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都同意，《De Puta Madre》这部电影的艺术性令人惊叹，演员演技一流，对话明快，节奏完美，配乐旋律极为动人，完美地烘托了电影。但批评者认为，这部电影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它呈现的世界观是西班牙种族优越的世界观，将苛刻对待老人视为必要的世界观，也是认定无子女的妇女应该被强奸的世界观。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评价不一。对一些人来说，这部电影低俗的道德观破坏了自身本来很高的艺术地位；对另一些人来说，媒介与信息应该被区别开。这既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也是道德上的耻辱。我们可以因为前者赞美它，也可以因为后者厌恶它。

这场讨论并非只是一场理论上的论战，因为电影传达的信息让人极度厌恶，很可能因此被禁，除非它能证明它的艺术成就高到足以不需要被审查。导演警告说禁播对自由艺术表达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说的对吗？

这场想象中的争议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一部关于纳粹纽伦堡大集会的纪录片）和《奥林匹亚》（一部1936年拍摄的慕尼黑奥运纪录片，片中强化了对亚利安人种族优越性神话的宣传）。迄今人们仍强烈否定这两部片子有任何可取之处。对某些人来说，里芬斯塔尔是一位杰出的电影制片人，她将才华服务于邪恶。对其他人来说，她的电影具有艺术性，但是在道德上是失败的。

奥斯卡·王尔德在这场大辩论中表达了自己极端的立场。他写道：“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书。”王尔德认为艺术独立于道德之外，因此，将伦理标准套在艺术里就是个错误。

大部分人没有这么极端。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可以将美学与伦理判断区分开，只就美学而非伦理观点来欣赏作品。

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也无法终止辩论。主张伦理与美学应该分开是一回事，说因此我们可以将道德判断放在一边又是另一回事。认为《De Puta Madre》在艺术上极有成就却在道德上非常糟糕，认为道德要求应凌驾于艺术要求之上，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承认某部电影极具艺术性，但可能还是要禁播。

相对于王尔德的立场，另一个极端是认为艺术与道德必须紧密结合的观点。济慈写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如果是这样，任何扭曲现实的绘画作品都会是美学与创意的失败。认为某个艺术作品道德低劣却又极具艺术性，完全是矛盾的。至于那些欣赏《De Puta Madre》的人，就更是大错特错。

显然，明智的人都会强烈反对基本教义派的极端路线，但是这些人容易因绝望而遁入“什么都可以”的相对主义中。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这一选择也无济于事。反对禁播《De Puta Madre》那些人不可能认为支持禁播的人的意见跟他一样正确，因为这么做等于要求自己承认不合理的做法（也就是禁播这部电影）最后还是合理的。同理，认为反对禁播具有合理性的人，一定也会反对审查制度。

如果两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种道理一定有共同的基础。不过，要找到这个共同点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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