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新启蒙运动

第一节 理性和权威

前文已经概述的倾向—唯名论的发展、思想的异端倾向、神秘主义以及对神学和哲学的经院主义结盟的反对—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种伟大改革运动的先驱。这个时代开始批评旧传统和旧的语言和文学、艺术、神学系统、教会和国家的政治关系、专制的宗教。这种反思和批评精神默默积聚，最后爆发，公开反对权威和传统：国家反对教会，理性反对规定的真理，个人反对教会组织的强迫。教会和国家的冲突以有利于国家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在教会和国家自身内部要求政治、经济、宗教和理智自由的愿望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部分实现，这一愿望在近代哲学和为人类自由和启蒙的其他斗争形式中也得到了体现。

教会对人类心灵的权威被逐渐削弱，个人开始坚持他理智的独立性。理性在哲学上取代了权威，这一信念开始盛行：通过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探究而不是通过权威的法令而获得真理。中世纪哲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超自然的事物上，而新时代的人们将目光从天堂转向尘世，自然科学逐渐位居前列。同样独立的精神在宗教中也显示出来：个人摆脱了教会的束缚而诉诸《圣经》和良知。他拒绝接受在他自己和他的上帝之间的制度性中介，并试图实现同他的信仰对象之间的直接的和个人的交流。

第二节 人文主义

当人们反对过去并渴求新事物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他或者创造生活、艺术和思想的新形式，或者回到古代的模式中。人们首先选择了后一做法。中世纪人们的心灵已经习惯于接受权威和传统的束缚，他们不可能立刻沿着新道路进行创新。理智的改革者回到古典文明中去寻找灵感，希腊和罗马文化又获得新生而重新流行（文艺复兴），人性被重新发现（人文主义）。

15世纪，西方世界开始觉醒并重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古典文明遗产。一百年前，意大利诗人但丁、薄伽丘（1375年去世）和彼特拉克（1374年去世）已经培养了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并将母语作为写作工具。劳伦提乌斯·瓦拉净化了教会使用的粗俗的拉丁文，将西塞罗和昆提良的著作作为拉丁风格的范本。曼纽尔·赫里索洛拉斯在意大利是第一个成为教授希腊语和文学的公共教师的希腊人。他的学生列奥纳多斯·阿雷提诺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在意大利激发了人们对于希腊研究的广泛兴趣。1438年及康斯坦丁堡陷落后（1453年），希腊学者逃往意大利，西方国家进入“哥特式的野蛮状态”时，在东罗马帝国被保存、欣赏和研究的艺术和文学财富，为西方乐于研究的学者所知晓。人文主义进入教廷和世俗宫廷，并进行传播，甚至大学也受到它的影响。教皇自己也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尼古拉斯五世（1447年~1455年）创建了梵蒂冈图书馆，尤利乌斯二世（1503年~1513年）重建了圣彼得教堂，据说列奥十世（1513年~1521年）研究古典文化比研究基督教神学更感兴趣。对人类成就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人的天赋不再被视为无足轻重或者可鄙的，人受到赞美，天才受到颂扬，那个时代的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获得大量的荣誉。艺术和建筑被赋予人性，表现否定世界、受难、死亡等精神的中世纪艺术为文艺复兴的艺术让路，后者表达了自然的生活乐趣。

参考书

K.Fischer，《近代哲学史》，第一卷，导论，第五、六两章，1887年；H.Höffding，《近代哲学史》，第一卷，第2版，1915年；W.H.Hudson，《文艺复兴史》，1912年；《剑桥近代史》，第一卷；J.A.Symonds，《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七卷本，1900年；J.Burckhardt，《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两卷本，S.G.C.Middlemore译，1878年~1880年；W.H.Woodward，《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研究》，1906年；H.O.Taylor，《16世纪的思想与表述》，1920年；F.Ueberweg，《哲学史大纲》，第12版，第三卷，1924年；A.Riekel，《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1923年；E.Cassirer，《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中的个人和宇宙》，1927年；E.McCurdy，《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才智》，1928年；J.O.Riedl，《文艺复兴哲学家一览，1350年~1650年》，1940年；W.K.Ferguson，《历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