些指称统统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概念的转化上，——普遍来看，无论哪里，“高贵”、“高尚”都是社会等级意义上的根本概念，由此就必然转化出具有“心灵高贵”和“高尚”等含义的“好”，具有“心灵崇高”和“心灵拥有特权”等含义的“好”：而这种演化总是与另一种演化并行发展的，即“卑贱”、“粗俗”、“低等”等词汇最终被转化成“坏”这一概念。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德文单词“坏”（schlecht）本身：它与“朴素”（schlicht）曾是通用的概念——试比较“schlechtweg”［直截了当地，直译：朴素的道路］和“schlechterdings”［实在地，直译：朴素的东西］两个单词——它最初指称的就是朴素的男子，［262］当时的人们还不会用怀疑的眼神斜睨这样的粗鄙男子，而只是用来指称高贵者的对立面。直到很久以后，大约是在三十年战争(15)时期，这个词的含义才转移到了今天通用的含义。——对我来说，这一点似乎是对道德谱系的一个本质性的洞见；而这一洞见之所以这么晚才被发现，就在于现代世界内部的民主性偏见对所有起源问题都施加了阻碍性的影响。这里还需要稍加指出的是，这种影响甚至还渗透到表面上看来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臭名昭著的巴克尔案例(16)表明，这种偏见一旦失控到了仇恨的地步，它尤其会对道德与历史造成多么大的危害。来自英国的现代精神中的平民主义(17)再次在它的故土上爆发，激烈得如同一座岩浆迸发的火山，并且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火山都曾发出过的那种令人扫兴的、音量过大的、庸俗粗鄙的鼓噪。——

5

至于我们的问题，人们则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一个安静的问题，并且有选择性地只针对少数听众。在我们的问题上，人们可以怀着很大的兴趣确定，在那些指称“好”的言语和词根中已经多次透露出一种主要差别，而高贵者正是据此感觉自己是上等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或许只是简单地按照自己在权力上的优势称呼自己（如“强有力者”，“主人”，“主宰”），或者用这一优势最为明显的表征来称呼自己，例如“富人”、“占有者”（这就是“arya”(18)一词的意思，而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与之相应的含义）。但是，他们也按照一种典型的特性称呼自己：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所涉及的情况。例如，他们称谓自己是［263］“真诚的人”：开此先河的人是古希腊贵族，其代言人就是来自迈加拉的诗人忒奥格尼斯(19)(20)。表达这个意思的单词(21)，从其词根来看表示一个人，这个人存在着，他有实在性，他是真的，他是真实的；而后伴随着一次主观的转折，真实的人就被称为了真诚的人：在这个概念发生转变的阶段，这个词变为了贵族的流行词和标志语，而且完完全全过渡为“贵族的”这一含义，以便与忒奥格尼斯(22)所认为和描述的那些喜欢说谎的粗鄙之人相区别，——直到贵族阶层衰落之后，这个词最终只剩下了指称“心灵高贵”的含义，同时该词也变得成熟和受人欢迎了。在(23)以及在(24)这两个词（两者都与(25)一词相对，即平民之意）当中，都强调了胆怯：这或许算是一个暗示，人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来寻找那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单词的语源学来源。而拉丁文中的malus(26)（我把它与(27)一词相提并论）可以表示粗鄙的人，同样也可以表示深肤色的人，尤其是黑头发的人（“hic niger est——”(28)），即在雅利安人之前生活在意大利的居民，他们与后来成为统治者的金黄头发的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而凯尔特语则至少为我提供了正好与之相吻合的情况——fin(29)（比如Fin-Gal这个名字），这是用来表示贵族的单词，最后被用来表示善者、高贵者、纯洁者，而它最初的含义则是金色头发，也就是与那些深肤色、黑头发的土著有明显的区别。顺便说一句，凯尔特人是纯粹的金发人种；有人错误地把细致的德国人种分布图上那些明显属于深色头发的居民区域同凯尔特人的后裔或混血联系在一起，就连菲尔绍夫(30)也还在这样做：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应当是雅利安人之前的德国居民。（同样的情况差不多适用于整个欧洲：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种族最终还是在那里［264］占了上风，在颜色上，在颅骨偏短上，或许还在智识和社会的本能上：有谁赞同我们如下的观点：现代民主制度，更为现代的无政府主义(31)，尤其是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者(32)现在都一致偏好的那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公社”(33)，这些难道不都基本上意味着一个无比震颤的尾音吗？——征服者和主人种族——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也处于劣势？……）我相信拉丁文单词bonus(34)可以解释为武士：前提是，我可以拥有充足的理由把bonus追溯到更古老的单词duonus（试比较bellum(35) ＝ duellum ＝ duen-lum，在我看来，duonus这个词在这几个词中似乎得到了保留）。所以，bonus就可以解释为挑拨离间、制造纷争（duo）的人，也就是武士：现在人们看到了，在古罗马是什么形成了一个人的“好”。而我们德意志自己的“好”（Gut）呢：它的含义难道不就是“像神一样的人”（den Göttlichen），或来自“神圣种族”的人（den Mann “göttlichen Geschlechts”）吗？抑或是应当与哥特人（Gothen）(36)的民族名称（最初也是贵族的名称）相吻合？此种猜测的理由在此不再赘述。

6

政治优越的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的观念，这一规则暂时还没有例外（虽然存在着出现例外的动因）。所以当祭司阶层是社会最高等级时，他们就会喜欢一种能够提醒别人其祭司职能的称号来作为他们共同的名称。例如，在这种情况下，“纯洁”（rein）与“不纯洁”（unrein）作为等级的标志而第一次被对立起来；同样在此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的“好”与“坏”的观念。应当提醒人们的是，不要一开始就过于严肃、过于广义、甚至过于象征性地理解“纯洁”与“不纯洁”之类的概念：从最初来看，古人的一切概念［265］都具有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粗糙、笨拙、浅薄、狭隘、直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是非象征性的。“纯洁的人”最初只是指这样的人，他洗脸洗澡，拒绝食用某些会导致皮肤疾病的食品，不和低等民族的肮脏妇女睡觉，厌恶流血——仅此而已，也仅此而已！而另一方面，就高度祭司化的贵族阶层的整体本质而言，当然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人类的早期，价值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被内在化和尖锐化；事实上，正是这种价值对立最终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鸿沟，就连具有自由精神的阿喀琉斯(37)也不能毫无畏惧地逾越这些鸿沟。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些祭司贵族之中，存在于该阶层普遍的习惯中，这些习惯使得他们远离行动，部分人会冥思苦想，部分人则会表现为情感爆发，其结果就是所有时代的祭司们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传染性的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然而，他们自己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来医治自身的疾病呢？——人们不得不说，他们的医治方法，其最终效果要比它理应治疗的疾病还要危险百倍。至今整个人类都还在忍受这些祭司的愚蠢疗法的后果！试想一下那些饮食疗法（禁荤食），斋戒，性生活节制，逃亡“进入荒漠”(38)（维尔·米切尔式的与世隔离(39)，当然这里没有相关的致肥疗法和过度营养，虽然后者包含了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医治禁欲理想中产生的一切癔病(40)）。此外，还有祭司们全部的形而上学，它们仇视感官，使人变得懒惰和狡诈；他们按照苦行僧(41)和婆罗门(42)的方式进行自我催眠——在这个意义上，梵与催眠时使用的玻璃纽扣和固定念头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266］，他们最终还会具有过于明显的普遍的厌倦情绪，厌倦他们的猛药疗法，即虚无（或者说上帝：——那种与上帝结成一种unio mystica(43)的需求也就是佛教徒所渴求的进入虚无状态，即涅槃(44)——仅此而已！(45)）在祭司们那里，一切都变得更危险了，不仅是医疗方法和治疗技巧，而且还有高傲，复仇，机敏，放荡，爱情，统治欲，美德，疾病；——这里还有必要加以补充的是：人的，或祭司们的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是非常危险的，但正是在这一危险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人才真正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而人的灵魂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深度，并且变得邪恶——这正是迄今为止人优越于其他动物的两个基本表现形式！……

7

——人们或许已然猜出，祭司的价值方式是多么轻易地脱离了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然后继续向其对立面发展；尤其是每当祭司阶层与武士阶层互相嫉妒、不愿妥协的时候，都是引起这种趋向的动因。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有其前提，这就是强壮有力的体魄，勃发的、富余的、满溢而出的健康，以及以保持体魄健康为条件的战争、冒险、狩猎、舞蹈、竞赛，还有所有包含强壮、自由与乐观的行为。而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祭司—高贵者的价值方式有着与此不同的前提：有关战争的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糟糕透了！众所周知，祭司们是最邪恶的敌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最虚弱无能的。由于虚弱无能，［267］他们所滋生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而且最富有才智，也最为阴险歹毒。世界史上所有伟大的仇恨者都是祭司，而且是最具聪明机智的仇恨者：——与祭司的复仇智慧相比，所有其他的聪明才智都不值一哂。假如没有这些无能者提供的智慧进入历史，那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蠢物：——我们马上就会举出最大的例子。尘世中所有反对“高贵者”、“强权者”、“主人”、“掌权者”的行动都无法与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犹太人，那个祭司化的民族(46)，善于仅仅通过彻底改变他们的敌人和专制者的价值观，也就是通过一个最精神性的复仇行动，而使他们向自己赔礼道歉。仅此一点，就与一个祭司化的民族相吻合，与一个将祭司化的复仇欲望潜藏最深的民族相符合。犹太人曾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以一种令人恐惧的逻辑性，勇敢地改变了贵族的价值方程式（善＝高贵的＝强有力的＝美丽的＝幸福的＝受神宠爱的），并且怀着最深的仇恨（虚弱无能的仇恨），用牙齿将这一改变紧紧咬住：“惟有困苦者才是善人；惟有穷人、虚弱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惟有忍受折磨的人、遭受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惟一虔诚的人，惟一笃信上帝的人，惟有他们才配享受天堂里的至乐。——你们却相反，你们这些高贵者和强力者，你们永远都是恶人、残忍的人、淫荡的人、贪婪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将永远遭受不幸，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人们都知道，是谁继承了犹太人这种颠覆的价值观(47)……这是犹太人提出的最具根本意义的战争宣言，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也特别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主动精神会让我回忆起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讲过的话［268］（《善恶的彼岸》第118页）(48)——即犹太人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的始作俑者：那场两千年前的起义今天之所以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仅仅因为它——成功了……

8

——然而你们没有听懂吗？你们没有注意到某个需要两千年的岁月才能取得成功的东西？……这是不足为怪的：一切长期的事物都很难受人注意，也很难被观察与纵览。但是，这件事却是个大事件：从复仇和仇恨的树干中，从这株犹太式仇恨的树干中——这是一种最深刻和最精细的仇恨，因为它能创造理想，改变价值，地球上从未有过与之类似的东西——生长出一种同样不可比拟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新型的爱，它是所有爱的方式中最深刻和最精细的：——难道从其他哪种树干中能够生长出这样的爱吗？……但是，人们切不要错误地以为，这种爱的勃发是对报仇的渴望的真正否定，是犹太式仇恨的反面！不，真相恰恰与之相反！这种爱生发于仇恨的树干，是这棵树的树冠，是胜利的、在最纯净的明媚与阳光下逐渐展开的树冠，而在阳光和高度的王国中，树冠以迫切的欲望追逐着上述仇恨的目标、胜利、战利品和其他诱惑，而仇恨的树根也以同样的迫切欲望在一切具有深度并且邪恶的事物中越陷越深，越来越贪婪。拿撒勒的耶稣，人格化的爱之福音，这位为穷人、病人、罪人带来极乐和胜利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为神秘可怕且最难抗拒的一种诱惑形式吗？这条诱惑而曲折的道路通往的不正是犹太人的价值［269］，以及理想的革新吗？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这个以色列表面上的敌人和终结者，所指引的曲折道路才达到了他们那精细的复仇欲望的最终目标的吗？以色列不得不亲自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复仇的真正工具像死敌一样予以否认，并且将其钉在十字架上，以便“全世界”，即以色列的所有敌人，能够不加考虑地吞下这个诱饵，这难道不算是真正伟大的复仇政治中隐秘阴险的策略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具有远见、秘密隐蔽、缓慢进行、提前谋划的复仇吗？就算用尽其才智中所有的阴险诡诈，人们难道还能设想出比这更为危险的诱饵吗？难道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使人上当、入迷、麻醉和堕落的力量上可以与那个“神圣的十字架”的象征相抗衡，可以与“十字架上的神”这个令人恐怖的悖论相仿佛，可以与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而选择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种极端的、超乎想象的残忍所代表的神秘性相提并论？……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sub hoc signo”(49)用它的复仇和改变所有价值的方式一再战胜了迄今为止的其他一切理想，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9

——“您还在奢谈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这个事实吧：这个民族取得了胜利——或者叫‘奴隶’，或者叫‘群氓’，或者叫‘民众’，或者随您怎么称呼他们——反正犹太人做到了这一步，那就这样吧！从未有哪个民族拥有比这个更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卑贱者的道德取得了胜利。有人或许会把这一胜利看作一种血液中毒（该胜利将各个种族混合在了一起）——对此，我并不反对；毫无疑问，人类业已中毒了。‘拯救’人类［270］（即拯救‘主人’）的目的正在顺利进行；一切都明显地被犹太化，或者基督化，或者群氓化了（用什么词语称呼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毒害人类全身肌体的过程似乎不可遏制，从现在起，其速度和步骤甚至可以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精致、越来越不易察觉和越来越审慎周到——反正有的是时间……从这个意图来看，今天的教会是否还有什么必要的任务，或者说还有什么存在下去的权利吗？或者人们是否可以舍弃教会？这是必然会有的疑问。教会似乎是在阻止和遏制这个毒害的过程，而不是加速它的蔓延？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教会的可用之处……可以肯定的是，教会实在是有点粗俗和土气，这与一种更为文雅的智慧和真正现代的口味是格格不入的。难道教会至少不应该稍微精细一点吗？……教会今天疏远的人多于它所诱惑的人……假如没有教会，我们当中有谁能成为自由的精神(50)？是教会使我们反感，而不是它的毒素……除了教会以外，我们也是很热爱这种毒素的……”——这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针对我的讲话所做的结束语，正如里面所充分显露的那样，他是一个诚实的动物，而且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的演讲，并且不能忍受我的沉默。对我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需要保持沉默的东西。——

10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51)怨恨(52)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于这样的人物，他们无法用行动做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一切高尚的道德均来自于一种胜利般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者”、“非我”加以否认：这种［271］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其方向必然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自己——恰恰属于这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首先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世界，从生理学上讲，它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有所行动，——他的行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反应。而高贵的价值方式正好与此相反：它的行动和成长都是自发的，它寻求其对立面，仅仅是为了用更加感激与更加赞颂的方式来对自我加以肯定，——它的否定概念，如“下等的”、“卑贱的”、“坏的”等，与它本身肯定性的基本概念相比较而言，只是后来形成的、苍白的对照图像，它那肯定性的基本概念里完完全全充满了生命和激情：“我们是高贵者，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俊美的，我们是幸福的！”假如高贵的价值方式有过错，强暴现实，那么，上述情况应当是发生在它尚未充分了解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它出于矜持与自我保护而拒绝对该领域进行真正的认识：在它所轻视的领域，也就是卑贱者和下等民族的领域，它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另外一方面，人们应当仔细权衡，不管怎样，这种蔑视的、骄傲的、优越的情绪——虽然我们设定它伪造了蔑视的图景——也远远无法与虚弱无能者带着压抑的仇恨向其对手（当然是in effigie(53)）进行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存在着太多疏忽和轻率，并且夹杂着太多罔顾和急躁，甚至还有太多与生俱来的乐观情绪，以至于他们无法将其对象变成真正的讽刺画和丑陋危险的怪物。例如，人们总是可以听到希腊贵族在所有言语中所加进的那些近乎善意友好的口吻和语气，他们藉此拉开与下等民族的距离；类似怜悯、关怀、宽容之类的情绪始终搅和在一起，而且还包裹上了糖衣，以至于到了最后，几乎所有［272］适用于卑贱者的词汇最终只剩下“不幸的”、“可怜的”一类的表达（试比较(54)，(55)，(56)，(57)，后面两个词的本意是把卑贱者表达为劳动奴隶和驮载牲畜）——另一方面，“坏的”、“下等的”、“不幸的”等词汇也从未停止过，用一种以“不幸的”为主导的音色，最后在希腊人的耳朵里汇成统一的调门：这是古老的、更加高尚的贵族价值方式的遗产，即使在蔑视对方时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古典语文学家们可以注意一下，(58)，(59)，(60)，(61)，(62)等词是在什么含义的情况下被使用。）而“出身高贵者”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幸福的人”，他们不会先去观察自己的敌人，而后人为地构造自己的幸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说服，甚至骗取别人相信自己幸福（所有怀有怨恨的人都习惯于这样做）；他们同样知道，他们作为充满过多力量的人就必然是积极的人，他们不会把行动与幸福相分离——在他们那里，行动必定会带来幸福（(63)一词的起源正是出于此）——至于那些虚弱无能的人、压抑的人以及感染了有毒情感和仇视情感的人，所有这些都与他们那个层次的“幸福”截然相反，在后者那里，幸福在本质上只能被动地出现，即表现为麻醉、沉迷、安宁、和睦、“犹太教安息日”(64)、颐养性情和舒展四肢。高贵的人生活得真诚而且坦然（(65)，即“贵族出身”一词，侧重于“真诚正直”的细微含义，而且也很有可能同时侧重于“天真”的含义）；而怀有怨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也不诚实和直率。他的灵魂喜欢偷窥；他的精神喜欢暗角、幽径和后门，所有晦暗的事情都引起他的兴趣，让他认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很安全，让他提神醒脑；他擅长沉默、记恨和等待，善于暂时地卑躬屈膝、忍辱负重。这样怀有怨恨的种族［273］最终必然比其他高贵的种族更聪明，而且它还以完全不同的程度尊崇聪明：即把聪明看作首要的生存条件；而对高贵的人来说，聪明不过是他们在品尝奢侈和高雅时本身就轻易获得的一种比较细腻的怪味而已：——聪明在这里早已不那么至关重要了，它既不像那种调节性的无意识本能能够提供完美的功能性保护，甚至也不如某种非聪明，也就是无论面对危险，还是面对敌人时都勇猛直前，而且比不上那些愤怒、爱情、敬畏、感激、报复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所有时代那些高贵的灵魂都曾在情感爆发问题上重新认识了自己。如果高贵的人心理也出现了怨恨，那么这怨恨也会立刻通过某个反应而得到发泄并且耗尽，所以他不会中怨恨的毒：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不计其数的情况下，怨恨对于所有弱者和无能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高贵的人身上却压根不会出现。高贵的人甚至不会长时间地对敌人、对不幸、对不当行为耿耿于怀——这是天性强大和充实的标志，这种天性里包含着丰富的塑造力、复制力、治愈力，还有让人忘却的力量（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现代世界的米拉博(66)，他记不住别人对他的侮辱和诽谤，所以也不存在原谅别人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这样的人身躯一震就可以抖掉身上无数的蛆虫，而在别人那里，这些蛆虫却会钻进他们的身体。可以断定的是，只有这里，在地球上只有这里，才可能存在真正的所谓“爱仇敌”(67)。一个高贵的人会对他的敌人抱有如此多的敬畏呀！——这样的敬畏就是通往爱的一座桥梁……他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需要敌人，他把这种需求当做是对他的奖赏；他只能容忍这样的敌人，即身上没有任何需要蔑视的地方，而且值得备受尊敬的敌人！(68)但与之相反，人们还是像怀有怨恨的人一样构想出来了自己的敌人——［274］这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创造：他设想出了“邪恶的敌人”，即“恶人”，并且把这当作基本概念，还以此为出发点，他又设想出了该概念的心理遗存（Nachbild）兼对立面，即“善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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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者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他预先自发地从自身出发构想出“好”这一基本概念，然后才由此引申出一个关于“坏”的想象！这个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来自于专门炮制无限仇恨的大锅的“恶”：前者只是一种模仿，是附带产生的东西，是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与此相反，它是本源，是起点，是奴隶道德构想中真正的行动——“坏”与“恶”这两个表面上都是同一个概念“好”的反义词，但它们是多么不同啊！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同一个“好”的概念：人们更多地需要扪心自问，谁才是“邪恶”的，这里说的是怨恨道德意义上的“恶”。最严格的回答是：就是另外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那些“好人”，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统治者，只不过他们被怨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外形。我们在这里至少要否认一点：谁把那些“好人”只看作敌人，谁也就只会结识邪恶的敌人。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受到风俗、信仰、习惯、感激情绪的限制，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彼此之间的互相监视与嫉妒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相互关系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相互体谅、自我克制、体贴、忠诚、自豪和友情，——而一旦他们来到外面的世界，开始接触陌生的事物与陌生的环境时，他们不比脱笼的野兽好多少。他们在那里享受摆脱了一切社会禁锢的自由，在野蛮状态中缓解自己［275］因长期生活在和睦团体的封闭与禁锢中而形成的紧张心理，他们恢复了野兽的无辜心态，变成了幸灾乐祸的怪物，在犯下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纵火、强奸、暴力之后，他们或许还会得意洋洋、心安理得地扬长而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大学生式的恶作剧而已，甚至还相信，在很长时间之内，诗人们也会因为他们的作为而又有了值得吟唱和赞颂的素材。所有这些高贵的种族，他们的本性全都无异于野兽，无异于非凡的、贪婪地渴求战利品与胜利的金发野兽(69)(70)。这一隐藏的本性需要时不时地发泄出来，野兽必须挣脱束缚，必须重归荒野：——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贵族，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71)——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完全一样。高贵的种族在所有他们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野蛮人”(72)的概念；而从他们最高等的文化中还显露出他们对此具有明确的意识，甚至是自豪（譬如，伯利克勒斯(73)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在各地都以好的和坏的方式建立起了不朽的丰碑”）。高贵种族的“冒险精神”表现得疯狂、荒谬、突然，他们的行动甚至不可捉摸、令人难以置信——伯利克勒斯(74)尤其赞扬雅典人的(75)——他们对安全、肉体、生命和舒适表现得淡然和轻蔑，对一切破坏行为、对胜利和残忍带来的所有快感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喜好——所有这一切都使其受害人将他们勾画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类似于“哥特人”(76)加“汪达尔人”(77)。德国人上台伊始就引起了别人深刻且冷酷的猜忌，现在又重新出现了(78)——［276］几百年来，欧洲人都怀着恐惧旁观着金发的日耳曼野兽(79)的大肆破坏，这恐惧一直未曾消散，而他们的猜忌一直都还是这恐惧的余声与回响。（尽管在古老的日耳曼人和我们德国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遑论他们之间血缘上的联系了。）我之前曾指出过赫西俄德(80)的窘境(81)，他思考了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将这些时代冠以黄金、白银、黑铁等名称：荷马笔下的世界带给他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却是阴森恐怖、暴行肆虐，而他解决这矛盾的手段无非是把同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而后按照先后次序加以排列——是攻打特洛伊和忒拜的英雄与半神的时代(82)，它埋藏在贵族们的记忆之中，他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那个时代；然后就是黑铁时代，同样的世界对于那些被践踏者、被掠夺者、被虐待者、被奴役者和被贩卖者的后代而言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是一个黑铁时代，如前所述，艰难、冷酷、残忍、感情与良知泯灭，一切都被摧毁且沾满血污。假设现在那些始终被当作“真理”而被相信的东西果如其然，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应本能和怨恨本能看作文明真正的工具，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贵族及其理念才最终遭受耻辱并被征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具的拥有者同时也体现了文明本身。更确切地说，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相反的事实如今已经显而易见！这些具有压迫和报复本能的人，这些欧洲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尤其是所有在雅利安人之前的居民的后代——他们都体现了人类的倒退！这种［277］“文明的工具”是人类的耻辱，更是针对“文明”的一种怀疑和反驳！如果人们惧怕所有高贵种族内心深处的金发野兽(83)，并且加以防备，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如果人们同时也能看到，不惧怕则意味着再也无法避免看到一片失败者、卑躬屈膝者、萎靡颓废者、中毒者那令人恶心的景象的话，那么，谁不愿意千方百计地选择惧怕呢？难道这不正是我们的厄运吗？今天，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因为我们以人为患，而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恐惧让我们反感；而是因为：我们在人那里丝毫没有可以感到惧怕的东西；蛆虫一样的“人”获得了显著的地位，并且蜂拥而来；“温驯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当成目的和首脑，当作历史的意义，当作“上等人”；—— 他们这种感觉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他们感到自己与那一大群失败者、病人、疲倦者、苟活者（现在的欧洲已经开始散发他们的臭气）存在着差别，所以他们感觉自己至少还是比较可取的，至少是具有生活能力的，至少是肯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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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压抑我的叹息和最后的信心。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根本无法忍受？那个我无法独自应付的、令我窒息和煎熬的东西？是污浊的空气，正是污浊的空气！某种失败的东西正在接近我；我不得不去闻嗅一个失败的灵魂那腐败的内脏！……除此以外，人们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苦难，贫困，恶劣的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一般而言，人是能够对付其余一切困难的，人生来就是［278］一种黑暗的、充满争斗的存在；人总是不断地接触到光亮，不断地经历那胜利的金色时光，——然后就停留在那儿，仿佛生来就坚不可摧，期待着，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更困难的、很遥远的战斗，就像一张弓，任何困苦都只会让它绷得更紧。——假设在善与恶的彼岸(84)，真的有上天的赐福者存在，那就让我不时得到些恩惠，让我可以看上一眼，看到一些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强大的、胜利的，却又能引起恐惧和敬畏的东西！让我可以看到为人类辩护的人，看到可以让人类得到完满和救赎的机遇，正是因为这个机遇的存在，人们还可以坚持对人类的信心(85)！……因为现实的情况却是：欧洲人的渺小化和中庸化正掩盖着我们最大的危机，因为终日看着这样的欧洲人真的使人厌倦。……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试图变得伟大的东西；我们有预感，这种情况还会下滑，不断下滑，人们将变得更瘦削、更和善、更聪明、更愉快、更中庸、更麻木，更中国化、更基督教化。——毋庸置疑，人们会越来越“好”……这正是欧洲的劫难——在我们结束了对人的恐惧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人的爱，对人的敬畏，对人的期待，我们对人不再抱有任何意图。从此之后，看到人只会厌倦。——如果这还不是今天的虚无主义，那还有什么是呢？……我们对人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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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善”的另外一个起源的问题，即怀有怨恨的人如何设想出“善”的起源问题，该问题需要有一个结论。——羔羊怨恨大的猛禽，这并不奇怪：只不过，［279］怪罪大的猛禽不该捕食小的羔羊，却是没有道理的(86)。如果羔羊们私下说：“这些猛禽是邪恶的；如果有人尽可能不去充当猛禽，而是更多地成为与其对立的羔羊，——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更好吗？”那么，对这一理想的建立确实没有任何可以指摘之处，尽管猛禽会对此投来讥讽的眼光，或许还会自言自语道：“我们一点儿也不怨恨这些善良的羔羊，我们甚至爱他们：没有什么能比一只细嫩的羔羊更可口了。”——要求强者不要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们没有征服欲望、战胜欲望、统治欲望，不渴求敌人、反抗和胜利，这就如同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的荒谬。一定量的力就意味着同等量的欲求、意志和作为——更确切地说，力无非就是这些欲求、意志和作为本身而已；只是在语言（以及蕴藏于语言之中的、僵化的、根本性的理性错误）的错误诱导下，即语言把所有作为都理解和误解为受到一个有所作为的事物、一个Subjekt(87)的制约时，力才会具有其他表现形式。这恰恰就像民众把闪电和闪电的光亮分开，并把后者当作某个名叫闪电的Subjekt的行动和作为一样，民众道德也把强大同其表现形式分离开来，就好像在强者后面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而强大是否表现出来完全由这个基础来决定。然而，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在行动、作为、过程的背后并没有任何“存在”；给行动附加一个“行动者”纯粹是臆造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民众让闪电闪光，这从根本上而言是重复的行动，是一个行动—行动：这是把同一个事件先设定为原因，而后再把它设定为结果。自然研究者也不比一般民众好多少，他们说“力在运动中，力是原因”及类似的话——我们全部的科学，虽然非常［280］冷静，没有情绪的干扰，却仍然受到语言的误导，没有摆脱掉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个怪胎，即Subjekte（例如，原子(88)就是这样的一个怪胎，类似的还有康德的“物自体”(89)）：不足为怪，那些被压抑的、阴暗中闪烁着报复和仇恨火花的情绪充分利用了这一信念，甚至在心底里异常热烈地坚持这个信念，即让强者自由选择变为弱者，让猛禽自由选择成为羔羊：——这样，他们就赢得了把自己算作猛禽、让自己成为猛禽的权利……被压迫者、被践踏者、被强奸者出于无能者的复仇阴谋的考虑而私下说：“让我们不同于恶人，让我们成为善人！善人就是所有不施暴强奸的人，不伤害他人的人，不攻击别人、不报复别人、而把复仇的事交给上帝决定的人，他们就像我们隐藏自己，避开一切邪恶，不贪图享受，像我们一样忍耐、谦恭和正直。”——如果冷静而不带先入之见地仔细倾听这样的话语，这段话实际上无非是说：“我们弱者确实是软弱；只要我们不做任何能够暴露出我们在这个方面还不够强大的事，这就是善。”——但是，这一糟糕的事实，这种就连昆虫都有的低级智慧（昆虫在遇到大的危险时就可能会装死，以免行动“过多”），却通过无能的作伪和自欺，给自己披上了道德的华丽外衣，忍让着、平静着、静候着，就好像弱者的软弱本身——这就是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代替的真实性——就是一种自发的功能，是某种自我要求的、自我选择的东西，是一种行动，一种功绩。这种人从一种自我保持、自我肯定的本能出发，习惯于将一切谎言神圣化，他们就必然相信那个中立的、供自由选择的Subjekt的存在。而这个Subjekt （或者我们通俗地［281］称它为灵魂）或许因此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信条，因为它是绝大多数终有一死的人、所有类型的弱者和被压迫者都能够相信的那种精心编造的自我欺骗，即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种种表现解释为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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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愿意(90)探幽寻秘，看看地球上的理想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谁有勇气做这件事？……那就开始吧！从这里可以窥见这个阴暗的作坊内部。请您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胆先生：您的眼睛首先必须习惯于这里变幻无常的虚假光线……好了！已经看够了！现在请您告诉我！那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这个拥有最危险的好奇心的男子，请您说出您看到的东西——现在轮到我仔细听了。

——“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听到的却很多。从每个角落都传来小心翼翼的、阴险奸诈的窃窃私语。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在说谎；而每个声音却像蜜糖一般的温柔。他们说，软弱应当被解释为功绩，这一点毫无疑问——您之前说的对，情况就是这样。”

——请继续说！

——“还应当把不求报复的软弱无能解释为‘善良’；把怯懦的低贱解释为‘谦卑’；把向仇恨对象屈服解释为‘顺从’（也就是服从于他们所说的那唯一的一个，他命令他们屈服，——他们称他为上帝）。弱者的非侵略性，也就是他从不缺乏的胆怯，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里获得了‘忍耐’的好名声，它还很有可能被称为美德；没有报仇的能力变成了没有报仇的意愿，或许甚至还可以被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只有［282］我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91)），人们还说‘要爱他的仇敌’(92)，——边说还边流汗(93)。”

——请继续说！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窃窃私语者和躲在角落的谎言制造者，他们是困苦的，尽量他们蹲在一起互相温暖——但他们却对我说，他们的苦难乃是上帝的一种选择和嘉奖，这就像主人喜欢打自己最爱的狗一样；苦难或许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也许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那将是一种补偿，并且用黄金，不！是用幸福作为巨额利息来支付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极乐世界里的幸福’。”

——请继续说！

——“他们试图让我明白，他们不仅仅优于那些权势者，即那些尘世的主人，他们不得不舔舐这些主人的唾液（不是因为恐惧，绝对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尊敬所有在上有权柄的(94)）——他们不仅仅比这些人好，而且‘还有更好的命运’，不管怎样都将会拥有更好的境遇。但是，够了！够了！我已经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污浊的空气！污浊的空气！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我觉得，它完全散布着谎言的臭气。”

——不！稍等一下！ 您还没有说到这些黑暗魔术师的杰作，他们能从任何一种黑色中制造出白色、牛奶和无辜：——您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完成的精巧无缺的把戏到底是什么？他们那些最大胆、最细致、最富创造力、也充斥了最多的谎言的魔术手法到底是什么？请您注意！这些满怀报复欲望与仇恨的地下生物——他们出于报复和仇恨心理究竟会干什么？您听到他们的话语了吗？假如您只是听他们的谈话，您能料到你完全是在一群充满怨恨的人当中吗？

——“我明白，我再一次竖起耳朵仔细听（对了！对了！对了！我还应当屏住呼吸）。现在我终于听到了他们经常唠叨的一句话：‘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正义的’。——他们不把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叫做报仇，而［283］叫做‘正义的胜利’；他们所仇恨的对象不是他们的敌人，不！他们仇恨的是‘不义’和‘不信上帝’；他们所信仰的和期望的，不是复仇和复仇所带来的甜蜜的陶醉（荷马就曾说复仇“比蜜还甜”(95)），而是上帝的胜利，是正义的上帝对不信上帝的人的胜利；他们在这个地球上还值得热爱的人，不是他们那些满怀仇恨的兄弟，而是他们所说的‘满怀爱心的兄弟’(96)，是地球上一切的善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如何称呼那个给他们慰藉以对抗一切生活苦难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他们预先认定的关于“极乐世界里的幸福”的幻象（Phantasmagorie）呢？

——“什么？我没听错吧？他们竟然称之为‘末日的审判’(97)，他们的王国，即“天国”(98)将降临——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们将暂时生活在‘信’，‘爱’和‘望’之中(99)。”

——够了！我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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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什么？爱什么？盼望什么？——毋庸置疑，这些弱者——也想有朝一日成为强者，有朝一日迎来他们的“天国”——对他们来说，“天国”就是所谓的：人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持谦卑！为了去迎接这样的天国，人就必须活得很长，超越死亡，——是的，人必须获得永生，以便能永久地在“上帝的天国”里使自己那种“在信、爱、望中”的尘世生活得到补偿。补偿什么？怎么补偿？……但我觉得，但丁(100)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他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坦率，在通往他的地狱大门上放上了一句铭文：“还有永恒的爱也将我造就”(101)：——那么，在通往基督教天国以及“天国里的永恒［284］幸福”的大门上，无论如何都更有理由刻上这句铭文：“还有永恒的恨也将我造就”——假如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也允许有真理存在的话！因为，那天国里的永恒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或许已经猜出答案了；但是更好的做法是，让一位在这种事情上无人可以低估的权威来明确地为我们证明这个答案，这人就是托马斯·阿奎那(102)，伟大的导师和圣人。他像羔羊一般温柔地说：“Beati in regno coelesti videbunt poenas damnatorum，ut beatitudo illis magis complaceat。”(103)幸福总比受罚更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在天国里人们同样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人们或许还愿意听到一个强硬的声音对此的回答，它应该出自一位成功的早期基督教教父(104)之口，他劝他的教民们弃绝公演戏剧的纵欲放荡。为什么呢？他在《论戏剧》第29章及30章中说：“信仰能够给我们更多、更强大的东西，远超我们所需；上帝的拯救使得我们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愉悦；想看角斗士，我们有殉教者作为替代；还要看流血的事吗？这里有基督的事迹。……！然而胜利凯旋的主再次来临，又将是何等场面！”——这位令人着迷的幻想家继续说道：“At enim supersunt alia spectacula，tille ultimus et perpetuus judicii dies，ille nationibus insperatus，ille derisus，cum tanta saeculi vetustas et tot ejus nativitates uno igne haurientur. Quae tunc spectaculi latitudo！ Quid admirer！ Quid rideam！ Ubi gaudeam！ Ubi exultem，spectans tot et tantos reges，qui in coelum recepti nuntiabantur，cum ipso Jove et ipsis suis testibus in imis tenebris congemescentes！ Item praesides （die Provinzialstatthalter） persecutores dominici nominis saevioribus quam ipsi flammis saevierunt insultantibus contra Christianos liquescentes！ Quos praeterea sapientes illos philosophos coram discipulis suis una conflagrantibus erubescentes，quibus nihil ad deum pertinere suadebant，quibus animas aut nullas aut non in pristina corpora redituras affirmabant！ Etiam poëtàs non ad Rhadamanti nec ad Minois，sed ad inopinati Christi tribunal palpitantes！ Tunc magis tragoedi audiendi，magis scilicet［285］vocales （besser bei Stimme，noch ärgere Schreier） in sua propria calamitate；tunc histriones cognoscendi，solutiores multo per ignem；tunc spectandus auriga in flammea rota totus rubens，tunc xystici contemplandi non in gymnasiis，sed in igne jaculati，nisi quod ne tunc quidem illos velim vivos(105)，ut qui malim ad eos potius conspectum insatiabilem conferre，qui in dominum desaevierunt. “Hic est ille，dicam，fabri aut quaestuariae filius （wie alles Folgende und insbesondere auch diese aus dem Talmud bekannte Bezeichnung der Mutter Jesu zeigt，meint Tertullian von hier ab die Juden），sabbati destructor，Samarites et daemonium habens. Hic est，quem a Juda redemistis，hic est ille arundine et colaphis perberatus，sputamentis dedecoratus，felle et aceto potatus. Hic est，quem clam discentes subripuerunt，ut resurrexisse dicatur vel hortulanus detraxit，ne lactucae suae frequentia commeantium laederentur.” Ut talia spectes，ut talibus exultes，quis tibi praetor aut consul aut quaestor aut sacerdos de sua liberalitate praestabit？Et tamen haec jam habemus quodammodo per fidem spiritu imaginante repraesentata. Ceterum qualia illa sunt，quae nec oculus vidit nec auris aupit nec in cor hominis ascenderunt？（I. Cor. 2，9.） Credo circo et utraque cavea （erster und vierter Rang oder，nach Anderen，komische und tragische Bühne） et omni stadio gratiora.(106)”——Per fidem(107)：原文就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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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进行总结。“好与坏”、“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价值观千余年来已经在地球上进行了非常可怕的斗争；尽管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占据上风，但这场斗争在很多方面仍未分出胜负，仍在继续斗争。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场斗争在此期间不断升级，同时也因此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有精神的内容：［286］以至于在“更高的本质”，即更具精神内涵的本质方面，现在或许最具决定性的特征反而是，双方在其含义上各执一词，使得这种对立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战场。这场斗争的象征贯穿了全部人类历史，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那就是“罗马反对犹太，犹太反对罗马”(108)：——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比这场斗争、这个问题、这种不共戴天的敌对矛盾更大的事件。罗马方面觉得犹太人本身就是违反天性的化身，是反常的怪物；在罗马，犹太人“被定罪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109)：因此，就此而言，人们有权利把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与贵族的价值观、罗马价值观的绝对统治联系在一起。相反，犹太人是如何看待罗马的呢？人们可以从上千种迹象中总结出结论；但是如果人们能够饶有兴趣地再读一遍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就已经足够了，那是文字史上报复欲对良知的最偏执狂热的发泄。（顺便说一下，人们不要小看了基督教本能上的深刻逻辑性，正是这一本能让人们用基督所钟爱的门徒的名字既为这篇仇恨之书命名，同时也为那篇充满爱心与狂热的福音书命名(110)——：不管为了报复的目的而使用了多少文学上的矫饰与虚构，这其中都隐藏了一部分的真相。）罗马人是强壮和高贵的，迄今为止在地球上还从未有过比罗马人更强壮和更高贵的民族，其他民族甚至都没有过这样的梦想；罗马人的每一处遗迹、每一个铭文都是迷人的，如果人们能猜出其中含义的话。反之，犹太人完全就是那种充满怨恨的祭司民族，他们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民俗的—道德的天赋：人们只需将中国人(111)或德国人这些具有相似天赋的民族与犹太人相比较，就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第一流的，什么是第五流的。［287］罗马和犹太，它们之中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在今天的罗马，人们把谁当作所有最高价值的化身，向其鞠躬礼拜——不仅在罗马，而且在几乎半个地球上，在所有人已被驯化，或者愿意被驯化的地方，——众所周知，人们要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拿撒勒的耶稣、渔夫彼得、帐篷制作工保罗(112)和最初被称为耶稣的那个人母亲，玛丽亚）。非常引人注意的是，罗马无疑被打败了。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113)，古典主义的理想和衡量一切的高贵的价值方式都经历了一次光辉灿烂、影响巨大的复苏：甚至罗马也像一个从假死状态中苏醒过来的人一样，在那座在古罗马基础上新建的、犹太式的罗马城下面蠢动起来，那座新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犹太又一次高奏凯歌了，这要归功于那场彻头彻尾的群氓的怨恨运动，人们称其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宗教改革(114)。该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教会得到重建，——而古罗马再次被送进宁静的古墓之中。而伴随着法国大革命(115)，犹太人再次从一个更具决定性的、更深刻的意义上获得了对古典理想的胜利：欧洲史上最后的政治高贵性，盛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政治精神，终于在民众的怨恨本能下土崩瓦解，——人们听见了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无比热烈的喝彩、无比喧嚣的欢呼！虽然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最为惊人、最出乎预料的事情：古典理想竟然以肉身的方式，带着罕见的壮丽出现在人类的眼前和良知之中，——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也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那个古老陈旧的欺骗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人类的底层意志、反对自贬意志，反对平均意志、［288］反对堕落和老化的意志，再一次喊出了既可怕又迷人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116)的出现，犹如指向另外一条道路的最后一块路标，他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是出生太晚、生不逢时的人。自在自为的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人们或许应当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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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就结束了吗？那个所有理想对立中最伟大的对立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或者仅仅被推迟了、遥遥无期地推迟了？……难道它有朝一日不会变成一场更加可怕、经久积蓄的熊熊大火吗？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是各种力量所希望的吗？所甘愿的吗？所促进的吗？……如同我的读者们一样，谁在此处开始思考并继续思考下去，谁就很难立即停下来，——而对我而言，这正是让我自己结束思考的充分理由，前提是，我所希求的，我用那句危险的口号所希求的早就已经足够清楚，那句口号十分适合我的上一本书：《善恶的彼岸》……它的名字至少不叫《好坏的彼岸》——

附注：我利用这篇论文给我提供的机会，公开并正式地表达我迄今只是偶尔在与学者们交谈时所表达的一个愿望：如果某个哲学系有意通过一系列学术有奖征文比赛来推动道德的—历史的研究的话——那么，本书或许能在这个方面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关于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它不仅对语文学者［289］和历史学者，而且对真正以哲学学者为职业的人，都是十分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语言学，尤其是语源学的研究，将会为道德概念的发展史给出怎样的提示？”

——在另一个方面，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关于迄今为止所有的价值评判的价值），当然是同样必要的：还可以委托专业哲人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中担任代言人和协调者，只要他们能够在总体上成功地使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那种原本十分难以处理并极易引起误会的关系，变成最为友好、最富成果的交流。事实上，历史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所有关于“诸好”的排名榜单(118)，所有“你应当”的律条，首先需要生理学的说明和诠释，至少是在心理学的说明与诠释之前；它们同样还要等待来自医学方面的批判。这种或那种关于“好”的排名榜单以及“道德”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提出；特别是人们不可能十分精细地分析所谓“价值何为”（werth wozu？）的问题。例如，某种东西在涉及一个种族的最大可能的延续方面（或者在提高其对某一特定气候的适应能力(119)方面，或者在尽可能保持种族最大数量方面）具有可见的价值，而它与那种能够培养一个更强大的种族的东西或许无论如何都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大多数人的福祉与少数人的福祉(120)是两种互相对立的价值观；认为第一种价值观天然就具有更高的价值的观点，我们将其称为英国生物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科学都需要为哲人未来的使命做好准备工作：而哲人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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