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渴望某种东西，某种能令她即刻充满理性与热情地去行动，并借此充实起来的东西；因为引路愿景和精神导师的时代已经远去，因为祈祷者的渴望增加了，却并没有获得指示，那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明灯呢？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多年以来，茱莉亚·怀斯都怀疑是否有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和她想法一致的人。她认识的每个人都认为她关于道德的想法以及她有责任去做的那些事很奇怪。多数人只是觉得她有些古怪。有的人对她说，她或许是对的，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做出她所做的牺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她的观念不仅误导人，事实上也并不好。所有这一切都让她担心自己可能是错的。有多大可能大家都是错的，而只有她是正确的？但是她也会质疑这种担心：毕竟，说她错了非常方便——她不用非得牺牲那么多。虽然她的信念对她来说合理且真实，她能够以理性的方式为其辩护，但它们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思考的结果：产生其他一切冲动的根本冲动简直就是她的一部分。她会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从孩提时代起就是这样。

茱莉亚相信，由于人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她没有权利关心自己的幸福超过关心他人的幸福。她相信她有义务花费时间为他人的益处而工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随着年纪增大，她更加具体地实现着这一原则的含义。大学时代，她认为自己可能想要参与国外某个地方的开发，但随后她意识到，她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可能并不是成为一个白人人道救援工作者，告诉其他国家的人应该怎么做，而是挣第一世界的薪水，然后将这些薪水交给NGO组织，用来支付那些比她更知道他们的国家需要什么的本地工人的薪水。

她在波士顿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不擅长闲谈，但她与来访者的对话常常让人深切地觉得触及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她希望至少有时候它们是有用的。去同情和帮助某个需要帮助且就坐在她对面的人感觉不错，但是她知道，生活在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的人处境更糟，甚至比她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工作时遇到的那些人的处境还糟——他们可能年纪轻轻就将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干净的水——所以她推断，她给慈善机构捐助的行为会帮助到她从没见到过的陌生人，这比她的社会工作更加重要。她相信，如果她想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就必须思考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她想要给予什么。重要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不是她现在正在帮助的人。

她将自己的花费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以便能把挣到的大部分薪水都捐出去。她将钱捐给在她看来用最少钱减轻最大痛苦的慈善组织，通常是指第三世界的医疗干预。她拿的是一份社会工作者的薪水，所以捐不了太多，但是年复一年地积累一辈子的话也是相当多的，大约有几十万美元，而这意味着很多年幼时可能会死于某些容易治愈的疾病的孩子将得到救治，获得正常的寿命。

茱莉亚过去经历过抑郁，即使已经快乐地生活了好多年，悲伤的阴影依然抓着她不放。她谨慎而保守，可以想象她的心门紧紧地关闭着，没有光亮可以进入。痛苦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内向，变得只关注自己的疼痛而看不见其他人，但在茱莉亚身上却不是这样。她的抑郁使她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意识到他人的痛苦，而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她很年轻，才三十岁，但已经过了仅用青春热血就可以解释任何信念的年龄；那个多数人开始遗忘、扭曲或反抗他们孩提时学到的质朴得可怕的规则的时期，她早就过去了。

尽管极度俭省，茱莉亚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她和其他人一样喜欢物质生活。她喜欢烟花和冰激凌，喜欢烹饪，喜欢缝衣服和用边角料做精致的老式帽子。她从这些事情中而不是从捐赠中获得快乐。对她来说，给予仅仅是一种责任，和不偷盗一样，并不会让她生出道德感。如果这世界一切安好，她会愿意生活在某处农场，养一些动物，在花园里种一些南瓜、红花菜豆和向日葵。她会缝窗帘，阅读，烤苹果派，养孩子。但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安好。

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茱莉亚认为结婚是件可怕的事。她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妥协，这意味着，比如，她不愿意在那些正常夫妻结婚会花钱的事情上花钱。然而，二十二岁时，她和一个叫杰夫·考夫曼的年轻人陷入了爱河，她向对方求婚，两个人就订了婚。杰夫了解她的原则，但是金钱的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当时他们还在上大学，食宿方面都是被照顾的。所以，直到毕业，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次道德检验才出现。

那是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当时和茱莉亚的莫里斯舞蹈剧团一起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有人在卖焦糖苹果，茱莉亚想要一个。正常情况下她会告诉自己她不能为这样花钱找借口，但是杰夫告诉她，她想要任何东西，他都会用自己的钱买给她。那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而茱莉亚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也没有任何积蓄，因为她把夏天挣到的钱悉数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杰夫买了苹果。

茱莉亚：这个可能得花四美元吧？

杰夫（很吃惊）：不会吧！

茱莉亚：这是在果园里。

杰夫：一个四美元的焦糖苹果？

茱莉亚：我不知道。

杰夫：那让人觉得很不爽。

茱莉亚：可能是三美元？

杰夫：我不觉得有那么贵。

茱莉亚：我确定电子价目表上有写。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到了金钱。杰夫告诉茱莉亚，他被她的榜样作用所感染，正在考虑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茱莉亚意识到，如果杰夫打算捐出自己的收入，那么让他给她买苹果就等于花了本可以捐出去的钱。因为她对焦糖苹果自私而荒唐的欲望，她可能剥夺了一个家庭的抗疟蚊帐或灭虫药，而这些本可以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她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可怕和难以承受，于是她哭了。她哭了很久，后来杰夫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从没有这样过。他哭是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事，他更希望茱莉亚幸福，但如果她这辈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看到得了疟疾的儿童因为缺少一顶蚊帐在她眼前死去，她怎么会幸福呢？他确定自己想要娶她，但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应付这样一种生活，它如此艰难和悲伤，没有任何可设想的出口。

然后他们不再哭泣，开始谈论预算。他们意识到，如果茱莉亚以后都得根据蚊帐来衡量自己的支出，她会疯掉。在多次讨论和调整之后，他们制定了一个机制。在随后的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里，他们一步步完善它，调整奖励和津贴，解决其中不平等的部分。这个机制最关键的一点是从此以后杰夫的钱和茱莉亚的钱会被视为完全互相独立的。一旦这个机制确立，他们就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处置各自的钱。杰夫决定捐出一半的薪水，剩下的部分用于日常花费和储蓄；茱莉亚则决定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出去。杰夫工资剩余的部分可以提供他们每人每周三十八美元，用于房租和食物之外的开销——比如衣服、鞋子、交通以及像焦糖苹果这样的零食。杰夫说，这些钱必须用于这些方面，不能捐出去，也不能存起来，否则他就给共和党捐出同等数额。这样的话，如果茱莉亚想要在某些事情上花钱，就不会觉得是从某个垂死的人身上拿走的。（当然，茱莉亚认为，他们两人就金钱树立的界限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但是因为它的唯一功能是保持她的明智，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制定出这样一个机制后，他们开始非常严格地执行它。他们记录每一次购物清单，不管花费多少，都输入电子表单。一年以后，他们发现，捐出杰夫百分之五十的税前工资（他们之前忘记税费了）和茱莉亚的全部工资，同时还要交房租和偿还学生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捐款比例调整到了百分之三十。二〇〇九年，他们在自己身上花了15688美元，捐出了28309美元。二〇一〇年，他们花了20591美元，捐出了36056美元。二〇一一年，他们花了17959美元，没有捐款，因为茱莉亚要向社会工作学院缴费，而杰夫拿公司的股票代替了自己的一部分薪金。二〇一二年，他们花了12107美元（房租很少，因为他们搬到了杰夫的父母家），捐出了49933美元。在某一时刻，他们决定合并资产并捐出他们共同税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他们也意识到，买下一所房子并将其中一部分租出去而不是一直租房更划得来。他们现在挣得更多了，尽管买了房子，但不管是从比例上还是总数上来讲，都可以捐出比过去更多的钱。二〇一四年，他们一共捐出了127556美元。

建立了恰当的财务机制之后，他们花了些时间去考察各种组织以寻找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也就是所谓的用最少的钱减少最多痛苦的那种机构。一开始，他们选定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他们喜欢它是因为它大量雇用当地工人，而非来自国外的NGO组织，它关注长期的发展，而非引人注目但低效的灾难援助。随后，他们听说了一个叫“善予”的组织，它的功能是评估慈善组织，不过不是看他们在日常运营上花费多少——这是个愚蠢的标准，因为日常花费，比如有效性研究，也可算作是良性花费——而是看他们在救援和改善生活方面的有效性。“善予”会推动“反疟疾基金会”和“血吸虫病控制行动”这类组织的发展，前者分发蚊帐，后者给需要的人提供便宜的杀虫治疗。人们总是告诉茱莉亚和杰夫，在他们将钱捐到国外之前应该首先帮助自己社区的人，但他们觉得这是错的。首先，钱被捐到其他遥远的国家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另外，他们想，为什么萨默维尔或其他临近城镇的陌生人比马拉维的陌生人更应该被视作自己人呢？这毫无道理。

他们所有的捐款和自愿的俭省都意味着，茱莉亚和杰夫对金钱看得很重。有些人发现这不那么令人愉快，尤其是在涉及的金额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极大数额的捐赠很了不起，它们使得很高的目标成为可能，以至于金钱的货币性会隐于观念的非凡抱负之下。但是小数额的捐赠显得很小气：它们依然只是钱，被是否可以在第一世界买一双鞋子或一辆汽车等平凡小事所定义，而不是被它们能够在别的某个地方购买食物或药品的价值所定义。少量的放弃可能令一个人看起来小气而非善良。

事实上，这么小数目的钱能用来干吗呢？诚然，没有政府的作为，事情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茱莉亚和杰夫知道，独立发展的话，最好的情况是有限的，而最坏的情况则可能十分有害。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努力寻找能以最高效率工作的慈善组织，并尽可能给他们钱，日积月累也会是有意义的。即使做得再多，系统性的恶也仍然存在，但能让一些生命的发展少受点妨碍是一个正常人希望做的，他们这样觉得。

重点是确保金钱能够做些有用的事，而不是追求完全纯粹，变成殉道者，将自我剥削当作目的本身。他们读到过查理·格雷的故事，这个人决定严格遵守所谓的“世界平等预算”。他的预算比他们的少多了，这令他们印象深刻，但是他们认为查理·格雷似乎更看重他自己的贫困而非减轻他人的贫困，这个想法是病态的。如果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以这样无益的方式被浪费，是可悲的。毕竟，行善的时候，想法本身并不重要。

写支票和去一个遥远国度做一名援助工作者相比，是一种懒惰的给予方式。抛弃一切离开家庭去一个危险的地方，本身就有一种道德的魅力来弥补所有缺失。而留在后方，挣钱捐钱，却没有任何魅力。当然，一直考虑钱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事。但人们如此依赖金钱，他们知道，得用一种近似麻木的感伤情怀才能忘记金钱。钱花得恰当可能意味着能延续好几年的寿命，反之则可能意味着失去这些时光。

茱莉亚：人们真的很难设想金钱和生命是可交换的，但事实如此。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那些决定驾船环游世界然后不得不坐飞机离开印度洋的年轻人。挽救一个这样的生命需要多少钱呢？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花费大量金钱在某些昂贵的医疗设施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生命是无限珍贵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对很多死于愚蠢的、可预防的原因的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必须平等地对待病人，而不是对很多海地的病人视而不见，事情会是怎样。新闻里说，因为国家从器官移植项目中撤去了一百四十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有两个人由于无法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死亡。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么多钱，就死了两个人？

从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也就是焦糖苹果事件之前的那个夏天，杰夫和茱莉亚在“松林”工作，那是一个民间舞蹈和音乐的露营地；杰夫负责洗餐具，茱莉亚做厨师。他们一共攒了大约五千美元，然后将这笔钱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在露营地工作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度过夏天的好方式：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不用花钱，还能通过辛勤工作帮助他人，将挣到的钱攒起来捐出去。当杰夫开始捐钱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本可以通过做别的事情挣到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就可以捐得更多。那么，这个夏天是一种自我放纵吗？他们是否有权从自己接受过昂贵教育的人生中抽出三个月在海边扮演收入微薄的农民？不去赚更多钱和赚了更多钱却拿来添置新沙发和漂亮衣服，这两种选择是否有所差别？事实上，他们是否消费了他人的痛苦来换取稳妥地感受贫穷的特权？

回想这些问题的体验很不愉快，但当茱莉亚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变得相当迫切了。她想做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几年了，但她本可以通过做别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她真的可以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吗？她有多少权利考虑自己的幸福？不去挣她所能挣的最大值，倒是可以得到辩护，因为如果真的去做金融或法律相关的工作，她可能会因极度痛苦几年内就崩溃了，之后她还得填补之前学习法律或其他让她入行的学科的成本。她知道，促使自己去超越一种尚可忍受的状态是无济于事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份职业必须是可持续的。但明显，还有很多比从事金融工作收入低但是比当社工收入高的工作。她如何说服自己进入一个收入如此低的领域呢？她为此纠结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还是去社工学校登记入学了。

对于杰夫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他想，如果他和茱莉亚以外的人结了婚，他可能也不会花比现在更多的钱，他会把多余的钱攒起来而不是捐出去。他想有一笔存款，以便将来有更多选择，如果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能够帮得上忙。如果不是和茱莉亚结婚，他会花更多钱来购买比较好的乐器——他尤其垂涎一把新的小提琴。辞掉工作并做点别的收入更少的事情，他会感到更自由些，或许他会成为一名全职的音乐家或者民间舞蹈召集人。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料想他会喜欢好几种不同的工作，所以挑选其中报酬最高的一种也还不错。他喜欢程序员的工作，他想象，假如没有做慈善的义务，他很可能会做类似的工作。让他觉得开心并不是很难的事。

在攻读社工学位的时候，茱莉亚突然想到自己或许可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比社工挣得多多了。她觉得那才是她应该过的生活，但是她得为此投入大量金钱并在预科课程中和医学院里度过很多年。她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年里，她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不能捐任何东西——这简直太可怕了，她没办法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她又想到其实可以在社工工作中挣到更多的钱，只要成为那种被人看不起的为保险公司裁定索赔的人——那些人把时间都花费在拒绝病人不在保险范围内的赔付要求。这个工作也很糟糕，但能够让她无须多余的训练就捐出更多钱，她是否有权拒绝这个选择？

麻烦的是，她很爱她的工作。她的第一个职位是在监狱里做咨询师。很多时候她并不能为来访者做什么，毕竟他们是在监狱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悲惨，很需要善意，所以仅仅聆听和支持就已经足够了。她一度觉得她说的某些话真的帮助到了他们。监狱里有个女人，她父亲酗酒，死于酒精中毒；她父亲总是对她说，他喝酒是因为她干了坏事，她对此感到极度内疚，认为父亲实际上是被自己杀死的。茱莉亚说，你父亲告诉酗酒者互诫会说他喝酒是因为你，事实上就都是你的错吗？这个女儿后来看出这话多么有问题，感到自己的内疚得到了缓解。像这样的一些时刻会让茱莉亚感到快乐，但是她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被这种情绪带走。她考虑的是她的客户需要什么，而不是什么能让她感到不错。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这是一则食物银行的广告，波士顿许多公共汽车车身上都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性紧紧地抱着一个年老一些的白人女性。我猜年轻女人代表的是食物银行，因为她看起来很快乐，而那个没有露出面部的年老的女人想必很饿，因此需要安慰。哦，等等。除非她并不需要拥抱，她只是需要食物。我有一种拯救妄想——有哪个社会工作者没有这种妄想呢？在心里的某个地方，我们想要相信，只要拥抱我们的客户就能让事情有所好转。我们相信，如果带他们回家，给他们吃一顿好的并足够同情他们，就可以解决一切，赢得他们永久的感激。但那只存在于头脑中，你不会告诉客户这个想法。关键在于帮助，而不是感觉有帮助……如果我需要的是食物，我真的想去那个地方吗——那个可以得到某个有着感伤目光的年轻女人救星般的拥抱的地方？绝不会。

茱莉亚一直想养鸡，她认为，虽然在她和杰夫的小开间里养鸡并不现实，但养鹌鹑或许是可行的。鹌鹑比鸡小，也比鸡安静，可以在卧室里放个笼子养它们。她和杰夫可以吃鹌鹑蛋，等它们不下蛋了，他们还可以直接吃掉它们。她调查了一阵，发现可以预定受精的鹌鹑蛋，要求邮寄到家，他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孵卵器，而这个杰夫会做。她的生日就要到了，她妈妈问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她要了一个鹌鹑喂食器。她妈妈并没有买一个喂食器寄给她，而是给了她一张上面写着“鹌鹑喂食器”的支票。不过茱莉亚一拿到钱，就觉得必须把它捐出去，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她意识到，这似乎是一种瘾。

长期以来，茱莉亚和她的家庭之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总是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她五岁左右时，一个朋友的姐姐丢了十块钱，这在茱莉亚看来似乎太倒霉了，她想要把自己的零用钱给这个姐姐，弥补她的损失。茱莉亚的妈妈不同意，她认为，对这个姐姐来说，从这件事中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是一件好事。茱莉亚没有说什么，但是她上了楼，过一会儿她出现时，袜子里塞满了硬币，她告诉妈妈她要出去一趟。

茱莉亚成长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郊区，父亲是一名物业经理，母亲是一名学前班的老师。多年以后，她认为她长大的地方和生活方式与更早之前相比有所倒退。她的父母是在一个木屐舞蹈班相遇的，当时她父亲正在那里做木匠活。茱莉亚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乡间一所有鸭子池塘和柴炉但没有空调的小房子里。她妈妈制作蔬菜罐头，缝补衣服。由于那里的学校不够好，他们搬到了近郊的一所大房子里，拥有了现代化的炉子和空调，而她父亲开始管理物业。茱莉亚有时会想起那所乡间的小房子，奇怪父母怎么会放弃那么理想的生活，想着某一天她也许可以搬回去。

等长大一点，她不再把自己的东西给朋友，而是将零花钱放到教堂的奉献盘中，认为这些钱能流到穷人手里。她为是否出席生日派对而挣扎，因为她觉得不能不带礼物，但花五美元去买一份礼物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五美元本可以给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她一度非常想要一只动物毛绒玩具，但是她觉得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种罪恶感。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布里奇特，向她请教这个问题。布里奇特建议她把所有钱都放到奉献盘里，并且将这件事告知她的父母。她父母会被她的美德所感动，给她更多的钱，这样她就可以用这些钱来买动物玩具了。（布里奇特长大后成了一名律师。）茱莉亚听了非常震惊，没有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茱莉亚直到十一岁都是一个热心的教徒。她相信，由于上帝给了她生命，她就背上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尽可能地努力偿还是她的责任。有一次她祈祷了几个小时，为自己的不完美向上帝道歉。她阅读《圣经》，试着逐字逐句理解它。她在书里看到，将羊毛和亚麻混在一起是被禁止的，于是她拒绝穿混合纤维的衣服。她不在星期六工作，遵守犹太戒律，虽然她是一个新教徒。有个周末，她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像她相信《圣经》一样坚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神圣之书，那么她到底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才是真的？她从来没有看到或感受到上帝存在的任何证据。于是她突然失去了信仰。

不再相信上帝以后，她也不再把自己的钱交给教堂。有好些年，她只把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她对谁都没有亏欠。后来，她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以及与有些人相比自己是多么富裕，于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她又开始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去，主要是捐给“小母牛项目”。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个刚转到她所在的家庭教会的男孩得了很严重的病，需要做大手术，而他的家庭并没有这方面的保险。教会为此发起了一次募集，茱莉亚的妈妈对她说，这里有个人，她知道她可以帮他，为什么她不把她的钱给他呢？茱莉亚说，为什么我碰巧遇见的某个人的生命就比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来给予帮助的几个陌生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呢？

虽然她不再是一名信徒，但她很怀念宗教团体和仪式。她依然庆祝耶稣的诞生与复活，并遵照基督教礼仪年历生活——她喜欢这种标记时间的方式。有一天她在网上填写一份宗教问答，结果显示，她的信念与那些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很接近。她决定去考察一个功利主义组织，但是她没能找到教堂并迷了路，最终到了一个垃圾场。她认为这个故事或许可以写成一首不错的乡村歌谣——“我去寻找信仰，但是我找到了一个乡下的垃圾场”——要不是在一首乡村歌谣中提到功利主义可能不太合适。最终，她找到了通向功利主义组织的路，但她认为抒情的赞美诗很俗气，于是加入了一个贵格会派的祈祷会。这个祈祷会满足了她对仪式感的渴望，但她仍然希望能够加入一个将更多与她有着相同的道德与情感生活的人连接起来的团体。她倾向于认为那就是她所谓的乌托邦——《指环王》中的中土世界，《小妇人》中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虽然她并不真的相信。她希望某种更小规模、更少野心的乌托邦可以行得通，比如一个基布兹8，一个摇滚社团，一个人们相互分享物资并且会为了他人的好处放弃自己利益的合作社。

茱莉亚在布林莫尔学院上了大学，那是挨着费城的一所小小的女子学院。她是在大四的春季学期遇到杰夫的，当时他在附近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念书。茱莉亚看了杰夫的Facebook主页，注意到上面并没有常见的醉酒派对和鬼脸自拍之类的照片，反倒有些他和家人在一起、玩民间音乐、打牌和烹饪的照片。在其中一页上，她发现了一张贵格派的婚礼证书。醉酒照片的缺席并不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杰夫高中时代就决定绝不碰酒精，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思维方式因此被改变。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但醉酒的念头却困扰着他。要是醉酒的杰夫和清醒的杰夫在某些事情上观点不一致呢？他怎么知道哪个才是对的？

整件事都让人很困扰，最好能避开。因此，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最终却交了一些福音派信徒和摩门教徒做朋友。

杰夫在位于波士顿近郊的梅德福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长大；他的父亲里克是一名治疗师，母亲苏西是一名接生员。杰夫母亲的家庭很多代都是贵格会教徒；他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拒服兵役，曾在训练营接受过严酷的军事训练。杰夫还是小孩子时，花的钱甚至没有茱莉亚多，不过原因不一样。八岁的时候，他想要在民间音乐节上看到过的一件乐器，于是开始积攒零用钱。他每周可以得到一美元，五周以后，他非常激动地把五张一元的纸币换成了一张五元的。他继续积攒，直到将四张五元的换成一张二十的。但等他能够买得起那件乐器时已经过了太久，那件乐器似乎不那么值得买了，但他将积蓄的习惯坚持了下来。一旦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它就和最初的目的分离开来，变成了他性格中固定的一部分。

杰夫将茱莉亚带回那个她在Facebook上看到过的家，在走进房子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想在那里生活。那里有和别人待在一起的空间，也有独处的空间，并且有很多书。厨房很大，里面有一张桌子，方便在切菜的时候坐着聊天。屋子里总是萦绕着音乐：杰夫的父亲会演奏小提琴、吉他、贝斯、曼陀林和中提琴。杰夫会弹奏钢琴，他极富感情地演奏民族提琴时甚至会把弦弄断。这次拜访过后不久，有一天，茱莉亚让杰夫在一棵树下坐下，对他说，她想要嫁给他。

茱莉亚和杰夫很少对别人谈到他们的捐赠行为，因为这令人尴尬。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喜欢谈论金钱，但他们也真的不想感到被评判，就因为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太多金钱。有好几次，当茱莉亚试着谈论这个话题时，有人对她说，她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只会把自己搞得很惨，还有一个人拿她取笑。对此她不知如何应对。一方面，她认为自己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励其他人捐献更多，她担心自己越是勇敢，越是不拘小节，在这方面就越有进取心。她在杂志上读到过约翰·伍尔曼的故事，他是十八世纪的一名贵格派领袖，他发现宣讲正义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他祈求上帝不要让他那样做，但由于上帝坚持，他依然那样做了。如果她是一个更好的人，她当然会进行更多说教。另一方面，她知道不让人倒胃口也很重要，如果说有什么是令人倒胃口的话，那就是说教了。或者那只是她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合理化而已？她不确定。她意识到，不让自己显得太古板或太拘泥很重要，否则人们会认为她有某种烈士情结，或者认为捐出很多钱而不把自己搞得很惨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她发现，多数时候很容易就能生活得很快乐，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她想，这世界的需求就如同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但由于这个想法太具有摧毁性，有些人必须将它从意识中排挤出去，否则他们将被它压垮。她能理解。她不理解的是，那些捐钱的人为什么不捐得更多一些？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权限？他们怎么能忽略这世上的不幸与不公？怎么能不伸出援手？她不是那种从不评判他人的无忧无虑的灵魂中的一个——她评判，她想让自己的人类同胞承担责任。但是她并不因此就判定自己是优越的，恰恰相反，她并不相信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在别人都纷纷避开的时候独自承担责任。她想，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做她所做的一切。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卡拉韦说“保留判断是包含无限希望之事”，但是反之亦然：去评判就是相信有人可以做得更好，知道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做出相当彻底的改变，来回应他人的期待。去评判就是希望人们的自私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人类的处境。茱莉亚在她的博客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主题是愤怒。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时，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愤怒，但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时我有时会愤怒。我感到我肩负着沉重的担子，不可能只靠自己。就像是要将一辆汽车拖出泥潭，站在周围的每个人都说，“孩子，车子陷进泥潭里真是太糟了”，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真的好难啊！”更经常听到的是，“你听说意大利队输给斯洛伐克队了吗？”我真的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物资与人类巧思，没人一定得陷入可怕的贫困中。如果每个人都出一点力，我也就不需要承担那么多了。

对她而言，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确定受众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不会接受她的观点，但除他们之外必然有人等待着受到鼓舞。她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她决定开一个新的博客，名字叫“乐在给予”，寄希望于明确的标题和经过打磨的主旨能够吸引到合适的潜在受众。在某一时刻，她发现在普林斯顿有一个叫彼特·辛格的哲学家，他倡导一种和她很接近的道德世界观。她从图书馆借了他的《你能拯救的生命》，怀着初次犯罪的激动心情在书里写下笔记，邀请被她的感受打动的人联系她。

她做这些事部分是因为她感到鼓励大家捐赠是她的责任，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孤独。除了杰夫，她不认识一个对金钱与责任持有与她相同信念的人，当然更不必说依照这些信念生活了。无意中发现彼得·辛格的作品让她很激动——发现有一个哲学家和她想法一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虽然这和拥有一个朋友并不一样。

这种孤独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茱莉亚和杰夫发现了“给予我们能给予的”，这是牛津大学道德哲学系的年轻教授托比·奥德新创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捐赠更多来帮助过得最不好的人摆脱其原本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成员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在退休前每年至少捐出自己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有些人已经超出了这个标准。托比选择百分之十是因为这个数量看上去比较大但又不至于太吓人，就像教会设定的什一税的基准。

茱莉亚和杰夫在和别人谈到捐献时总是感到害羞，但是托比对此一点也不害羞，他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报道者听说了他的组织，写了一连串文章；大学生们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其他人开始通过互联网找到小组。到二〇〇九年，在成立一两年后，“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焦点，成为其成员心中富有名气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利他主义”指的是要给出更多的东西，“有效”指的是找出一种调研方法，来发掘能够以最少的钱做最大的改善的慈善机构——理想的调研方法是做随机对照试验，但至少得基于可信的数据。

托比是一个开朗、内心平和的人。他相信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就会怎样生活，所以他从不感到内疚。他捐了很多钱，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一个他爱的妻子、一些朋友和一份有趣又有声望的工作。他捐钱来减轻他人的痛苦，同时不会被这些痛苦所困扰，因为他已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同情心最好不要太泛滥，因为如果一直都在体验他人的痛苦，那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有一次，一个“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小组在谈论是什么让他们在早晨起床；有些人说他们是被将运动的宗旨传遍世界的观念所鼓舞，但托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让他早晨起床，他只是爬起来去工作。

托比瘦削苍白，皮肤紧紧地绷在他的头盖骨上，表情坚毅。他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长大，父母都是建筑师。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常常在心里盘算应该为消除世界贫困做些什么。在看到印着饥饿孩子的海报时，他会想，我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最终他对自己说，好吧，为什么不去做点什么呢？当时他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大约有八千英镑，他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他认为，等他拿到教授的工资时，将八千英镑之外的钱全部捐掉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他坐下来，计算在他工作期间可能会挣多少钱。他算出他大约会挣一百五十万英镑，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留大约五十万英镑——包括储蓄，可能还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紧急备用资金——剩下一百万英镑捐给慈善机构。

这真是让人吃惊——一百万英镑是很大一笔钱！他做了更详尽的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百万英镑可以挽救总共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这真是让人激动。他想，我要么去挽救一个长达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要么就为我自己已有的快乐生活锦上添花。后者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前者。接着他想，为了挣更多钱，他是否应该追求一份哲学之外的职业。比如当计算机程序员，应该能挣不少。但随后他意识到，如果他在牛津教书，他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影响学生，而这些学生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一创立“给予我们能给予的”，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做过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因为在头四年里他就募集了据他估计约有一亿美元的抵押品，这比他所能挣到的多多了。

二〇一三年的春天，托比在波士顿工作，茱莉亚和杰夫邀请他一起吃晚餐。他们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效利他主义的集会——部分是由于托比，他们发现了一小群人，对道德事务的想法同他们的一致。他们喜欢不时组织这种讨论集会，主要是为了传播观点，也是因为茱莉亚喜欢为很多人准备食物。她知道，有效利他主义者常常也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主义者，所以她做了一大锅蔬菜意大利面，用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当甜点。有效利他主义者们装满了盘子，坐在椅子和地板上围成一个圈。

这些聚会的参与者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技术背景与理性倾向的白人男性，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有效利他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茱莉亚总是希望有更多女性参加，但通常出现的少量新人也是男人——朋友的朋友，或是那些在网上听说了聚会的人——这些门外汉常常并不熟悉这场运动的规范与原则，就直接进入了讨论。托比来参加聚会的那个晚上，三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在朋友的建议下到了那里——巴拉克和尤瓦尔是医学院的学生，妮塔是法学院的学生，尤瓦尔的妻子。

巴拉克：你提到了那些去非洲做一周外科手术而不是在自己的高薪职位上工作并将薪水捐掉的外科医生。我认识很多这样做的外科医生，他们从支援非洲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个人满足，这对他们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影响。我知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样帮助他人，但我对于如何充实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想法。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我选择我的职业是因为这是我帮助他人的方式。我已经决定为这件事奉献一生，而且我高效工作的原因就在于我对它深沉的爱。

巴拉克有一头修得很短的黑发，右耳的顶部打了两个洞并戴了一根长银钉。前些年，他花时间去肯尼亚筹办了一个儿童健康中心，发现自己的努力不怎么被有效利他主义者们看重，这让他感到吃惊和迷惑。

妮塔：我甚至有一个更强的论证。我会说，你去非洲支援也是在帮助他人——同他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把钱丢给他们。

托比：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把钱丢给他们。我们所做的是付钱给其他人去做那些工作——我会资助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去那里与他们见面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你想想，与免于死亡相比，见一个不同的人会有多重要呢？

巴拉克：但是，我选择进入医疗行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再无视疾病、疼痛与死亡，我想站在出事的地方。对我而言，去非洲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毁灭性的经验。

本·K.:我完全同意，做第一手的事情在激励自己这方面非常有用，但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对他人行最大的善的话，则不然。

本·K.就读于哈佛大学数学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长着格劳乔·马克斯式的眉毛，非常爱笑。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是谁减轻了痛苦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痛苦得到了减轻。巴拉克对此很吃惊，有效利他主义竟如此轻易地否定了一个人（在这里是他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本·L.:我在自己做决定的过程中发现，设定一个界线是很有价值的，即区分那些为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做的事和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做的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捐了很多钱，但并不感到满足。按下按钮，银行卡里的余额发生了变化，这对我的大脑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当我想要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我就去献血。我很确定，就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言，捐钱可以让我的时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那并不是我在那个时间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感觉像一个好人。

本·L.是一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他穿着紫色的T恤，在茱莉亚的建议下刚刮了胡子。

本·K.:在功利主义者的圈子里流行这样一句话——你应该分别购买舒适感与功效。如果你试着找一个慈善机构，既能让你感觉良好又能对他人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你最终找到的只能是二者都做不好的。

托比起初假设利他主义的部分要比有效性的部分更难推进：他认为说服大家捐更多钱比较难，而说服他们把钱捐到更好的慈善组织则比较容易，因为谁不想用自己的钱行更多的善呢？结果他发现，人们并不是那么理性，真实情况与他想的恰恰相反：你动之以情，说服人们捐更多的钱很容易，但是说服他们放弃多年来所相信的理由却非常困难。对他而言，改变一个从没考虑过慈善的理智型的人比改变一个长时间行善的人要更加容易。有效利他主义的皈依者容易有一种倾向：如果情感或直觉与一个好的论证发生冲突，他们会选择相信论证。

有效利他主义者读过很多关于救助的材料，他们知道NGO组织过去犯过且一直在犯的很多灾难性的错误。他们知道灾难救济有可能带来更多灾难，对战争难民的帮助会带来更多战争。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别去假设那些一看就觉得是好事的行为不会带来影响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喂食饥饿者。早些年，“善予”将一个叫“直接给予”的组织列为三大推荐慈善组织之一，其方法就是在给定的地区找出最贫穷的家庭，直接给他们现金，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通常这些家庭会把钱花在建一个金属屋顶上。“善予”的推荐受到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密切关注，“直接给予”的工作引起了很多讨论。

克里斯：我希望“直接给予”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救助干预，因为这可能是一种悲哀。这可能意味着，当你运用理智并真心设想如何才能帮到他人时，你并不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这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偏好是人们获得快乐最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得到很好支撑的假设。

克里斯比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要年长一些，已经结了婚，还有一个孩子。他为名叫“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工作。

本·K.:我有同感，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东西，但它们却不能为我们想要帮助的人所用，如果这些好东西都派不上用场，最好的方式只能是给他们钱，那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猜这会让拥有这样的好东西显得非常没用。

托比：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帮助他人最有效的方式。有很多的公共利益设施，比如下水道系统，并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建成的。即使人们知道什么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他们一般也不会这么做。专家们会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研究一件事情是否有成效，一般人可没有这样的知识。

迈克：我感觉我应该抬抬杠。我想要支援一下消费主义。你给慈善机构的钱并不是凭空消失了，它只是从更大或者运作更有效率的经济体中被转移走了，第三世界的产出并非因为慈善而是因为全世界普遍的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

迈克是一个年轻的超人类主义者，秃顶，嘴唇下方留着一小撮胡子，最近刚从手机公司辞职。

本·K.:是的，我们把所有这些钱用来做慈善，结果发现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那些全球化的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有巨大影响力的事情完全是不可预期的。如果你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到他人，你可能不会回答可口可乐的全球化。所以，做你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或许是最合理的，请相信不管最好的事是什么，它之所以能够更快地发生，正是因为你做了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是你认为对他人更有帮助但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托比：但是，我们已经通过援助完成了很多工作，多得不可思议。问题是，如果我把钱用来看一场电影，真的会和给贫穷国家的人提供蚊帐一样有益吗？我只是不知道经济论证是怎么让这成真的。

托比在公共场合谈论他的观点时会尽力避免让听众感到愧疚。他相信，不管在哪儿，让人感到愧疚都不能赢得人心。他告诉人们，捐赠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他说：“看到像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人拯救了一千两百个生命时，我们会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道德壮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牺牲来拯救更多的人！”有时，人们对托比说他的原则太苛刻了——要求人们捐出大多数的财物去帮助陌生人是不合理的。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不再提及奥斯卡·辛德勒。“我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论证”，他说，“道德可以要求很多。假如你被错误地指控为谋杀者，被判处了死刑，但发现如果杀掉一个守卫就可以逃走，这时道德会告诉你不能杀他，即使这意味着你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但假设这样做我们可以救一千个人的生命，如果你不这么做，就说明你把自己的价值看得比一个陌生人的价值要高一千倍。这听起来合理吗？我不认为这听起来有多合理。如果你这样想，我只能说你的理论真是太蠢了。”

就在有效利他主义持续发展的阶段，托比的“给予我们能给的”组织的合作者，一个叫威尔·麦卡斯基尔的哲学家，成立了名为“八万小时”的兄弟组织来帮助有效利他主义者思考如何利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人。威尔想要传递这样一个想法：利他主义者不必非得遵循传统的行善路径，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名援助者或者医生，而应该考虑从事一个能挣很多钱的职业，然后把这些钱捐掉。威尔将这称为“挣来捐掉”。这个观念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彼得·辛格的一个学生去了金融行业工作，他离开学校后的第一年，就为消除贫困组织捐赠了十万美元。另一个学生毕业时拿到了工程学位，虽然他一开始计划搬到非洲去修建大坝，最终却去了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他估量着，或许好些人都可以去非洲修建大坝，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干他现在干的事情。“我决定成为一个超人，”他告诉一个采访者，“我看过一个广告，说小儿麻痹症疫苗花三十便士就能买到，那么一英镑就可以买三个人的用量。于是我想，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每年捐出六万英镑，那就是十八万人的花费。超人都休想做到。”

有人发现这类数字空谈起来让人不快，就像一个利他主义的唐璜在他的床柱上刻了几道凹痕。（托比也是这样。在谈话中，他告诉人们他预期会用他个人的捐赠拯救长达三万年的生命——而“给予我们能给的”的抵押品加起来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生命的时间则在两百万到一千一百万年之间——鉴于人类从黑猩猩进化为人也才用了五百万年的时间，这捐助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多了。）茱莉亚担心这会让人倒胃口，但是多数有效利他主义者都不关心这些细节。他们相信，只要对这些数据的联想能够驱动其他人捐出更多的钱，就是一件好事。他们总是在说“有影响”和“带来不同”——不是慈善而是野心勃勃的语言。

茱莉亚一直想要孩子。甚至在高中时，她就已经想到了她未来的孩子，并开始做计划——他们会在一起玩的游戏，她会为他们做的玩具。

我想要一双儿女。我想在厨房里和他们一起唱《吉尔伯特与苏利文》。我想教他们跳华尔兹，一起种花椰菜。我想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去森林里野餐。

她总是想，如果要放弃孩子的话，她将感到自己的生活不仅是被迫的，更是被摧残的。她想到未来，当她的父母和杰夫的父母都去世了，又没有新的一代到来，只剩下她和杰夫独自生活在一个租来的小公寓里时，那将是多么荒凉。

但是随后她又开始质疑。很多人告诉她，一旦有了孩子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你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你的观点会发生改变。这是件细想起来挺奇怪的事。显然，世界一直在影响着你，不论你是否愿意，但是做一个她已经知道会在极大程度上以不可预期的方式改变她生活的决定则是另外一回事，况且这还有可能会破坏她所确信的对陌生人的责任。把家庭的价值看得重于陌生人的价值这一点从来不会让杰夫感到困扰，但是茱莉亚对此很矛盾，她清楚地知道，孩子是一个终极测试。

问：如果这边有两个孩子掉进了水里，而那边杰夫也掉进了水里，你是否认为应该去救杰夫？

杰夫：杰夫可能会捐出比孩子们更多的钱。

茱莉亚：我觉得无论哪个决定都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并且无论哪个决定都让我觉得可怕。因为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认为，你应该首先照料好你自己、你的家庭以及那些和你亲近的人，所以很少有人能和我分享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杰夫：那么他们中的一方就死了。

问：谁？

杰夫：我！

茱莉亚：我的决定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即其他人会因为我像照顾自己人一样照顾陌生人而评判我。我确定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别人会更加严厉地评判我，因为我把其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而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有利条件。

杰夫：把茱莉亚的价值看得比其他人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也并不是把她看得无比重要。所以如果说，要我选择救茱莉亚还是一万个其他人，我会选择那一万人。

问：那么她到底有多大价值？十个人？二十个人？

杰夫：具体数目很难说。你可以试着从我同意给茱莉亚多少钱与捐赠多少钱来进行推论，但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有用。

在夏令营工作时，茱莉亚遇到了一些举止糟糕的孩子，让她意识到自己早先关于做母亲与建立家庭的想象不仅不是建立在自己所属的家庭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毫无基础。她想象中的孩子只存在于少儿书中，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小孩。在某种程度上，她怀疑曾经打算用孩子填满的情感区域如今已被杰夫填满了。

一旦茱莉亚开始意识到孩子或许不是必需的，一旦她在自己的道德列表中把孩子从至关重要的一项变成可自由选择的，她便意识到一个孩子意味着多么大的开支。孩子可能是她拥有的最昂贵的非必要的东西，所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在结果上相当于杀死其他人的孩子。除此之外，为第一世界国家增加一个新人口，从环保的观点来看是一件可怕的事。与这个损害相比，任何你可能做的试图弥补它的事情——回收、堆制肥料、避免包裹、不用热水——都无足轻重。杰夫相信，普通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净影响，至少从人类幸福的观点来看是这样，但是她不确定这一点。

茱莉亚和杰夫就此讨论过，这让她非常不安。一旦放弃孩子的预期感觉很真实，就让人感到害怕和痛苦。他们开始思考折中的方案。他们打消了国际领养的想法，这太昂贵了，但是他们认为抚育一个从美国寄养所领养来的孩子还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她知道生活在寄养所而没有被领养的孩子的结局是可怕的——无家可归、自杀、吸毒。当然，因为这样的原因，领养这样一个孩子是有风险的——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茱莉亚在十二岁时就有了领养的想法，但是当她开始认真调查时才发现，事情发展成灾难的可能性有多高，她迟疑了。而且，你绝不会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会是如何，即使是和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起生活；拥有任何一种孩子都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摧毁的危机之下。

茱莉亚告诉她的父母她正在考虑不要孩子。她父亲说：“这听起来不像是会让你幸福。”茱莉亚回答，她的幸福不是唯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观念非常奇怪，他们认为没什么好说的，就草草结束了对话。

杰夫推测，他们其中一个孩子很可能在长大后会认为捐钱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必要的事。他们不能假设孩子在这件事上和自己一样激进——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孩子会回归到平均水平，但有可能不会始终如一。他推算，如果孩子捐出收入的百分之十，那么就会收支相抵。也就是说，他们孩子会捐出的钱和他们由于要养孩子而没能捐出去的钱相当。当然，这并没有考虑到现在捐钱要比以后捐更好，尤其是涉及全球变暖和艾滋病等紧急情况，所以，在计算中应该把某些折扣也考虑在内。所有这些都让茱莉亚暂时感觉好受些，即使她意识到，对一个孩子说他们期待他以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来为自己的存在买单是件奇怪的事。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个古怪的母亲，而她的孩子也可能会同样古怪，所以，也许对她其中一个孩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最终，在二十八岁生日之前的某个时候，茱莉亚决定要试着怀孕。他们的孩子莉莉出生于二〇一四年的早春。随后，茱莉亚开始观察自己的反应，看做母亲这件事是否真的改变了她。

茱莉亚：我已经注意到任何提及小孩子受伤的话题都会让我的胃很难受。如果人们一直讨论这样的问题，我就没法继续待在房间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有一些做了父母的合作者说他们和受伤的小孩在一起会太痛苦以至于无法做事，所以我知道人们会这样，但我那时候不认为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离开莉莉返回工作岗位的想法让她不安，但她知道必须要重新开始挣钱，这样她才可以持续地捐钱。她感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她的钱，就和莉莉需要她陪伴一样，即使他们的需要不能像莉莉那样打动她。

在茱莉亚怀孕前不久，杰夫的妈妈苏西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茱莉亚分娩的那天苏西病得很重，但她尚能支撑着给莉莉接生。她是她的第一个孙女，也是她作为接生员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千一百八十九个孩子。第二天她就住进了医院。她并不期待要活多久。在那段悲惨的时期，家人们轮流照顾莉莉，抱着她的小身体是他们能够感到快乐和放松的少有的几种途径之一。

当茱莉亚发现苏西得了癌症之后，她非常难过，就像自己的妈妈得了癌症一样，她几乎就是她的妈妈——茱莉亚曾经住在杰夫父母家里两年多。在最初的惊讶过后，茱莉亚鼓起对家人和陌生人的信念，刺激和测试它们，想看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她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当彼得·辛格的妈妈患了晚期阿尔兹海默症时，茱莉亚知道，辛格违背了他关于给予和人格的理论，花了很多钱请护工照料她。“也许这比我以前认为的要更加困难，”他说，“当对象是自己的母亲时，真的很难。”也许为自己生病的母亲花钱的理由和她生养一个孩子的理由一样正确：如果你不那么做，将很有可能要承受可怕而苦涩的后悔，这会使你在后来捐钱给别人时感到酸楚不已。但是当她想到捐赠时，她发现自己的信念并没有改变。

茱莉亚：有些人会说：“我资助了某某研究，即使我知道这并不划算，因为我的妹妹不喜欢这个研究。”在和这些人聊天时，我总是感觉很不好，心想我绝不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我想知道，如果我喜欢的某个人不喜欢我做的事的话，我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但是这真的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关于捐赠的想法。我爱苏西，我不想让她生病；其他人也爱他们的妈妈，不想让他们的妈妈生病。如果可以选择是让十个家庭还是一个家庭免受这种折磨，即使那一个家庭是我的，我也会每次都选择那十个家庭。如果他们的妈妈（或不管是谁）花更少的钱就能治愈，我们应该先治愈她们。我不想经受这些，但是他们也不想。

她知道这解释起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甚至会比以前有更多分歧，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这是慷慨的或正义的，或者是一种爱的缺乏。茱莉亚知道这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关于什么是爱的观念，她并没有期待那么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