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文选》之题作文、作赋，以及拟古乐府之体作诗，是例行日课，有时午前作赋，有时午前作诗；午后则办另一体。夜课，则视次日是否随赵蕤入山采药而定。入山之行，通常三更天就得起身，寅末卯初方回；那么夜课就会短些，通常只就一本闲书，师徒二人杂说漫议—这是李白最能乐在其中的课程。

赵蕤所交代的这一部闲书，是一本没有题签、没有皮裹、甚至没有缝缀成册的书纸，尺半高、九寸宽，两寸多厚的一叠麻草纸，不过百余页。每纸大字四句，间杂双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满写一纸，复以细棉绳捆匝。

头一次赵蕤持书出示，放在难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阳下曝晒，顺手便搁在读书台的边缘，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几几乎就教一阵绕山风给吹落涧底。

这书是个残本，所残留的正文一共只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个时辰的工夫，便把它从头到尾背得通透，朗声诵过几遍，齿牙铿锵，声调爽健。然而那也只是默记而已，许多音字即使能读能识，却未必解意。须待赵蕤为他说解、分辨，有时赵蕤还会刻意与古人争理，将原先字里行间所寓含的教训，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彻底翻转，这正是李白最觉受益之处。

初读之日，李白曾经将全文重新抄录一过，移写在较小的、长宽不过数寸的纸幅上。于是他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本书。终其一生，无论游历、漂泊、历经离乱争逐，无论到任一所在，都随身携行，无时或置，从未扔弃。近四十年后，当涂县令李阳冰—一个较李白年幼的族叔—还看到这书，彼时书纸已经破碎如枯落之叶，李白犹时时捧之读之，以为病苦惆怅之中勉强得之的笑乐。

抄成之际，李白另制一锦绦，将小书捆缚停当，望着它出神—这书，还有个奇怪的名字，赵蕤叫它“兔园册子”，不消说，它也同相如台内室之中的近万卷藏书一样，是那贵家妇人给赵蕤留下的身家。赵蕤总这么说：“身家、身家，身外无家；而曰家不离身者，唯有积学而已矣。”

在李白看来，《兔园册子》似乎可以显示什么是积学，然而赵蕤却不同意，他认为这只是琐碎、零星、无着落的“知料”—赵蕤独创的一个语词；对赵蕤而言：“知料”犹如木竹金石、丝麻草谷之属，尚未经治理，甚至不能称之为“学”。

据闻此书为太宗皇帝与一王氏妃嫔所生之蒋王李恽的事功。国初，李恽于封邑兴建园林，号曰“兔园”，中有秘藏书卷之所，号为“册府”。李恽本人喜好谈今说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编纂，虞世南写订，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门，皆是一则一则的四字对句，两句作排比，并同一韵，便于记诵。

比方说，叙述东汉时代的王充家贫无书而好学，便前往京师洛阳的书店翻阅，过目而成诵，乃以“王充阅市”标之；其对句则为事类相近的董仲舒。西汉经术大家董仲舒勤谨于学，曾经将窗帘门帘垂放下来，以免分心他鹜，前后三年“不观于园舍”，便以“董生下帷”约括之，诸如此类。这还只是题目。连缀起这些题目之外，每题之下另注以这些四字简语的本事。

蒋王李恽养士，颇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时罗致十八学士而充宏文馆的气魄。李恽以“册府”为名，即是以皇家藏书府库自居。另一方面，这部书原名就叫《兔园策》，似亦有意取法汉代刘向编著《战国策》命名的意味，有运用短篇史事为证，撮其旨归，连类丛集，也不无提供官僚们在议政时作为耳目之资的用途。至于“策”字之所以又写成“册”，似仍出于同音讹变的缘故。

然而，通晓学问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书，颇可以用之于广教化，启童蒙，而实在谈不上“道问学”。所以编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养少儿熟诵娴记，对于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现古雅格调的人来说，也算作诗作赋的利器了。

赵蕤用此书的方法与时人大不相同。他让李白将《兔园册子》背过一通之后，每于灯前月下，以质疑论难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总是由赵蕤出题，其情往往如此：

“《册子》所载，禽鸟聚散有常无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须在片刻之内先辨识出此题在《兔园册子》之中的位置，这就得靠着平日再三再四、反复记忆之力。此时，他略一沉吟，想起全书中涉言禽鸟的句子只有四处。其一为“杨生黄雀”，小字注写的本事也出于汉代。

说的是弘农人杨宝，九岁时游华阴山，见一黄雀为猫头鹰所伤，跌落在树底下，不能飞翔，而为一群蝼蚁包围，势甚危殆。杨宝便将此雀携回，饲以清水黄花，百余日而痊可，毛羽丰成焕发，居然为宠物，晨出夜归，状如家人。忽一日，这黄雀竟然衔回了四枚白玉环，自言：本是西王母驾前蓬莱使者，不慎为恶禽所伤，蒙君相救，无以为报云云。最后，还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公，当如此环。”后人乃以“衔环”作为报恩的代词。

还有一则南齐时代与沈约齐名的诗人、也是声律家周颙的故事，称“彦伦鹤怨”。史载：周颙，字彦伦，早年有一段时间曾经隐居于钟山。

这一番遁隐，多少也就是个以退为进的姿态；多年后果然让他接到朝廷敕书，征赴海盐出任县令。行前，他准备再游历一次钟山。这时山阴高士孔稚珪便写了一篇极尽雕琢瑰玮之能事的讽刺骈文，题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灵贴了告示，不许假隐者登临。

鹤怨，应出于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礀石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这两则故事都有禽鸟，却与禽鸟的聚散没有什么关系。能够与赵蕤之问义理相通的，只有一联对句：“朱博乌集，萧芝雉随。”分别摄用《汉书·朱博传》与《孝子传》的记载。

杜陵人朱博，幼时家贫，年少的时候担任地方小吏的亭长之官，以资历公勤而累迁，到了汉哀帝时，当上了光禄大夫、京兆尹，转大司空。方此之前，汉成帝时有一御史大夫何武忽发奇论，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制度，但是这样改制只便宜了何武本人，让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晋爵，一步而登天。

此举非但于其他的朝臣无补，横空冒出来的“三公”也与当时制度之内的原有官职不能融洽。从此，竟发生了怪事—御史府官房中一百多处井水尽皆枯涸，而御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树成行，其上有数以千计、朝飞夕至的乌鸦。说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后，乌鸦都不再来了。直到朱博受命为大司空，恢复旧制，井水复充盈满溢，连乌鸦也都回来了。

至于萧芝，故事比较简略，据说也曾经出仕，官拜尚书郎。萧芝得官的缘由就是孝顺父母。每当他乘舆出入，都有好几十只野鸡，在车前飞来飞去，声声鸣叫，有如喝道的仪仗一般。人传此事，谓为祥瑞，但是却没有人能解释：何以野鸡相随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鸟聚散，与人事之离合是一样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动。李白更想起几个月之前在溪边路上的即目所见—那猛可从暮空之中打下的几声闷雷，引得狗吠鸡飞而山猿噪动，这本来是无常的机缘所生成。可是再一寻思，又觉得因雷鸣而发猿啼之间，物物相牵，环环相衔，无一不是因缘所致；而这因缘，又绝不能自外于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测赵蕤提“有常无常”之问的用意，还是要他根据“乌集”“雉随”的表象，说说他对“常道”的见解。

“禽鸟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测之以常理。”李白一面说着，一面观察着赵蕤眉开眼亮的神情，知道这一回破题破得不差，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简直把答问当成一篇文章来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并慈俭之德，复不敢为天下先；自贱至贵，食不兼味，案无三杯，然喜接士大夫，宾客满门，其趋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终亦因之而败……”一口气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不说了，凝视着赵蕤拈须沉思的模样。

“怎么不说下去？”赵蕤眼里泛着光，流露出罕见的期许和好奇。

“承神仙教诲，近日稍览史书，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条斯理地说道，“但不知日后朱博被诬，入以‘结信贵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于含恨自裁之际，群乌安在？群乌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须附会德操；群乌若不在，则知物性无常，偶趋势利而已。”

这一席反驳的背后也有惨烈的故事。

西汉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后傅氏昭仪，原本是汉元帝妃嫔，位同侍妾。到汉哀帝即位，祖以孙贵，傅昭仪才得到正宫（太皇太后）的尊号。在争取称尊号的过程之中，太后曾经勾串她的堂弟孔乡侯傅晏，以“为皇帝立孝道”为口实，发起舆论。

当时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为傅晏网罗结交的对象。当时，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则不主张为傅昭仪称尊号，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师丹。一番争辩之后，大司空先免职，由朱博兼代。朱博连续上奏，以丞相孔光为“志在自守，不能忧国”；以傅喜为“至亲至尊，阿党大臣，无益政治”，一举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此之谓“就国”—也就是拔除了亲贵大臣的实权；而丞相孔光，也遭免为庶人。

此时的朱博可以说是势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赏为阳乡侯，食邑二千户—这已经超过体制一倍，为了表示恪守分际，朱博还刻意上书，坚辞归还多余的一千户食邑。据实事成理而言，朱博一无可以訾议之处。但是由于傅昭仪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并不以其罢去了朝中官职为满足，因为罢官之后，还可以“就国”，也就是亲赴封国之地，照样领有原本的爵禄。于是，傅昭仪透过傅晏的媒介，说服朱博进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这一宫廷斗争之中，为自己找到了说词：因为前任大司空—也就是首倡三公、变制入古的何武—也是在罢官之后免其封国的。前例其犹未远，朱博就援引了来，作为傅昭仪、傅晏一党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剧烈的反挫，左将军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即向）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终于因为这样的指控而被戮伏诛。李白之论，所本由此。

“噫—”赵蕤不禁感叹地点着头，却仍不肯善罢，道：“‘乌集’之说，反复陈词，堪知汝的确于史籍用功不少。不过，‘乌集’之无常尚不止于此。汝日日拟《文选》，居然当面错过耶？”

无论如何，在《兔园策》上的“朱博乌集，萧芝雉随”所言，似乎只是一种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异类的能力。纵令典记所载之事属实，自兹而后数百年来，“雉随”已经成为称道人孝行的雅语；可是“乌集”的语意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是在朱博死后两百年的三国时代，曹操的从子曹冏有感于当局者不重用宗室，深忧国柄将落入外姓之手，就写了一篇《六代论》，纵论夏、商、周、秦、汉、魏六代兴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议，以谋巩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当时摄政的大将军曹爽并没有接受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却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选》的著录而流传于后世。

《六代论》对于秦朝的殄灭有一个判断，即是在制度上，将天下分辖于郡县，不能“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如此一来，皇室权柄就不能广泛为同姓子弟所维系，也正因为无法借由分封贵族“枝叶相扶，首尾为用”，导致日后终于为刘邦所乘。这篇《六代论》中形容刘邦开国的几句话十分动人：“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而成帝业。”也就是从这样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缔造的一个知名的语句开始，“乌集”不再是呼应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转成“乌合之众”的意思，这就与先前的“乌集”瑞兆之说极端冲突了。

“乌集雉随，无理可取。故萧芝之孝，无端无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复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园》矣！”赵蕤嘉勉了几句之后，仍然在李白的议论之上翻出一层，为这一次夜课作了结语：“不过，语中用意，最是无常，有甚于禽鸟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这一夜、这一刻，李白开始理解赵蕤让他背诵《兔园策》的居心，并不是按图索骥、因文就道，却是从那些极为简约的、有如诗偈的四字对偶联句之中，往复剔搜，借以翻转出与童蒙儿少之时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种种道理全然歧异、甚而对反的见解。换言之，赵蕤在这样的夜课里，培养了李白“学而不学”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诗，常于首尾处互见冲突，后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按之，其实大谬不然—许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与情怀，正是这种纵横家挥矛弄盾的知见故习使然。用之于诗，岂能骤以“临时率然”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