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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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说明

“电视的问题只有靠控制与自我控制来解决。”在我读完教皇的《电子保姆》(Electronic Nurses)演说的摘要之后,跟波普尔聊起,说他们两人的看法颇有神似之处,卡尔·波普尔是这么回答我的:“可能是真的。你知道我对电视的看法。电视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可遏制的力量,就连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这跟民主体系中‘所有权力都该有所节制’的原则,背道而驰。但是,我们知道最好的控制形式就是自制,电视制作人员与观众都应该自我节制。当然啦,在民主社会中,这也是国会是否有特权进行干预的问题。”

这位91岁高龄的哲学家,结束德国的旅行之后,星期六返回宅邸。德国正在进行“波普尔式”(Popperian)思维,通过国会的政治力量,节制与规范电视节目,保护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不良暴力影响的侵害。但是,波普尔对动用政治力量干预电视制作,却多所保留。“在德国的发展很有意思,但我还是怀疑,一般人难道会坐视电视释放出来的‘反文明’(anti-civilizing)信息而无动于衷吗?”波普尔对电视的看法渐渐获得了大家的重视。在教皇沃伊蒂瓦(Wojtyla)[1]的演讲经由通讯社报道之后,昨天早晨,态度客气但是意志坚定的梅太太(Mrs. Melitta Mew),不知道拒绝了多少报纸跟电视台的记者。“我无意赞同或是反驳教皇的说法,”波普尔对我解释说,“在我读过教皇演说全文前,我不应该发表任何看法。”

我最后一次造访波普尔在肯利的家,是在1992年8月底。他是这么开头的:“有两件事我一直挂在心上:一是波斯尼亚,这种危险的国际关系很可能会把世界带到核战的全面毁灭中;另外一个就是电视和它带来的恶果,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没落。”他花了一个小时谈第一点,一个小时谈第二点。访谈记录在《联合》上只发表了第一部分。我一直保留第二部分,也就是下面的这段访谈,想等到有相关事件发生后,再趁势推出。昨天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的演说发表后,我认为是时候了。教皇的演说,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强烈的回响:访谈的第一部分,交由我在《联合》发表,玛尔希利尔出版社(Marsilio Publishing House)出版,日前也译成法文印行。几个星期前,波普尔在德国电视台,与前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讨论过电视的影响。但是,促使我们发表波普尔质疑电视功能的访谈记录,最主要是因为他是这场世纪末论战的主角之一,有必要让他回应挑战者对他的批评,让这场论战继续下去。

我在访谈波普尔的时候,他曾经拿出一本笔记本,念着上面的注记:“提醒你的读者,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40页的说法: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贾恩卡洛·博塞蒂

博塞蒂:你说“道德堕落”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波普尔:很简单,很直接,我在想犯罪率的增长,在想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的那种感受。

就在不久之前,犯罪都还是我们欧洲很轰动的大新闻呢。

博塞蒂:你会不会把过去神话化(mythologize)了?

波普尔:我接受,有可能。

这个秩序的世界,其实也很小、很污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很“布尔乔亚”(Bourgeois)。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你至少可以保证——举个例子来说,我就敢向你保证——你面前的那个人口袋里没有枪。

这样的世界已经消逝了。

博塞蒂:但是,波普尔教授,你一直是个乐观的哲学家。你让我们觉得,套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说法,在所有可能性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你现在不这样想了?

波普尔:我是很乐观,没错。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乐观。

我从来没说过,在所有可能性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我的说法是:尽管经过几次大战,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还算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世界。当然,大家都知道战争造成的暴力经验,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西方世界对于提高生活福祉有许多成就,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很明显,我们这个世界在堕落;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和心中的暴力所导致的结果。

博塞蒂:实在很难相信这样大规模的堕落,起因竟是电视。你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儿夸张?

波普尔:事实是:你找不到别的理由。

战争把暴力引进社会,但上次大战已经是50年以前的事情了。

博塞蒂:让我告诉你,你上篇在《联合》的访谈,已经招来相当多的批评与质疑。

波普尔:首先,让我对你说一件往事。1920年,那时我负责一个托儿所,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据说(我不确定,只是听说)厨子的先生在战争中身受重伤,脑子里有颗子弹,因此有暴力倾向。我到那儿之后,真的发生了一件很恐怖的意外。有一天,他很生气地去找他太太,拿了把刀,挟持她好长一段时间。我那时胆子很大,冲了进去,想要救我们的厨子。

博塞蒂:你?

波普尔:是啊!你不用太惊讶。

我那时很年轻,而且是在现场唯一有处置能力的人。我抓住那个人,把他轰了出去。当时,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大人可以照顾围观的孩子。事情一结束,我赶紧把他们带离现场。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持刀威胁。

博塞蒂:你为什么要对我提这件往事?

波普尔: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这起意外是他们生命中“非常特别”的经历。从他们的童年一直到青少年时期,这起意外说不定是他们碰到过的最坏的事情。你看嘛!这事很现实,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大问题。这个人的暴力倾向极可能是源于两年前的那场大战。

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孩子们还是被杀害、屠戮、侵犯。

博塞蒂:那么,我要对你说一下第一种反对意见。他们说,人类的包容力很强,可以适应崭新或变动的环境。事实上,你自己也常常暗示说,生物对环境的挑战有回应的能力。

波普尔:是的,如果要孩子们在艰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也能适应;但是,他们真的适应暴力的话,我们可就要担心了。适应的结果,就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买把枪。第二个要考虑的是:面对暴力谁会挺身而出?父母?多少父母有这种义举?老师?老师根本竞争不过电视。电视有趣、刺激、有吸引力得多,纯洁的小朋友更容易身陷其中;电视更容易切入他们的心理,凸显生活好玩的部分。

电视有一条经得起考验的铁律:“动作,更多的动作。”——这就是电视制作人的哲学。老师是讲道理的,哪里会是对手?电视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0年或15年前,它的冲击才完全显现,像大雪崩一样骤然而至。

老师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

博塞蒂:也有人质疑说,电视是无法遏制的。你的说法太荒谬,这世界能没有电、没有电话吗?

波普尔:电、电话、汽车……这些反对的意见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东西不都是有节制的吗?交通规则不是规定得一清二楚吗?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会有多危险啊!这种反对意见未免完美得不切实际了吧!

请代我向大家解释,我认为的节制与自我节制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规则。开车要驾照,对吧?如果你危险驾驶,驾照会被吊销,对吧?我们要用相同的方法节制电视。

博塞蒂:还有一种自由观点的反对意见。你是“开放社会”理论家,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一讲到电视,你又赞同铁腕的干预手段。

波普尔:这种批评又是什么意思呢?市场就不需要规则吗?如果意大利的出版商要出版我的作品,他们不用付稿费给我吗?这违反“开放社会”的原则吗?如果意大利没有规范的话,每种行业都会很混乱的,什么事都行不通了。

如果要运作正常,市场不只需要规范,还需要信任、自我约束与通力合作。

我要回到我先前的论点,电视对人心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它会带我们冲下文明的斜坡,让老师无能为力,坐视悲剧发生。

我在四五年前听过这种警讯,但是没有人理会。

我知道没有人敢阻止这股恶性的力量。

博塞蒂:也许情况不是如此,卡尔爵士。

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问道:也许波普尔是对的呢?

1994年1月25日刊载于《联合》

[1]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名卡罗尔·沃伊蒂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