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来谈一下本书理论出发点的第二个方面，也即我们需要构建一种理论，它既不局限于制度的选择，也不局限于寻找完美的社会安排。基于现实的正义理论不能对人们实际能过上的生活熟视无睹。关于现有制度和规则的信息并不能取代人们的生活、感受和现实的重要性。当然，制度和规则也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既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能对其产生影响。但现实生活远不仅仅只是一种组织结构，它也包括人们能够过上或不能过上的生活。

在讨论人类生活的本质时，我们不仅应关注已经完成的事情，也应关注在各种生活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选择生活的自由能极大地增进人类的福祉，而且撇开福祉不论，这种自由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理智地思考与进行选择。事实上，我们并非只能去追求自身的福利，而是可以选择我们有理由去追求的东西（这一问题将在第8章和第9章中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不必非要成为甘地、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或戴斯蒙德·图图，才能意识到除了一心追求自身的福利以外，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和追求。[1]我们所珍视的这种自由与可行能力（capability）对我们自己也是很有价值的，但如何去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最终还取决于我们自己。

尽管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及（后面将详细探讨，尤其是在第11～第13章中），但仍有必要强调一点，如果以人们实际拥有的可行能力而不是其效用或幸福（happiness，是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者所推崇的）来衡量社会现实，我们就会拥有非常重要且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出发点。首先，我们可以广义地看待人类生活，它包括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而不仅仅只是人们最终拥有的愉悦（pleasure）与效用。自由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进行选择的自由使我们能决定应该做什么，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因为这种行为是我们自主选择的。可行能力是开展行动的能量，由这种能力（也就是能量）派生出的责任也是可行能力视角的一部分，这就提出了对于义务（duty）的要求——可以更广义地称之为道义的（deontological）要求。这样一来，就在对能动性的关注与可行能力方法之间形成了某种契合，而这在功利主义视角中是不存在的（将责任与愉悦联系起来）。[2]包括人们实际拥有的可行能力在内的社会现实视角，必然会使我们看到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分析公正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将对它们进行审思和考察。

[1]亚当·斯密认为，即便是自私的人，“在其人性中，显然也会有一些原则使其愿为他人服务”。他进一步指出：“即便是恶棍，严重触犯社会律法的无赖也不完全没有这样的原则”（The Theory of Sentiments，I.i.I.I，in the1976edn，p.9）。

[2]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和第13章“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