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公正的抵制，通常都是通过愤怒的辩论进行的。挫折和愤怒有助于激发我们，可是为了评价和效力，最终我们必须依赖理智的审思，来获得对这些抱怨（如果有的话）的理由以及能做些什么来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可靠和可持续的认识。

女权主义先锋和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的过程中，很好地说明了愤怒和理智的双重功能。[3]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对于需要彻底摒弃女性压迫的讨论中，带有极大的愤怒情绪：

让妇女享有这些权利，她会具有男性的优点，因为当妇女获得解放时会变得更加完美，或者维持这种赋予妇女弱者地位的权威体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方便的做法是和俄国进行新的皮鞭贸易。父亲总是会在婚礼上将这作为礼物送给女婿，丈夫也会以此来管束整个家庭，手握其家庭唯一主宰的权杖，而不触犯任何现有的统治，因为他是家中唯一有道理的人。[1]

在关于男性权利和女性权利的两本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愤怒不仅仅只是出于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而且也针对其他受到剥夺的人群的遭遇，如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奴隶。[4]然而，她的经典著作最终落脚于对理性的强烈呼吁。在愤怒的措辞之后，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其反对者加以思考的理智的辩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一书是写给塔列朗佩里戈尔（TalleyrandPérigord）的。在给此人的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重申了她对于理智的强烈信念，并以此结语：

先生，我希望能对法国的情况作些了解。当你们法国修订宪法以体现对于女性权利的尊重时，如果能够充分证明是理智呼唤起这种尊重，并为占人类总人口一半的群体大声呼吁公正，那么这能够证明我的原则吗？[2]

这种不公平既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处的18世纪世界的典型特征，也存在于我们当今的世界中。愤怒使我们去调查那些持续的不公平背后所隐藏的观念，但并未影响理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运用的范围。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同寻常地把愤怒和理智放在了同一本书里（事实上，是紧挨在一起的），但如果在表达出不满和失望之后能对这种愤怒的合理基础进行考察的话（或许是由其他人进行的），那么即使仅仅是这种纯粹的表达也能够推动公共理性。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对于公共理性的诉求，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正义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人类对于其他问题的认识一样，认识正义的要求，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过程。[5]当我们决定如何推进正义时，就存在对于不同地方和不同视角观点的公共理性的基本需求。然而反对观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解决所有相互冲突的缘由，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完满的解决既不是一个人其自身理性的要求，也不是包括基于理智思考的正义理论在内的合理社会选择的条件。[6]

[1] Mary Wollstonecraft，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in Sylvana Tomaselli（ed.），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A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94.

[2]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in Tomaselli（ed.）（1995），P.70.

[3]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已经讨论并多次提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我对她的著作的讨论也见“Mary，Mary，Quite Contrary：Mary Wollstonecraft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Feminist Economics，11（March2005）。

[4]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对埃德蒙·伯克支持追求独立的美国白人的自由，却忽视了奴隶问题的愤怒评论，第5章“中立与客观”已进行过讨论。

[5]正如在第5章中讨论的那样，交流和思辨对于理解和评价道德和政治主张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也见Jürgen 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translated by Ciaran Cronin（Cambridge，MA：MIT Press，1993）。

[6]第8章“理性与他人”和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考察了理性与合理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