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神圣的善意应该在这里停止？让我们带着敬畏之心，考虑一下猴子的情形。是否可能存在为猴子而建的大厦？格林福特老先生答道，没有；但是年轻的、更加进步的索利先生答道，有。他不明白为何猴子就不能顺带分到一点福气，他和他的印度朋友曾就此进行过讨论。那么豺狼呢？索利先生确实更少考虑豺狼，但他承认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因此很可能会包括所有的哺乳动物。那么黄蜂呢？在物种级别降低到黄蜂时，索利先生变得不安，想要改变话题。橘子呢？仙人掌呢？水晶呢？泥土呢？在索利先生身体中的细菌呢？不，不，这扯得太远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存在排除出我们所属的那个集合，否则我们将一无所有。

——E. M.福斯特，《印度之行》

亚伦·皮特金还年轻时，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奉献毕生的目标，某种能减少世间存在的痛苦的途径。他想出的答案是鸡。这基本上是一个数字游戏。美国每年有超过八十亿只鸡被宰杀，平均每小时约一百万只。被宰杀成为食物的绝大多数是鸡，因为它们太小了，成为肉的比例简直太高了。工业化农场在鸡死前的所作所为令他震惊——处于慢性疼痛中的它们最多可以活六周左右，它们被喂得很胖，孱弱的腿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只能全身满布疮口坐在自己的粪便上。亚伦意识到，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方式让鸡生活得更好一些，那么能减少的痛苦会比其他方式多好几倍。

他并不认为鸡比人更加重要、无辜或更能打动人，他关心它们是因为它们更无助，比那些最受压迫的人受到的践踏还要残忍；它们的痛苦更大，处境也更加不公正。他并没有考虑一只鸡在更好的处境中能有多么快乐，他对快乐不感兴趣，他只关心痛苦。

虽然他将减少动物的痛苦当成自己一生的工作，但情绪上并不会有太大波动。当他听到一些之前不知道的可怕的虐待或者看到令人惊骇的镜头时，有一半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这对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言是个好消息。虽然曾经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犹太宰牛工厂的视频让他哭了，视频中对牛的性虐待非常残酷，但这并不常见。无动于衷的态度并没有对他工作的努力程度或时间长短产生什么影响。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他驱车数百公里到新奥尔良去拯救那些鸡，因为他知道工厂会被淹没，而没有人会在乎那些鸡。

亚伦四十多岁了（亚伦·皮特金为化名）。他在一个大型动物权益组织工作，已经是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鸡的支持者，在法律和公众态度方面都促成了巨大的变化。他是一个纯素食者，因为他相信这是正确的事，但是他并不是在追求纯粹——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相信减轻痛苦比捍卫原则更加重要。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与牧场主人（他也从事奶牛方面的工作）会面时或许应该吃肉，以证明他不是那种可怕的极端狂热者，而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正常人。麻烦在于，如果被这场运动中的任何人看见他吃了肉，他的权威将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害。他想到了一位著名动物权利活动家的例子，他听说那是个可怕的人爱喝可乐，惯于性骚扰和持枪炫耀，但真正令他的追随者震惊的是他吃M&M豆的传闻。是的，那些针对M&M豆的挑事者是有点疯狂，但他们是亚伦工作的基础，他需要他们。

亚伦从高中就认定吃肉是错误的，但他花了整整六个月才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每天他下了公交车，会去哈迪快餐吃一份培根芝士汉堡，他对此感到难过。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本应该去女朋友家吃晚餐，他知道他们将端上一整只火鸡和一条大火腿——远不是一份培根芝士汉堡那么简单，而是更像一个动物——他终于感到无法面对。那是他食肉生涯的终结。之后，他还去参观过一个叫作农场动物庇护所的地方，这个组织将动物从农业经济中拯救出来，但他发现，动物在产蛋和产奶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决心成为一个纯素食主义者。他心想，我将会想念冰激凌，但是我别无选择。

高中时期，他迷恋死亡金属，留着一头羽毛状的长发。他有一条名叫施耐基的近两米长的宠物巨蟒，夜里就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跟老师顶嘴，玩乒乓球玩到疲惫不堪。一个老师曾将辣椒放到他舌头上，因为他话说得太多了（他将他对辣味食物的爱好归结于此）。他总是在谋划反抗或者诡计。某天他突然意识到，买给女朋友们的珠宝其实是一个骗局——商店批发购入，却在零售时被标上极高的价格。于是他索性用二十五美元买了一个执照，这样他就可以去宝石展，批发买入珠宝，再将其转卖给他的朋友们，并将盈利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大学期间，他决定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社会正义。他的初步计划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一名医生，但这时他读到了一篇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文章：哲学家彼得·辛格的《女性、富足与道德》。辛格认为当捐出几百美元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用这些钱来买奢侈品简直不可原谅。读了辛格的文章以后，亚伦买任何东西，甚至是最小和最便宜的东西，对他而言都像是从某个垂死之人那里抢来的。他想，如果在贩卖机旁边一直站着一个挨饿的小孩，就不会有人买苏打水了；此时此刻，对他而言，总有一个挨饿的小孩站在贩卖机旁边。他变得非常节俭。他去垃圾箱里找食物，也不再喝酒（不仅仅是因为花费，他更不能忍受大脑失去控制）。每次花钱的时候，不管多少，他都要把金额记在笔记本上。他读到一个叫查理·格雷的人曾经依靠每年两百美元生活，虽然他不清楚怎样才能做到，但是他发誓要尽量靠近这个目标。

亚伦知道，他必须尽他所能多捐钱给国际援助组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吗？他认定动物比人受到更多的压迫，而在动物之中，处于食物链下游的非哺乳类动物，那些不聪明或不可爱的，则受到最多的压迫。几乎人人都关心小猫小狗，也有很多人关心兔子和奶牛，但是很少人会关心鸡。起初，在做出关心动物的决定之后，为了检验自己的原则，他特意每年在图书馆花一些时间读反动物权利方面的文献，来确保没有能让他改变目标的充分理由。他想要对此保持理性，毕竟他是出于逻辑而非感情选择了动物权利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确信自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便不再做调查研究。这并不是说农场动物权利与人类的权利是相互冲突的，少吃点儿肉对人的健康有利，对环境也好，而工作在屠宰场的非法移民是这个国家待遇最差、处境最悲惨的工人群体之一。

在决定将动物权利当作自己的事业之后，他随处都能见到痛苦的动物。在他还在读大学时，有一次，他匆忙赶去参加一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这门课对他很重要，因为想读研究生，而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会占研究生入学成绩的很大一部分。但当时在下雨，虫子爬出草丛在路面上蠕动。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些虫子捡起来，就会有人踩死它们。于是他停下脚步，将这些虫子捡起来放回到草地上，他因此迟到了。在考试快结束的时候，他匆匆忙忙地答着最后一个问题，正当他在计算器上得出了答案要写到卷子上时，考官大喊了一声：“把笔放下！”当然，其他学生也正在潦草地写着。他已经有了答案，就在计算器上，但是他把笔放下了。

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在那天之前，他一直相信绝对的原则和义务——绝不撒谎，绝不这样，绝不那样。但是，他想到参加考试的自己，想到其他人都还在写，他却放下了笔，于是得到了一个较差的分数，并且很可能因此无法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愚蠢而浮夸的原则感，于是，他动摇了。他意识到，有道德并不意味着纯粹，而是关心痛苦。从那时起，他开始通过考虑结果而非原则来判定某件事是否符合道德。是的，通常意义上诚实更好，但当安妮·弗兰克7躲在你的屋子里而纳粹军官正在门口时，撒谎则是更好的。

读研究生期间，他利用空闲时间为慈善机构工作，借此从情感上缓解道德孤立状态。他安排好课程，以便每周五都可以在名为“要食物不要炸弹”的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那是份折磨人的工作。在寒冷的波士顿，天亮前他就得起床，赶到一条到处都是排泄物的小巷子里，将箱子一个接一个从货车上搬下来，直到指关节出血，而后在一个闷热的地下室厨房中辛苦地把饭做好。最开心的部分是看到人们分到食物时的表情，但一般这个时候他已经走了。他想，总有人想要做那个开心的部分，但只有他希望做比较劳累的部分，所以他会一直那样做。

不做饭的时候，他会参加一些抗议活动——打扮成一个龙虾站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被煮好疼”。他一直很钦羡他妈妈由于反对种族主义在一场抗议中被逮捕，于是他也想办法让自己被逮捕。在波士顿有一条他感觉不很公正的法律，即夜里禁止人们在波士顿公园逗留。无家可归的人一直在长椅上睡觉，而警察则总是来将他们拖走，所以亚伦和其他一些人举行了一个静卧示威，于是被捕了。他高兴地给他妈妈打电话告诉她这一切，她说：“你怎么现在才做？”

亚伦的父母，迈克和芭芭拉，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了。她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夏日里去了他生活的长岛附近的海滩。他们在一九六四年结了婚。芭芭拉去纽约工作，在一个福利部门做调查员；迈克则开始做一名摄影师，为政治抗议活动拍照片。他和芭芭拉都是布鲁克林CORE（种族平等议会）的成员，因此参加了大量的示威游行。迈克最成功的照片拍的是一个参加抗议民族主义游行的黑人被警察逮捕的情形。那天有几百人被逮捕，其中就包括芭芭拉。迈克为坐在地上微笑的芭芭拉拍了一张照片——就在她马上要被逮捕之前，旁边还站着一个警察。亚伦在他的桌子上放了这张照片，并喜欢把它描述为“妈妈正要被拖走”。

一九六五年，迈克和芭芭拉离开布鲁克林，搬到了科罗拉多，迈克在当地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图片记者的工作。芭芭拉热爱西部生活，但是迈克却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他的行为变得古怪，甚至因此丢了工作。在那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他先是找了一份在怀俄明的工作，当他再次被解雇后，又在邮局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他开始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裸照，威胁别人，总是追求其他女人，还几乎不怎么睡觉。芭芭拉试着向孩子们掩饰他的疯狂行径：当她不得不带他去精神病院时，她对他们说，他是要去执行一项摄影任务。当他在家时，她感到恐惧：他总是带着亚伦和他的兄弟去做些疯狂而危险的事情，而他们又很喜欢这样，觉得爸爸比妈妈有趣多了。

等他在阿肯色州丢掉最后一份工作时，他的状况恶化得更快了。他相信纳粹分子正在从门下的缝里往他家喷毒气，还让屋子里每个人都小声说话，因为他觉得他们的邻居就是纳粹分子，一直在监视着他们；他开始购买枪支，认定自己是救世主。在某些时候，芭芭拉认为屋子里有枪让她感到不安，治疗他的精神病诊所的人也觉得不安全。最终，事情越来越糟，她只能将他送回他父母那里，让他一个人过。

芭芭拉总是保护着亚伦，不让他知道太多关于他父亲的事。她从没有对他说起过他父亲频繁的不忠。当她离开迈克时，她对当时约九岁的亚伦说，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父亲病了。亚伦感到震惊，哭了起来，如果他父亲病了，他们应该做的当然是照顾他，而不是抛弃他啊！如果是他自己生病了，妈妈也会离开他吗？

离婚以后，芭芭拉决定举家搬往东部，主要是因为他们家是镇上唯一一个犹太家庭——亚伦在学校里总是遭到殴打就是因为犹大杀害了耶稣，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当他作为犹太人被殴打时，他会想：如果我也出生在这里，作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我会相信他们所信仰的，我也会打我自己。所以，怎么能肯定我的信仰就是正确的呢？他才八岁，就对妈妈说他不相信上帝。

亚伦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了珍。她当时正在新英格兰反活体解剖社团工作，亚伦作为一名疯牛病专家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刚从外面走进来，她立即就很讨厌他。他对人冷淡，傲慢，脾气很差。当时他已经开始在动物权利运动中崭露头角，周围总是围着一些女孩。但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相邻而坐，他决心要表现得有魅力一些。她当然被迷住了，当他提出要和她约会时，她接受了。

那时候，他们感到彼此非常相似：他们都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反抗不公的战斗。她关注动物权利的过程比他更加迂回——她从女权运动开始，随后通过生态女权运动认识到动物和女人在被践踏这件事情上有相同之处——但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他们嘲笑一样的东西，他们都爱看有些古怪的小卡通片。让珍吃惊的是，亚伦其实挺有趣的，即使在谈论纯素食主义的时候也能把人逗笑。他有一张表，上面有七种不同的人类大便的图片，以及哪种大便最健康的说明——当然，最好的粪便是那些纯素食主义者的粪便。

亚伦和珍搬到了一起，然后麻烦就开始了。首先，亚伦很不爱收拾。他不只是不整洁，简直就是邋遢。要洗的衣服堆在房间里，水槽里都是碗碟。为了省钱，他会一次性做大量食物——好几斤的扁豆炖汤或者鹰嘴豆泥——然后把用过的锅和碗放得满厨房都是。当她抱怨的时候，他就对她说，洗碗的时间可以用来为动物争取权利，相比起来后者更加重要。对此她想不到什么反驳的好观点，事实上，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她认为他是对的。所以，当她感到自己快疯了，被厨房里的脏乱不堪逼到了崩溃边缘，她所能说的只是：“但是我需要这样，我想要这样，我求你。”多年以后，她希望自己当时曾朝他大吼过：“你知道吗？一切都和平衡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的，你说的对，洗碗会减少你对动物的关注，但是在我神经崩溃之前去把碗洗了！”但是那个时候，她还年轻，不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常的，或者什么是她应得的。要命的是，她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极其道德的人，而现在她感觉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比起动物正在被折磨和人们正在挨饿，她似乎更关心洗碗。

珍来自一个很糟糕的家庭。她的妈妈在孤儿院长大，很年轻的时候就怀孕了。她爸爸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挣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变成了一个粗暴的酒鬼，把自己的钱都败光了。作为一个孩子，珍遭到她爸爸和两个兄弟的性骚扰。当她告诉妈妈她被骚扰并想自杀的时候，她妈妈表示理解，但她说，如果珍自杀了，她也会跟着自杀。她爸爸开始购买枪支，并一度想要勒死珍和她妈妈。（多年以后，她的一个兄弟因为谋杀自己的妻子进了监狱。）

在她十五岁时的一天夜里，她妈妈把她叫醒，告诉她必须马上逃走，否则她爸爸会把她们都杀掉。珍先逃了出来，但她妈妈花了一个小时才从房子里逃出来，因为她爸爸用枪指着她妈妈，扣留她做人质。珍在外面的雪中等待，想着，她就要死了，她就要死了。最终，她妈妈设法逃出了屋子，两人一起逃到受虐待妇女避难所。她们有几个月无家可归，珍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但她还是继续上学，取得好成绩，因为她知道不这样做就完了。

在整个学生时代，她都通过工作挣钱来帮妈妈分担房租。大学期间，她有时还通过回收易拉罐来挣吃饭的钱。她的信用卡债务开始增加，但她信仰妇女运动，所以在毕业以后并没有去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而是去几乎没有报酬的受虐妇女组织工作。尽管如此，珍觉得，如果偶尔买一双鞋子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花起钱来精打细算，但亚伦比她更节约，她因此感到内疚。甚至在深冬时节，亚伦也会让暖气保持比较低的温度。他将自己一年的花费削减至两万四千美元，然后是两万，再然后是九千。当她买了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东西回家时，他从不说什么，但是他也无须说什么，她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珍工作很努力，但亚伦却总是在工作，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痛苦——他几乎是从物理意义上感受到这一重负——他怎么停得下来呢？人们都还在挨饿，他怎么能够放松和看电视呢？甚至当他和她在一起时，她也感到他总恨不得回到工作中去。如果她反对，他会对她的自私感到吃惊。如果她感到不安，他也会感到不安，但是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时她想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有时她又觉得自己作为他的女朋友，应该得到一些特殊待遇——人们总是对更亲近的人比对陌生人负有更多责任。有时他们会在哲学层面讨论这个问题。珍会问，假如那边有两个人溺水了，我在这边也掉进了河里，你要么救那两个人，要么救我，你会怎么做？这些讨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她意识到，他的行动主义是他们关系中的第三者，是那个她绝对竞争不过的对手。在他不用去上课的日子，他会继续巡回演讲，接连好几周都在路上。她为他做饭，清理房间，帮他打包好行李，从邮局给他寄过去。唯有一次他完全陪着她，那次她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当时她父亲去世了，她很害怕去葬礼，因为以前虐待过她的兄弟也会去。但是亚伦照看着她，葬礼那天，他帮她穿好衣服，因为她已经僵硬到几乎不能动弹了。他把自己对宗教的厌恶放到一边，和她一起念祈祷文，因为她不想一个人祈祷。

亚伦最终选择了有着珍这样背景的女人并非偶然，他曾经和心理受到创伤的女人有过情史。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关注一个受到虐待的女孩，她从幼年起就惨遭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强奸。她父亲是个赌徒，也是个酒鬼。她有夜惊症，不能安睡。亚伦决心要拯救她。他感到她深受伤害，过着这样可怕的生活，因而值得有人对她好。他过去总感到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强烈欲望，但他只是一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帮，而这是他知道他能做到的事。他知道，如果让她单独待着，她永远走不出来，所以他愈发靠近她。

当她开始痛打他的时候，他总是瞒着他妈妈。有时候被打到嘴唇出血或者留下了瘀青，实在瞒不过去，他会告诉妈妈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了。她偷他妈妈的钱去买可卡因，这事他也试图瞒着。有一天，他妈妈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女朋友正挥舞着拳头打他，而他缩在床角。从那以后，他妈妈再也不许她进这个房子，即使那样他也没有和她分手。他估摸着可以承受这些虐待——他足够健康，并且来自一个足够好的家庭。他打算和她结婚，照顾她，并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保护她。

他只反击过一次。那一次，他开车送她回家，但是她拒绝下车。她开始打他，他蜷缩着躲避，但是车里的空间太狭窄了，他没有办法躲过她的拳头。就在她打他的时候，他越来越生气；突然，他猛地出手，打到了她的头部。她看到他打过来就躲闪了一下，而那一击落在了她的后脑勺。他的手疼极了，两个人都开始哭起来，陷入一种悲伤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想，他的整个人生都致力于保护弱者，但现在他却打了一个被严重伤害的女孩——他变成了她生命中另一个残暴的人。尽管他也知道，这正是她长时间以来想要的：她想要他反击，因为她可以借此来威胁他。当他去上大学的时候，她跟着他，什么都不让他干。有一天，他要去参加一个测试，而她拦住了他的路，这时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才和她分了手。

珍非常吃惊地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亚伦是有钱的，他有一笔信托基金，数额虽不是非常大，却足以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让亚伦帮着还她的信用卡债务。她正在偿还这些钱的利息，但这对他俩的财务状况没有什么实质帮助。如果能偿还更多，就可以将她从多年来困扰她的负债感中解救出来。她畏惧贫穷，无家可归的时期给她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他不愿偿还这笔债务。他对她说，世界上有更需要那些钱的人。他说，她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但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挨饿。他当时已经将钱分配给了一个慈善组织。在亚伦眼里，这是沾满血腥的钱。他妈妈的父亲开办的公司制造镀金的浴室附件，而他爸爸的父亲则通过生产皮毛大衣来挣钱。这一污点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擦除，即用这些钱来减轻那些最不幸的痛苦。这些痛苦包括珍的痛苦、索马里人民的痛苦，以及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的痛苦。她怎么能与他们竞争呢？她不能。她知道他是对的。

他们在一九九九年结了婚。他们为此争执了许久，因为亚伦觉得马萨诸塞州不允许同性恋结婚，因而是一个歧视的体制，他们不应该参与其中。珍告诉他，她会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为促进同性恋平权而工作，但是她想要现在结婚。毕竟她已经对他够宽容了，现在她想要一枚戒指。她知道他绝不会同意要孩子，所以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即使她并不确定自己的想法。她整个婚礼的早晨都在呕吐。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对珍而言，分手最艰难的部分之一是她现在必须承认她并不是自己过去所认为的那种道德高尚的人。她不只是离开了亚伦，而且选择了自私。她选择了她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其他生命的幸存。她不能为此辩护，她也觉得这是错的，但是她无法克制自己，她不是他。

痛苦是暂时的。然后，慢慢地，在她和亚伦共同生活期间一直受到压抑的怨恨与痛苦达到了一个爆点。她背叛了她和亚伦执行多年的严格素食主义——现在珍开始吃奶酪。她去了巴黎，贪婪地吃着奶酪。她去购买当季的新衣服，并在有生之年第一次喝了酒。她吸大麻，还很喜欢。她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看法，她的工作是为恋足癖者扮演施虐狂。她不再做垃圾回收。

而同时，亚伦在另一个方向上艰难前行。和珍分手以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地方住。他放话出去，只要有人邀请他，他愿意向任何人免费宣讲素食主义、营养学、动物权利或者社会正义，他们只需要付给他路费并让他晚上在那里过夜，即使是在地板上。一开始，他很兴奋。在内疚地和珍生活多年以后，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完全投入到他的行动主义中。他不挣钱也不花钱，一直四处奔波。他一个月要发表四十次讲话，开着一辆捐助的车子走遍了全国各地，如果没有地方过夜，他就睡在车里。但是，这样过了大约八个月以后，他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了，他又想要一个家了。他面试了一份动物权利组织的工作，就在同一天，他在家具商店的楼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昏暗的公寓，并当场租下了它。

他实在是太热爱自己的新工作了，他很快就觉得每周花一整天来煮小扁豆实在太浪费时间。在过去，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要做的就是用它来节约金钱。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有学位和平台的专家，他不再觉得自己的时间那么没有价值了。他依然会捐出一半的工资，但这不是他关注的要点。不久以后，他对时间也变得像对金钱一样执着了。他开始画流程图、列清单，算计着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日子。他把电脑安装在卧室里，这样他只要翻身下床就可以立刻按下开机键；为了去卫生间而不得不走的那四米简直让他抓狂。他试着睡得更少——每晚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来测试自己是否能以这种方式换取更多的工作时间，看看自己到底能够坚持多久才会崩溃。医生说他需要锻炼，但他发现，自从他睡得这么少后总爱在桌前打盹，于是他决定在跑步机上边走路边工作，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来让他保持清醒，二来也在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完成了锻炼。为了增强稳定性，他穿了加重带，还把自己和附近的家具用弹力绳系起来以免晕倒。他看起来是有些头脑不正常，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很少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也从不允许自己有坐下来反思的时间。他理智上知道，花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或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历程对他的工作或许有帮助。他可能会学到某些重要的东西，或者意识到他应该改变前进的方向。但他是风险厌恶型人格。如果那样使用时间，他或许会学到一些东西，或许学不到。但是如果他每个傍晚都用来工作的话，他知道自己总会完成一些事情。

亚伦的祖父母不再能照顾他父亲后，就把他安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生活辅助机构里面。但他在那里愈发抑郁，并且拒绝进食，这所机构只好将他转到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每天好几个小时都像婴儿一样躺着，逐渐失去了把腿伸直的能力。医院联系了他的家人，建议将他转到临终关怀机构。亚伦明白，他的父亲还年轻，且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因而对这个建议感到非常愤怒，最终他将父亲转到了自己居住地的一所医院里。迈克的状态真是糟透了，因为他不能走路，还不时患上肺部感染及其他种类的感染或溃疡，感染深至骨髓，所以他总是从急症室进进出出。有时他会一连数月陷入一种紧张性抑郁中，过后又会进入躁狂状态，变得很爱说话，很开心，但同时又非常偏执。他坚信医院的工作人员想要毒害他，但仍然整天愉快地追忆自己的人生。

由于父亲就在附近，亚伦非常纠结应该隔多久去探望他。在对父亲的责任和对工作的责任之间，他应该如何取舍？这是否应该受到他父亲是个糟糕的丈夫而他母亲是个可怜人这一事实的影响呢？他决定接受一个过得去的最小量——他只在危险期过去，虽然危险期也挺多的。他会想，如果是他妈妈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会怎样做。他很爱他妈妈，但他认为，他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做起来要更加困难些。

在他父亲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亚伦会告诉他在他病得厉害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最可怕的情形，并询问他在那些情形下是否想要再苏醒过来；他父亲总是回答想。亚伦无法理解：父亲整天盯着天花板，甚至不能扭头看向窗外，他讨厌电视和广播，眼睛花得很厉害，如今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午餐了。亚伦觉得如果自己不得不那样活着，他一定会发疯。但他父亲愿意那样生活，他愿意做任何尚可承担之事。

最终他父亲上了呼吸机，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再也没法离开呼吸机，而且也不会再醒来了。他们建议摘掉他父亲的呼吸机，他同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花那么多钱来治疗父亲的病耿耿于怀，因为这些钱本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以减轻更多痛苦。他对此的辩解是，那些钱本就是他父亲的，由于他父亲想要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拒绝这个要求。但另一方面，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已经被视作失能了，所以这真的取决于亚伦的决定，他无法假装不是这样。

在他父亲要摘下呼吸机的当天，亚伦提前到了医院和父亲告别。他坐在父亲的床边，但就在护士快要注射最后一剂吗啡前的短短片刻，他父亲睁开了眼睛。这有点儿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亚伦心想，一个尸体突然活了过来。他父亲的目光追随着亚伦，他能移动自己的头部来回答问题。亚伦简直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吓坏了，赶紧告诉了医生。结果他得知，迈克前一天也睁开了眼睛，只是医生认为他父亲的生命不值得延续，而亚伦得知此事后会难以下定决心，所以索性不对亚伦提起。亚伦非常生气，他马上叫停了摘除呼吸机的计划，重新恢复了对父亲的治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他父亲留在重症监护病房的花费实在太昂贵了，所以医院把他安置在呼吸机区。信托资金里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来负担一台好的呼吸机，但即使这样，这个地方也是凄惨的：床挨着床，上面躺着只能说还算活着的人，每个人都连着一台呼吸机。很多人都处于昏迷状态，根本没有大脑活动。这就像是一个人类的工业化农场，亚伦想。那里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来访者。关键是什么呢？他父亲并不处于昏迷状态——他处于垂死挣扎中，即使护士给他用了最强效的镇痛剂，他也依然醒着。他最终再进医院是由于另一次感染，接下来是昏迷。医生又一次对亚伦建议结束这一切，这一次他同意了。呼吸机被摘掉了——然而这一次，他父亲又醒了过来。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将在数分钟内去世，因为这次感染后他的肺已经衰竭，无法自行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死，他呼吸着，他有意识，他处于痛苦之中。他不能像之前一样注射吗啡，因为这会加速他的死亡，而这是不合法的。亚伦痛苦地坐在那里，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他正在谋杀他的父亲，故意让他痛苦，然而，如果将他送回那个呼吸机农场，结果必定是最糟糕的。几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父亲依然活着。足足花了二十个小时，这一切才结束。

在目睹父亲的死亡之前，亚伦主要关心的是动物的痛苦。他看了那么多的录影带：动物在屠宰场里发出可怕的吼叫声，被关在笼子里的残疾动物受到感染并流着血，有些动物的腿伤得非常严重，无法站立行走——这些在他脑海中的影像和声音伴随着他度过了人生中的那么些年，那时在他心目中，痛苦就是人类造成的，弱者和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悲惨处境是被强加的。而现在，他看到人类身陷的处境和那些养殖场动物所面临的处境一样残酷，人在遭受痛苦时所受到的折磨和那些悲惨地活着只为一死的动物所受到的折磨一样如同末日。他当然知道人类也会痛苦，但是他忘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动不动，吃喝拉撒无法自理，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或者请求减轻痛苦。

亚伦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后不久就遇到了丽娜，他终生的挚爱，她也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和鸡有关，而她的工作和海豹有关。她是来自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的一名纯素食主义者，几乎和他一样节俭。同亚伦一样，她认为自己关于金钱和其他东西的原则意味着她只能独身。她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断定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且从未改变过这个看法；像他一样，她认为家庭义务沉闷无聊，总是试图躲避。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比他更清心寡欲：她比他更关心环境，所以，当他们一起搬到一所租金包含暖气费和空调费的房子里时，他任由自己享受这一免费资源，而她却关掉了她房间的通风口，寒冷或是闷热都取决于季节。在这段关系的早期，他为她买了一台二手的DVD机作为礼物，她却突然哭起来。她最近才看了一部关于某国童工被剥削的电影，因为这台DVD机是该国制造的，一下就让她回想起童工受剥削的场景，而它很可能就是剥削行为的产物。亚伦被迷住了，他觉得她是如此纯净的物种，对道德如此敏感，他感觉她简直不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

当他和珍没了感情以后，他决意和丽娜继续交往。他对她说，在第一年里他会花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维护他们的关系，但那之后，他会恢复自己正常的习惯。起初她因此很生气，但终究也没有那么介意，毕竟很多时候她也喜欢独自生活。他们决定在多数夜晚一起用晚餐，并且一年有几次一起过长周末，那就够了。

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若干年后，事情越来越顺利。亚伦在工作上很有一套，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公司事务方面，都为小鸡迎来了许多重要的胜利。很多巨型公司——西夫韦、好胃口，尤其是好市多——做出承诺，要购买那些以人道方式养育的家禽。星巴克承诺只用散养鸡蛋。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蛋鸡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加百分之七十，并且禁止其他地方的笼养鸡鸡蛋在此地销售。美国的肉类消费几乎每年都在下跌，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毕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类消费一直持续增长，但是经过这次以后，肉类对身体有害这一说法终于彻底传开了，整个公立学校系统都接纳了“无肉的星期一”。

他意识到，为人们不会变成纯素食主义者而绝望是不明智的。多数人绝不会变成严格素食主义者，甚至不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但如果他们吃肉越来越少，那么动物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好。有时他希望整个国家都按照他希望的方式运作：没有人愿意看见小鸡受到折磨，越来越难以否认工厂化农业经济的可怕之处。有时他觉得自己处于某种公民权利运动的风口浪尖，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也许要用一生去完成这一事业，最终让大家看到工业化农场和奴隶制一样是反动的，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可怕之事。

当这样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棒，不管是已经做了的还是正在做的都很棒，因此早年驱动他工作的内疚感和根深蒂固的亏欠感也明显减轻了。他依然需要每天积攒一定数量的绩效来自我安慰，这让他感觉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但因为他的工作非常顺利，这些绩效也越来越容易得到。早些年他绝不会想到，他生命中会有一个时期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够多了。大多数时候，这种感觉很不错，但是他也对此起了疑心。要是他的高效并非意味着他应该稍微放松一下，而是意味着既然能完成更多的工作，他就有义务比之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该怎么办？这可能是更符合逻辑的。

假如这种成就感是一种幻觉，假如他就像人们在变老时常常会发生的那样，正变得软弱和容易满足，那怎么办？毕竟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依然有无数人在挨饿，对于多数动物而言生命依然是可怕的。他依然感到痛苦的沉重负担，那种可怕就存在于他心灵的房门之外，那扇门哪怕只打开一道缝隙，都可以窥见这痛苦的可憎与无尽。他看到很多素食主义者都觉得不吃肉是很大的美德，以至于不再鞭策自己为更伟大的事业而工作。他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他告诉自己，不应该把自己和任何其他人进行对比，因为多数人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他会感到他在这场比赛中还是领先的。不，他必须只把自己正在做的和自己所能做的进行对比。

他过去常常回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父母的年代，那时很多人被激励着成为行动主义者，拒绝自私。他想：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在他现在所处的年纪溜到哪儿去了？他们不再是行动主义者了。他们必定告诉自己一些故事，说明挣钱和拥有一个家庭是多么自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很确信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可能他们也曾经这样认为，也许到了一定的年纪，人们就会遇上一些生理意义上的事情。

奇怪的是，他很开心。他热爱他的工作，因为他做着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他积攒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和一个女人相爱，这个女人并不想从他这里得到比他所能给的还要多的东西。他和一些关系不错的行动主义者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看见他过得太轻松，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可不要让他就这样心满意足地活到老，而是要拿一个枕头将他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