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入新居不仅意味着开始新的事物，同时亦意味着放弃旧的事物。现在在我迁入新居之时，我心里头当然十分感激将这幢住宅送给我的好友，这份感激之情与恒久不渝的友谊，使我想起了他跟其他一些帮助我们整修房子的朋友。但是对这所新居作一个陈述，用叙述文将它表现出来，赞美它、歌颂它，却是我做不到的，因为在从事新事物的第一步之时，我们如何去行文礼赞及吟歌赞颂呢？在夜晚未到临之前，我们如何去庆贺明天呢？当然，在为新居献词之时，我们在心里头可以暗自祈祷，也可以恳请朋友们为我们新居及我们新居的未来祝福。至于说，为新居说什么话，发表什么感想，宣布与它的任何关系，则只有等个一年半载再说。

但是，在迁入新居之时，我却可以也应该回忆一下我先前曾住过的其他房子——为我的生活与工作提供庇荫与保护的处所。对于先前我住过的每一所房子，我皆心存感激，因为它们每处皆为我保存无数个回亿，并帮助我回溯起我住在那儿的时间的本来面目。因此，正如一般人在长久一聚的家庭聚会，谈起过去的时光，忆起逝去的故旧一样，今天我也想回忆一下先前住过这所漂亮的房子的人，回忆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并将有关他们种种告诉我的朋友。

虽然我生长在一个风格独具的古老大宅，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太缺乏教养了，我只顾自己而根本没有注意及爱惜我所住的房子。对于房子的大小，它的墙壁、角落、高度、色彩，以及地板等等，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怎么喜欢它。我所关切的只是我带进房子里的东西，如何把它们摆开、垂挂起来、安置下来。

一个12岁的男孩布置他第一个房间使它成为已有的方式，根本跟他的鉴赏力或室内装饰无关；这一类布置的冲动，实远重于鉴赏力。因此，在我12岁那年，当我骄傲地占有我的第一个房间时，我既没有想到要把这个高大的房间分隔一下，也没想到用色彩或其他家具，将它布置得更漂亮、更好住，同时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睡床的位置、衣橱的摆置等等，我只注意到房间里的一些地方，对我而言，这些角落不仅是方便之处，同时也是神圣之所。

当时，我最重视的乃是我的立桌，它是我要了很久才得到的，而在这个桌子上，乃是它斜盖下的空间，我费了不少心血在这儿摆设一些秘密的战利品——一些别人不需要也不愿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我却独具纪念价值，并兼有部分的魔法属性。这些东西包括一具小动物的头颅、枯干的树叶、一只死脚、一个绿色厚玻璃碎片，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些别人所不知的东西，乃是我私人的秘密，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比我所有的其他一切东西，更有价值。

仅次于这个秘密宝藏的是桌盖的上端，而这个地方已不再是私人的隐秘处，而是装饰、展示及自炫的地方。在这里，我不是要藏匿及保护些什么，我倒想到展示及夸耀一些美丽而动人的东西，例如一束美艳的花朵、大理石的碎片、照片，以及其他的图画等，而我最大的希望乃是在这儿摆上一个塑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是立体的艺术品即可，什么样的形状皆无所谓，由于这种欲望十分强烈，有一次我甚至偷了一马克，买了一个80芬尼的小型泥塑恺撒半身像，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大量生产的东西。

这种12岁时的渴望，一直到我20岁时仍然存在着，当我在杜宾根当书店学徒时，我用赚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批东西之一乃是，蒲拉克西蒂利20所塑的“汉密士”21的雪白石膏半身像仿造品。如果是在今天的话，我很可能不愿将它摆在任何房间里，但在那时候，我对雕塑品的原始魅力的感受，正跟我当男孩时对泥塑半身像的感觉一样的强烈，由此看来，尽管汉密士塑像在形式上比恺撒的半身像要高贵一些，但是在鉴赏力方面，我几乎没有进步可言。我必须说的是，在我住在杜宾根的4年里，我对我住的房子与房间根本漠不关心。当我到了杜宾根时，我在4年里一直住在海伦柏吉街（Herrenberger Strasse），我住在原先为我双亲所安排的一个房间：在一个不起眼的街道的丑陋房子里的一个陈旧而沉闷的房间。虽然我对许多形式的美皆十分敏感，但是我对这个陋室却安之若素。事实上，它并不算真正的陋室，因为从早到晚我一直在书店里工作，当我回到家时，天色通常已经黑了，而我除了独处、自由自在地看书、做我的工作之外，已别无所求了。在那时候，我心目中的漂亮的房间只是有装饰的房间而已。因此，我在房间里弄了很多装饰品，钉上了不下一百张我所崇拜的人的画像，有些是大型照片，有些是从期刊里剪下来的小型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有次我曾以高价买下了一张年轻时候的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照片及两张尼采的画像：其中一张是留着长胡子，目光向上的著名画像；另外一张则是在户外坐着轮椅的油画照片，画中尼采满面戚容、满脸憔悴、神情空洞。我经常站在这张画像前，仔细端详它。此外，那儿还摆着汉密士的塑像，以及我能找到的最大的一幅萧邦画像的复制品。

1899年秋天，即我22岁之时，我由杜宾根迁往巴塞尔，在那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平面艺术：当我在杜宾根的时候，我公余之时的全部精力几乎全集中在文学与知识方面的领域里，特别是歌德与尼采的作品，更令我沉迷得如醉如痴。

而到了巴塞尔之后，我眼界大开，我开始注意到建筑与绘画，而后在这两方面也颇有心得。在巴塞尔教导我的那一小圈子的人深受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影响，布克哈特前不久刚过世，而他在我后半生的地位，已取代了先前尼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由于平面艺术的熏陶，住在巴塞尔的几年间，我首次试图以一种讲究品位与尊严的方式去生活，我在一处古色古香的巴塞尔式屋宅里租下了一间十分漂亮的房间，这个房间颇具旧式风格，有一个古老的大瓦炉。但是，我的运气实在不好，那个房间虽然华贵，却并不温暖，虽然老壁炉里烧了许多木柴，而窗下从清晨3点钟开始，从阿班门开来的牛奶车与市场车，便把安静的卵石路吵得震天价响，使我无法入眠。最后，我终于落荒而逃，搬到一处现代化郊区里的一个漂亮的房子。

此外，我再也不愿住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房间，我一再地搬家，而且一定挑选我最中意的房子。在我1904年的第一次婚姻及1931年我迁进“鲍德美家宅”（Casa Bodmer）之间的二十多年间，我前前后后地换了4次不同的房子，且自己建了一幢。这些事情我至今还记得。

到了此时，我已不愿搬进丑陋的房子或一般平常的房子。

我曾看过许多古代艺术，我曾到过意大利两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亦曾改变及充实了我的生活：在放弃了我过去的职业之后，我决定成婚并迁到乡间定居。我的第一个太太米亚曾参与这项决定以及我们居住地与房子的选择。她决定在乡下过一种简单而健康的生活，日常之需力求简单；但是，她却十分强调生活的美化——亦即，住在景色优美的堂皇住宅里，她要求的住宅既需美观又需特出。她理想中的房子是半农庄木屋，半宅邸式的，屋的四周有参天古木，屋顶有苔藓，而正门之后又有喷水池。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梦想与期望，这也是受了米亚的影响。因此，我们所寻找的房子，预先已有了腹稿。刚开始时，我们在巴塞尔附近的漂亮村落里寻找。之后，在我初次造访了亚米希芬（Emmishofen）的“伊米尔街”（Emil Strauss）之后，“康斯坦士之湖”亦列入我的考虑，最后，当我回到我双亲在卡罗的老家，撰写《在轮下》之时，我太太发现了乌特希（Untersee）的Gaienhofen村落教堂对面一处安静的小广场上空着的农村屋宅。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乃以一年150马克的租金租下了这所农村屋宅，这笔房租在那时候并不算少，但我们觉得它很便宜呢。

1904年9月间，我们开始布置房子，我们苦等了好久，家具与睡床才自巴塞尔运到。接着我们的兴致便开始高了起来，我们动手将二楼的大房子及一楼的两个房间涂上油漆。

实际上，我们租的只是半幢建筑物而已，另外一半是仓库及畜舍，农夫留着自己用。这个半木造的生活空间，楼下一层包括一个厨房及两个房间，较大的一个房间是用大瓦炉取暖的，它充作我们的起居室及餐厅；墙壁旁有一排粗木凳，室内既温暖又舒适。较小的一个房间供我太太使用，室内摆着她的钢琴与桌子。起居室有一个旧式的木板楼梯通到楼上，起居室一直通达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角落里有两扇窗，由窗户望向教堂可以看到一部分的湖泊与湖边景色；这便是我的书房，书房内有一个我建造的大书桌，这个大书桌至今我还在使用着，这是那时候一直留到今天的唯一家具；同时室内还有一个立桌，而墙壁旁则摆满了书籍。要进入这个房间，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形成门限的横梁；任何人一不小心都会使头部碰到走道上的低横木，这事情已发生过许多次了。当年，年轻时的茨威格第一次前来我的住处时，他匆促而又兴奋地跨进门来，在我未及警告他时，他头部已撞上了横木，他足足躺了一刻钟，才苏醒过来。这一楼有两张床，而上面还有一个大阁楼。这幢房子没有花园，只有一个小草丛及两三棵果树，以及一个边缘土地，我沿着屋子的边缘地带栽种了一些红醋栗及一些花儿。

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3年，而在这期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同时也写下了许多诗作与小说。在我的“图画书”及其他作品里，我曾记述了这一段期间的生活的许多形貌。

事实上，以后的房子所能给予我的东西，再没有像这所房子所给我的那么地珍贵与独特了。就这点而言，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婚姻的第一个避难所，我的职业的第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首次感觉到恒久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偶尔也会有拘禁感，一种被界限与责任所包围的感觉。

在这儿，我第一次沉醉在创作的美丽梦境里，并在我自己选择的地方得到了某种归宿，而它是以贫乏而原始的工具做成的。我在这些墙上一根一根地钉进钉子，不是我特意买来的钉子，而是从我们搬家的包装盒里取出来的钉子。我把麻絮与纸张塞进楼上的空隙里，并把它涂上红色，为了栽种花朵，我设法改善屋旁恶劣的土质，改进它的干燥与遮阴。我是本着一般年轻人的活力以及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感觉，并为着我们全部生命而设想的信念去整顿这座房子的。我们试图在这所木屋里，建造一种简单、正直、不时髦的自然乡间生活。这种理想及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源自罗斯金、摩里士及托尔斯泰。它部分获得成功，但部分却归于失败，但是我们俩却同样出之以全然的热忱，我们每一件事情皆以忠诚与虔诚的心情去实行之。

每当我忆起了这所房子以及我们在凯恩赫芬的前几年时间里，有两个场面，两种经验便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第一个画面是一个温暖而阳光普照的夏日清晨，我28岁生日那天的早晨——

那天我起得很早，是被一阵不平常的声响所吵醒，或应该说是吓醒的，我跑到窗口一看，底下站着一个管乐器的乡村乐队，他们演奏着一个进行曲与赞美歌，该乐队是我的朋友芬克（Ludwig Finckh）由邻近的村落里召集来的，号角与竖笛的声音在清晨的阳光里飞扬着。

这是与这种古宅有关的场面之一。另外一个场面亦跟我的朋友芬克有关。这次我也是从睡梦中被吵醒，但却是在夜半时分，站在我窗下的不是芬克，而是我的朋友布却尔（Bucherer），他告诉我说芬克为他年轻的太太刚买下且经过整理布置的小屋失火了。我们默默地走过村落，眼见天空一片血红，这座古怪而有趣的小巫屋刚刚经过扩大、上漆与布置，而现在却烧得片瓦无存了，而现在他还在度蜜月，明天他将带着他的新娘子回到他们的新居。当我们去接这对新婚夫妇，用这个恶讯向他们祝贺时，灰烬堆里还在冒着烟呢。

当我们要向我们的农庄屋舍说再见时，我们心里头并不十分难过，因为现在我们已决定要兴建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做这个决定，我们曾经过各种不同的考虑。首先，外在的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由于我们一向过着单纯而节省的生活，因此每年都有余钱省下来。而且，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拥有一个适当的花园，以及一个视野更宽阔、位置更高的地方。另外，我的太太的健康情形一向不好，且已有了一个孩子，因此像浴缸与热水器等奢侈品已不像3年前那般完全不需要了。

我们又想到，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在这个乡间长大，那么，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树荫下成长，不是要好得多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如何为这个看法自圆其说，我只记得我们是很郑重地在考虑这个问题。

或许，这只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情感而已，虽然，我们夫妇俩的中产阶级欲望并不十分强烈——但是，归根究底来说，我们初次成功的“硕果”到底还是腐化了我们，还是我们血液里确实潜藏着农人的理想？即使在那时候，我仍然无法十分确定我们的农人理想；它可能源自托尔斯泰与古特尔夫（Jeremias Gotthelf），同时亦因德国最近所掀起的，由城市生活转向乡村生活的新生运动而得以强化，此一运动具有道德及艺术上的基础——这些优美但措辞不当的信心信条仍然活现在我们的心灵里——正如我在《乡愁》一书所表现的情况一样。同时，我也无法确知所谓“农人”一词，究系何指。直到今天，我所能确知的只是，我正好是与农人相反，我是一个游牧民族、一个猎人、一个不安定的孤狼。

当时我的想法可能跟我今天相去无几，但是当时我下的定义不是“农人——游牧民族”，而是“农人——都市住民”，所谓的农人，我的理解并不是离开城市的那种偏远性，而是接近自然与根据直觉而非理智而生活的那种安全感。至于我乡间生活的理想本身是否只是一种理智的命题，我则根本不去管它。而我们天生似乎亦具有将生活哲学加以伪装的惊人技巧。我在凯恩赫芬生活的失败，并不在于我喜欢陶醉于农人生活的虚伪理念里，而在于我个人有意识地追求某种跟我的真正本性所要求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我无法断定，在这件事情上，我受我太太米亚的理念与希望的引导到达何种程度；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早先这些年里，她的影响的确远超过我所能承认的。

总而言之，我们是决定买土地自己盖房子。我们在巴塞尔有一个建筑师朋友，而我的岳父母则为建造费用提供了大部分的贷款，至于土地，在哪里都可以买到便宜的，我想每平方米，约两三个“格罗辛”22即可买到。就这样，在我们住在“康斯坦士之湖”的第四年，我们终于买下了一块土地，并开始盖一幢漂亮的房子。

我们在村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在这儿望向乌特希的视野更为宽阔。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土、雷其奴山（Rcichenau）、康斯坦士大教堂的尖顶，以及其他更遥远的山脉。这座新盖的房子比我们原先住的宽敞得多，舒服得多，有小孩的房间、仆人的房间，还有客房；屋内皆附有衣柜与洗手间，现在我们已不必像过去一样跑到屋外的水源去取水了，屋里已备有自来水，地下室有酒库、培养根的地窖、我太太冲照片的暗房。在我们搬进去之后，曾发生过一些令人失望与担忧的事情，污水池经常塞住，污水积满了厨房的水槽，几乎要溢出来，我跟水匠费了好多工夫，用杆子与铅线将污物清除出来之后，水流才恢复畅通。

但是整个来说，这所房子总算整理得还不错，住起来很舒服，此外，屋里还有许多过去我从不敢奢想的一些小奢侈品。我的写作房有一个造在墙内的书架，一个可折合的大桌子。四周墙壁挂满了图画，我们现在已有几个艺术家朋友，这些图画有些是我们买的，有些是他们赠送给我们的。自从麦克斯·布却尔（Max Bucherer）搬走之后，又有两位来自慕尼黑的画家布鲁梅尔（Blumel）与雷纳（Renner）在夏天在我们附近定居，我们很喜欢他们，且一直跟他们保持友谊。

后来，我又想到要在我的书房里装设一个精心设计且十分豪华的取暖系统——一个绿瓦砌成的大壁炉，煤炭放在里面可以慢慢燃烧。我们为它费了很大的功夫，在刚动手建造壁炉，我即将一车子的磁瓦退回给工厂，因为它们并不像当初我想要的那般青绿美观。但是，这个壁炉也显示出一切方便与技术改进的黑暗面。老实说，这个壁炉烧得很好，但是当天气转变成暴风雨时，它会产生瓦斯而无法排出去，然后轰隆一声巨响地爆炸出来，我至今仍然记得这声巨响，顿时整个房间充满了煤炭瓦斯、浓烟与煤灰，我必须尽快将煤炭弄出来，将它熄灭，然后匆匆地赶两个钟头的路去拉道夫却尔（Radolfzell）去叫陶工来，在后来许多天里，这个书房无法生火，我也暂时无法在里面工作。

这种意外事件一共发生过三四次，有两次在发生意外后，我便立即离家。在发生爆炸时，房里充满了浓烟，于是我便提起皮包，匆匆离家，先到拉道夫却尔叫陶工之后，便从那儿搭火车到慕尼黑，我在那儿的一家杂志社担任助理编辑，因此至少可以找点事做做。

对我来说，这所房子的花园甚至比房子本身还要重要。过去我从未拥有自己的花园，现在既有了自己的花园，我就必须按照自己乡居生活的原则，自己动手设计花园、自己栽种花木，照顾它们，这项工作我一直持续不断地干了许多年。我自己动手在花园内盖了一个木棚，以放置燃木与整理花园的工具；我跟一个农家小孩一起工作，他指导我怎么做，我用木桩造成小路，栽种了树木、胡桃树、菩提树、梓木、一排山毛榉、许多草莓丛，以及漂亮的果树等。果树在冬天皆被兔子及小鹿咬坏了，而在其他季节里，它们都盛开得十分美丽，在那时候，我们不愁没有草莓、蔗莓、菜花（花椰菜）、豌豆及莴苣吃。同时，我亦为大理花设了一个栽植床，同时在进口路旁的两侧里，种了几百株向日葵，而其下则广植数千株红色与黄色的蔊菜。

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亲自栽种了无数株蔬菜与花朵，为栽植床施肥浇水，清除道上的杂草，劈砍所需的一切燃木。这类工作开始时干起来很有趣，但到了最后，它简直变成折磨人的事情。干农人的活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游戏的话，那自然很好玩，但是倘若它变成一种零工与责任的话，这其中的乐趣便消失了。

我们的朋友波尔（Hugo Ball）在他的著作里，曾指出这段凯恩赫芬的插曲的意义，虽然他对我的朋友芬克未免太不客气且有欠公平。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友谊比他写的，更温暖，更多纯真的乐趣。

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强烈地重塑我们环境的意象，如何去伪装它或修正它。以及我们记忆的图像受到我们内在生命的影响有多大，可由我对凯恩赫芬的第二个家的回忆得到证明。即使到了今天，我对这所房子的花园印象仍然很清楚，至今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我书房内的一切细节，我甚至可以指出我每一本书摆在哪里。但是我对其他房间的记忆，在离开那所房子的二十年之后，已显得十分模糊了。

因此，我们便安谧地在这所永久住所里安顿下来，在我们的大门旁边有一棵高耸的树木，一棵强壮而古老的梨树，我特别在树旁建造了一个木凳；我忙着整顿花园、栽种花木，而我的大男孩也拿着他的小铲子跟着我一起干活。但是，好景不长，我逐渐对凯恩赫芬感到厌倦了，那儿对我已渐渐失去生气了。

我经常出外作短程的旅行，外面的世界显然宽阔了许多，最后在1911年，我甚至远走印度。今天的心理学家，满脑子都是卑贱，居然称此为“逃避”，当然，这种因素亦存在于其他人身上。但是，无可否认的，它同时亦是希冀获得透视与整体观的一种企图。1911年夏天，我前往印度，而在年底才返国。

但是这些还是无法令我尽兴。这时我们内在与外在的不满交缠而来，男人与太太最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来到了。我们的二儿子与三儿子出世，长子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的太太偶尔怀念起瑞士，怀念起城市、朋友、音乐，我们逐渐地把我们的住宅看成市场上的地方，把我们在凯恩赫芬的生活视为一个插曲。1912年，当我们为这所房子找到了买主时，这段日子便算了结了。

在凯恩赫芬住了8年之后，我们现在想搬去的地方是伯恩。当然，我们并不想住在城市里，这显然违背了我们的理想，我们所要的是伯恩邻近的一个安静的乡间，最好能找到一幢我一个画家朋友卫尔迪（Albert Welti）居住多年的那种高雅的古老房屋。我曾在伯恩拜访过他几次，他典雅而古拙的住宅很讨我喜欢。我内人是因为年轻时候的回忆，使她深爱着伯恩，它的生活方式，以及古老的伯恩住宅，而我则是因为像卫尔迪这样的朋友的影响，而作了这个决定。

但是，当我们决定离开康斯坦士湖，迁往伯恩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搬家前几个月，我们的朋友卫尔迪跟他的太太相继过世，我前往伯恩参加他的葬礼，现在情况已演变为，如果我果真想搬到那儿的话，那么我最好是接替卫尔迪的房子。我们内心委实不太愿意过继他的房子，因为那儿有太多的死亡味道了，我们在邻近一带寻找其他的房子，但几乎找不到适合我们的。卫尔迪的房子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伯恩的一个贵族家庭所有的，因此我们是可以接下租约，并接管某些家具及卫尔迪的狼狗。

无论就哪一方面来看，在伯恩附近，卫特柯芬堡（Wittigkofen）之上，位于莫清布尔威格（Melchenbuhlweg）的这所房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古老梦想的真正实现，自从我们住过巴塞尔之后，这种房子在我们心目中，已愈来愈固牢成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理想住宅。它是一种伯恩式的乡间住宅，具有伯恩式的圆形屋顶，此种圆形屋顶由于比例很不对称，因此这种房子的形状反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迷人之态，尤其对我们而言，它似乎结合了农舍与地主宅邸的混合形貌，半带原始风味、半带优雅的贵族气息，这所房子可远溯至17世纪，其后在德皇时代，曾经过增建与内部重修，房子四周广植古树，而整座房子完全为一棵高大的榆树所遮蔽，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皆充满着异乎凡俗的气息，有时它令人觉得十分适意，有时则令人觉得十分神秘。其旁有一片农地及一间农舍，它们皆租给一家佃农，我们常去这家农舍买一些牛奶及花园用的堆肥。

我们的花园坐落在房子的南侧，它经由石阶直通到极为对称的两个阳台，距离屋子约两百步的地方乃是所谓的“小树林”，树林里栽植了几十棵古树，其中有一些是山毛榉，小树林坐落在俯视邻近四周的小丘上。

房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喷泉喷出汩汩水流，朝南的大走廊上长满了巨大的紫藤，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邻居及通往山脉的许多丘陵。我在我残缺不全的小说《梦幻之屋》里，曾精确地描写过这里的房子与花园，此一未完成的作品的书名是献给我的故友卫尔迪的，他最出色的绘画之一即以此为名。

房子里面保存有我最感兴趣且最珍惜的东西：古雅的瓦炉、家具、优雅的法国大摆钟、古色古香的长镜，以及一个大理石制的壁炉，每个秋天夜晚我都在这儿生火。

总而言之，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出我们更喜欢的任何东西——但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阴气沉沉、闷闷不乐。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是源自卫尔迪夫妇之死，在我们感觉中总像是一种不祥之兆。但也无可否认的，我一开始即享受到这房子的种种方便、无与伦比的视野、醉人的日落景色、美好的水果，还有我们可以找到朋友、聆听动人音乐的古城伯恩，一切的一切皆显得适意而柔和；直到多年之后，我太太才对我承认，从住进这所房子一开始，她虽然跟我一样地爱上了这个住处，但她内心里经常有一种压迫感与恐惧感，是的，她经常感觉到一种突然死亡或幽魂式的恐惧。

这种气氛慢慢形成了一种压力，逐渐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部分地损坏了它。我们搬到那儿不到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这次大战不但摧毁了我的自由与独立，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严重的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全部思想与工作寻求新的根基，此时，我的幼子，我第三个小男孩又患了严重的慢性病，同时我太太的情绪病的症兆又开始显现出来——而我自己则因为战争的缘故，一直被公共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眼前的道德危机则越来越绝望，过去还能使我感到一些快慰的东西，已几乎完全崩塌下来。战争末期，我苦待在那遥远的房子里，既没有灯火，也经常没有煤油，我们一到夜晚，就必须在黑暗中摸索，同时，我们的金钱已逐渐耗光了，最后，经过了漫长的恶劣时日之后，我太太的疾病终于爆发了，她不得不长期住进疗养院里；而这么偌大而乏人照顾的住宅，我个人根本无力料理家事。于是，我只得把孩子们送到外面寄宿，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跟一位忠仆住在这个荒凉的房子里，如果不是我战争的职务在身的话，我早已远走高飞了。

最后，在1919年，当我战争的职务结束时，我便再度获得自由之身。我决意离开我住了将近7年之久的伯恩鬼屋。我离开伯恩并没有遭到什么困难。我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现在开始，在道德上我只有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不计一切地专注于我的文学工作，只为它而生活，不要把金钱上的困难或其他杂务看得太认真。

我旅行到鲁加诺（Lugano），在索伦戈（Soreugo）住了几个星期，寻觅新屋，然后在蒙达纽拉（Montagnola，找到了卡慕锡古宅（Casa Camuzzi），并于1919年5月间搬到那儿。我只把放在伯恩的书桌与书籍寄到那儿，其他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是我至今所住的最后一所房子，一共住了12年，在前四年我整年都住在那里，在第四年以后，我只有在比较温暖的季节，才住在那里。

我现在即将要离开的这座华贵而古怪的住宅，对我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是我住过或拥有过最美丽，且最具独特风格的房子；确切地说，我并没有拥有整幢房子，我只是租下了一个四房的公寓而已。

我现在已不再是大官邸的主人了，我已非拥有自己的房子与孩子及仆人的一家之主了，我已不再养狗，也没有花园可以栽种了；我现在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文人，一个衣着破旧而来历不明的异乡人，每天只是靠着牛奶、米饭与空心面为生，而在秋天，则从森林里带着栗子回家当晚餐。这种生活形态虽然只是一种实验，但是它居然获得全部的成功，虽然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但是生活却是美丽而充实的。它就像是从多年的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我重新呼吸到自由、空气与阳光，我生活在孤寂之中，默默地写作。在第一个夏天里，我相继写下了《克林与华格纳》（Klein and Wagner）以及《克林梭最后的夏日》，在完成了这两部作品之后，我内在的压力终于松弛下来，因此在冬季里，我便开始动手写《流浪者之歌》。由此可见，我并没有被摧毁，我开始振作起来，我仍旧能够集中精神、能够工作；在物质方面，这些年来，若不是我几个朋友不断地忠心支援我的话，我可能根本无法活下去，继续我的写作生涯。如果不是我在温特莎（Winterthur）的朋友，及来自暹罗的朋友的支援的话，我将无法产生这些作品，此外，我还必须特别感谢爱米亚特（Cuno Amiet）的友谊，因为他代我扶养我的儿子布鲁诺。

就这样，过去12年来，我一直住在卡慕锡古宅里；这幢古宅与其花园曾出现在我的《克林梭最后的夏日》及其他作品里。我曾给这幢房子上了几十次漆，画了无数次画，并试探过它复杂而怪异的形式；特别是在前两个夏天，为了跟它话别，我特别在阳台、窗口，以及各个方向的平台上、屋角及花园的墙壁上，作了无数幅画。

我的意大利式宅邸，一个巴洛克式狩猎小屋的仿建宅地，是25年前一个迪希诺（Ticino）建筑师的奇想之作，曾住过许多不同的房客，但是没有像我住得这么久，我相信也没有人比我更喜爱它，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把它当成自己真正的入籍国。古宅的大门堂皇地敞开着，房子台阶一直下达到花园，到了花园之后，又有许多平台、台阶、斜坡与障蔽物继续延伸到一个深长的狭谷，在那儿可看见南方盛产的各种树木，树与树之间有紫藤及各种藤蔓交缠着。

这所房子几乎掩藏在自己的村子里。从底下的山谷望上去，它正俯视着平静的山脊树林，这座拥有螺旋状台阶与小屋塔的古宅，看起来就像爱森道夫（Eichendorff）小说中的乡间城堡一样。

在这12年间，这里的一切改变了不少，不仅我的生活改变了，连这所古宅跟花园也有所改变。在花园尽头的巍峨的老洋苏树，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棵，它年复一年盛开得枝叶扶疏，而在秋冬两季，它便长出鲜红色的豆荚，样子看来十分奇怪，但遇有秋天的暴风雨来袭时，它们便一一被吹落了。科林索（Klingsor）的大兰花，接近我的小阳台，它像出塞似的，大白花几乎伸进了我的房间，有一次当我离家时，它却被切断了。

有一年春天，我久离家门自苏黎士归来之时，竟然发现了我忠实的老正门不见了，那个地方好像被封起来似的，我满腹狐疑地站在它前面，居然找不到进门处，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在梦境里：他们没有通知我，就把房子做了一些小整建。但是这些整建并没有改变我对这所房子的眷恋，毕竟比起先前的房客，这个房子更像是属于我的，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是一个已婚的男人，也不是有了孩子的父亲，我单独住在这里且怡然自得其乐，在经过了一次几乎完全绝望的大风浪之后，我独个儿在此疗伤止痛静养生机，我奋力地度过这些令人气馁的艰辛岁月，在这儿的多年岁月里，我独享着最深切的孤寂，同时亦身受其苦，但是我却写下了许多诗作，作了不少画，我独自以吹泡沫自娱，自我年轻时候以来，几乎找不到任何环境比它更令我眷恋。为了对这所房子表示感激之情，我经常为它上漆，为它高歌，我尝试许多方式去补偿它所给予我的，以及它对我的意义。

如果我仍旧是单身的话，如果我不是再次找到终身伴侣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离开卡慕锡古宅的，虽然在许多方面，它对一个垂垂老矣而身体欠安的人来说是有点不方便。

在这段神话般的时日里，我经常觉得很冷，我也忍受了其他一切的苦楚。因此近年来，我偶尔也想到，虽然我并不把它看得十分认真，或许，我可以再搬个家，买的也好、租的也好，甚至自建的也行，我将为我的迟暮之年，找个比较舒适而健康的避难所。但是这些只是我的希望与想法，别无其他。

不久之后，这个可爱的神话竟然实现了。193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坐在苏黎士的“大侠之家”聊天时，话题突然转到住家，我觅屋的偶发性念头突然被提起。我的朋友B君突然站起来，放声大笑，他大声说：“你将可以如愿归宿。”

初时，我觉得它只是个笑话，喝酒后的即兴之谈。但是，这个笑话却当真起来，当初我们梦寐以求的房子，现在居然矗立在那儿，巍峨而壮观，而且它将由我支配终生。现在，我又得重新安顿下来，这所意外得来的房子又将是我“终生”的栖身之地，希望这次我果真能找到终生的栖身之处。

要为这处居所写故事，我想只有留待他日；毕竟，我才刚进这个“窝”。

现在，搬家的其他事宜皆已就绪。我们要当面举杯庆贺，并感谢诸好友的汗马功劳。现在，且让我们举杯，一饮而尽，为我们诸好友及这所新房干杯——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