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我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你，最后一次见面是20年前了吧！天哪，德鲁，你拿枪要干什么？”

“我来杀你，”德鲁说，“你之前要求的。”

“你在胡说什么？”

“你不记得了吗？你跟我说过好多次：‘要是我投票支持共和党，就开枪杀我。’我最近得知你现在已经成了共和党参议员。所以你懂的，你的死期到了。”

“德鲁，你疯了！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当时还年轻，是个理想主义者。你不能要求我信守承诺！”

“那绝对不是随口说说的，参议员。事实上，我这里有一张纸，上面有你和其他见证人的签名，这张纸要我依照指示行事。在你告诉我不要当真之前，让我提醒你一件事，你最近曾投票支持《生前遗嘱法案》；事实上，你已经拿到你自己那张了。现在你告诉我：如果自己变成痴呆或成为植物人，你希望人们执行你的愿望把你杀了，那么为什么我不该执行你过去的愿望，也就是在你成为共和党人后杀了你？”

“我已经想到要怎么回答了！”满身大汗的参议员大叫，“只要再给我几分钟！”

德鲁抬起手枪瞄准了他：“你最好快一点儿。”

参议员其实有个好答案可以回答德鲁，但是在讲答案之前，我们应该先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有权代表未来的自己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吗？答案很清楚，既然我们理所当然地能为现在的自己做决定，就没有理由不为将来的自己做决定。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这类决定，我们签下为期25年的房贷按揭、退休金计划、婚礼誓言，或是签下为期两年的工作契约，都属于这样的决定。

虽然我们有信守承诺的责任，但是如果情况改变，我们依然有权改变主意。比如，许多人说“如果我……就把我杀了”，特别是年轻人最喜欢说这样的话。虽然这些通常只是夸张的修辞，但是说这种话时往往相当认真，说的人通常已经成年，能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但是要求这些人信守此类承诺实在很荒唐。

因为某人未能信守20年前不支持共和党的承诺而对其进行惩罚，先不说杀不杀他，如果说此惩罚是荒谬的，那么合理地期待他们会信守婚姻的承诺是否也是荒谬的？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区别。婚姻就像房贷按揭契约，涉及对第三方的责任与承诺。如果我们反悔，将会有人受害。但如果我们改变自己对政治与宗教的态度，整体上，我们并不会破坏与他人的约定。

不过，我们确实认为改变想法是合理的，会让我们看到长期约定不应该那么绝对。因为人是会变的，这是个赤裸裸的事实，而在现实世界中，现在的我们与很多年前的我们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代表未来的自己做出承诺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替某个不同于现在的自己做承诺，这意味着我们的承诺不该在道德上被视为有约束力。

这对生前遗嘱有什么影响？关键差异在于生前遗嘱是为将来无法选择的自己预先安排后事。在这种情况下，最有资格做决定的人是过去的自己，而不是现在的自己。这是参议员应该给出的答案，但这样回答能不能说服德鲁不开枪则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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