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征服了整个世界。

——《吠陀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论语》

日出日落，一天过去了；冬去春来，一年过去了；上学、工作、退休，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沧海桑田，记录着几百年、几千年的流逝。人类的一切往事，无不载负于时间之中。然而，时间究竟是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谜，古往今来不少哲学家为此绞尽脑汁，还是无法取得公认的答案。既然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就暂且不去深究它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历史首先是一个时间过程，正是每时每刻都在飞逝的时间构成了历史的维度，也带来了深沉的历史感。

古人有一首《长歌行》是很耐人寻味的：“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头两句讲大江东流、一去不复返，这是人们所常见、熟知的自然景象。后两句笔锋一转，讲出了关于人生的一条很重要的真理，颇有令人心惊的味道。它包含的道理和人生体验很朴素，也很深沉，你们日后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可能会不断或喜或悲地品尝它的意味。全诗在字面上没有出现“时间”这个概念，但全诗的核心就是讲时间的宝贵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物大都很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和工作，才能做出成绩。时间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特性既使我们感到神秘和敬畏，同时也会激发出我们向它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从情感上讲，一种深沉的、常常使人感慨不已的历史感往往会在面对某种情景时特别强烈地袭上我们的心头。

孔子曾经站在江边对着流水慨叹：时间就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流逝了；毛泽东在长江游泳时，很自然地就吟出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诗句，他既是在慨叹时间的流逝，也是在缅怀那位2000多年前的古人。

夜空中的星星、月亮，也会令人产生对往古的遥想。唐代诗人张若虚在他的诗歌《春江花月夜》中问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岁月悠悠，是谁最早在江岸上端详着月亮呢？而这月亮，又是在何时第一次以它的清辉照耀着人类呢？

与大自然的永恒相比，人类自身事务的存在无疑太过短暂了。且不说江水、星月，就是一段玉砌雕栏、一条春柳堤岸，或者一座孤零零的高台，都会触发出人生短暂的感怀。这类情怀有时表现为一种幽怨的伤感，有时却会喷发为震裂长空、悲壮激越的恸歌——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这种审美上的悲怆感正是来自纵览千载、俯仰无凭的历史情怀。

然而，面对飞逝的时间，历史学家并非仅仅沉溺在情感的体验中。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关于时间的观念可以成为把握过去的框架，从而使历史成为可以被有意义地把握的对象。这些时间框架有多种，比如，按年月排列的编年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大段的世界史（你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采用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划分方法），也有一些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当然，任何一种时间框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时间和历史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不仅仅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框架，人类对时间本身的认识也正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反映出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

最早出现的把时间分段的计时装置是日晷——用一根竖立的柱子以测量日影的长短。埃及人最早利用高耸的方尖碑作日晷，后来又发明了可以携带的日晷，如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古埃及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500年）时代存留下来的旅行日晷。但是日晷有许多局限性，比如它只能用于有阳光的白天，而且很难有标准的度量单位。人们怎样才能从太阳计时中解放出来，使黑暗的那一半也成为可以度量的时间呢？

人们想到了水，也想到了沙。它们都是一种可以流动、可以储盛的物质，可以在白天和黑夜都存在。古埃及人很快就发明了水钟。在瓶子的内侧刻着度量单位，底部开一个小洞，水慢慢滴出，瓶内水平面缓缓下降，就能计算流逝的时间。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制造水钟方面有更为精巧的技艺，后来在各地有很多人纷纷仿效他们。

更能使历代的诗人们对时间的流逝深怀感慨的是以漏沙计时，如圣歌里唱到：“时间的沙粒正在下沉，天国正是黎明时分。”精确的沙漏计时器需要有高超的玻璃制造术，而且对沙粒的要求也很高。据中世纪一篇论文记载，沙漏所用的沙粒是经过磨细的黑色大理石砂粉，要把它们放在酒中煮沸9次，每次煮沸时都要把泡沫除去，最后将粉末晒干待用。沙漏比水钟更适宜计算较短的时间。

13世纪末，人类发明了机械时钟，这是时间观上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从此时间被视作一个无限延伸的永恒过程。而时间观念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社会进化的状况，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方城镇，人们是通过教堂召唤做晨祷、弥撒和晚祷等仪式的钟声来获知时间的推移，而到了14—15世纪，许多欧洲城市市镇厅的塔楼上都装上了机械时钟，象征着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实际上，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文化与时间观念之间存在异常复杂、丰富的联系，说起来就太长了，你们以后会慢慢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