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

访谈说明

“波斯尼亚（Bosnia）的悲剧证明了我们西方的失败、胆怯与盲目，显示我们没有学到20世纪给我们的教训：如何避免战争。”在伦敦南部湿冷的小丘中，卡尔·波普尔在他肯利（Kenley）的家中，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这个质疑：源自于巴尔干的核战危机。这位出生于奥地利、91岁高龄的哲学家，努力维持身体健康与工作的能力。两年前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正钻研古巴导弹危机与赫鲁晓夫、萨哈罗夫回忆录。他认为萨哈罗夫犯下了“滔天大罪”，必须为核弹扩散负责，这个观点至今没有改变。尽管萨哈罗夫后来的成就，为他赢得了一座诺贝尔和平奖，但波普尔始终认为，要不是萨哈罗夫，今日的世界要安全得多。

一个举止优雅温和、声音颤颤巍巍的老先生（他的身材好像在缩水，看起来十分无助），却有如此尖锐强烈的批判，对比异常鲜明。他睿智的表情，可以让人感受到：他一生所碰到的否定，恐怕比赞同要多得多吧！他似乎已经习惯面对他人的质疑。对一个坚持知识是在错误与尝试中进步，坚持各种论述被推翻前都应该被视为真理的人来说，这也是恰如其分的态度吧。

这一次，他的眼光放在1970年以后。从当今波斯尼亚的处境，一直谈到每隔20年发生一次的大战、丘吉尔的作品和康德在《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中的原则。[1]几个月前，他在《联合》（L\'Unita）发表过一篇短文，把他的看法解释得很清楚，呼吁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杀戮。欧洲、美国、联合国不只是应该施予人道援助，还应该武力介入。“袖手旁观是不人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不对。”今日的情况更加严重：大家还是坐视波斯尼亚的悲剧发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克林顿的“摇摆不定”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所有的人都是从犯，放任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在这个星球上滋长。

波普尔完全同意他那个有钱学生的看法：匈牙利裔美国人索罗斯（George Soros）1992年8月在《时代》（The Times）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如果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成为一个国家的原则或是检验公民的标准，将会触犯人权，威胁我们文明的基础。但是，这个理由曾经被敌对的团体用作相互毁灭的借口。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终将散布，吞噬地球。

贾恩卡洛·博塞蒂

博塞蒂：4月时，我们刊载了有关你介入波斯尼亚冲突的文章，现在你的观点有改变吗？

波普尔：我呼吁各方介入波斯尼亚战事，绝非偶然。问题还是一样：我们必须以战止战。

在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战止战”的看法。

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切身感受，那种不计一切避免战争的迫切性，也忘记最近的冲突只是人命毫无意义的牺牲，努力调停的成就几乎等于零。

在这段激战的岁月里，“以战止战”的思维已经冒出头来了。当然，这种思维刚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矛盾，运用得也不尽得当，但毕竟是一个很严肃的想法。

博塞蒂：“以战止战”的原则究竟应该如何运用？

波普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打，其实就已经很清楚地传达出一个概念：以战止战。

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演进也看得很明白：和平与否，端看各国政府要肩负起怎样的责任。

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2]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抚纳粹德国，他认为应该在和平的名义下，姑息德国的所作所为。他真的从这种角度看待他的责任，所以，相当于暗助了希特勒很长一段时间，让纳粹得以巩固它的统治。

博塞蒂：你是说完全冀求免战，是很危险的事？

波普尔：我是说在这20年中，战争在欧洲或是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论中，都是被禁止的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反正不能打仗就对了；这就是1939年国际间大致的态度。国际联盟是一个很严肃的组织，在许多领域都有伟大的成就。比如说，它发给无国籍人士护照或证明文件这就是很重要的协助。我的意思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了一股坚持人道主义关怀的强烈风潮，许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尊重人类的价值。虽然这不能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思潮，但终究是大战带来的结果。这股风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续发酵，散布到世界绝大部分的区域，成为普遍接受的原则。这也就是丘吉尔在战后倡导成立联合国的缘起。

博塞蒂：你从这段历史中归纳出怎样的结论？

波普尔：在今日的世界中，已经没有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般成熟、自省的政治家了。

这是时代演进的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从1945年到波斯尼亚战争之间的间隔可就久了。

博塞蒂：接近50年。

波普尔：对人类来说，这段时间实在太长，感觉起来就像是好久以前的历史。

以我的经验来说，就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我提拿破仑战争一样。

都是古代历史了……

博塞蒂：很明显，从上次大战爆发到现在，我们没有丘吉尔，也没有其他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你为什么会在现在提到“丘吉尔的联合国”？为什么会在今天想到丘吉尔？

波普尔：丘吉尔的想法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必须有一个像是国际联盟或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出面制止战争。但是，由于苏联暗中掣肘，使得丘吉尔的原则打了很大的折扣。联合国认为只有在苏联与西方携手合作的前提下，才会有着力点，于是它背离了丘吉尔的想法。丘吉尔后来也承认，他的政治设计没有实现。

博塞蒂：但是，如今苏联与冷战都结束了，但联合国还巍然独存。

波普尔：1989年后，我非常清楚我们面对的危险；但是，在我心里却比所有人都知道这世界的契机何在。

我要坚决抗议萨哈罗夫炸弹。

我要批评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就是他们执意要试爆“大”氢弹。

我的看法已经请你在意大利发表了，我把危险点得很清楚，就是萨哈罗夫氢弹持续在世界扩散。

但是，我也看到了一条出路。

博塞蒂：出路在哪里？

波普尔：我想在1989年后，我们西方应该对苏联说：“喂，西方想要和平，我们不用恐吓工具，也用不着在铁幕里的各种体系，照样能维持和平。来吧，加入我们，共同维护和平。”

欧洲的和平情势极为稳定，我想大概没有人觉得恐怖政权会借尸还魂。

同样的道理，在大西洋的彼岸，北美洲、日本，也还说得通。

在非洲有些战火，但是，世界绝大部分尚称和平。

博塞蒂：很明显，这种乐观的预期正在褪色当中。

波普尔：首先，前一阵子，伊拉克的情况就相当危险，已经到了动用核武器的边缘。那时情势真的不容轻忽。但是，现在局势已经是另外一番面貌了。

欧洲在旧政权组织的压力下，朝统合的方向前进，可能会有一些不安。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受挫之后，恐怖主义也在蔓延中。

博塞蒂：这是怎么一回事？

波普尔：共产主义被荒谬的民族主义取代。

我说荒谬，是因为现在相互冲突的几个种族，其实都是斯拉夫人（Slav）。塞尔维亚人（Serb）是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Croat）是斯拉夫人，波斯尼亚人也是斯拉夫人，只是后来改信伊斯兰教。

可怕的是，我们西方人把头埋在洞里，坐视大屠杀、谋杀以及各种邪恶的行径在这两年发生。

我们放弃了西方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弃了我们的原则，无法坚守通往和平的原点。

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不该投降。

这会是一个让我们暴露在高度危险的错误，因为武器和毁灭的手段已经大幅精进，也因为萨哈罗夫氢弹（记得吗？它的威力大约是广岛原子弹的3000倍！）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想到这样的危险，我们（包括统治国家的各团体、各国政府与反对党）怎么敢满足于现状？！

博塞蒂：你觉得投降的心态是从哪里来的？

波普尔：我唯一能找到的解释是：我们沉迷在电视这个媒介里，不敢亲眼正视这个世界，以为一切都不存在。

这些年来，我们看不到大屠杀，就以为这种事没有发生。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见到核弹爆炸，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博塞蒂：就在最近几天，波斯尼亚协议已经接近了达成边缘。

波普尔：经历这么多的冲突，不管是什么协议，都无法维护真正的和平。彻头彻尾的不可能。

我们无法解除他们的武装。

核战威胁将从巴尔干半岛散布开来。

博塞蒂：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波普尔：我们的运气不坏，由于拥有飞机这种武器，让我们能处在有利的位置，把伤亡减至最低。西方国家在空中极具优势，所以我建议撤回地面部队。在异国的艰困地形中奋战，绝对是错误（请看美国在越南得到的教训）。或许在沙漠中可以速战速决，但是在巴尔干绝对办不到。不过，相关的援助、药物——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医生也行——都可以空投。人员可以用直升机运载。在空中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从空中攻击装甲车辆与重武器。目前已经有许多征兆（这些征兆还会持续出现）委婉建议各国撤出地面部队，改由空中支援。

但是，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的话，双方的大屠杀还是会持续进行。除非我们采取强硬手段，否则他们不会罢手。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立场并不够坚定。

博塞蒂：你认为军事介入是必要的，但波斯尼亚的政治疆界，又该如何才能达成协议呢？

波普尔：“和平，和平。”他们总是说。但是，我们已经学到教训，知道在地球上维护和平（至少掌握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用武器做靠山；同样的道理、同样的手段，也出现在警察身上，他们要配置武器，才能维持国家治安。你总不能跟罪犯达成协议，得到和平吧。

博塞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好像跟你的年纪差不多……

波普尔：比我大两岁。

博塞蒂：他有一次在接受《联合》访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索马里（Somalia）。他说，联合国不应该动用重武器干预，最好局限在政策运作上。

波普尔：接受他的看法，就永远无法得到和平。

在一个原子弹遍布的世界里，劝他人放下武器，根本是一种虚无主义（nihilism）。道理很简单：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其他获得和平的方法。伽达默尔可能忘记了康德的原则——也许是有原因的：康德跟我和伽达默尔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活过80岁。

我还要再强调一次，在这个议题上，哲学家并没有任何专业权威。

关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以专家的身份发表意见，当然也不能以哲学家的身份发言。我只是说，面对20世纪，我们应该用开放的胸怀看待。

[1] 原著请见I. Kant,“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in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 张伯伦时任英国首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