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859年的约翰·杜威被公认是美国现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确如此，他的影响不仅在哲学领域，甚至在教育学领域、美学领域和政治理论领域都能看到。

和威廉·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新英格兰人。和其他一百多年前的伟大的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不同的是，他继承了新英格兰的自由主义传统。1894年，杜威做了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当时，他创立了一个革新的学派，并写了很多教育学方面的著作，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学校与社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而且，在他此后的一生中，他又发表了许多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就数量而言，这方面的著作丝毫不少于他在哲学方面的著作。

尽管杜威表示他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并非他的本意。当时，他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托洛茨基罪名的调查过程中。尽管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罪状毫无根据，但在他看来，就算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做了列宁的接班人，苏维埃制度也未必会是令人满意的制度。他还坚信，如果独裁政权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的，那它肯定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方法——事实是，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建立的独裁政权，都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办法。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对任何经济问题都抱着热情的改进计划。

杜威对传统“真理”概念的批评是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所在。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真理应该是静止而确定、完整而永恒的，甚至可以和神的思维同一化。精确可靠、不带任何渣滓的真理是完美和典型的真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神学一向都关联着数学，深刻影响了大多数哲学家的认识论。但是，与对数学的兴趣相比，杜威对生物学的兴趣更大。

约翰·杜威（1859—1952年）。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与威廉·詹姆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一起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大代表人物，同时由于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主张到实践中去学习，而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

在杜威的理解里，思维的过程就是进化的过程。人们每得到一样知识，会习惯性地把它视为是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知识不是这样的。在他的理解里，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所有部分都在共同逐渐成长的有机整体，只有每一个部分都完全了，整体才会达到完全。虽然在杜威青年时代曾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这种哲学也有“绝对”和比时间实在的永恒世界。然而，在杜威的思想中，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杜威认为，一切实在事物都有时间性，虽然思维的过程是进化的过程，但也不是永恒理念的开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我的这些意见跟杜威的完全一致，而且我的其他意见也和他的完全一致。

与常人不同的是，杜威不把真理或知识视为逻辑的要素，反而把探究视为逻辑的要素。说到探究的定义，杜威下了如下的定义：“所谓探究，就是通过控制或指导，把不确定的事变成在区别层面和关系层面确定的事，以便把不确定事物的要素转化成一个统一整体。”很明显，这个定义是不妥当的。杜威一定不愿意把所有事都放在“探究”里，因此他一定是忘记了其中一个因素。

把世界变为一个有机化一般过程的一部分显然是杜威的“探究”的企图。探究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整体”。杜威爱好有机的东西的原因有两部分，一是因为他爱好生物学；二是因为黑格尔带给他的影响太深了。我不明白探究为什么一定要产生“统一的整体”，但是它以一种无意识的黑格尔派形而上学为基础，我才弄明白。现在，假设有人让我探究一副杂乱无章的扑克牌正确的顺序，那么，如果按照杜威的观点，我只要把扑克牌按顺序整理好就可以了。在我整理扑克牌的时候，要做到“客观变换客观素材”，这一点在杜威的定义里提到了。

大体看来，杜威把信念分成为好的和坏的两类，这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是他进一步认为，信念的好坏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理论不是这样。即使是不完美的理论，也要比之前的好、比之后的坏。判断信念的好坏，要看它的有机体产生的活动是否能让该有机体满意。这样说来，一个关乎往事的信念是好的还是坏的，与这个往事是否真的发生无关，与将来的结果有关。这样说来的话，结论就很奇妙了。

与至今为止人们所公认的常识相比，杜威的观点可真是违背了这些常识。常识也许是在变化着的，也许从将要变成的情况看，常识与他的观点并不矛盾。我和杜威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在信念关系到往事时，我从信念的原因判断信念的好坏；而杜威从来不管信念关系到了什么，他只是从信念的效果判断信念的好坏。

1896年芝加哥哲学俱乐部合影，前排正中为约翰·杜威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始终都尝试着这样一个努力：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尽量把各派哲学与有关的哲学家生活的社会环境联系到一起讲。我一直抱有这样一个意见，信服人类的能力与不愿承认“定而不移的事实”，同机器生产和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科学控制造就的希望分不开。许多支持杜威的人和我抱有同样的见解。乔治·瑞蒙·盖格尔曾写过一篇赞扬杜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盖格尔提到，杜威的方法与“代表着思想的革命和工业的革命一样，都带有中产阶级的性质，即都不动人耳目，都让人赞叹”。

有件事我已经把它当做是习以为常的了，这件事就是：我在发表我的个人意见时，有些人总以为我是在代表英国贵族说话。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与这种议论相比，我更乐意人们也认为我和别人一样，得出的结论和见解都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至于杜威，如果我看错了他所受的社会影响，那我只能为此感到遗憾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发现犯这个错误的人不止我一个。

本来我以为，杜威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人类的想象力的世界，他当然承认存在着天文学上的宇宙，但是在很多时候，他却忽视了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哲学并不是尼采哲学那样的个人职权哲学，但也是一种职权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社会的职权是最宝贵的。我们对自然力量支配的新能力，要比这种职权至今仍受的局限给人造成的印象更深。我认为，工具主义哲学之所以对那些人有了诱惑力，根源就在于工具主义哲学自身上的这种社会职权要素。

在不同的时代，人类对非人的环境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惧怕、傲慢，于是就信仰了一位地位比宙斯高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这样一来，希腊人就要小心避免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得罪宇宙的事。基督徒的首要义务是对神谦卑，因此中世纪时人们的恭顺心理更甚于以往。

创造性一旦被束缚住，那么几乎是不可能再出现任何伟大的创见。文艺复兴使人类恢复了自尊，但是造成自尊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的同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了文艺复兴运动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但是，虽然近代的技术不是全都适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狂傲的人们，但它们依然复活了人类的集体能力。曾经是谦卑过度的人类，逐渐地几乎都要视自己为神了。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哲学家里也有，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者帕比尼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诚”。人们视“真理”为取决于事实的东西，然而很多事实又是人力不能控制的。至今为止，哲学教导人们要谦卑的必要要素之一就是这个关于真理的定义。这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抑制骄傲，可是，这种抑制力一旦消失，人类将更快地奔上某种狂热之路。说到这种狂热，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职权陶醉，是随着费希特进入哲学领域的，它使得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近代人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陶醉。我以为，当代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职权陶醉，不论是什么派别的哲学，即使它是在无意间助长了这种陶醉，它也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