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觉得把一个器官捐给陌生人不仅不值得赞赏，甚至是堕落的、违背良心的，这违反了人类的天性。

在被允许捐出一个肾之前，金伯利·布朗-威尔被要求做了一个心理测试，以便医院彻底弄清楚她不是受到强迫来捐肾，也不是疯了。这一测试对她来说并不难，负责检查的心理学家似乎发现一个牧师这样慷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体验不同寻常。医生常常受到这一念头的干扰，为一个不能从中受益只能承受伤害的健康人做手术，似乎违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有的移植项目根本就拒绝利他主义的捐献者。一旦允许将肾捐献给非亲属，很多人，尤其是医生，便会发现，给陌生人捐献器官成了行善者的一种新手段，那些被称为利他主义者的捐献者都很奇怪，甚至令人讨厌。

现如今，肾通常是通过腹腔镜手术取出，只会留下很小的伤疤。捐献者常常在两到四周内就感觉恢复了正常，剩下的那颗肾也会运转起来弥补不足，并发症的风险很低。但是，如果捐献者得了肾病，就会影响到两颗肾。所以，只要捐献者还病着，就不能捐掉他多余的那颗肾（如果另一颗在事故中受到损伤，或者他得了肾癌，多余的那颗肾还是有用的）。尽管如此，肾带来的性活力和手术对身体的伤害仍然阻止人们这样做。对某些人而言，捐献的道德逻辑似乎是非人道的自杀式理性。毕竟，如果我们将身体看作是为别人而存在的多余器官的储存处，那为什么只限于肾呢？为什么不捐出我们所有的器官来挽救更多生命呢？当你开始将身体及其拥有者当作实现公益的手段，最终不就会这样吗？

金伯利出院以后，她的生活依然如常。她没有联系那个接受了她的肾的男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虽然医院告诉她移植进行得很顺利，他也很好。她的经历在其单纯性与简洁性上都非比寻常。几乎同一时间，在不远的地方，保罗·瓦格纳也打算将自己的肾捐给一个陌生人，他的经验则完全不同。

保罗是位于费城的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的采购经理，那是家提供采暖产品与空调的批发商。他四十岁，和配偶亚伦住在一套小公寓里。他妈妈在六个月前快满六十岁的时候死于肉状瘤病。他们过去关系并不好——在他成长期间，她有吸食海洛因的问题。他曾是个问题少年，他将自己如今的明智和价值归因于学校教育——她的死并没有对他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

保罗认为自己是个干巴巴的人——简单粗暴、郁郁寡欢，有时候还显得粗鲁无礼。他相信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表现得像是个不懂感情的人，可能还有一点小气。而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养了两只猫和两条从庇护所救回来的上了年纪的可卡犬。他运营筹款活动联合会已有三年，也会开车为当地的流动厨房送食材。他把这些行为看作义务而非美德。他相信，只要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且他发现自己还有盈余，不管是钱、时间还是必要的资金，他都应该与人分享。分享，而不是全都捐出去。他喜欢好东西，不想变成阿米什人10。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他见到他的创造者时（他不认为自己信仰宗教，但他确实相信上帝），他能够说自己给的比拿的多。

在为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工作之前，他在银行工作。短短两年之内就从呼叫中心的职员升为分部管理者，但他认为银行的激励机制是不道德的——通过引导客户购买并非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财产品而获得奖励——于是他辞职了。青年时期，他在一个看护中心工作过，有一天，他听到上级很猥琐地谈论另一个员工，他自觉有义务向后者转述前者的话。这一处理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于是他被解雇了。从此之后，他得出结论，有时候最好是关心自己的事而不要试图帮上帝做工作。

在感恩节前一天的午休时间，保罗正在看报纸。其中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叫作“配对捐献者”的网站，需要肾移植的人可以在上面发布信息来描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情况，还可以附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们希望陌生人看见这些信息后会被感动，进而捐出自己的肾。他在电脑上输入了网站的名字，点进了“搜索病人”栏，输入了“费城”。他看到的第一个病人是盖尔·托马斯。他在屏幕上放大了她的照片，好看到全部细节。她坐在楼梯上，后面似乎是她的客厅。她是一个快七十岁的混血女人。他注视着她，试图在发式与妆容上寻找关于她个性的线索。他仔细地检查她身后的楼梯，想看出有多干净。他几乎立刻感到她就是那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血能和她的配型成功，他会捐一个肾给她。不存在反悔的问题：看着她的照片，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牵涉其中。这就好像看着一场车祸——如果不帮忙的话，他就会看不起自己。

回家以后，他和他的配偶谈了这件事：“亚伦，这是我在报上看到的一位女士，如果没有一颗新肾，她就会死去。我决定把我的肾给她。”亚伦不同意。保罗说，抱歉，但我无论如何都会做这件事。他告诉他妹妹，她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一天我需要一个肾怎么办？”他觉得那太自私了。他回答说，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可以指望，但这位女士现在快要死了。和他父亲谈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几年前，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得了肾病。保罗提出要把肾捐给她，但她和他父亲觉得向一个人索要这么多违背了他们的原则，坚持要等来自死者的肾源，结果她死了。他父亲沉默了一阵，然后对保罗说，希望他不要去做这件事。

但保罗一旦决定捐献，就仿佛感受到了召唤。平常他对医疗程序有些畏惧，这次却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所有测试。他几乎每天早晨上班都会迟到，但医院的每次预约他都按时过去。他并不担心疼痛或并发症。在他人生中仅此一次，他感到上帝对他的指引是绝对清晰的。除了测试，还有其他障碍需要克服。做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很困惑，他不确定保罗是否愿意做这个手术，于是他们和他见了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近谈话结尾，保罗吃惊地看到外科医生哭了。

保罗假定他和盖尔在手术后不会成为朋友，他已经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了。他们怎么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呢？他推测：对她来说，受惠于他感觉会很糟糕；而对他来说，让她觉得他是个圣人也很糟糕。整件事情会令人毛骨悚然，最好能够避免。但是盖尔却有不同的想法。

盖尔·托马斯是一位退休的歌剧演唱家，在被著名女高音利西亚·阿尔巴纳斯在其大师课堂上发现以后，曾去整个欧洲演出。如果说保罗是个干巴巴的人，她则相反——活泼、健谈、率真而感性。她寻找捐献者大约有一年了。她的家庭成员都与她的血型不一致，而她又不想求助朋友，所以她的女儿就在“配对捐献者”网站上为她注册了。起初发生了几件明显不靠谱的事：一个印度男人写信过来，说他能在当地做所有检查，不过她得先寄给他五千美元；后来有个得克萨斯的女人，看起来挺可靠，很想帮她，他们通信了数月，结果她两米高的儿子由于肝脏肥大需要做移植，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把你带到了圣坛，突然，新的布景下来了，你说‘我以为我要结婚了’。”盖尔说，“我想我们不会再找到另一个人了，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呢？”

就在手术前不久，保罗和盖尔第一次见了面。他们都在医院做检查。保罗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瘦子，所以盖尔就在候诊室到处寻找，锁定里面最瘦的人后就穿过人群，向对方介绍了自己。对她而言，这次见面棒极了，似乎他们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保罗努力保持着友好，但其实他整个人都晕乎乎的。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就要接受他的肾的生气勃勃的女人，也不清楚应该体会到怎样的感情。他妈妈去世不到一年，而他现在很可能要与另一个生病的老女人纠缠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呢？捐出一个肾，为自己找到一个新妈妈——还有什么比这更扭曲呢？他也担心去见盖尔是一件糟糕的事，这让他感到内疚。接受她的谢意会降低他行为的价值吗？如果他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接受这些感谢，他是否会是一个更好的人？他的捐献现在变成一件仅仅是取悦自我的事了吗？他到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手术本身已经把他弄垮了，他非常疲惫。后来，当他坐在医院病床上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的女人在新闻里听说了他的事，对他说，希望他剩下的那颗肾赶快衰竭，好让他死掉。因为她的丈夫就在下一行受赠者中，而保罗却把肾捐给了别人。那之后，保罗让医院将他的电话关掉，但随后有人在费城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质疑让他来选择受赠者（选择谁活谁死）是否公正。他不能理解——他只是听说附近某个女人病了，然后帮助了她。这怎么就让那些人愤怒了呢？

从医院回家后，他始终感到非常伤心。他承认，从英雄的神坛上下来是困难的。在做手术之前，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医院里也有很多喧嚣的声音，来自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喜欢告诉人们，他就要把一颗肾捐给一个陌生人了，只是为了看一下他们的反应。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更糟的是，盖尔突然不再回他的电话了。她生他的气了吗？他不知道。

为了寻求建议，他开始在一个叫作“在世捐献者在线”的网站上发帖，他发现很多捐献者都需要处理手术后独特的感情。他读到一个女人将自己的肾捐给她妹妹的案例，捐献后肾脏出现了排异反应，她妹妹去世了。那之后，剩下的家人不再和她说话。还有一个人将器官捐给了自己的配偶，然而接受者后来却离开了捐献者，大概是因为感激的重负让婚姻无可挽回地变形了。类似的情形似乎发生过好多次。

最终，因为担心，保罗打电话到医院找到了盖尔。她之前病得很重，不想惊扰到他，但现在好些了，她希望保罗留在她的生活中。他依然感到难受，不能确定。她邀请他去参加她儿子的婚礼，他拒绝了很多次，直到最后她非常生气地朝他大吼起来。不知怎的，对保罗来说，一切似乎好了起来。如果她能够对他吼叫，那意味着在她眼里他并不总是完美的，他们可以有一段正常的友谊。她不是他妈妈，他知道这一点，这很好。事实上，盖尔确实或多或少把自己当作是他妈妈。她想要他节假日在家里；她不让他抽烟，追着他去量血压。但无论如何，这个程度还好。

看起来保罗·瓦格纳的捐献非常复杂，但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也就是二十年前，这根本不算什么。他的体验是近四十年来医学和道德相互改造的结果，结论就是：过去一度被看作是明显病态的行善者行为现在被认为是健全的，甚至是好的。但只有在回溯的时候，这一转变才显得是可预料的。

在肾移植出现的早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医生倾向于通过心理分析的透镜来看利他主义捐献者，这样确实很麻烦。有些医生认为利他主义的捐献者是“不能被信任的怪人”。“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会做这样的事。”一个移植外科医生说。他们觉得把一个器官捐给陌生人不仅不值得赞赏，甚至是堕落的、违背良心的，这违反了人类的天性。（公众倒是较少质疑——一旦生出想去做这种事的念头，很多人甚至会欣然接纳。）

一九六七年，一项关于活着且同受赠者不相干的捐献者的长期研究启动了，目标是帮助移植中心制定关于这些复杂个体的政策。这项研究让捐献者接受个别访谈、梦境分析、墨迹测验与主题统觉测验。报告于一九七一年出版，在捐献者中发现了以下各种病态的证据：原生的受虐狂，针对早期施虐的反向形成，同性恋冲突，怀孕象征，阴茎嫉妒。但是，可以看到，在此捐献者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手术后，每个捐献者都深切地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增强了，一种“毫不后悔做了某种健康而自然的事情”的感觉。（“我做过的唯一的好事，”一位捐献者说，根据研究，这位捐献者患有人格障碍，“我因此变得更好了。”）

另一篇论文里说：“捐出这样一个礼物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卓越的体验，和宗教行为相似。很多捐献者表示，捐出器官是他们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和最让人满足的事。这增加了他们的自我认识，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给了他们完整的信念与献身的感觉，还增加了他们与受赠者、一般人和整个人类联合起来的感觉。”一位研究这个主题的心理学家写道：“我们的研究最使人迷惑的地方是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对比，自愿捐献者表现自然，相对冷静和镇定，移植团队却感到不舒服。”没有手术后抑郁或生理性不适的报告。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改变什么。

四十年前，即使是作为家庭成员的捐献者都会被警惕地看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两位学者勒妮·福克斯和朱迪思·斯威泽花了几年时间来观察移植中心，发现外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几乎是夸张地提炼他们认为隐藏在捐献者接受手术的意愿之下的冲突与矛盾。如果捐献者潜在的动机显得不够健康，他们就会拒绝他。比利·华生（化名），一个十岁大的男孩，为了活下去需要做肾移植手术，他妈妈想把自己的肾捐献给他。但是华生夫人的动机是可接受的还是病态的呢？医生想知道。华生夫人还有另外九个孩子——想要让比利活着的她是否显示出对他不健康的偏爱呢？因为手术会让她暂时不能很好地照顾其他孩子。此外，这是一个心理上健康的家庭吗？华生夫妇的婚姻有多稳定？（经过两个月的争论后，医生们很犹豫地决定，允许华生夫人做出捐献。）

有一个男人想捐肾给他的兄弟，但是他妻子不同意。肾病学家怀疑这个男人的部分动机是为了和他专横的配偶分手，所以拒绝了他。另一个案例来自二十六岁的未婚女子苏珊·汤姆森（化名）。她妈妈说她想救女儿，但移植小组注意到，在接受测试的时候，汤姆森夫人肠胃出了点问题，还伴有心悸。小组认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她并不真的想放弃自己的肾，所以他们对她说，她不是一个合适的捐献者，并拒绝了她。

医生开始意识到，捐献器官会搅动一系列感情，并伴随着无法预知的后果。捐献很容易将捐献者与接受者绑在一起，有时是因为爱，有时是因为内疚或感激，或是由于一个人的器官存在于另一个人身体里产生的物理上的结合感。这些新纽带的力量可能会削弱其他的纽带，让家庭关系受到玷污和扭曲。比如，有人捐肾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他与受赠者变得过于亲密而损害夫妻关系？一位移植医师相信，女人将自己的器官捐给其兄弟后，会感到“对兄弟的完全的控制，就好像她把他阉割了一样”。手术后，他没有回到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家，而是搬进了他姐妹家里恢复身体。另一个人接受了姐姐的捐献后，完全被随之而来的责任感压倒，甚至无法面对他姐姐。还有一个儿子拒绝接受来自母亲的肾脏，他对医生说：“她已经够让我痛苦的了。”

当任何感激都显得轻巧，回报毫无可能时，由于接受器官而产生的感激的分量可能是令人恐惧的。福克斯和斯威泽沿着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思路观察到，礼物有其残暴的一面。“为什么施惠者对受惠者的爱比受惠者对施惠者的爱多呢？”生物伦理学家里昂·卡斯仔细思考了移植的问题，顺便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句话：“因为施惠者活在受惠者之中，就好比诗人活在诗歌里。”

即使在死尸的案例中，情感也会使移植蒙上阴影。事实上，感激的重负在捐献者已死的情况下可能更重，尤其是像经常出现的那样：如果捐献者还很年轻，死亡很突然又很可怕，捐献者的家人鉴于捐献的力度，有时候会感觉接受者已经变成了他们家的一部分，某个他们可以爱、可以提出要求的人。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对接受他儿子心脏的女孩的父亲说：“我们一直都想要一个小女孩，现在我们有了她，与你们一起分享她。”很多人感到，在某种准万物有灵论的意义上，心爱的死者在接受者身上获得了新生。人们会深深关切发生在死者遗体上的事，哪怕它已经化为灰烬。当死者的身体还剩一颗搏动着的肾脏或跳动着的心脏时，这种关切会变得多么强烈！

这些强烈的原始情绪令移植小组感到不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了匿名移植和独立于家庭移植的条款，情绪卫生的制度也落实到位。人们认为，也许在将来，当移植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些预防措施会不再必要。或许这种对死者器官的依恋会和相信一个人剪下来的头发或指甲可以用来对他施咒一样，看起来很奇怪。或许器官离开拥有者独自活着的想法会不再神秘、诡异、不祥，像是爱伦坡的悬疑小说一样。又或许这一改变会缓解众多家庭对捐献亲人器官的那种不情愿。

对有些人来说——比如伦理学家吉尔伯特·梅兰德——这一前景十分可怕，它是一种渐渐渗透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对梅兰德而言，很多人对捐献器官的迟疑（即使在死后）并不是自私或者迷信，而是一种信号，即我们将身体视作某种整体的、人类的、神圣的东西。一个人人都在愉悦的理性的支配下毫不迟疑地在捐献卡片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社会，对他来说是可怕的。器官的捐献，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不应该没有苦恼。

目前，肾脏捐献至少在亲人中已经是平常事了，不再有理由质疑。二十五年前，哲学家彼得·辛格被一篇文章感动，那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人捐出了一颗肾，用于拯救自己的儿子。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凡的牺牲，并在他的一本书里引用这个故事作为极端无私的例子。现在，一个母亲捐肾来救自己儿子是很平常的，如果一个母亲拒绝这么做反而更加值得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捐献器官给陌生人也变得更加正常。有些捐赠者想要挑选自己的受赠者，其他人则觉得匿名捐献更加公平，也是更加高尚的道德行为，所以让移植中心的人将他们的器官分派给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挑选受赠者似乎是一种自我中心论——通过选择让谁活着来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安排一种与受赠者的关系来激起对方的感恩。但在某种字面意义上，一个无对象的捐赠并非和挑选受赠者一样“利他”，因为并没有一个“他者”。那里没有某个人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原则，捐献者唯一可见的就是他自己光辉的行为。

这个改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移植技术的改进，现在捐献肾脏比起过去要更加安全，更少痛苦，肾脏会给予受赠者多年生命的可能性更大。但也许这个改变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道德预期上的改变。现在，一个人自愿捐献自己的肾脏来挽救陌生人的性命，不再显得那么奇怪。他甚至可能愉快地期待这个行为，将它看作一个道德成就，而不再是那么不可理解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