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与人权理论相关的，但我现在转向关于自由的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我在前面，尤其是在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中，已经讨论过自由的“机会方面”与“过程方面”之间差异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对每一方面进行评价时所涉及的复杂问题。[1]对第11章中所用的例子进行一下改动[2]，可以有助于区分个人自由中涉及的实质机会与实际过程分别（尽管不一定是彼此独立的）具有的相关性。试想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不妨叫她苏拉，她决定晚上和朋友出去跳舞。为了充分考虑到一些在这里并不是核心问题的事项（这会使我们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地复杂），我们可以假定她外出并不存在特殊的安全风险，而她也对这个决定进行过反复的思考，并认为外出是明智的。

当专制的监护人决定，她不能去跳舞（“这太不合适了”），并用某种方式强制她待在家里时，我们来看一下对这种自由的侵犯所造成的威胁。为了说明在这种侵犯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试想一下这个专制的监护人决定她必须——绝对必须——出去（“你今晚必须出去——今晚不要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招待的贵客会对你的行为和怪样子感到不舒服”）。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也明显存在对自由的侵犯，苏拉被迫去做她会选择去做的事情（她必须出去跳舞）。当我们将这两种场景，即“自己选择出去”与“被迫出去”进行比较时，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由于对苏拉施以强制行为，后者直接侵犯了其自由的“过程方面”，即使苏拉自己也会选择该行为（“想象一下与那些自负的客人待在一起，而不是和鲍勃跳舞”），其机会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对于机会的合理诠释就包括了选择，而且苏拉也珍视自由的选择（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

然而如果苏拉不仅被迫去做一些他人要她去做的事，而且这也不是她自己愿意去做的，那么对于机会方面的侵犯就会更加明显和突出。将当自己也会选择出去时“被迫出去”，同被迫与乏味的客人一起待在家里进行比较，就能揭示出这种对比。这一差别主要存在于其机会方面，而不是过程方面。当被迫待在家里听颐指气使的银行家们唠叨时，苏拉以两种方式失去了自由，分别是被迫做某事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和被迫做她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过程和机会二者都存在于人权之中。对于自由的机会方面而言，“可行能力”——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的真实机会——的理念典型地是一种好的表述自由的方式，但是与自由过程方面相关的问题，则需要我们超越仅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的自由。被禁在家这一事情中所体现出的缺乏适当的程序与“正当的过程”可以成为人权讨论的主题，无论预期的公正程序的结果是否会与此有任何不同。

[1] 关于对这种差别及其深刻意义更全面的探讨，见我的Kenneth Arrow Lectures，“Freedom and Social Choice included in my 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essays20-22.

[2] See Chapter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