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爱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爱。她感到被她所爱的人围绕，就像她为他们分担重负一样，他们也会分担她的，并在她跌落的时候抓住她。

在塞内加尔待了可怕的几个月以后，金伯利·布朗-惠尔被主教派到马里兰州埃塞克斯的一所教堂里做牧师。埃塞克斯是从巴尔的摩东面起跨过巴克河的一片并不美丽的随意伸展开去的土地。主干道东大街上的很多店面都被栅栏围了起来，没有被围起来的有酒吧、证券机构、当铺和二手车铺。教堂是一栋大型白色隔板建筑，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这一漫长的历史——加上教区将自己看作是受尊重的劳动人民聚居的郊区，而非任由无家可归者在商厦后面冻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问题。

集会是分开进行的。周日早上先是传统的联合卫理公会仪式，有唱诗班和管风琴伴奏；随后是现代仪式，播放录制的流行音乐、DVD和幻灯片。这个分割并非没有包含敌意。较年长的成员不喜欢现代仪式，他们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教堂仪式，但也警觉地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一年年减少，而现代仪式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金伯利精力充沛，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她说话像连珠炮似的，很爱笑，常常发自肺腑地笑得很大声。在教堂她总是抚摸和拥抱信众，当音乐响起时则充满活力地拍手或摇摆起来。

她是教会里第一位女牧师，有人对此并不乐意。有些下流的纸条被放到奉献盘里或讲道坛上，也有些送来的邮件。有人当面告诉她，他们不希望她在那里，他们会让主教将她调走。但是，在她工作过的每个教堂里，她都是第一个女牧师，所以她已经习惯了。她想：我能够爱他们到给我一个机会的程度吗？因为她是个女人，有的人离开了；而其他人则恼怒于那些人的离开，并因此责备她。但她对此并不觉得太糟——她不能改变她的性别，她说，她并没有要求到这个教堂来工作，是主教调她来的。另外，冲突也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教堂不是社交俱乐部，它有为基督赢得信众的使命，而她的工作就是推进这一使命。做这项工作通常都是不舒服的，如果她只是迎合大家，她就做不了工作。

她热爱工作。她喜欢主持婚礼，甚至葬礼，虽然葬礼要更难一些，因为她要在讲道坛上站更久，久到让她开始为死者感到悲伤。她觉得，在如此意义深远而亲密的时刻被一个家庭视为它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权。甚至在平常的日子里，每次她走进教堂都感觉得到了升华。

她总是会发一些小纸条或生日卡，或者给人们打电话；如果她最近没有见过某人，她会联系他，弄清楚他是不是还好；如果有人问她一个问题，她会反问他这个问题。偶尔她会发现自己刚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打了电话给他，或者向婚姻正面临崩溃的某人问好，又或是送了一张生日卡片给没人会注意到他生日的人。她的教会里有很多孤独的人，他们或许认识一些上班的同事，但并没有家庭或任何亲密的人。在那些幸运的时刻，她感到庆幸，并相信上帝在那些日子里启发了她，所以她才会知道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去做。当然她并不总是能解决他人的问题，但是她会告诉他们，我是你教会里的姐妹，你无须独自承受这一重负。

多年来她已经学会了仔细聆听，因为通常其他人问她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他可能在谈论失业或者婚姻中的困难，然而真正的问题却是酗酒或毒品。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家庭带着绝望来找她，他们刚刚买了一套房子，接连生了三个小孩，由于金钱问题而苦苦挣扎。她和其他一些教会成员筹备了一个基金，在没有告知对方的情况下帮这对夫妇付了抵押贷款。但事情的真相却是丈夫沉迷于色情电话热线，这一点，而非房子或三个年幼的孩子，才是他们没钱的原因。

她的一些同事觉得她感情过剩，太有同情心，而这对一个女牧师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它会干扰判断，或者令人心灰意冷。但她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她根本忍不住：超然不是她的本性。如果有人告诉她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很糟糕，把她弄哭了，她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这只是向他表明她能够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当某个她认识的人遭遇背叛时——背叛信仰尤其令她恐惧，她完全不能理解，她曾见过这种背叛是如何毁掉一个人的——她也会感到受伤和生气。她逐渐开始爱很多教区居民，她对他们说，我爱你。她教堂里的一个成员是牧师的孩子，他告诉她，以前从没有听牧师这样说过。她爱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爱。她感到被她所爱的人围绕，就像她为他们分担重负一样，他们也会分担她的，并在她跌落的时候抓住她。

她提供的不仅是舒适。孤独与不幸是不好的，但是还有更糟的事情。罪恶更糟，过一种好的生活不仅仅是感到快乐。所以，当她和教区居民说话时，她鼓励他们坚持以最好的自己作为行为标准。这比仅是聆听做起来更不舒服，但她相信，如果有人能够感到她这样说是出于爱，不管他做了什么她都会一样爱他，他就会听得进去。如果有人对自己的配偶不忠或饮酒太多，她觉得帮助他停下来就是她的工作。有时会有人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而且她提出的要求会让她更讨人厌。这让她难过，因为她希望自己被喜欢，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去做，也知道事情并不总会好起来。她知道有的牧师需要被每个人爱，那些牧师仅仅是地图上的标记——如果你那样感受，你就不能完成任何事情。

从精神上讲，她并不认为做牧师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更高层面。她和其他人一样是个罪人，也非常需要一个拯救者。但对她而言，有些不一样。如果她没有正确地行动，人们就会想：好吧，如果她都没有做，我当然也不需要担心任何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或者，如果连牧师都并不比我做得好，那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好的？或许她的确有理由发脾气，又或许她确实有某种理由才做了一场无聊的布道，但是没有人会体谅——他们只会看到她为上帝做的工作一塌糊涂，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有一次，她教会里的一个女孩才上高中就怀了孕，并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女孩的妈妈将她赶出了家门，直到孩子父亲那边的家人介入此事。这期间金伯利告诉那个女孩会没事的，并给了她需要的各种帮助，让她走出困境。女孩的妈妈对此并不感激，她觉得金伯利是在干涉，而那个妈妈最终加入了别的教会，这反过来在那些喜欢妈妈一方并感到金伯利不应该冒犯妈妈的教会成员中引起了怨恨情绪。

金伯利发现整件事都很令人困惑。父母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把她像垃圾一样扔掉，尤其是在她那样年轻、那样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是你不应做的事。她并非因此就不喜欢那位妈妈——她从没有不喜欢谁——她努力去理解。她知道那位妈妈是一个单身母亲，或许她的愤怒和失望要更多一些，因为她知道女儿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艰难，但那并不能为她把自己女儿赶出家门做辩护。金伯利判断，在那种情形下必定有她还没意识到的东西，某些能够解释一个母亲为何能以那种方式拒绝自己女儿的关键信息。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情形再次上演，这次是另一个妈妈和另一个同样年轻且怀了孕的女儿，都是常来做礼拜的人，而金伯利又一次困惑了。女儿悲伤而迷茫，打电话给金伯利问是不是可以过来，因为她很孤独，需要和妈妈说话，任何一个妈妈都可以。金伯利对自己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根本无法理解。

她想要做大事。上帝很伟大并做着伟大的事。她不仅是在侍奉教会或者教会中的人，也是在侍奉上帝，而那意味着她必须尽力鞭策自己，虽然那时她还不能对责任的体量与重量想得太多，因为那可能会令她失去勇气。怎么能要求她做的任何事都对上帝足够好呢？她知道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太严格或太积极，以免让会众筋疲力尽。如果有人传话说她会把人榨干，因为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那么就没人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她也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除了侍奉上帝，教堂里还有很多事情在进行。晚上有成人课堂，《圣经》学习或者读书小组——他们会读当代作者写的宗教类书籍或能被提取出宗教主题的大众读物。有时还有一些更实用的课程——关于个人理财、家庭教育。教堂里还会举行聚会：有匿名戒酒者协会、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后者对参加聚会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背景调查与指纹采集。那里白天有护理中心，晚上有驾校，同时也是男人和女人讨论家庭与工作问题的地方。

这些事情都很好，但它们只是帮助了特定人群，还有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被帮助到。所以金伯利启动了一个食物储备中心计划，劝各种机构捐给她食物以储备起来，很快她每月就能收集到四千到七千公斤的食物，她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保管，再分为适宜一个个家庭的份额。她将厕所用品派发出去，将二手的外套、毯子、帐篷和油布捐给睡在外面的无家可归的人。每个月她都问自己是否有钱保证食物储备中心继续运作，如果经济不景气或人们很焦虑的话，他们会不会继续捐钱？

在教堂旁边有块荒地，堆满了又老又旧的运动设备。她将垃圾清走，开辟苗床，种了蔬菜和果树，有梨树、桃树和苹果树。这让她感到幸福，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种植东西让她感觉良好。她认为，对于食物储备中心而言，拥有新鲜的自家种植的蔬菜和水果是多么棒的事情啊！但后来果树上的果实被偷走了。这先是令她很受伤——她几乎对这些果树有了类似母爱的感觉，但随后她想偷这些果实的人或许比她更需要它们吧。

她创建了一个热食部门——她觉得“流动厨房”听起来有点压抑——每周三中午开放，他认为可以用作聚会场所，大家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社交需要也得到了满足。因为教堂对此没有预算，她就尽力募集资金，并用自己的钱支付了剩余的部分。她得了解每周在这个时间会出现的是哪些流浪汉。他们的生活很复杂，她试着帮助他们。他们中的多数都有精神上或身体上的残疾，这意味着他们总是有处方药需要吃却没有钱买。他们需要巴士费回到他们睡觉的地方。在知道他们中的一些是瘾君子以后，她试着不给他们那么多钱以避免使他们陷入麻烦，但她并不对此进行检查，当他们声称自己需要某种东西时，她就相信他们的话。她知道自己有时候会被欺骗，而那总是让她有种做出妥协的感觉。

当她了解了附近的流浪汉后，她意识到他们无处可去。镇上有个为女人和孩子服务的庇护所，但没有为他们服务的，所以每年冬天他们中都会有人被冻死。在最冷的月份中，她似乎每一两周就会听到有人死了，有些是她认识的，有些还吃过她做的饭。她忍受不了，尤其是因为教堂里非常暖和，有厨房和卫生间，而且在夜里也没有人使用。她决定在天气寒冷时将楼上变成庇护所，但很多人对这个想法持反对意见。这涉及教堂建筑的翻修，意味着流浪汉将整夜留在教堂。人们并不喜欢改变，他们希望教堂是他们儿时的样子。人们怀疑她会亲吻从巴尔的摩来的流浪汉，尽管她告诉大家在埃塞克斯就有许多流浪汉。

人们总是为各种事情操心。要是那些流浪汉一把火把教堂给烧了呢？要是其中一个受伤并被起诉了呢？要是某个流浪汉攻击别人，或是骚扰女童子军或男童子军呢？事情变得很尴尬。那些不想建庇护所的人开始了一个以摆脱她为目的的运动。她对她的会众说，这是你的教堂，你终生都拥有这个教堂，你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如果有人必须要走，那走的应该是我。

最终她建议，不把教堂当作庇护所，而是把她的家即牧师公馆给那些人用——她和她的家人搬到另外的地方住。人们同样不喜欢这个想法，他们希望牧师就住在牧师公馆里，而不是一大群流浪汉住在那里，但这听起来比让他们住在教堂里要好点，最终会众投票同意了。很多人都威胁着要离开，但最终没有人这么做。

金伯利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搬了出去，第二天流浪汉就搬了进来。搬出去是容易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每次他们去国外传教就要抛弃所有东西，等再回来时，他们就借东西来用，或者人们会将自己不想要的老物件捐给他们。通常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金伯利会对理查德说，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二十年了或二十五年了，但还从没有拥有过一个沙发。某天她对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沙发，但这也就是说说而已。如果到现在上帝都没有为他们安排一个属于自己的沙发，那么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沙发。

在金伯利成长的过程中，倒是有沙发而没上帝。她父母告诉她，他们是在教堂茶话会上认识的，但那其实是个酒吧。她爸爸来自俄克拉荷马，在战时服完了兵役，来芝加哥继续大学学业，完成工程学方向的毕业作品。她妈妈是一个捷克移民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当时在酒吧上班。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五个小孩，金伯利是其中最小的，出生于一九五五年。

金伯利的父亲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选择这份职业部分是出于专业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出于热爱。他们在全国不断搬家，一年一次、两次、三次，以便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总是在看其他州的不动产广告——密歇根州、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考虑下次搬家会去哪里。在那些日子里，他是个醉鬼。他喝酒最厉害的时候金伯利还很小，她说她不记得了，但在她长大一些后，有很多次他从车上摔下来后会消失数日，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家里总是会发生争吵。

她父亲最终停止了酗酒，开始去匿名戒酒者协会，不过到那个时候金伯利的两个最大的哥哥却开始酗酒了。那时她正在上高中，她最大的哥哥戴维是个瘾君子，总是被逮捕，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在死寂的黑夜里，总有警察重重地敲响她家的大门。他将一些令人害怕的朋友带回家，那些朋友勒索、偷窃，戴维也跟着勒索、偷窃。她父母为这些事情而争吵，但也无济于事。等金伯利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戴维差点被人打死，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他非常讨厌，完全不顾及他人，也从不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他的生活是如此混乱，一件坏事接着一件坏事，他的死讯似乎只是其中一件坏事而已。多年以来金伯利目睹了这一切，对戴维而言，事情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善终。

她爱她二哥蒂姆。他也是个酒鬼，但对他的小妹妹很好。他是个嬉皮士，总爱到处转悠，遇到人就带他们回家吃饭或待着。后来，他变得无家可归。他告诉金伯利他想要成立一个袜子会：人们总是给那些流浪汉捐大衣，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们捐袜子，而他们很需要袜子。他最后生活在拉斯维加斯，那里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与大量酗酒者。最终，他结了婚并设法重新开始工作，但那个时候酒精已经毁了他的肾脏、肝脏和心脏，最后他去世了。

尽管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她哥哥们身上发生了那些事情，金伯利发展出了一种被她父亲称为盲目乐观的人格特征。她总是认为人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善的，事情总会有好结果。她父亲告诉她，她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她长大一些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也并不想改变什么。在她去国外传教之前，她担心见到太多的贫困与绝望会令她心肠坚硬——她不得不避开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因为那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

她是个幸福的孩子，但也注意到了痛苦。她总是将迷路的动物带回家，这让喜欢保持房子清洁的妈妈感到很厌烦；她看到杰里·刘易斯为肌肉萎缩症拍的电视节目时哭得一塌糊涂；为了步行募捐，她会走好几公里；她将自己兼职当保姆挣来的钱捐给大街上看到的人。她父母认为这很怪异，她对他们说，她喜欢捐东西。但是她从未将任何事与上帝联系到一起，直到她十三岁。那时她住在阿肯色州，她的一个朋友带她去了镇上的南方浸礼会教堂。在那之前，她连进教堂都有点害怕，但那一次她进去后却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家。她想，我要找到一种能留在这里的办法。

这不是那种由几个家族控制的、女孩独自前来都会引人注目的小教堂。这是一间大教堂，组织良好，有青年唱诗班、青年团契和很多小孩子的项目，很快她就一天去两次了。她父母都不信教，他们担心她会变成一个怪人，担心这间教堂宣扬某种狂热崇拜。她妈妈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正变得狂热。金伯利回答，她觉得这正是上帝想要她做的。她从没有试着让家里人和她一起去教堂，也没有人这样做。在大学里，她主修社会学和宗教研究，并在附近的几所教堂里参与几个儿童项目。有一天，一个教堂的牧师问她，是否考虑过成为一名被任命的牧师。她吃了一惊，她以前并不知道女人也可以成为牧师。但当这个念头呈现在她面前的瞬间，她意识到这正是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种在教堂里度过余生的办法。

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她遇见了理查德。理查德和金伯利来自同样困难的家庭，只不过造成困难的原因不同。他在巴尔的摩西南部长大，那是相当艰苦的地区。他父亲在米德堡的部队工作，在一所老学校做纪律督查。他期望别人对他绝对顺从，如果不是这样，他会很生气。当他下班回来时，家里的晚餐必须已经准备好了。等他吃完饭，他会起身去看电视直至上床睡觉。孩子们在饭桌上不许说话，在他离开餐桌后不能再吃东西。理查德还小的时候，他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去过几次教堂，但有一年复活节前夜有人偷走了他们家汽车的电池，理查德的父亲将这件事看作一个征兆，再也不去教堂了。理查德关于父亲最好的记忆是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二年艾格尼斯飓风来临期间冲进雨中，在山底下救助被洪水淹没的家庭，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理查德认为他的父母对孩子没什么感情。上了大学之后，他搬到了离校园只有八公里的地方居住，对他母亲而言，他就此离开了，她从没联系过他。后来，等他学会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判定母亲缺少人类的同理心。或许是由于他父母与他相处的方式，或许是他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像他父母，理查德很冷淡，几乎总是沉默不语。他看起来似乎很严厉，对人爱理不理，迟钝到了粗鲁的程度。他看待一切事情都是非对即错，没有任何中间的灰色地带。金伯利的妈妈很不喜欢他，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就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了帮理查德获得足以应对牧师职责的社交能力，金伯利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们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从马里兰的寄养所领养了最大的孩子，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女孩，那时她才六个月大。领养了萨拉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彼得。不久以后，当他们被分派到格林纳达做传教士时，他们又收养了凯西，当时她无家可归。凯西最后到了看护中心。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叔叔朝她头部摔了一个酒瓶，损害了她的大脑。她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最终留下了残疾。

金伯利并没有事先仔细考虑过这些事情，她没有计划要收养小孩，事情就那样发生了。很多人认为他们收养一个混血小孩是错的，而收养一个外国黑人小孩并将她带离自己的出生地更是错上加错，不过这一切对金伯利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她并不在乎孩子是什么肤色，只要他们需要一个家。在她和理查德去国外传教的过程中，很多人看见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黑人小孩，也请求他们收养自己的孩子，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但金伯利拒绝了，她并不想让孩子离开他们的父母。另外，她感到三个孩子已经足够了。他们不是孤儿院，而是一个家庭。

早先，他们结婚前不久，金伯利和理查德申请了一个传教任务并被分派到了安圭拉岛9。这次派遣和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原本期待看见上帝的教会的另一个部分，看见更大的世界，然而安圭拉岛长二十六公里，宽五公里，&nbsp；共有六千名居民，他们的世界非但没有扩大反而显著地缩小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喜欢上了那里的地域亲切感：他们了解每个人，每个人也了解他们，要走出去或者谈生意没有长期的交际是不可能的。周日他们会开着车在岛上转悠，在几个不同的教堂里布道。这里和美国非常不同，在美国教堂是很边缘的，而在安圭拉岛，教堂是一切的中心。那个地方是那样小，她发现自己无须任何努力就已经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

他们和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搬到了岛上，而困难也开始呈现出来。彼得总是生病，不生病的时候又总是受伤，这使生活在一个没什么医疗救助的地方变得很艰难。彼得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会吃东西，必须被强行喂养；他在婴儿期得过败血症，随后到他们上任的时候，他又被葡萄球菌感染并迅速发展为全身病变。金伯利把水烧开了再用，把他的尿布放水里煮，用含氯的消毒液浸泡绿叶菜，但他还是会生病。离开安圭拉岛之后，他们被分派到了另外一个岛，格林纳达。在那里彼得掉进了一个排水沟，一根污水管刺穿了他的腹部。他还被蜜蜂叮咬，有过一次过敏性休克。后来理查德也生了病——他中风了，还得了登革热。不过他们都挺过来了。

去了格林纳达后，他们回到了美国，这样理查德才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有了这个学位他才有在海外神学院任教的资格。他们本来要去津巴布韦，但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恶化，他们没有拿到签证；后来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改派他们到莫桑比克。因为派遣是最后一刻下达的，他们连一个葡萄牙语单词都不会说就上了飞机。

那是一九九三年，十五年内战刚刚结束，这个国家处境困难。搞清楚如何捐献是很难的，捐助需求极大。如果金伯利设法给某个小孩食物或一瓶水，一大群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跟上来。理查德在城外的一所泛基督教神学院教礼拜仪式，她则为农村教会编神学读本，去妇女中心工作，开办研读《圣经》的课程，并教当地人英语。

战争期间，传教士曾被撤离或驱逐，因为那些地方在打仗之前是不能逗留的。金伯利不知道当她到达那里时会被如何接待：人们会觉得教会曾经抛弃了他们吗？但她发现在很多地方，人们一直在等待，就好像知道总有一天教会会回来似的。从传教士的角度看，莫桑比克是令人愉快的。成百上千的人涌入教堂，年轻人、老人，每个人。金伯利感受到了她在美国从没有感受过的——你能提供上帝的话语，而人们总是觉得不够。首府的人到教堂里去，乡村的人则聚在树底下举行仪式。好像在几十年的不幸与压抑之后，某种宗教情感一涌而出，他们来寻找上帝。她想：我可能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了。

并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会放弃传统的信念，但理查德和金伯利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传教士一样，开始感到过去的传教士对此太严厉了。比起只接受那些准备拒绝他们所知的一切的皈依者，欢迎人们进入教会并采用一套混合的信念要更好些。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这些信念彼此接纳，比如说，先祖看护着你的信念和圣人的信念就很契合。当然，有些习惯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一夫多妻制就很棘手。但如果这种婚姻已经是既成事实，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只能接受，并抱有乐观的希望。

尽管金伯利对教会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人们还是不理解她在那里做的事情。他们想知道她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她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她会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吗？如果真是这样又会怎样呢？他们看到萨拉和凯西都不是她自己亲生的，于是他们假定她一定会让她们当仆人。当她解释说她们并不是仆人而是她家庭的一分子时，他们感到很困惑。

有一天，理查德在大街上被袭击了，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袭击者偷了他的钱和衣服，并掐住了他的喉咙直到他倒下去。袭击发生在大白天繁忙的大街上，但没有人上来帮忙。正是这一点让理查德感到愤怒——对他而言，没有人来帮忙比受到袭击还要糟糕。

另有一天，他们全家驾驶着卡车从北面驶离马普托。金伯利曾将一些神学材料编在一起，他们打算去农村地区会见几个非官方的牧师，把文献交给他们，并组织专业的培训。他们的第一站是一家卫理公会医院，他们将卡车留在锁起来的医院院子里，和当地的一个传教士去吃饭，等他们再回来时，卡车车门已经被撬开，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不只是他们的衣服，还包括金伯利准备的宗教文献。警察对他们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邻镇的超市，因为他们的东西很可能在那里被出售，他们能够用不太多的钱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他们开车到镇里，理查德走进了超市，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注意——这是个小镇子，他们引人注目。许多人很快就围着卡车聚集起来，大家看见凯西以后（当时她大约四岁，坐在卡车后面）指着她大声叫嚷起来。金伯利花了些时间才弄明白他们在叫嚷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越聚越多，威胁也越来越大——一共聚集了几百个人。

他们叫嚷说，金伯利是中国人，绑架了莫桑比克的孩子凯西，为了她的器官要把她卖掉。他们叫嚷着要把孩子要回来。人们开始使劲击打卡车，撕扯着车厢上轻薄的铝合金车皮，三个孩子缩成一团，萨拉和彼得用他们的身体护着凯西。在之前的抢劫中车皮已经被撕开了，口子越扯越大。等理查德回来的时候，他对人群挥舞着凯西的护照以证明她是美国籍，不过人们仍然大喊着护照是假的，并不断撞击卡车，试图将凯西抢过来。最后，警察到了，朝天空开枪，他们才得以将车开走。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们发现彼得的心理有些反常，需要治疗，所以教会准许金伯利休病假，带彼得和凯西回家并评估这一损害。金伯利的父母请求她不要再回莫桑比克，甚至教会中也有人希望他们留在家里，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回去。他们不想放弃已经开始的工作，不想被说成是传教士在莫桑比克遭到攻击，不得不撤出来，那会让接替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教会正处于令人激动的扩张中，急需帮助之时。

金伯利说：生活是有风险的。你在家也可能受到攻击，也可能生病。她觉得他们做出了一个承诺，她想遵守它。她觉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好事，她想完成它。人们对她说，他们绝对做不出她所做的事，去到类似莫桑比克的危险之地当一名传教士。但她想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对他们说，为什么做不了？收拾你的行囊，出去走走，看看我如何帮助别人。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多。去试试吧！

二〇〇六年，金伯利和理查德被派到塞内加尔。这次真的是一次传教之旅。这国家的人口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穆斯林，不存在卫理公会的教会；这里的据点只是象牙海岸卫理公会大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但是首都达喀尔是移民聚居之地，那里有很多人想到欧洲去，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牧师的卫理公会教徒，于是金伯利和理查德去那里为他们建立教会。教会建了一些卫生所，他们为幼儿分发营养剂，为人们做糖尿病检查，还提供小额贷款。教会在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这件事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即使它成功了，情况也会很复杂。如果一个塞内加尔人变成了基督徒，他会被逐出原本的生活环境。穆斯林通常会拒绝与叛教者做生意，所以叛教者，乃至他的整个家庭，都很可能会活不下去。为了帮助刚刚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摆脱困境，避免这一类的灾难，过去的教会会雇用他们为教会工作。金伯利明白这个原因，但同时这也让她不舒服——这就像是在为改变宗教信仰买单，这种感觉令人苦恼。

教会让他们住在海边一个村庄的房子里。食物是个问题。面包由政府补助，所以他们总能买到，但要弄到其他食物就困难了。有个男人带着六个土豆经过，她想买下它们，但又担心如果她把这些土豆全买了下来，下一个人就要挨饿了，于是她只买了两三个。

他们生活的地方对待女性很保守，金伯利并没有多少能做的事。理查德可以到处去布道和施洗礼，但没有人会接受一个女牧师。对凯西而言甚至更难。萨拉和彼得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靠自己生活，但凯西和父母去了塞内加尔，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女孩和年轻女人总是待在屋子里。由于凯西是个年轻的美国女人，也由于她智力上的缺陷，她外出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上来盯着她看。没过多久，她就不再出门了。她从没有和父母之外的人说过话。金伯利觉得，让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一直待在屋里是一件可怕的、有违天性的事，但让她出去却更糟。

凯西试着在网上完成自己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业。她本来是一个阳光爱笑的孩子，但几个月之后，她变得抑郁起来。金伯利很不愿意看见凯西如此痛苦，但中断教会的委任对她来说似乎也不可接受，她希望他们能够应付过去。事情总会有所好转的，她想，以前也总是这样。但是事情并没有好转，金伯利越来越担心和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开始害怕这段经历会摧毁凯西的生活。她感到她对教会的奉献是绝对的，就像她对凯西的奉献一样绝对，但教会可以让很多人来塞内加尔传教，而凯西却只有一个妈妈。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打电话给主教，询问她是否可以回家。这时，不可思议的好运到来了——“那些属神的事之一”，金伯利想，就像她经常想的那样——就在她决定不能再让凯西留在塞内加尔之前不久，埃塞克斯教会的牧师突然去世，主教把这个职位给了她。这之后不久，同一区域的另一个适合理查德的职位也空了出来。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以至于她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她知道在塞内加尔的艰难岁月自有其原因，她相信这一艰难岁月的结束也自有其原因，至于那些原因是什么她就不得而知了。

你绝不会知道上帝行事的原因，你绝不会知道孩子们会长成什么样或者你对他们说过的话是否会起作用。凯西在埃塞克斯街边的一所小学找到了一份午餐服务的工作，随后她在网上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是个白人，比她年纪要大，住在圣路易斯东部，但和她一样有后天的残疾——他还是小孩时遭遇了一次脑损伤，从很高的楼梯上被推下来——她觉得她发现了一个同类的灵魂。在通信一段时间后，她决定去会会他。金伯利很不愿意让她去，担心那个男人不怀好意，会占凯西便宜，她不认识一个能够在圣路易斯看着凯西的人，但她知道不能限制凯西的自由，让她变成一名囚犯，不管她有多么脆弱。

凯西最终搬去和这个男人住在一起。他住在很穷的街区，在那里白人和黑人住在一起是不正常的，会遭到抵制。他有残疾，他的整个家庭都要依靠政府的各种救济维持生活，但凯西出去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有福利的全职工作，在一个超市的烘焙部门。他们没有结婚，这让金伯利有些伤心，但总的说来情况比她害怕的要好很多，她觉得应该感到庆幸。

彼得在莫桑比克时就开始骑马，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国家级障碍赛选手。他个子太高了，做不了平地赛马师，于是就成了障碍赛骑手，有一阵子在一个猎狐家族的畜棚干活。最后，他在巴尔的摩东南面的月桂苑赛马场做练习骑手和驯马师。他不骑马的时候，总是在骑他的轻型摩托车。金伯利担心他对肾上腺素上瘾，所有这些他正在做的非常危险的事情都会导致灾难。确实，他出过几次很严重的事故，但骨头一痊愈他就会立刻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他从不去教堂，那让他感到痛苦，但他总是愿意到食物储藏室来帮忙。在醉酒、嗑药、赌博和腐败这些道路中间，他保持着干净和体面，即使他不去教堂，她还是觉得教理已经感染了他，让他成了一个好人。

萨拉从大学毕业后在“世界面包”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关注饥饿问题的基督教游说组织，她在那里谋划筹款项目。对金伯利而言，募集资金来筹备一顿盛大的宴会以减轻饥饿似乎有些怪异，但萨拉说这就是事情运作的方式，她接受这个。后来，萨拉去了烹饪学校，并和一名律师结了婚。他们定居在丹佛，萨拉成了一名项目规划师。他们搬进了城里的高层建筑，有代客泊车和门卫服务。她和她丈夫都是美食家，他们花了很多钱去饭店吃饭。对金伯利来说，所有这一切都非常陌生。她无法想象花十五或二十美元以上去吃一顿饭，那最多只是一顿饭，四五个小时以后你就需要吃另外一顿。但萨拉和她的独生子依然按时来教堂，她对此心存感激。

在回到埃塞克斯教会一两年后的某天，金伯利看见一则新闻报道，说当地某个年轻女人需要肾脏移植。她先前所在教会的助手做过肾移植，所以她知道肾病有多可怕以及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是多么幸运。看到这个报道时她想，愿上帝保佑她吧，她还年轻，移植对她意义太大了。那上面留了电话号码，打那个号码就可以安排测试，看看自己是不是匹配者，她想，为什么不呢？于是她直接拨了那个电话。

结果她和这个女人不匹配，但护士问她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肾捐给别的什么人。因为她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就想，为什么不能把它捐给另一个陌生人呢？所以她回答说同意。他们询问她是否需要知道接受者是谁，她回答不用。她觉得见见那个人是挺好的，但只有当对方也愿意时才行。随后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由于三个小孩中有两个是收养的，她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概率与他们配型成功。她对丈夫说，如果其中一个孩子需要肾的话，那就只有指望他了。她想：只有两三天的不适而已，为什么不做呢？我是说，如果你空有一颗好肾不用，为什么不把它让给别人？

捐肾对她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它的具象性：她知道她在帮助某个人，也知道究竟是怎样帮助的。她自认为自己的事业是帮助别人，但是她整天做的只是不停地说——她在礼拜天布道，在葬礼上布道，在婚礼上布道，去医院探望教区居民时布道——她常常怀疑她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义。等她到家时，总有很多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讨要食物或车旅费或一间过夜的屋子。她喜欢人们想着到教会去寻求帮助，但如果她不认识这个人，她担心给他的钱会被拿去买酒精或毒品，或者会让受助者对她产生依赖。

有时候事情也会出错。比如有一次，她和一群教区居民为家庭庇护所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但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吃，因为庇护所忘记把这个活动放进日程安排了。还有一次，他们问庇护所里的七十个孩子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之后教区居民花了很多钱为他们买了那些东西，然而礼物却被偷走了。帮助别人是艰难而复杂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她免除了继续帮助别人的义务——她有这个义务，但这做起来很难。捐肾不一样，她知道这一定会帮到某个人，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和罕见的机会。另外，她总是那么狂热和勤奋，就连睡觉也想着要完成某件事，那么遵循多日来一再被强化的激情似乎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她手术后顺利地康复了。她不使用医院里的吗啡点滴（她声称自己老是找不到呼叫按钮，虽然它就安装在她床上），所以护士给她开了泰勒诺，将她送回了家，她也没有服用。医院送给她一盆盆栽作为谢礼，她将它称为“她的移植”。她在一周内回到了工作岗位。“天哪，”她说，“得个流感都比这个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