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访谈录 Ⅰ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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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战争

博塞蒂:我想,我们应该用如下的观点开始这次访谈:在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曾经完整呈现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核心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在你1945年的巨著中,清楚了解了你的思想体系,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必须要强烈抨击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降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s)?

波普尔:这个问题得回溯到好久以前,1919年7月吧,那时我还没满17岁。当然啦,距离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本书里形成的观点,还有好大一段距离。但是,在1919年7月,17岁生日过后没有几天,我决定从批判的角度,重新衡量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没过多久,1920年2月,影响我一生的看法,其实已经隐隐成形。你看嘛,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事情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结束而已。

博塞蒂:你对战争的态度为何?

波普尔:我自幼就是和平主义者,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打。我的父母也主张和平。我父亲在他的图书馆中收藏了很多和平主义者的作品,他个人强烈反对奥地利的军国主义。战争一爆发,我只觉得害怕,而且发现我身边的许多人——我家的朋友,诸如此类的熟人——态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逆转,变得支持起战争来。1914年7月底,我的父亲从维也纳寄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他没法来跟我们会合了,因为很不幸的(他在信里就是这么说,“很不幸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这封信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写好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战争就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开打。他在几个小时前,就预知战争终将难免。没过多久,我返回维也纳,发现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支持战争。

博塞蒂:你受到当时气氛的影响吗?

波普尔:我当然也不能完全免疫,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我只希望欧陆能尽快恢复和平,当然啦,我是认为同盟国(Central Power)[1]终究会获胜的。同时,我也独排众议,认为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

博塞蒂:你是否还清楚记得,当时究竟对战争保持着怎样的看法?

波普尔: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几句,题目叫“庆和平”(“The Celebration of the Peace”)。我在诗里面希望敌人全部回家,我们终获和平;但是,诗里面不敢说和平就是胜利,也没有类似的大话。我还记得那首诗是在1914年10月前后写的,不过到了新年,我就发现我们取得的胜利,根本不能击溃敌人,让他们回家——诗里面其实就暗藏了这层意思。没过多久,我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战分子,不再认为会有战胜敌人凯旋这种事了。

博塞蒂:什么原因让你变成一个激进的反战分子?

波普尔:我记不清楚是1915年还是1916年,我与父亲长谈良久,讨论未来的局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正义的一方,终将获胜——这当然是很天真的看法。不过,早在1915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后,我就觉得德国不遵守条约,同盟国不是正义的一方,迟早要尝到失败的苦果。

博塞蒂: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些,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十月革命”的理念?

波普尔:大概是苏俄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讨和约的时候。[2]我那时候大概15岁,对于俄国人在那里发表的演说,印象格外深刻。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然是首席发言人。奇怪的是:当时几场重要的演说词提要,竟然可以在奥地利印行(好像是德文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共产主义。我有一个俄国朋友,1905年革命的时候是学生领袖;他就警告我说,共产党人为了党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那时对这番话有点儿怀疑,就是因为我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演说深信不疑的缘故。

博塞蒂:共产主义吸引你的地方,是不是演讲中提到的和平以及痛斥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态度?

波普尔:我那时已经面对一个日后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课题: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好?

博塞蒂:你就因此成为共产党员了。

波普尔:1919年,大战结束后没多久,我跑到共产党的办事处,对他们说,我可以替他们跑腿。那儿除了一群领导人之外,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三个孩子也在那里——格哈特(Gerhardt)、汉斯(Hans)、费绿蒂[Frirri,埃尔弗丽德(Elfriede)的简称]。费绿蒂那时好像已经离婚了,但依旧冠夫姓弗里德伦德尔(Friedländer)。格哈特日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驱逐出境。他的弟弟汉斯是民主德国赫赫有名的音乐家。费绿蒂·弗里德伦德尔则化名露丝·费雪(Ruth Fischer),是德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博塞蒂:在你的自传中,好像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只概括称呼他们为“共产党朋友”,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他们的名字交代得那么清楚?

波普尔:我跟他们相处的那段日子,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对我很好,甚至于有点儿宠我。起初,我也信赖他们。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只要莫斯科来一通电报,他们的态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转变;前一天才说过的话,到第二天可以整个倒过来。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坚决支持莫斯科,不容一丝一毫的动摇。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对共产主义就产生了信心危机。

博塞蒂:据我了解,艾斯勒兄弟都有点儿知识分子的坚执。所以,他们善变的行为,迫使你绕开个性上的缺点,直接归因于幽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你思考的终点,那么,当时就是你怀疑的起点吗?也许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波普尔:没错,你说得对。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我在这里先不区分两者的差别)终究会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出现。只要研读历史和经济学,就会明白这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进程。这番道理是可以证实的。共产主义终将降临。

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形态;它必须终结,要被共产主义推翻。

共产革命一定会发生,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完美的生活,拥有崭新的社会:人人互信互爱,世上永远没有战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诉求。所以,我把这种主义称作“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

博塞蒂:在你的自传中,你说你终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要”。“包括了,”你是这么写的,“历史预言和一个隐隐约约的道德律(moral law):携手共创历史的必然!”[3]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你所谓的“陷阱”?

波普尔: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所谓的历史法则。很明显,这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我这种痛恨战争与暴力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加入共产党,早日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而且不管发生怎样的周折,共产主义都是终将实现的。如果你意图抵抗,那么你就是罪犯。因为你抗拒一个终将实现的梦想,你就会成为帮凶,让共产主义在创建过程中,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

共产主义终将诞生,共产主义社会终将稳固。他们只希望在这过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牺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会主义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历史演进铁律,就会自然而然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会做一大堆怪事的缘故。他们再怎么颠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释:创建共产主义政权,是历史的核心重点;他们的行为、选择,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依归。大家心里都清楚,就算是领导者,难免也会犯错,但这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共产党员的奋斗重点,是终将实现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捕鼠陷阱,而我当时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博塞蒂: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你的心思就改变了。除了你的共产党朋友言行游移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

波普尔:好几件事情,我都觉得蹊跷。

在维也纳,几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警政大楼;共产党决定号召示威人群,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参加游行的多半是年轻人。警察开枪了,6名年轻的示威群众死亡。我目睹了全过程:我在现场。于是,我开始想,那些共产党领袖是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的,其实不然;但是,把情况说得糟一点儿,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剧发生,他们不会后悔;可是,我觉得那6个年轻人的死,我应该负一些责任。

博塞蒂:不管是在你的自传中,或是在刚才有关你个人早年经历的描述里,有一件事情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之所以与共产党逐渐疏离,是因为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维也纳警方射杀。但是,在这起悲剧中,共产党员是被害者,不是开枪杀人的人,而你却因为这样的理由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波普尔:我觉得我有些责任。我觉得牺牲自己、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是在鼓动别人置身险地,甚至被人枪杀,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政党领袖也没有权力叫别人牺牲,叫别人冒生命危险。这些年轻的示威者是工人,他们相信我们对情势的判断,相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们是学生,读得懂很厚的书,自认有权利告诉群众怎么做: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责任之后,我扪心自问,事情真的是我们说得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

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们保证,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的,他的理论没错。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要共产主义革命成功,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社会!

博塞蒂:接下来,你怎么做呢?

波普尔:我决定把马克思的著作彻底读一遍,我以前没有痛下决心。我引用过他的说法,我也必须要引用他的说法,但那都是很肤浅的知识。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弄明白他的理论到底有没有根据。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等国所组成的盟国组织。——译者注

[2]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俄政府上台之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同盟国单独谋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割让大片领土。——译者注

[3] K. Popper,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199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