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6年夏天处于困境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给与他同一时代的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穆勒担心干旱所必然导致的惨状，“一个垂死之人在死尸上艰难爬行的场景——三分之一的人一定会死掉”。如果穆勒关于饥荒和干旱的宿命论令人侧目，那么他对于一种简单的仅仅旨在减少痛苦的功利主义的正义信念也是如此。穆勒写道：“将他们（饥饿的人们）带到街上和公路上，像杀猪那样割断他们的喉咙，这也许是一种恩赐。”李嘉图对穆勒这种愤然的思想表示了相当大的同情，就像穆勒（我首先要强调这是詹姆斯·穆勒，而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鄙视那些误导人们说政府会来帮助他们从而散布对既有秩序不满的社会鼓吹者那样，李嘉图回信给穆勒说，他“遗憾地看到向下层社会劝告说立法机构会对其施以救济，这种劝说正在点燃他们的思想”[1]。

大卫·李嘉图对那些煽动性抗议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穆勒都认为，无法挽救那些受到因1816年农作物减产所引发的饥荒威胁的人们。然而，本书采用的总体方法不赞同那种指责。了解这种分歧的原因至关重要。

第一，那些能够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点燃其思想”的东西，只会对政策制定和判别非公正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使不公正感最后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也必须对其加以考察。当然，如果是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就必须彻底探究这种不公正。而且没有进行一些调查，我们就无法确定它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3]然而因为不公正常常与阶级、性别、等级、区位、宗教、社团等固化的社会划分联系在一起，所以通常很难越过这些障碍，来对正在发生的和本可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别进行客观的分析，这个对比对推进正义至关重要。我们只有通过怀疑、质问、辩论和审思，才能得出关于能否推进正义，以及如何推进正义的结论。就像本书所采用的这样一种通过判别不公正来研究公正的路径，一定会将“被点燃的思想”作为批判性审思的前奏。愤怒可以推动，而不是取代理智的思考。

第二，即使大卫·李嘉图是他那个时代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摒弃他所认为的那些煽动抗议者的言论。那些鼓励遭受饥饿威胁的人相信政府法律和政策能够缓解饥饿的人，实际上比对有效的社会援助持悲观态度的李嘉图更为正确。事实上，好的公共政策完全可以消除饥荒的发生。对饥荒的仔细研究表明，饥荒其实是很容易预防的，这一结果也支持了抗议者的诉求，而不是对于救助的可能性置以公式化的——有时甚至是懒惰的——不屑一顾。就像近期的经济调查所揭示的那样，在适当考虑到相关经济和政治原因多样性的前提下，一种对于饥荒原因及其可预防性的合理的经济学认识，表明了从食物角度来机械地看待饥荒问题的观点是多么幼稚。[4]

饥荒就是很多人没有得到足够食物所导致的结果，其本身并不表示没有充足的食物。[2]可以通过包括公共就业在内的各种增加收入的方式，来迅速使出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获得足够食物的人们有更强的市场购买力，以此实现经济中更平等的食物分配（一种现在经常采用的防治饥荒的方法，从印度到非洲）。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大卫·李嘉图的悲观判断不成立，而且是不能不加思考就摒弃与之不同的观点。[5]无论这些观点最初看上去有多么不合理，也无论这些粗鲁的抗议者看上去多么聒噪，都有必要将其置于公共理性之下，而不是立刻否定不同的观点。公共理性中的开放参与对于实现公正是相当重要的。

[1] See J.C.Jacquemin，‘Politique de stabilisation par les investissements publics’，unpublished Ph.D.thesis for the University of Namur，Belgium，1985.让德雷兹和我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第65、68页中探讨了这封书信的不同方面。

[2] See also‘Famine，Poverty，and Property Rights’，in Christopher W.Morris（ed.），Amartya Sen，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 se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2009）.

[3]关于未经充分考察的理论与其可能导致的可怕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一发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见Sabina Alkire，“Development：A Misconceived Theory Can Kill”，in Christopher W.Morris，Amartya Sen，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 se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中分析了饥荒和未能获得食物（而不是本身缺乏食物）之间的关系。我在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中探讨了诸如通过公共事业项目，使人们能够获得食物的途径和方法。最近全球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即通过公共政策来使最弱者获得必需的食物，从而防止由于严重的食物供应短缺造成饥荒。与李嘉图和穆勒专业的思考相比，“底层民众”（the lower orders）的“点燃的思想”更加接近真理。

[5]基于对全球的实证研究，我在《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讨论了精心制定的政策对消除包括饥饿在内的各种“不自由”（unfreedoms）的作用。See also Dan Banik，Starvation and Indias Democracy（London：Routledg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