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医生很沮丧，他的晚期病人仍用维持生命的机器延续生命。病人最后一次清醒时曾强烈要求关掉机器，但是医院伦理委员会认为任何故意缩短病人生命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格雷反对委员会的决定，而且因病人的意愿被忽视而感到不安。他也认为，以机器延缓死亡的来临只会延长病人的朋友和家属的痛苦。

格雷站在病床边难过地看着病人，但一件怪事发生了。医院的清洁工碰到了维持生命的机器的电线，插头被拔了出来，机器发出哔哔的警告声。清洁工觉得不大对劲，看着站在病床边的格雷，想要他帮忙。

“不用担心，”格雷毫不犹豫地说，“继续做你的事，没问题的。”

对格雷来说，确实没问题，因为没有人故意缩短病人的生命。格雷在做的只是不理会意外掉落的插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机器继续工作。现在他既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未违反伦理委员会的指示。

资料来源：乔纳森·格罗佛，《导致死亡与拯救生命》，企鹅出版社，1977。

杀人与任人死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这项差异总是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吗？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死亡都是故意且经过审慎的决定造成的，做出决定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受到责难？

在格雷医生的例子中，要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似乎有些奇怪。格雷想关闭维持生命的机器，让病人安息。事实上，尽管他只是没有重新插上机器的插头，但意图与结果都跟杀人一样。采取行动让病人死亡如果是错的，那么不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病人死亡当然也是错的；或者，换个角度来说，让病人死亡在道德上如果说得过去，关闭机器当然也没有道德上的问题。

不过，法律对安乐死的规定确实明确地区分了杀人与任人死亡。这导致了古怪的结果：一方面，医生可以停止供食处于永久植物人状态的病人，让病人逐渐饿死；另一方面，医生不能注射致命药物，让病人快速死亡。不管是哪一种，病人都没有知觉，也不会受苦。不过，我们很难理解，饿死为何会比快速无痛的死亡在伦理上更优。

有人认为，虽然杀人与任人死亡之间并不总是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差异，但是从法律与社会的角度出发，依然禁止故意杀人。这当中存在伦理的灰色地带，如维持生命的机器的例子，但社会还是需要规则和最佳、最明确的界线以区别杀害与任人死亡。在一些疑难案件中，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会得到令人不满的结果，如格雷医生的病人。然而，这总比为医生打开故意杀人之门要好。

在杀人与任人死亡之间划定界线，虽然是区别伦理与非伦理治疗的最佳方法，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有问题：为何不设定基本的原则，既能将病人的痛苦降到最低，又尊重了病人的意愿？

不论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格雷医生的例子都显示，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杀人与任人死亡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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