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十一月。本年初，她还在病中，宰相凤阁侍郎张柬之，结络左羽林将军敬晖、鸾台侍郎崔玄、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发动禁军攻大内，率羽林郎五百，至长安洛阳宫北面的玄武门迎接中宗，斩关而入，杀了武氏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环逼长生殿，宣称二张谋反，请即传位。

三天之内，身心俱疲如风中之烛的武氏退位、中宗复辟，武氏仍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可是国号已然恢复为唐；朝政归于张、崔之手。到武氏宾天，掌政凡四十六年，以皇后干政二十四载，太后称制七年，称帝十五春秋。

或许中宗一向并不以为他所宠信的皇后韦氏也会步上武氏的后尘，武氏当国时，中宗被废困于房州，与韦后共此患难，而有“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的誓诺。他与韦氏所生之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因此这一对父子得以时时出入宫禁，秽乱时有所闻；武三思分别与韦氏和上官婕妤有私，这是公开的秘密，而中宗似也不以为异。

武三思之谋主为博陵崔氏世族之崔湜。湜与其弟液、涤皆有才能文，每以东晋王、谢二家自况。其放诞之态，较两晋人物犹有过之。崔湜本来是张柬之一方的僚属，以考工员外郎为敬晖所用，派遣他为耳目，以伺武三思之动静。

然而，此托非人；崔湜其实另是一副人格。他曾经将妻妾和两个女儿都奉与睿宗之子楚王（后改封临淄王）李隆基—也就是日后的玄宗皇帝。崔湜本人风姿佳美，不但“私侍太平公主”，还与安乐公主通款情洽，这也丝毫不妨碍他依附武三思，一路由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朝野佥载》记：“湜妻美，并二女皆德幸于太子。时人牓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这话就说得过谑了。

世传崔湜在洛阳天津桥上走马吟诗，游人争睹，士女侧目。有“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的名句。然而，只比崔湜稍长四岁、也封公拜相的张说就曾经艳羡不已地说：“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张说所谓之“不可及”，从表面上看，是崔湜后进年轻，前途无量；但是骨子里所怅憾的，却是门第。因为唯有如此备受尊敬景仰的世家门第，才会让一个年轻人获得那样优渥的官品、待遇以及皇室的恩宠。的确，崔湜自己也常骄傲地对人说：“吾之门第，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唐摭言》则据此判断：崔湜正是因为这样一意进取，不给人留余地，到头来才落得个极为悲惨的下场。

但是通盘说来，对于门第高下异别，崇鄙分殊，连皇家都不能自免—因为出身陇西狄道的李氏一向顽固地执泥于数百年来中原士人阶级所特别奖重的家世观念，必以此为自尊与用人之本。

所以，在皇室的擘划和推动之下，才将鲜卑族之“李”这个原属陇西狄道的姓氏，透过诸般穿凿附会，形成了和西凉李暠、甚至西汉李广之间直系血缘的谱系，改宗为“陇西成纪”。在打造这个谱系的同时，也广泛地将天下氏族皆予以罗织、安置—可以想见，当然是“欲高者高之，欲抑者抑之”。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与岑文本等修《氏族志》，是其发轫。书成之后，太宗并不满意，还发还重修。很显然，从太宗以降，修撰这一类的谱牒就是为了打击特定的政敌，或是揄扬从属的党羽。《旧唐书·高士廉传》所谓“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的话，虽然可以看出山东士人的跋扈，却也毫无保留地暴露了皇室及其关陇集团的觊觎枨触之心。

此后，从武氏、中宗以来，几乎时时有重修姓氏之录的奏议和诏敕，直到玄宗皇帝即位，更迫不及待地将已经翻修过无数次的姓族系录》二百卷呈请御览，主其事者，便是窦怀贞、崔湜、陆象先、魏知古、徐坚和刘知几等。

编撰期间，徐坚和刘知几于中途另有任命，分身编校《三教珠英》的巨帙—刘知几甚至在景龙二年便辞去了史官的职务，立志以一己在野之身，从事史料的整理，由此可见，刘知几的史识与当道之所期许者，是有相当巨大的冲突的。

剩下的这几个《姓族系录》的编者，都在玄宗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二年，牵连进一场太平公主所发动的宫廷政变，除了揭发事端的魏知古以外，窦怀贞、崔湜及株连在内的许多官员，都以死罪论处；陆象先则由于先一步与太平公主为了废李隆基为储君之事曾经发生龃龉，因而幸免于刑。至于大规模改造皇室及其所宠信、倚仗者的族谱一事，也就汗迹湮灭而死无对证了。

先是，中宗皇帝的太子本来是李重俊，封卫王，遥领扬州大都督。由于非韦后所出而一向遭到排忌，安乐公主偏又有仿效武氏而为女主的野心，时时与夫婿武崇训商议：如何能怂恿中宗废储，另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李重俊积怨已深，终于在神龙三年—也就是景龙元年—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矫诏发羽林军三百人，斩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诸亲党十数人。

此变最初的布置完密，中宗狼狈窜走，带着韦后登玄武门门楼避难，手下仅门卫一旅。唯令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是，叛军将领王欢喜等倒戈，情势一时逆转，李多祚等反而兵败被杀，太子李重俊从肃章门逃出长安，奔赴终南山，不多时也被自己的亲信所杀，乱事敉平。

太子造反，确乎罕见。中宗再糊涂也无法不对身边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有了异样的观感。韦后亦有所觉，也就越发积极巩固原先武三思的余党—其中包括她的哥哥韦温，以及日后李白之妻宗氏的祖父宗楚客。

三年之后，韦后和安乐公主、宗楚客合谋，下毒鸩杀了中宗皇帝。也是基于对朝议和公论的畏忌，韦后与安乐公主不敢迳窥神器，只好先立温王李重茂—也就是中宗的第四个儿子—为太子，随即推戴即位，史称少帝。

宗楚客非徒幸进，而且性急。他与崔湜是蒲州同乡，也和崔湜一般，是个面目明皙、美须髯的俊爽男子。不过，由于欠缺长远的洞见和缜密的布局，不待于朝廷中形成有支持力的舆论，宗楚客在中宗被弒之后未几，便贸然上奏，请求韦后效武氏故智，即位称至尊。

这反而给了李唐皇室一个相当有力的把柄。他们是相王李旦、李旦的三子李隆基，以及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他们都站在韦后母女的对立面，也由于当年李重俊仓促起兵、虎头蛇尾的教训，这一次为了彻底翦除韦武余党，他们掌握了京师最强大、也最集中的武力—玄武门的羽林军，也就是北衙禁军。

继“重俊之变”而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这一次兵变操作得十分细腻，参与的主要人物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前朝邑卫刘幽求，以及宫苑总监钟绍京—他是三国时代的书法家钟繇的十七世孙，本人也以善书而入直凤阁当字差，从为宫中诸建物书写门榜、牌额，转擢而庶理皇家总务；这一次兵变，他带领着自家户奴丁壮，随军而行，居然一刀斧豪杰！

史称“唐隆之变”的当日，李隆基亲自勒兵于玄武门外，夜鼓三更，靠近宫苑北墙之处已经可以听见军士们喧噪之声—攻势瞬间发动，钟绍京紧随李隆基、率领羽林郎杀向韦后所居的太极殿，韦后逃进飞骑营，却在营中被士卒割下了首级，献于李隆基。安乐公主遇害的时候，手上还拈着画眉笔。

上官婉儿毕竟大器雍容，她亲执烛火，率领宫人迎进李隆基，拿出被毒杀的中宗死前遗诏，说是大位本来就应该归于温王，韦后与安乐公主弒而未篡，大统亦未旁落于人—这是别出心裁的一招，显然有意借遗诏而自保，殊不知李隆基正不愿世间有此诏，也完全不顾刘幽求在一旁说以法理，当即将上官婉儿斩于旗下—这已经宣示：李隆基并非向外戚挣回李唐的法统，而是在李唐传承的法统之内，形成隐微深刻的篡逆。

肃清韦后和安乐公主一党，并没有为宫廷带来宁静。睿宗即位，改元景云，李隆基受“平王”封，立为太子。可是太子和姑母太平公主之间的扞格之势也逐渐明朗了起来。睿宗景云二年、也是太极元年，皇帝传位太子，自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史称玄宗。

日后史载：太平公主包藏“不臣之心”，固以太上皇为后盾，擅政专权—据说当时宰相七人，有五人出自公主门下；另一说则是“宰相有七，四出其门，天子孤立而无援”。无论七中有四或是七中有五，至少包括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等；至于不附和公主的，则是郭元振，以及同修《姓族系录》的魏知古和陆象先。此外，擅长画鹤的薛稷也列名其间；他虽不是宰相，然平素与公主及窦怀贞过从不断，身为太子少保，名高爵显，动见观瞻，也成为帝党攻击的对象。

七月初，魏知古上告，说是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但是，另据《上皇录》的记载，则说：“公主谋不利于上（按：指上皇）与今上，更立皇子，独专权，期以是月七日作乱。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诛之。”无论哪一种记载，都没有太平公主发兵作乱的具体细节。

所谓公主所卵翼的大臣“密谋再次废立”，却是在李隆基即位之前，太平公主曾经和窦、萧、岑、崔等人商讨，这些人和公主都同意应该另立宋王李成器为太子—那是因为李成器居长之故。商谈中陆象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的理由是：“（平王李隆基）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从这一段对话看来，并无所谓举事叛乱，而是从立储君的正当性上参酌。虽然陆象先的发言令公主“怒而去”，却也反证了一点：这不是一次“谋反”的密商，而是一次无论同意废立与否的两造都参与的公开讨论。

当魏知古向帝党出首提告之后，玄宗皇帝立刻展开了行动。他亲自下令龙武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将原本与公主亲近的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以及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先杀了，再至内客省擒下中书舍人李猷和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复于朝堂执拿萧至忠、岑羲，一举斩尽。

窦怀贞慌不择路，逃匿于御沟之中，情知必不能免，畏罪自缢。他的尸体受到戮刑，一家改姓为“毒”，以昭炯戒。曾经在东京天津桥上吟唱“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的崔湜，本来被判的是流放岭南窦州—距离京师六千一百里；行至中途，却忽然有宫娥元氏攀告，说崔湜也曾同谋要进毒谋弒皇帝。

元氏在刑迫之下，指证历历，居然说得出那毒药是混在平日皇帝服用的“赤箭粉”（某种可以“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年”的补药）之中；而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皇帝用药的崔湜，也就因此而为皇命“追赐死”；其地为荆州一驿，其时在先天二年。

至于薛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