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柏拉图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古希腊的体系受到了研究和模仿。整个经院哲学的方法被认为是空洞的文字游戏和吹毛求疵的论辩，人们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逻辑。但是经院哲学的成分被逐渐丢弃，人们不再盲目追随古代的模式，思想更加独立并具有原创性，直到最后发展到近代哲学这一阶段。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古代哲学家。1438年，一个叫普勒托的希腊人来到意大利，参加在佛罗伦萨召开的一个会议，讨论东方和西方教会相结合的问题。普勒托受科斯莫·迪·美第奇劝说而留在意大利，他为了宣扬并捍卫柏拉图的哲学而创立佛罗伦萨学园（1440年）。西方学者第一次能够接触到柏拉图著作的全部，柏拉图被这一时期的改革者们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竞争对手，而亚里士多德是教会的官方哲学家。但是他们完全按照东方的方式将这一伟大的唯心主义体系解释成为新柏拉图主义。普勒托写了一本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著作，他非常热衷于希腊文化，试图以一种寓言式的新柏拉图主义形式来恢复古希腊崇拜。

普勒托的追随者是贝萨里翁（他是1649年出版的《反对诽谤柏拉图的人》一书的作者），他捍卫柏拉图，反对信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同胞金纳狄乌斯、提奥多罗斯·加扎和特拉比松的格奥吉乌斯。他的学生佛罗伦萨人马奇里奥·菲奇诺（1433年~1499年）继承了他的学说，将柏拉图的哲学视为智慧的典范和理解基督教的关键。菲奇诺编辑和翻译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并为其撰写注释。这些思想家都反对经院哲学体系。

参考书

N.A.Robb，《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1935年；P.O.Kristeller，《马奇里奥·菲奇诺的哲学》，1943年。

第二节 库萨的尼古拉

15世纪唯一具有原创性而没有沿袭经院哲学老路的思想体系是库萨的尼古拉（库斯或库萨的克雷布斯，1401年~1464年）的思想体系。尼古拉在代芬特尔的共同生活兄弟会接受教育，在海德堡和帕多瓦学习数学、法学和神学，后来成为教会的主教和红衣主教。同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许多哲学一样，库萨的尼古拉的世界观是中世纪和近代思想的混合。他的世界观受到德国的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的数理论的影响，在泛神论和基督教关于上帝与尘世的二元观念之间摇摆。

参考书

《有学识的无知》，1440年；《论预测》，1440年；《论和平或信仰的和谐》，1453年（宗教宽容精神的一个非凡例子）。参见E.Van Steenberghe，《库萨的尼古拉主教》，1920年；De Gandillac，《库萨的尼古拉的哲学》，1941年。

尼古拉持有唯名论的观点，认为理性不能作为关于上帝的知识的来源。但他认为我们对上帝可以有一种直接的直觉，如神秘主义者所宣扬的，“一种未经沉思的洞察”，而通过出神可以实现这一点。他将此称为一种有学识的无知状态，这一状态超越了推理思想。上帝是事物中所有真实东西的无限本体，本质和存在、潜在和现实在他那里是一体的。他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现实性、绝对的潜在、绝对的知识、绝对的意志和绝对的善。上帝包含了所有的矛盾，是对立面的一致，因此不可能通过概念性思维进行把握。实际上，在神学上只有否定是真实的，而肯定则是适当的。尼古拉不愿意以任何方式限定上帝：只有知道自己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才能接近无限的上帝。

世界是对上帝的解释，是分化为杂多的统一体。世界是上帝的摹本，是生机勃勃的整体，上帝以其全部力量显示于世界的每一部分。上帝是至大，因为他是无限的，并包含万物；但就上帝显现于每一具体事物而言，他又是至小。“每一实际事物都是万物的微缩。”这一切都是彻底的泛神论，照此情况，这些观点是纯粹的异端。但是尼古拉试图使他的理论与正统的二元论相符合，他将世界设想为与上帝不同：事物的本质与神圣的本质并不相同，事物是有限的，并没有完全实现神的观念。它们是偶然的，并不是必然来自于上帝的本质。

第三节 真正的亚里士多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有些思想家在复兴柏拉图的学说，而其他人则开始理解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并注意到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已经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解释逍遥学派的体系时分成两派：一派追随阿维洛伊，另一派追随亚历山大的阿佛洛狄西亚，他们机智地批评教会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帕多瓦的教授彼得罗·蓬波纳齐于1516年写下了《论灵魂不朽》，主张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宣扬个人不朽，个人不朽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也是没有必要的。蓬波纳齐的其他著作有：《论巫术》《论命运》和《自由意志》等。

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有一个阿维洛伊学派，主要由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他们以阿维洛伊的方式解释亚里士多德，接受普遍理智的学说，否定灵魂的不朽。但是当新的亚里士多德为人所知时，这个学派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遵循亚历山大的阿佛洛狄西亚的解释。

还有人试图对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调和—在柏拉图主义这一边是米兰多拉的约翰·皮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边是安德里亚·维萨里。这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试图复兴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具有罗马色彩的斯多葛主义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很受欢迎。

参考书

A.H.Douglas，《彼得罗·蓬波纳齐的心理学与哲学》，1910年。

第四节 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革新

西班牙人鲁多维科·维维斯（1492年~1540年）不仅反对经院哲学体系，而且反对它的以权威取代经验的一整套方法。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哲学为这样的观点铺平了道路。维维斯在他的对话集《论智慧》和主要著作《论科学》中严厉批评了经院哲学的诡辩。他认为我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应当独立进行自然调查，而不是将我们自己限制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上；我们应当观察现象本身并反思我们的观察，而不是沉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中。他还建议对灵魂进行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我们不应当探究灵魂的本质，而应当尝试发现它是如何活动的。和经院哲学一样，在维维斯的形而上学中，上帝是核心观念，但是唯名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表现在他对最终问题上采取批评态度，他认为信仰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伦理重要性要比对二者的论证具有更大的价值。

彼得·拉姆斯（皮埃尔·德·拉·拉梅，1515年~1572年）受维维斯的影响，也在他于1543年出版的《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一书中攻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指责亚里士多德破坏了人类心灵的自然逻辑，认为他应当对那时大学中贫乏的论辩方法负责。在同时出版的《论辩基础》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新逻辑，是在辩论中使用的艺术，这种逻辑首先确定原则，然后对这一原则进行证明。在稍后的著作中，他拒绝将《工具篇》归于亚里士多德，认为那是伪书，并将自己称为唯一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在批评经院式的教育方法和要求教育改革方面，拉姆斯是培根、笛卡尔、洛克和实际上几乎所有对经院课程感到愤慨的近代早期哲学家的先驱。在教育领域，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体现人文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