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蒙戈和米吉，你们被控犯了重伤罪。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法官大人，没错，我的确犯了罪，”玛丽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专家，是她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她。”

“我也犯了罪，”蒙戈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我的治疗师，是她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她。”

“我不会否认，”米吉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占星师，他告诉我，因为海王星正处于白羊座的位置，所以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他。”

法官叹了口气，然后宣布他的判决：“由于本案并无先例，我必须与法院的资深法官讨论。不过，恐怕你们的辩词没有说服他们，所以我判处你们最重的刑罚。但请记住，这是我咨询其他法官的结果，是他们告诉我要判这样的刑罚。所以，别怪我，怪他们。”

资料来源：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ethuen出版社，1948。

要承认坏事是因为自己的错很困难，但奇怪的是，一遇上好事，人人都会接受是自己做的。行动结果的好坏似乎会影响我们对结果的负责程度。

规避责任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拿别人的意见抵挡指责。其实，我们之所以问其他人的意见，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他们能支持我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一些外在认可。正因为对自己的选择缺乏勇气，所以要去别人那里寻求支持。

如果我们以为寻求他人意见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在欺骗自己，这样做其实只是微妙地改变了我们负责任的对象。原本只需为自己所做的负责，现在却还要为自己选择的意见提供者负责，以及为自己听从他人的意见负责。举例来说，如果我咨询神父，他却给了我糟糕的意见，我要负责的就不只是我最后的行为，还包括我选择了糟糕的建议者并接受他的建议。这就是玛丽、蒙戈与米吉那样的辩护不妥的原因。

然而，在我们准备将他们三人的陈情仅仅当成托词前，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并非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有时需要向其他更了解该领域的人寻求建议。比如，如果我对计算机丝毫不了解，有个计算机专家却给了我糟糕的建议，而我最后买到不合适或质量不好的计算机，这当然是专家的错，而不是我的错。毕竟，除了找个人提建议，我还有什么合理的选择呢？

或许我们应该考虑责任连续体的问题。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处理的选择，我们负责的较少，但对自己能处理的选择，则必须负全责。至于生活中绝大部分我们一知半解的领域，要负责的范围则在较少责任与完全责任之间。

不过，这个原则的风险是玛丽、蒙戈与米吉这些人的辩词的可信度将会过分提高。此外，他们也留下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谁是有关专家？当和生活风格与关系的选择有关时，就特别具有紧迫性。我们是否应该听从治疗师、占星师，甚至（但愿不会这样）哲学家的建议，还是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决定自己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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