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阿得里安·爱尔维修生于1715年，祖上是德意志人，家族原姓Schweitzer，爱尔维修（Helvétius）是它的拉丁文拼写形式。他的父亲是法国王后的御医，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的和有天分的青年，通过他父亲以及其他关系，他得到当时一些最有才智和最有情趣的人物，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丰特奈尔的资助，并与他们结下了友情。在职业上，他当过总包税人；这就是说，他在法国的财政管理中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他在这个位子上捞取了丰厚的利益。他性情和蔼可亲，有许多忠心的朋友。在他那个时代，他成为后来所说的启蒙运动的一位思想领袖。他的主要著作是《论精神》（De l’esprit）。这部著作于1758年出版，结果人们发现，它的无神论思想竟然如此严重，这本书如此异端，遭到了教会和国家两方面的谴责，被刽子手当众焚毁。他只好将它收回，而且不少于三次。虽说他屈从了当局，答应了他妻子和岳母的祈求——她们对发生的这一切深感不安，不过，他显然不肯改变他的观点。当他的第二本著作《论人》（De l’homme）在他死后于1777年出版之时，人们发现，这本书里包含了完全相同或者说几乎完全相同的亵渎宗教的学说。

爱尔维修在当时是闻名遐迩的人物。他曾到国外旅行；英王乔治二世和德意志的腓特烈大帝都曾盛情接待，他被视为当时这场新的启蒙运动的一位伟大领导人而备受崇敬。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寻找一种原则，用它规定道德的基础，真正来回答如何建立社会、人如何生活以及人应当何去何从等问题，它应当具有牛顿在物理学领域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威性。爱尔维修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条原则，因而自认为是一门伟大新科学的创立者，借助于这门科学，他最终平息了这场道德和政治大混乱。简言之，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实属天经地义。让我从孔多塞的著作中引用几段文字，此人是持有左翼观点的一位激进的百科全书派，他出生比爱尔维修略晚，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年死在巴黎罗伯斯庇尔的监狱中。

当一个人在思考道德科学性质的时候[当然他也用道德科学表示政治学]，实在无法回避这一结论，即，由于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依赖观察事实，它们应当遵循同样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样准确和精密的语言，从而达到同样程度的确定性。假如有一个与我们人类迥异的物种，他着手研究我们，他就会发现，这两项研究没有区别，他考察人类社会就像我们考察蜜蜂的社会和海狸的社会一样。

他还说：

正像数学和物理学完善了满足我们简单需要的技巧一样，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步应当对支配我们的行动和情感的动机产生同样的影响，难道这不是同一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吗？

如何才能做得到呢？霍尔巴赫，知识大百科全书的另一位作者，是这样说的：“道德是研究人的精神、意志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就好像几何学是研究天体之间关系的科学一样。”什么是伦理学的几何学？什么是政治学的几何学？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些科学当中归纳出与物理学和几何学程度相同的确定性和明晰性？爱尔维修自以为发现了答案。允许我引述他说的一段话。在上帝与人对话的过程中（因为爱尔维修不信上帝是出了名的，这只是一个寓言），他让上帝对人类说：

我赋予你们感受力。单凭借这一点，你们这些盲从于我的意志的工具，是无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们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快乐；痛苦和快乐将守卫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激发你们的恶感、友情、伤感、快乐，燃起你们的欲望、恐惧、希望之火，向你们显示真理，让你们犯错误，使你们产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后，将来有一天再向你们揭露一些简单的原则，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决于这些简单原则的发展。

难道这不是对功利主义原则最早的清晰阐述吗？

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乐，人类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事实上，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就像人们所说的重力作用和其他物理学原理对无生命物体的作用一样。最终我们发现了这条核心原理。如果你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使他们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使他们如此行事，使他们产生爱和恨、激情和思想、希望和恐惧，它便是这种有意或无意对快乐的追求，对痛苦的回避。

这个发现着实令爱尔维修兴奋不已，因为他认为它确实为他提供了生活的全部答案。它不仅向他解答了人类行为的原因，而且似乎向他提供了以下问题的答案：“人的正确目标是什么？”因为，假如人类只渴望快乐和避免幸福，那么，建议他们渴望他们无法渴望的东西，岂不是荒唐之举。如果说让树变成桌子或让石头变成河流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那么，请人类去追求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去追求的东西，不也同样可笑吗？他们受到两股力量的限制——喜欢快乐和憎恨痛苦，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假如他们顺利地、有效地和永不停息地继续追求快乐的话，他们岂不是很幸福。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不幸福？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多苦难、不公、无能、无效、残酷、专制？”答案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获得快乐，如何避免痛苦。他们对此茫然无知，因为他们一直很愚昧，还有，他们一直饱受恐惧。他们一直昏聩愚昧和饱受恐惧，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即非善类和明智之辈，而是因为，统治者过去一直不让他们治下的大多数人知道如何正确发挥天性的功能。这是统治者有意施展的伎俩，是国王、军人和教士，还有18世纪受到启蒙的人们所强烈谴责的其他权威人物所玩弄的伎俩，统治者念念不忘让臣民蒙昧无知，这是因为，如果不如此行事，他们的统治所造成的不公正、专断、道德败坏、无理性就很容易大白于天下。所以说，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少数人用以对付多数人的一个阴谋早就被策划出来，而且延续不断。因为，不这么办，极少数人就无法让大多数人臣服。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权利。这三种事物是并行不悖的，阻碍人们追求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俩，他们自己的软弱天性、他们的蒙昧无知，还有这种可治疗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学家的首要义务便是，利用一种社会卫生学去治疗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伦理学是一门技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已经给出。要是你发出疑问：“我们为何应当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们舍此别无他途。”假如结果已经给出，就无需深入探究了。专家或哲学家唯一的任务便是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时、最便捷的方式去获取他们只能去追求的结果。爱尔维修所说的相当于这些。他说，哲学家实际上是大厦的建筑师（他指的是建造者）。计划已经摆在那里，因为它可见于人的天性之中；这项计划的内容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重农学派”哲学家，是18世纪主要经济学家，他们说过类似的话：立法（legislation）不是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最好被称为“legisfaction”（意为“制定法律”）]，立法就是把我们能够在天性中发现的某些东西：目标和目的，转换成司法术语。人的真正目标已经给出：它们是可以被发现的，就好像发现物理学定律似的；我为什么应当服从某位国王、某个政府，对这个问题，简直就像对物理学定律那样，是可以证明的。如果这种或那种行动的原因导致更大的幸福——也就是说，如果它符合自然为我们确立的目标——那它就是好的，如果说它减少幸福或以某种方式阻碍幸福，那么它就是坏的。这是真理的简单规则，它应当适用于各个领域。

与18世纪其他一些思想家不同，爱尔维修对于人性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即认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人非善亦非恶，人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人是由自然和环境，主要是由教育随心所欲加以塑造的一种自然事物。因此，他认为，只通过论辩来改进人类是无用之举。改良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制度，以此最大程度地争取快乐和避免痛苦——尽可能让人们幸福，尽可能消除一切苦难的根源，例如，无知或不公正。但是，通过戒律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树立榜样也做不到。单凭布道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因为人太无知、太盲目；他们盲从于自身的激情，他们盲从于自身的习惯，他们盲从于毫无意义和毫无合理性的忠诚。过去基督教牧师的布道，几乎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人就是人，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有害教育，他们所处的悲哀环境，他们的贫困、软弱、无知、恐惧——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们偏离了他们的真正目的，使他们天生就有缺陷。

如何根治？只有借助于人为的操纵。爱尔维修不相信进步会自动发生。18世纪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却对此深信不移。那位了不起的财政大臣杜尔哥和他的朋友孔多塞当然相信永恒的进步，爱尔维修则不然。他揣测道，假如有足够数量经过思想启蒙的人，带着改进人类的坚决意志和无功利的激情，着手去促进人类的进步，尤其是转变统治者——国王和大臣们——的思想，教他们治国之术——因为管理国家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人类就会有进步。它是一门追求幸福的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它需要知识。正像打算建桥的人需要懂得大量数学、机械、物理学的知识一样，一个人要想统治国家，就必须了解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道德方面的知识。只有当他发现人实际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制约行为的规律是什么，他才能产生他想产生的东西。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会犯下许多可怕的大错，使人类落入比以前更糟糕的悲惨境地。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合情合理的希望，希望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听从这种哲学忠告的观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或许包括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当然还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显然都受到了这种启蒙教诲的影响。

这如何做得到？哲学家们该做什么？他如何去改变世界？这不能靠传道，因为人们不愿意去听。他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他必须通过立法和为人类这头犟驴发明一套大棒和胡萝卜的制度才能做到。哲学家掌权的时候，必须创立一种人为的奖惩制度，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奖励，当他们的实际行为不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惩罚。人类的动机是什么，完全不重要。人们是否有助于幸福，这一点也不重要，无论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而且赞成幸福的，还是因为他们从某种利己主义的、低劣的、卑鄙的动机出发。人们是否妨碍人类的幸福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心怀恶意或道德败坏，或因为他们是蒙昧无知的蠢材或理想主义的傻瓜——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造成的破坏都是一样的，他们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对动机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无关紧要的。试图采取行动反对人类的偏见，反对人类的迷信，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偏见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内才能根除。在短期之内，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正如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在20世纪用愤世嫉俗的口气建议的那样，“不要反对偏见，要利用它”。

这正是爱尔维修的意思。我们这些经过启蒙的改革者，千万不要通过推理来转变人们的思想信仰，因为，在现今条件下，由于过去对国家治理极为不当，他们的理性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我们告诉他们的究竟为何物。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我们必须使用“利益的语言”去取代“伤害的语调”。不要去抱怨，应当诉诸利益。

爱尔维修说，“只要人们头脑明智，我不在乎他们是否邪恶……法律会解决一切问题。”那就是对他们本身利益的明智判断。人类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幸福、回避痛苦，政府主要或唯一的目的是使人们幸福——无论真假、对错，这都是远古以来人类就持有的信条，18世纪对此几乎没有提出独创的见解。相对而言比较有创见的地方是，18世纪的人把这一点与利用人的自然习性而无需顾及这些习性或动机的性质这一观念结合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像柏拉图、暗杀十字军的穆斯林秘密团体成员或马基雅维里一样年代久远，或者说，像许多宗教教派和社团的习俗一样古老；不过把它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信仰、理性和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观点联系在一起，却是新见。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功利主义的核心。

立法者必须利用人性的邪恶和各种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理以及比较高尚的情感和比较可贵的品质。为了取得有效行动，他必须酬谢那些做了他让他们去做的事情的人，不要解释为什么让他们去做；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要让他们去做；这样一来，由于思想启蒙的哲学家制定的法律产生的社会限制因素，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做有助于幸福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会不知不觉地养成新的和有益的习惯。导致苦难的正是他们当前的坏习惯，使他们幸福的正是他们良好的新习惯。他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幸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自己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动；但事实上，他们将会养成自动产生幸福的习惯。幸福通过社会规训自动产生，从事社会规训的人已经掌握了建立人类正当政府所需要的少数、必要的规则，这些规则的获得，只能借助于科学观察、科学实验以及将理性应用于自然——这是教育人类的方式。适当的强制性立法形成之后，就该轮到教育者发挥作用了。现在，他不再惧怕那些愚昧无知和怒气冲天的学生们朝他扔石头了。一旦法律向他提供保护，他就可以安安全全地教他们什么是美德、知识和幸福了。他就能够教他们如何去生活。例如，他就能够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追寻快乐和避免痛苦是合理的。他可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禁欲主义者和僧侣是错误的，为什么试图克制肉欲、忧郁不快或多愁善感是非理性的，是对人性误解的结果。这样一来，忧郁和多愁善感就会从世上一扫而光：每一个人都会快乐、和睦和幸福。

爱尔维修向未来的教育者发出了明确指示。千万不要在历史上浪费时间，因为历史所讲的只不过是人类的种种罪行和蠢行。它可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教训——假如只是为了证明：由于受到恶棍的统治，由于以前受统治者愚弄太深，人类所做的不如他应做到的那么好，固然可以去教历史。不过，如果仅仅为了学历史和教历史而去学历史和教历史，这肯定是很荒唐的。事实上，为了事物自身而去教或做，都是荒唐的。因为行为的唯一目的是让人们幸福——简言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信条。

同样，古典语言的教学必须取消，因为那都是死的语言，无法引起我们今天的实用兴趣。所有的兴趣都是实用的兴趣。因此，必须向人们传授各门科学和艺术，在各门艺术当中，必须传授的是作为一名公民的艺术。“纯粹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纯粹的”学术只是一种古老的、中世纪的遗存物，在那个时代，一些蒙昧无知的人教导另外一些蒙昧无知的人说，有些事物值得做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他们拿不出实用的理由。当今时代，拿不出理由的事情可以不做，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便是追求幸福。

这种学说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有关人权的一个奇特的必然结果。人类世世代代鼓吹每个人都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人具有永生的灵魂，这正是基督教传统的一条基本信仰，正因为他具有永生的灵魂，才不容他人侵犯。人的灵魂——他们的理性——是一种神圣存在的火花，因为这一点，他们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有权运用他们的理性，有权去欣赏某些事物，而且他们有权被赋予某些事物，由于他们感觉敏锐，具有理性，上帝或上天就把这些权利灌输给他们。18世纪的哲学家也大谈权利，而且，他们实际上笃信权利，不过，这肯定与真正彻底的功利主义并不一致。拥有没有人能够左右的权利，拥有没有人能侵犯的权利，拥有一种无论别人喜欢与否都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利，这对于沿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方向来改造社会，是一种障碍。例如，如果我们拥有了过去所谓一种不容侵犯的、财产的权利，甚至生命本身的权利以及一定程度自由权利，通常认为，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对于个体而言是很必要的——如果我拥有了这类权利，那么，立法者在试图规划世界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两难：他不可以从我这里拿走某些东西；而为了建立一个平静、和谐以及毫无矛盾的社会，他又需要拿走这些东西。但是，在一位功利主义者看来，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说行为的唯一标准是幸福或不幸福，这些顽固突出、立法者可能无法取消的奇特权利就必须铲除。因而，尽管爱尔维修坚持认为，一个仁慈的国家将会提供人类天生需要的一切东西，在这样的国家，立法者是主要的动力，然而，在他看来，那些绝对的、无法制服的权利的持续存在——无论别人喜欢与否，无论给别人带来幸福与否，反正它们一直存在——只是许许多多荒谬的遗存物。

这恰恰是边沁最后所说的。边沁是彻头彻尾的爱尔维修门徒，虽说“功利主义”这个词通常与他联系在一起，边沁的思想中极少有不是直接源于爱尔维修的——至少他的基本思想是这样，这么说我认为是公平的。边沁非常坦然和大度地承认自己的思想受惠于他人，他说自己从爱尔维修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我看来，即使这样说，也是轻描淡写。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人类是被解放的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他们必须得到受启蒙的领导人，受启蒙的人类社会的管理者的引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卢梭之前的18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伏尔泰说，“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他还说，“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在《大百科全书》中，也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伟大的自由主义百科全书里——当时最进步的文献，巴黎教会的审查给编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民众”这个条目之下，有这样一段话：“在思想问题上，[大众]的意见里充满了恶意、愚蠢、野蛮、任性、偏见……它无知又愚蠢……在道德问题上要对它多加小心：它做不出高尚或坚强之举……在它眼里，英雄主义就是疯狂。”对于一些凭空想像、没经过准确核实的东西，例如中国的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派却大加赞扬：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官员本身就很明智，他们不听从群众的意见，而是通过制定法律逐渐把他们引向一种更幸福、更自由和更文明的存在状态，这些法律是群众理解不了的，但是这些法律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沿着良好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走向他们自身的幸福。

爱尔维修固守的一条原则是，教育和法律是万能的。在18世纪，人们大量探讨的，是什么因素最为有效地制约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启蒙哲学家都把人看做自然界中的物体。他们往往认为，灵魂不灭的观念（灵魂与物质大不相同）是科学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蒙昧主义残迹，当时人们凭空臆造了一些事物，来解释尚未发现真正原因的现象。灵魂便是其中的一员，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塑造人类的真正因素是什么。有人说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则认为人类身体的化学组成是最重要因素。有些人像孟德斯鸠那样，认为气候是首要因素，或认为土壤的种类，或认为社会制度使然；还有些人像爱尔维修那样，宣布这些因素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几乎可以任意改造每一个人的是教育。这成为启蒙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具有无限可塑性、无限灵活性。他是制陶工人手里的一块黏土，陶工可以随心所欲去铸型；这就是为什么，让人自行发展，让无知之徒和邪恶之辈诱骗他忠顺服从，是可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这么做无法保证实现他真正的目的。

在爱尔维修看来，唯一支配人类的是“利益”；利益是相对的，因为统治者的利益不同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寒带居民的利益也不同于温带居民的利益。不过，作为主要制约力量的总是利益。他用了一个引人发笑的寓言阐明了这一点。他让我们去想象，高草丛中的小蚊虫和苍蝇对闯入他们世界中的其他动物的感受。他们看到了一只巨兽，在我看来，那是一只在草地上平心静气吃草的绵羊，可他们说：

我们从这头贪婪和残忍的动物身边逃走吧，这个魔鬼会用他贪吃的大嘴把我们连同我们的城市全部吞掉。它的举动为什么不能像狮子和老虎那样呢？那些仁慈和蔼的动物不会毁坏我们的家园；他们可不是靠我们的血养肥的。他们出于公正来报复罪行，他们惩罚绵羊，因为绵羊对待我们残暴不仁。

这就是草丛里苍蝇眼中的世界。毫无疑问，略加改动，这就是世界上其他动物根据自己的视角所看到的世界的面貌。立法者的任务是改造人类，让他们不再受无知的折磨，让他们的利益真正与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利益相一致，他们的利益——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应当向他们呈现出本来面目，简言之，他不应将实际上没有用的东西看做对他们有用之物。实际上，他们不应臆断绵羊残酷嗜血，而老虎尊贵善良。他们应当看到真正的实质。只有当他们像科学家那样，了解世界的构成，它是怎样管理的，它在往何处走，这时才能看到事情的真正实质。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之所以说它消失了，乃是因为，作恶的自由消失了，因为现在每个人只能做善事。我们已经像动物那样，被训练得只能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如果它包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什么都可以做的自由，甚至能够选择毁坏我们自身的自由，假如我们愿意的话——那种自由逐渐被成功的教育铲除。

且允许我略微强调一下对这种制度——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因为那正是它要实现的）的预设。首先，所有的价值问题都是确凿有据的，答案都可以通过观察和推理来发现。伦理学和政治学属于自然科学。有些人比别人更善于发现它们的规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特定的知识和技巧是存在的，是专家们必须掌握的。这些专家应当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次，所有的终极目标彼此相通。它们不能相互冲突。这个命题经常被人类的经验所否定。例如，自由是某些人的终极目的，它时常与平等格格不入，而平等是另外一些人的终极目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荣誉总是而且自动地与爱国主义息息相通。（古希腊戏剧家以及晚近时期戏剧家创作的）伟大悲剧，主要讲的是各种无法调和的价值观之间的重大冲突。而这正是18世纪所反对的，因为那个时代传播最广泛的信条认为自然是和谐的，说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就是在说，自然之中正确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与其他正确的或有价值的东西发生冲突。实际上，这个信条依据的是逻辑和几何学的一个虚假类比。正如在逻辑学和几何学中那样，某一真实的命题不可能与其他真实命题格格不入，同样，在道德世界里，没有哪一种价值与其他价值相冲突，如果说道德世界是一种和谐状态，关于这种和谐状态存在一门科学的话，孔多塞能够非常明确地说，“自然用一条无法挣断的锁链，将真理、幸福和美德绑在了一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谁，只要他彻底了解真理，他也就有了美德和幸福。科学家认识真理，因此，科学家具有美德，因而，既然科学家能够让我们幸福，我们就让科学家掌管一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科学家管理的世界，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名智者，成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一名有德性的人，最终是一回事儿。欧洲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支持这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改良者总是像H.G.威尔斯那样怒气冲冲地发问，为什么不让由科学家组成的精英阶层来统治我们。这种态度可追溯到18世纪，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真理、幸福和美德不可能相互冲突，因为，在自然的和谐状态下，各种价值不可能发生冲突，因此，所有的悲剧一定都是过失所造成的。世界上没有与生俱来就带有悲剧性的东西；所有的悲剧和冲突都是可以根治和调解的。

还有一种预设，那就是，人与自然（正在继续）合为一体，因而有可能存在诸如人的科学这样的事物；人，就像自然界中的万物，适应性强，有可塑性，可以改变。这种预设也会受到质疑，不过，启蒙哲学家却理所当然地居之不疑。霍尔巴赫男爵告诉我们，“教育就是培育心智”：统治人就像饲养动物。所以，既然目标已经给出，而且人是可塑造的，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如何去协调人类的关系，让他们过上和平、富足和和谐的生活。当然，人的利益并不是自动保持一致的。必须调整他们的利益，这项调整任务便是立法者的职责。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一个人的幸福不一定与他人的幸福相关。社会压力，还有哲学家——启蒙的哲学家——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科学家精英集团的专制主义。

“那为什么不呢？”有人可能要这么问。伟大的重农主义者里维埃尔就是像这样推断的：“欧几里德名副其实是一个霸道的人，他遗留给我们的几何公理的确是十分霸道的法则。这些法则的专制精神与立法者个人的专制作风是一回事儿。它们的力量显然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说几何学家可能霸气十足，为什么哲学家不会是霸气十足？如果我们不想回避几何学的公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哲学家的真理呢？自然本身就教导哲学家，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当然，自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话的。她对斯宾诺莎说，她是一个逻辑系统；可她却对莱布尼茨说，她自己是灵魂的堆积。她对狄德罗说，世界是一台带有绳锁、滑轮和弹簧的机器；而她对赫尔德说，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对孟德斯鸠，她大谈多样性的无限价值；对爱尔维修，她侈论不容变更的一致性。对卢梭，她宣布，她一直被文明、科学和艺术扭曲；而对达朗贝尔，她则许诺揭示它们的秘密。孔多塞和潘恩认识到，她赋予了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对边沁，她说，这只是“纸面上的大喊大叫”——“胡言呓语”。在贝克莱面前，她显现为上帝向世人述说的语言。对霍尔巴赫，她说，上帝不存在，教会即是阴谋。蒲柏、夏夫茨伯里、卢梭认为自然是一种奇妙的和谐。黑格尔认为她是几支大军夜间交锋的光荣战场。迈斯特认为她是由血泪、恐惧和自我牺牲造成的一种痛苦。

什么是自然？“自然的”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问得好。莱斯利·斯蒂芬告诉我们，18世纪一位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人曾评论道，除了炮兵或皇家禁卫骑兵队之外，军人穿蓝色服装是不正常的（unnatural）。显然，自然在以多种不同的声音说话，如果我们正在接受自然的教导，我们就会收到太多的、相互矛盾的教诲，得不到最终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预示最终解决办法的先兆。爱尔维修心里很清楚自然教给了他什么。他知道，自然告诉他，人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就是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套功利主义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世界上最佳意志的武装之下，在最纯粹的动机的启发下，反对不公正，反对蒙昧无知，反对专断的统治，反对18世纪社会里依然充斥的所有恐怖，直接导致了技术官僚暴政的最终出现。它利用另一种暴政，一种技术暴政、一种理性暴政，取代了无知、恐惧、迷信的教士、专断的国王的暴政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反对的一切妖魔鬼怪的暴政，技术暴政同样敌视自由，同样敌视如下观念，即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且是选择本身。它的这种敌视态度和方式一直受到利用，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为几乎所有企图妨碍人类自由和把人类社会当做一个连续的、和谐的整体进行活体解剖的行为辩护，这个整体，不允许人们具有丝毫个人首创精神。它是一套非常严密而牢固的系统；要想闯进去，没门。也许它能够产生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是否就是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尚不清楚——甚至在18世纪也没有弄清楚，当然后来也就不可能弄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