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匹身色棕红的健马，碧鬃乌蹄、额白体肥，风神澹然。衔辔鞍鞯拂拭得锃亮，彩绾皮绦的缰绳新换过，系在旗亭门前石柱上由于这马的仪态神骏罕见，路过之人，少不得多觑几眼。

晌午才过，打从西城门外踅进两行辎重，舆人骡伕十多口前后懒懒散散地赶着大小行装，当央还簇拥着半盖小车。劳役之人个个神情萎靡，像是经历了千里跋涉，都已劳顿不堪了。却在打从旗亭前掩过之际，半盖之下钻出一张精神焕发的老脸来。但看此人肤色黝黝、垂须鬖鬖，顶上无帽，却像是穿了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官袍。识者会心，应该知道：少说是个有职有衔的官人，至于品流大约在六七品间，无足称道。这人忽然面露惊喜地喊了一声：“白鼻騧！”随即叫舆人停车，一个鹞子翻身，匆匆来到这马儿近前抬手往额前那一绺短短的白毛上顺手一抚，又前后将马儿仔仔细细打量了一圈，便迈步冲旗亭内走去。

这人名叫李衍，日后仕宦得意，内迁而高升，由于名字与上官同，也为了摆脱先前曾任杂佐小吏的出身，于是复改名为“李贲”贲字取意于《易》之无咎无忧，其自诩可知。

李衍年少时，追随从事商旅的长兄从安西入中原。虽然精通算术，能在片刻之间理就百千账大数稽核，在营商人眼中，不啻天纵之才。可惜他不肯将生涯尽付与些抱布贸丝的勾当，倒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于是一入中原便与长兄分了家产，脱却商籍，自谋一“流外官”的生计。

流外入流，当在隋、唐之间逐渐形成，大唐武德年间已渐有规模，亦不知确切起于何时。但称为“流外铨”、“小选”、“小铨”；而流内九品以外的职官，俗呼“小吏”。如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等，自中央以至于地方，皆须此类原本无权无柄，但使有职有俸的胥吏。这一类的吏员，有的经办文书、有的跑腿佐杂，也有的具备些树艺医卜的专才。

自高宗、武氏以降，官僚集团迅速膨胀，天下官署所任用之诸般胥吏，计达三十五万人，其中，身在九流三十阶以内的职事官，却只有一万八千人上下。可知真正维系官署职事庶务的，都是这批人。

胥吏无品流，在官、民之间。倘或时风残刻，律法荡弛，自然也不乏贪鄙侵凌、奸猾盘剥的行径。原本为了防弊，也有鼓舞胥吏进入流内、成为清要之官的设计，一方面以前程二字嘉许其自尊自重，为国为民；一方面也得以就官僚体制之常态，予以监督控管，遂有流外入流之制。

史载掌故：“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就是以书法、会计与通晓邦国或郡县时政之所需，以力行称职为选目，“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在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李衍便是这么个流外入流的出身—他自幼娴熟数计，又苦练书体经年，楷法优美，加之以出身商贾，有着同龄人所欠缺的圆融练达，应对进退之间，显着精明干练，堪称上上之选，很快就取得了胥吏任用资格。对于一个原也无甚出息的小吏而言，这是幸，也是不幸。

自其幸者而观之，流外入流的制度设计，使得不须经由科考而任事者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放宽。自其不幸者而言之，胥吏、小吏既本无功名在身，官职升荐实则有限—于中朝，不过起居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城门郎、通事舍人，尽管有文学之才，或可至秘书郎、著作佐郎而立顶；于郡县，不过下州司马、上县县令而已。

李衍最初也没有料到自己还能有多么显达的地位。倒是在开元六年初，以佐杂之身，干了一件令上司越州都督大为赞赏的事。

越州古有会稽郡，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吴与会稽二郡。山阴一向是会稽郡首县，南渡时，大批的中原士族也就充实了此间人口武氏垂拱二年，山阴、会稽同城分理州治，为“郭下县”。李隆基即位，越州已有十万家户，城居之民十五万，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地位可谓繁昌。正当此时孙逖《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有云：“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而“云帆转辽海”所成就的，便不止于“粳稻来东吴”。越州还有绝佳的青瓷器皿，随着南北水运之拓展，甚至可经海路输往朝鲜、日本此地发达，堪比拟长安、洛阳了：“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开元初，两京繁盛，物产丰溢，但是不过几年之间，铜产不敷所需，通货渐露不足之象，而盗铸寖多，江淮诸州郡首当其冲当是时，宋璟与苏颋秉政，每着力于开拓交易，充分供应良钱，以及严禁恶钱。在开拓交易上，相公们的主张是请出太府钱二万缗在京师设置南北市集，以平价良钱购买百姓“不售之物”—即使是原本够不成买卖的破箕烂担，也以公帑买来充实官用，如此一来成色佳美的良钱便广为流通了。这在两京繁华之地，颇见成效。李衍心思敏捷巧密，依样在他所任事的山阴推展起来。

然而，顾名思义，所谓“不售之物”，即使充入官署，未必得以有用。刁顽之甚者，便将烧制过剩、囤积于家的青瓷趸来官署换良钱，李衍因之每为百姓讥笑，说他买得的瓶钵百数十计，“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久而久之，凭借着经营买卖的直觉，他看清楚这一套强行贸易是行不通的。

官铸良钱不足，朝廷又严禁以私铸弥缝，人人一钱在手，靳吝不能出，各行各市，交易愈发清淡；而世间之钱，也就看似一日少过一日了。李衍出身安西，与当地肇造四镇之一碎叶城的粟特人过从甚密—粟特人原本就是西域最善经商的一个部族，他们往来东西何止万里？其间夷狄诸部，没有不知道他们经营买卖，货贩往返，也都知道他们随身携行，必有价值不菲的财物，作为营生本利。可是却很少听说粟特商人遭遇劫掠，因为他们有的踪迹无常、神出鬼没；也有的执戟横戈、结群恃武，每于外人不可测度之时，强兵过境。

最令觊觎者徒呼负负的，是一旦掌握甚或控制了粟特人的商队，起手搜刮，所得竟往往是些不值钱的粗食破布，全无价值。时过境迁，才又自远方闻知：当时放过的商队，实则暗藏了若干雄富的珍宝。这还不足为奇，有时碛砾风埃之间，驼马行伍百数十辈，旌旄列张，使人不敢轻犯，事后才赫然省得：原来那些驼马背上骑乘之人，根本不是勇士，而是从中原边区拐掳来的唐人女妇—而这些女妇的身价，常过于珍珠玛瑙。

一般说来，粟特人从中原购得丝绸，转输之于西域；再从西域携赶畜牧牲口、挟藏美玉奇石，入关互市。有谓粟特人双眉之间有另一只隐眼，能分辨瓌宝珠玉的真伪—其中当然也不乏巧诈。除此之外，由于商旅程途艰险，道阻且长，尽管机变百出，善谋多智，粟特人仍未必安心负载大批金银钱币，便常将应该收取的账款交易来数量极为庞大的绢帛，再以绢帛贷予需要周转的汉家商贾甚至“京师衣冠子弟”。如此，一笔钱财两般获利取息，而粟特商人只消在袖里怀中，保此书契，虽千万里一去来，也不愁遭遇什么不测。

借贷于人，许以日后归还，不徒牟取高利而已，这般以信诺为资产，令手边无钱之人，假未来之资，以为当下之用，还真是李衍早年在碎叶城时就从粟特行商处学来的手段。遂于山阴当地走访大小商户，访得诸般日用货物川流起迄，劝说彼此普立信用其法，就是在交易当下，不必举以通用的钱、帛，但凡立下书契即可三数月甚或一年半载为期，“且无抬举之费”—也就是彼此都不收取利息。这本是通用钱、帛供应不足的权宜之计，故可稍稍缓解黎庶下民无钱可使的窘境，一旦货畅其流，衣食常用之财无虞取纳就不至于铤而走险，仰赖盗铸。

此法行之有年，不只山阴，邻近皆属越州的会稽、诸暨、余姚等县，多起而效之，遂使市面繁盛，尤过于平昔。越州都督府长史会刺史据衔上报，褒举李衍贞固干济，勤劬多能，居然还真让这流外入流的胥吏出掌一县，任在嘉兴。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到了开元八年初春正月，门下侍中宋璟、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会衔奏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下江淮，穷治恶钱。萧隐之用法严苛急躁，括搜入罪者极众，整治得怨嗟盈路，皇帝为了表示亲接民心断然斥逐了萧隐之，就连宋璟和苏颋也因之而降爵去职。实施了整整两年的钱禁大开，恶钱再度充盈各地。

其间御史台风闻奏事，波及李衍，奏报中提到：嘉兴县令李衍，小吏出身，薄有微功，入流执事，却佐助萧隐之“括理私铸，助长怨情”。随即中朝敕下，李衍贬斥到长沙。究其渊源，实有不可为外人道者，原来还是京师中那些随时领取高额俸禄的达官贵人，一向在暗中倾私家良钱，供应盗铸者镕锡夹铅，倍增其量，这样的生意又岂容外人插手破坏呢？

这小吏出身的李衍，在朝中全无奥援，很快地就被朝廷淡忘，只是他在长沙依旧大舞经营之袖，居然透过当年在越州地疏通有无的手段，做成了一番不小的功业。

原来长沙自初唐以降，旧有彩瓷产出。在城南五十里铜官镇到石渚湖一带，其地依傍湘江，交通利便。主产之物，多作家户中罐、壶、瓶、钵实用，釉色有青、有黄、有白，风韵只是朴实，略无供人赏玩之趣。

李衍初不在意，偶于任中闲暇，微服四访，来到一村落，发现窑坊方圆数里，窑前各堆叠大缸、酒瓮，数以百计，有如兵卫列阵，行伍森然，极是壮观。然皆非贩售到寻常人家、作为器用之物，乃是各窑坊为显扬手段、夸示匠艺而刻意烧制的。今日东坊若稍擅胜场，明日西坊就要倾力悉心，必欲出其右而后已。瓷器愈烧愈大，也就愈不堪实用了。

然而景象壮丽，触动了李衍的心绪，却无论如何不能参悟其底细。直到有一日，他与衙中僚属闲话，说到先前在越州为发放良钱趸买民间“不售之物”、而为百姓噱嘲的往事，忽然间心眼顿开，举掌拍髀，道：“某得之矣！”

是在这一刻，那“不售之物”四字让李衍发现：就连多余的青瓷，都可以是商品。当初越州的老百姓说得不是很鲜活吗？那么些根本不能入手为用的青瓷，“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易碎的瓷器形体高大壮美，岂真能治盗贼，但是若有巧手匠心，制成鸟兽人物之形，启人美观，这不又是一桩生意？

李衍一念通透，将越州、长沙两地瓷窑作一联想，越州匠艺文理精细，足可以为后者攻错之师。于是，他立刻派人远赴山阴请来烧瓷作手，为铜官当地匠作传授彩绘装饰的技法。其妙处，是在青釉、白釉之下，先于胚上彩绘，点染各种云形饰纹，加之以贴花刻花、堆花的装饰。不多时，匠人们甚至开始以文字作装饰，所书者包括诗词、铭语、佛经等不一而足。这就让日用器皿有了别样的风情，成就无所用而用的商机。制成的瓷器，佳美不可方物，甚至令人不忍盛装浆水，有如奇玩珍玉，船载而出，贩售远方，从湘江起航入洞庭湖，或溯江入巴蜀、上长安，或顺流出海，远销异域。

时移事转，迁长沙两任县令，居然让青瓷大开生面，李衍重博干练之名。但是，若要在群官之中再争上游，可就难于登天了因为“小吏”二字，如影随形，无从摆落，清要大员们当然都舍不得让这样的人物出头。

无论如何，堪称斐然的政绩历历在目，朝廷不能视而不见又不甘即为升转。吏部郎官磋商了半天，还只有一套老办法：把人召进京师，找一勉可居留之地安顿了，尽以前任官职禄养，供应其日常起居，察其言、观其行，过一段节衣缩食、且不知如何了局的日子。要是熬忍不住而又有人肯为之干谒说项，便寻那紧、望以下等级的偏远县份，再放出去历练一任、两任，这人一生仕宦之志也就磨损得差不多了；无论再怎么长袖善舞，也往往因为年长体衰而隳颓其志。

此正值开元十六年春二月，尚书右丞相张说“罢政事，专文史之任”，虽说免去相职，却另有朝旨，敕兼集贤院学士；朝廷每有大事，皇帝常派遣中使到集贤院访问。国之大柄，似在悬疑摆荡之间，中外人事，像是浮尘，只能随风闻上下。处境如此，李衍从长沙卸任，回京待职，就更没有着落了。此行携家带眷来到安州，虽说还存着一丝力争上游的希望，而内心犹不免忐忑。官场惯见，那等不及出身、困顿于守选、落得个痴狂老病的比比皆是，所以这一路之上，李衍朝思夜想的，就是如何先安顿了妻小。

历任外官既久，有些人情世故的枝微节末，李衍会直觉留意。像是到了接近安州的驿所，即使毋须歇脚伫留，他还是会缓停行步，让从人理一理囊橐。自己则勉强戴上那顶紧紧箍着头皮、令人不甚舒适的纱帽，到栈中寄挂商牒之处踅看几眼。

一般而言，近城驿所多设此。通壁二三丈宽、等身高下，张挂布帐，以常见姓氏为隔别，同姓者合为一衲，别姓者又合为一衲，供往来商牒暂时寄放所携行而欲交递的书信。商贾代人投送信牒，毕竟不是本分必然，有些行色匆忙的商贾匆促登程，常有不及入城寻访收信之人的情状。受人之托，总不能误人之事，于是就借驿栈方便之地，暂为置放。南来北往有识得收信人的，也会顺口知会，就说：“君家有尺书在驿壁。”

驿壁，就是指那一方布帐。李衍去看几眼，也就知道此间李氏可有族人否。而安州的确没有令他失望，同姓异名之人，分居不同里集，留名于壁者，竟然有七八个人之多，这足以显示：安州地方还有许多李氏宗亲，若要攀上些远近关系，则一二可信用者，尚可委付家眷。

不但如此，进得城来，一眼乍见旗亭前石柱上系着的那匹五花马的时候，李衍不免又一心惊，还略带疑惑地自言自语道：“会是他？”

肺腑翻腾，心血激荡—他想到的是李客，一入中原便答应和他分了家的长兄。当时举族从安西迁徙入关，迎风沙、越石碛不辞万里之遥而来的群马之中，唯独此物独标神骏，可是再一寻思这马可不已有二十余年的寿命？安能健旺如此？

前后二十二三年暌隔，李白对这个小叔已经全无印象了。可是看那一张皱纹密布的风颜霜面，还不时有些只在自家人脸上钻眉透睫而出的谐笑性情，却在转瞬间带来了熟悉的感觉。李衍开口的两句笑谈几乎就让李白认定：来者，真是远方的家人。

那两句话，说的是门外的五花马：“不意白鼻騧尚留得命在尚未熝了？”

这是安西地域粟特人的习俗。交易入手的牛羊驼马，一旦老去不能应差遣，便征价卖了。但是依家而生养的牲口，如已不能承劳役，就得供养至老死，或放野处任其自灭，或与人一般，行天葬也有的主人与牲口特别亲近，甚或操刀而杀之，篝火熝其头，分食亲族。

“白鼻騧确是熝了—门前那一匹，是其种嗣。”

李衍原本一句玩笑，未料却勾来一丝怅然。不觉心念流转登时算出分家至今，果真二十二年又七月有余日，则眼前的少年还真不能呼唤名字呢。

李白宿酲未解，衣衫上遍是层层如波纹花印的新旧酒痕，摇摇晃晃从旗亭后的复道深处走来—昨夜，一如过去数不清的百数十个连昼之夜，他和小童丹砂都宿在彼处，陪伴他们的，是一榻一几、一灯、一砚，还有几十样薄暮之后才会显露精神的乐器。

旗亭主人愿意容留酒客暂歇长宿，原本并不罕见。倒是此客颇有些不寻常之处。初来之日，不多三言五语，能与众客寒暄，如亲旧世谊；即使是片刻之间，周旋应对，竟使宾主款洽。他一身白衣，却有穿朱着碧的官人们远远不及的贵盛之貌。所过之处，还带来了传闻中只有两京地方才有的风俗—也就是在呼酒命歌之际，随声看赏，不问敷余之数。他还能即时即事，就眼前所见所闻，随声度曲，信口作歌，其词雅俗兼致，文情两收，歌姬们悦爱殊胜。尤其是当“绵州李十二白”的名声倏乎传扬遐迩之际，更有令人惊讶且艳羡的传说捕风捉影，为之备注：听说那“制衣娘子”与此子亦有旧！

段七娘居安州久矣，她立过规矩，向不见人，终未破例。可是每当这李十二白在某酒楼、旗亭为歌姬制作新词，隔日辰巳之间，无分晴雨，制衣娘子便已遣人来授曲式，并殷殷叮嘱：务必带得李十二郎回话。而居间递送文词曲稿者，据说就是那十二郎贴身使唤的小童。

旗亭偶遇，叔侄随缘漫谈，各自述说了多年来本家景况，虽然话题凌乱，问答参差，却还十分亲切和悦。李白看得出这小叔虽然音容和蔼，意态闲雅，毕竟身着碧衣，与当年在大匡山上见识过的李顒等一行官人仍旧十分仿佛，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阵阵含藏不住的威严。

李衍初见子侄，除了惊喜，更多的却是惋惜。以一个在士族间扑风滚土二十余年、好容易流外入流而博一明府之职的人眼中，商贾本是四民之末，固已无足深论，于今溷迹歌馆，不问前程，堕落孰甚？

难以免俗地，他想知道李白究竟还有没有上进之心？试探地问了几句家常，总不得要领。自顾笑道：“汝父澹宕之人，东西万里一身如叶，汝应须也不惯作羁身之图？”李白随即也体会了李衍的心意，索性直白不讳，笑道：“季父久历官所，任怀清要；某自惭猥贱难充下陈，不若放心肉食，自甘鄙事。”

乍听起来，是十分谦退的话，但是末了两句，还真是说中了近世以来士大夫不忍向人明白道出的委屈。“肉食鄙事”混用两则旧典，其一，是《左传·庄公十年》上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其二，语出《论语·子罕》的夫子自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两句话，各有来历以及用意：在曹刿，是看不起当局食俸禄却拿不出谋略来的卿士大夫；在孔子，则是强调白身庶民能够锻炼粗贱工艺之事。可是为李白操之纵之，意思完全不同了他表面上谦抑有加，骨子里说的却是士大夫们不能放怀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比方说：吃肉。

唐承隋制，京城及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从初八到十五，“凡是有生之类，皆不得杀”。是为“三长斋”。每月之内，复兼取佛、道两教的仪节事典，而有十斋日，亦不得杀生违者重惩。这一类的法令严行于官守、疏责于小民。李白举重若轻噱谈功名如此，让李衍不免有些啼笑皆非，却也讶赏他能如此便捷地搬弄辞锋，横生妙趣，抢忙接道：“此地李氏宗族极夥，汝后生初至，可一一拜识否？”

“未。”李白无可隐瞒，道，“至此匝月，转瞬间事，总以次日将行，或当日即行；不意留连，而竟留连。”

李衍一皱眉，道：“行客天涯，每至都邑乡里，必访亲故，此天下人之礼，无分士庶。汝父七泽五湖间人，日夜征途，以逆旅为家岂未诲汝乎？”

李白丝毫不以聆训为忤，脸上的笑容粲然如故，道：“某初出江湖，闯走关驿，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

话说到此，朝屋角上握手肃立的丹砂点了点头，双掌前后交错一摊，比了个展卷而观的手势，丹砂当下会了意，转身朝内奔去。不多时，捧出来不知多少轴纸卷。有的阔约尺许，粗可合掌一围，有的窄不过五七寸有余，捆扎成一束，一束之中又不知凡几。李白却狠狠摇着头，直道：“非也，非也。”双掌又比了个翻书的手势，丹砂才忙不迭去了又来，这一回拿对了：是一大叠分别笺以州郡府县之名的契券。

李衍生小在粟特人商旅之中打滚，一眼看出那些契券行款，无一不是借据，也就明白了李白话里的意思。想那李客，长年游走江湖，地无分大小、路不愁远近，只要是买卖，无不尽力周旋。行道生计，尽管有现钱可资运用时，也不易随身携带，经常得托请都督府给予便换，在甲地押纳钱帛领取文书，到乙地凭文书兑换钱帛，这是常理常情。

有些时候，买卖主另有要务，或者是不意间撞上些个水火风雷的尴尬，不能如期到地亲为出纳，往往仿效那些千里间关、奔波往来于中原和西域的粟特行商，将契券周转至他方他人，辗转融通，而不急于兑现，而使货流商务畅通无碍，也缓和了支应双方甚至多方的资财困境。

进一步设想：李白携带着为数如此庞大的契券随身，这本来就是行商术业相传、使能自立的手段，或许就是父亲为儿子备办的一笔盘川。无论如何，当李白说出“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就是另一番世故之见了—试想：多年来李客辗转行商，获利无数，与各地宗亲之间，或亦不免有交易债务。行囊里尽是可以索求于人的凭据，又怎么能够坦然登门，而不启人忧疑呢？

“汝倒是宅心宽厚，阿兄岂不知汝？”李衍不由得颔首笑道，“他发付了这许多文书，而汝果不以之兑钱，竟为无用之物了。”

李白闻言，略一思忖，举手指向丹砂先前捧出来的纸轴：“某生计所系，尽在此中。千里程途，挥鞭来去，歌酒不歇，岂复他图？

他指的是诗歌，李衍稍后才逐渐明白：这是一门前所未见的事业，在雅俗之间、在士庶之间、在酒食乐舞之间。当世公卿但视此为辞章堕落末流，无关宏旨，浑不以为意；但是在大帝国三百二十八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县邑，随时随处新设繁孳的酒楼歌馆、旗亭、妓家，却开门广纳，使之不再是士大夫们兴寄身世感慨或者赞颂圣朝辉光的雅驯之物。李衍将要一卷一卷地展开这个侄儿的作品，他会赫然想起几年前初谪长沙时在铜官镇所目睹的景象：矗立于窑坊门前、有如兵卫列阵的巨大瓷瓮—那些不售之物

不售之物，终有可售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