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并未依月娘所言，直问李白写诗起心动念之所由。他以为：这样问，是得不着真诚或深刻的答复的。他换了一个方式，让李白将自己过去所作的那一百多纸诗作，一一命题，分别书于所录的原句之前。

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李白再一次思索当初作诗时的意态，追忆那些微妙而于一刹那间生成的触发、感动还有领悟。赵蕤当然明白，李白并不情愿如此—即兴而作，兴落而止，回味只在肺腑中，不必形之于纸上。更何况还要越月迈年，追怀摹状，想出不知多少时日之前，那早已失了滋味的情境，实在艰难。他花了好几夜的工夫，才勉力完成，其中有不少篇，看得出来根本是敷衍。

像是“笑矣乎，笑矣乎”那十来句残篇，李白就随意填上一《笑》字，算是交差。“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那一首，给题上《初月》二字。而“仙宅凡烟里，我随仙迹游”那一首，他给题上了《始过仙居》，也还算切旨。可是刻在巨石青苔上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他却秉笔直书《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带着些顽皮、斗气性、刻意疏远的况味。

如此整顿下来，李白对于某些作品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体会；而且较多是不满意的。像是此时题为《雨后望月》的一首，他怎么看，怎么觉着不痛快，原作仍是时人靡不风行的五言八句：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李白并没有掩饰这份不快，他对赵蕤说：“诗看当下好，一旦着了题，再细究题、句之间，牵系若深密，便觉得拘泥；若疏浅，则简直无趣！”

“某前些年读一书，据云为天竺释门坟典，经乌苌国沙门弥译其文，还找了本朝一流贬之官抄写，僧俗两界皆爱赏此书。某读了一过，其中只有一语甚佳—”缭云绕雾、不着头尾地说到这里，赵蕤才回应了李白之问，“‘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这‘嚼蜡’二字，庶几近之吧？”

“是，嚼蜡！”李白捧起那一纸《雨后望月》，道，“写时却不觉。”

“非题之过也！要怪，便怪诗不佳。汝此作开篇四句写月，动静相生，足见精神，然—”赵蕤掐起小指，用那既长又弯的指甲顺着五、六两句划过，一面吟诵出声，“‘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合调而缺格，有景而无意，这就是受时风所害的句子！”

一时风尚，不能峻拒轻离，这的确是令赵蕤既鄙夷又忧忡的时病。本朝但凡识字之人，几乎皆不能免；李白虽然未入士行，看来也不能避此病。

古来圣贤所期勉于为诗之道，谓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谆谆教诲人们：诗，必须是诚于中而动于外，发乎情而行乎文的一种东西。可是时病来得汹涌猛烈，几令无人能免。

说来还就是科考当道，如曲径有虎，拦山而立。朝廷所立制度，以明经与进士二科，为举士之本。明经一科，于神龙元年—也就是李白五岁那年—订制，明令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即“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第三场试时务策，答策三道。积年而行，连儒家经典亦分等列：《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是“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春秋榖梁》为“小经”。通二经的，必须通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的，大经、小经皆须通。

更为艰难的是进士科。武后当局时，为了压抑立国以来便擅长明经的士族，特重进士。进士科也是常科，考取更难，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而选士者、求官者，相互以权柄交易知见，还则罢了；考科所及，竟然有诗！在赵蕤看来，则无异是渐令天下士子俯首帖耳、沦堕性情的恶行。

这要从试帖说起。试帖，为唐代帖经试士之法，简称帖试，其法为后世八股之先河。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所述：“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

帖经试士的制度，始于大唐高宗永隆二年，恰是赵蕤出生之年。赵蕤一直以此为天数，他常与李白戏谑地说：“天生予于是，应为帖试敌。”而与赵蕤同代的士子，却多为了应付越来越难的考试，而耗尽心力，转抄捷径，每每将难以记诵的经文，编成歌诀，方便记忆，这就是俗称的“帖括”，读来合韵、有如诗句的文字，本质上却是诗的敌人。

科考时采用的诗体，也叫“试帖诗”，拈题限韵，拘束已甚，且由于一代又一代像沈佺期那样从协律郎晋升为考功员外郎的诗家，日夕聚议，切磋商量，就是为了建树种种简选士人的标准。

他们之于诗，精审声韵，规范义理，讲究属对工稳，隶事精巧，视之为“择士选才”之必然。取法于考途，则大抵以古人诗句命题，冠以“赋得”二字，原只五言，日后增益七言，递演渐变，甚至明订首句仄起不用韵，两句一用韵，则或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号曰“排律”，连主旨都渐入牢笼，不外曲折或明朗地歌颂天朝圣德，帝王功业。而参与考试的学子，则一如多年以后的礼部侍郎、太常卿杨绾所深深喟叹者：“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

至于赵蕤所谓的“不能避此病”，正是指这种时兴的作诗手段—“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两句，只能说是“精审声韵，属对工稳”，却没有精神、缺乏风采，甚至了无意思；它只是前两句的遗绪而已。

赵蕤不能自已地激动起来。他对李白说：“汝诗前有‘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自然恢阔，将月色道尽，是何等天生壮丽？无何，却在后二句上，拘牵琐碎，此即时风所染！”

李白觉得冤枉—他哪里钻研过什么时风？不就是写一轮明月吗？明月如盘，出于层峦之颠，好似山有一眼；以至高悬穹宇，海心一片光明，也并不失义啊？他想辩解，却也无理据可以说自己“不受时风所染”，便只低眉俯首道：“仍不解。”

“学舌鹦鹉，不知其为学舌，何以言诗？”赵蕤道。

这是令李白辗转不能成眠的一夜，他并不觉得受到斥责有什么可伤感的，更多的却是困惑。他从小所能读到的“当代之诗”，大多力求声调严整，音律协畅，吟之咏之，便觉舒爽无匹。但是赵蕤导之使之，却像是要他往复搜剔，忆想揣摹，与自己一向想要歌颂的、那浮光也似的轻快生命—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