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略述马鸣生传奇的一生之际，李白不时地抚膺振臂，仿佛那是自己的经历一般。李衍看着，怔住了，他虽不如侄儿那样熟读《神仙传》，甚至从未听说过马鸣生其人，但是李白三言两语下来，他却觉得马鸣生之所遭逢，也是他自己的处境。流外小吏出身，所遇多尊官大使，若非极为难得的宠遇，无论再汲汲促促多少岁月，绝无身居清要之望。

个中感慨，他不吐不快，却又不能在东道主面前畅谈，只有在辞别许家之后，邀李白同返驿所，这时皎月临空，清辉匀满，李衍迟疑了许久，自先摇头叹息，继之不觉失笑，道：“凭汝‘国人一空’之论、并‘一去不归’之语，这婚事，看似—议不成了。”

李白倒背着双手，漫为闲步，也不是真有什么去处，只是一心躁动，静不下来，迳在通透的月光下踩着自己的影子，想着紫荆树下的一瞥，良久，才道：“彼女温婉平易，格是出身高门。”

“设若—”李衍像是自问、又像是试探一问，“成就了呢？”

“吾当先遣丹砂小童往峨眉山僧处讨绿绮之琴来，挑之以《凤求凰》曲。复觅此间通衢广里，设清帘酒肆，当垆放歌，但视许公何以应之？”李白有心玩笑，先自笑了，又摇头道，“可惜丹砂不在！

李衍眉峰乍聚，肃容道：“某与汝实说了罢！议婚事有达人之嘱、众人之望在焉，莫可造次。”

“达人”二字，不消说是指天师司马承祯与秘书监崔涤，“众人则包括了丹丘子与李衍，可是李白没有想到的尚有一人，说的是新正之日持酒来拜、又在桃李园见过一面的薛乂员外。

啊！久未见此人了—李白心头想的这句话没说出口，嘴上仍毫不在乎地道：“议婚须使钱帛，非等闲事；侄自溯江以来，囊橐散讫，随身契券随手打旋，所余亦无几矣！”

所谓打旋，即古语融通、后世称拨兑者。多半用于以书券代偿所值。出具书券的一方换取钱货之际，为了求现或者取得物什往往以多折少，不免损值而不予计较。

“吾家三代，未见似汝般肯挥霍者！”一个“肯”字，用力甚深李衍看他浑不在意，只道这侄儿逞才率性，放纵无节，实在有些按捺不住，脱口说了这么一句重话。

李白侧过头，想了想，微微一哂，且不答复，只道了声：“侄去去即回。”说时向李衍匆匆一揖，甩开大步往驿所西北侧的栈房走去，果然片刻而返，手中多了个以绛红丝绦捆扎严密的青色绫袋裹覆着鼓突突、沉甸甸的物事。显然，是他前往早先堆置箱笼囊箧之处取来的。

李白且不忙拆解丝绦，只一手捧住，另一手拈搓着绫布，道：“此物原是锦官城大通寺亡僧依筏所有，僧死俵唱遗物，竞价高者得之此袋本以盛圣相，为大明寺僧慈元俵得。”说到此，李白顿了顿，道“慈元者，与侄同赴锦城、峨眉之道侣也。”

李衍点点头，仍不知李白是何用意；但见他缓慢而谨慎地拆开了丝绦，拨开袋口，露出里面的物事，是一大一小两锭银饼。李衍一眼觑得分明：一锭是二十三两的，一锭是十两的。常例打造如此。然而除了有大宗交易者之外，市井商民并不常用，亦不多见。

“此银，则得之于锦城陈醍醐酒坊主人陈过—盖为主人积欠家大人粮谷之资，其数具载于契券。”

“锦官城之行，既然是为汝父征债？”李衍不解地问道，“奈何与僧同行？”

“大人恰是彼僧‘钵底’。”李白低声道。

李白说的不是“大明寺钵底”，李衍一听这话就明白了：那是开元十年诏敕天下寺观清点僧、尼、道士、女冠私财之后，出家人私囊所有，凡是超过三、二十亩田产之值者，“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这时，号称一寺之“钵底”—尤其是那些拥有大笔钱帛，行商五湖四海的施主—便不只是为丛林常住盘桓香火，也有借着替僧、尼、道士、女冠藏匿私财，而拥有更多的本金。

说到这一地步，涉及李客的经营，李衍就不便多问了；他知道：李白若有隐衷，自会检取他能说的话、谨慎地说。

“银饼取自陈醍醐酒坊，随即散与慈元，此中另有缘故，乃是大人私没大明寺六十斤逐春纸，转作侄就学于东岩子赵君之束脩。”

“吹云布雨，凿壁收光，这—”李衍忍不住笑了，“确实是汝父惯常之所为！是以，银饼毕竟归那僧人之所有了。”

“然。”李白将银饼再收入袋中，仔细绑上丝绦，叹道，“慈元未几即暴病而死。无何，大人匆匆促侄携黄挟白、杂以各方书契，登程远游—岂料：此袋、此银，居然都在侄之行箧中。”

接下来的话，应该要说自己违命不赴三峡、九江，却谋断自由，高飞远走，放迹江湖，逐歌酒、耽声色，随兴之所至，以定行止将可疑之产，尽付天涯之客。仿佛只有如此，才算了却了对人世间的亏负—这，又是一段难与他人屡述细说的心路。他只淡淡地说“非分之财，不敢从事聚敛，散之天下，亦无可憾；何况用之于纳征请婚？”

李衍显然不同意他的说法，仍板着一张老脸，道：“我闻之于薛乂员外，谓汝以‘五蠹人’之名纵横广陵，有诸？”

李白默然。

“则汝竟不知《韩非子·五蠹》有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乎？

对幼叔如对大人，这是过庭之训，李白只能垂首不语。

“吾家在安西累世货贩，疏通万邦，克济有无，此即通练起明之大道。一入大国而身为贱民，此中原道统，亦属无奈。然行商者岂其聚敛致富而已？”李衍凝眸亢声，泪光粼粼，越说越发慷慨，“彼僧死即死耳！留取其财，货殖四方，古人所谓轴轳远致，充奉陵邑此业宁不壮哉？何如汝征歌逐酒自奉养耶？”

教训得激动无前，李衍连连跺脚，李白这时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把个头颅垂得更低了。

李衍却没有住口的意思，他绕着李白踱步，时而一句：“大孝终身慕父母。”时而又一句：“嫌疑汝父即是不肖！”“怨怼汝父即是大逆！”

月光直罩罩当顶而下，如灌如沐，好似直要把这庭院以及外边的无垠大地洗涤得更加透彻。随着更漏渐晚，李白被训斥得有如银针刺剟，侵肌入髓，却觉得无比痛快。他被李衍的话语翻剥了一层，虽然仍不明白李客是不是有心吞占慈元的遗产，更不知那吞占是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壑；李白也无从理会，昔年李氏一门被窜逐出走之后，是否当真有以商事倾城而敌国的本领；但是，李衍的斥责，让他更清楚地逼视自己的初心：他对父亲的嫌疑、怨怼，恐怕只能渊源于他无以正视自己卑下的身家；他从来看不起行商。

“汝且起；某启行在即，纵使稍迁延时日，或亦不及伴汝亲迎—”李衍的神情显得困乏了，欲言又止，良久才道，“许使君家迭遭险衅，诸礼从简；于汝，乃是便宜处。然而亲迎嘉礼一节，则万万不可荒怠。大事若谐，汝便从‘未庙见婚’之律，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届时居宅行止等事，薛乂员外自有区处。”

这番话说来精紧切要，却是深思熟虑而后吐露的。身为久未谋面的叔叔，又格于家业分流的形势，他自知不应该勉强侄子走上一条坎坷、却未必通达的仕宦之途。然而，期勉李白上进，并促成两家婚媒的，却不只是一二人而已。

其中的薛乂，其实是另有盘算的。

开春以来，薛乂穿梭于许、李二家之间，时有礼贶相遗，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就是传闻中许府家藏、为数巨万的万年青铜钱。薛乂兄弟都有一套经世济民的雄辩，也很令人心慑而服理：“若不能充其量铸钱，则人人靳惜所有，畏惧购求，天下物资，滞于殊方，货殖萧散，谷器朽烂，而国恒危矣！”

有了这么一个切合实情也有利于民生的主张，不只许自正心驰意动，连朝廷都不得不改弦易辙。从当年宋璟、苏颋派监察御史萧隐之赴江淮穷治盗铸，滥捕商民，因而引发广泛的民怨之后，到如今不过几度春秋，情势为之丕变。京师以外绝大多数的都邑之地，非但不举发盗铸，市井见钱则喜，有那实在铜料不足的开元通宝到手，稍稍用力捏拿，居然软烂，而人亦不以为恶，照常使来买卖还流通得更快。

这就给了王公贵家、中朝显宦们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所领取的月俸、力课等收入，若是转换成钱，可自数万以迄于数百万不等，却还都是官铸良钱，他们也乐意把这些良钱当作铜母，非但利用厚生，自己的财富也可以转手而倍增。

李衍旁观者清，看得出来，这一番话已经深深打动许自正，想赶紧把万年青拿出来，当作铜母，交由薛乂兄弟雇买匠人，杂以铅锡及铁等物，锻造新钱。一经如此手段，少则以一孳五，多则以一孳八，但视其软坚略有差等而已。

当作铜母的钱，尽管不是整趸发付输送，而是分批运往广陵等地，规模也着实不小，单人独力，匹马孤帆，决计力有未逮。于是必须借助于柜坊；这，是有其长远背景的。

一般行商，迢递往来，大批钱帛携行不便，也容易引起盗贼觊觎。因此便与经常僦居的邸店、商家合计，租用栈房，暂为贮存将来证以书券，约以日期，凭券取赎。有时在甲地存放，复至乙地取用，也所在多有。至于所存放的，渐渐地就不只是钱帛了，甚至还会扩及于不至于腐坏的货物。依唐律“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供应行商饮馔、居住以及寄存商品与钱帛之地。当时赫赫有名的“窦家店”便是其中佼佼者，店主东在长安西市“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

邸店的主业毕竟是供行客居停，往来人等杂沓，出入搬运钱货频繁，仍有若干不便。于是再从此中分别出专为储存、支付钱帛的店面房栈，谓之柜坊。这种从民间逐渐发展出来的生意，直到多年以后，竟为官方仿习借取，就形成了制度。《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不过，纵使是以买卖货贩为名目，终须走运数量庞大的铜钱，还是得具备行商身份方可。而自天子以下，人人出身有公验、游方有过所，每过津关，都要严格覈实这两者具载之文。薛乂的兄弟虽然在广陵身居“维扬十友”之一，也就是个行商，不过他在安州却没有名誉，贸然携行许家大批的万年青，堂皇就道，极易启人疑窦。在许自正而言，他必须信得过一个具备行商身份的人—而这个人，当然最好是像子婿一样的家人。薛乂之所以汲汲营营为李、许二家合亲，其动机如此。

倒是在李衍的叮咛之中，那“未庙见之律”，是一个枢纽。古来婚娶，按诸礼仪，妻随夫居，终是常情。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沿袭儒家士婚之礼，竟有至于动静全依章句，行止必搜典籍的讲究。讲礼仪，为的是顾门面；大唐承袭六朝门第观，婚嫁前考征两家门户高下，也常到了某品某秩、毫厘不失的地步。大体而言，士大夫阶层以内通婚姻之好，本来就是为了彰显过往的荣光、巩固现有的权力，或者是起振未来的契机。

然而士大夫之家，不至于在一地永久任官，其内迁外转，进流退逐，也非时可逆料。此外，议婚诸般条件都合适的夫妻两家，又不必然常住在相邻州县；即使一时密迩，也还可能随着官任所在，日久分离。时移事往，到了下一代再议婚，男方往往不能将携新妇返乡回里、拜见双亲，以及像孔夫子所说的：“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这句古语的断读和解释纷纭其说，也有以为应该是：“三月而庙见祢，来妇也。”大意不外就是说：翁姑在时拜翁姑，翁姑不在拜神主。可是，新郎远在异地，就近成婚，至有不得不居住在女家，而无法返还乡里，行“庙见”之礼的，这一形式的婚姻却也不能归入“就婚”（入赘）之类，便称之为“未庙见婚”。

可以想见，薛乂与李衍、许自正，甚至包括郝氏在内的安州亲族方面，在如何完婚、如何成礼，以及日后的日子如何收拾，都已经有过缜密的商议，而李衍说得如此简洁、俐落，似乎也有些许不要李白参详太多的用意。毕竟，李白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揣摩出这一场婚事之中不足以与人言的盘算。

李白的确另有所思。他反复咀嚼着那两句“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仿佛就是说：两三年来，他这种恣意放荡、随遇而安的漂泊，就要止息了。他的行囊、他的马匹，他随手浪掷的钱财和岁月，一任从眼前耳边经过而从不停歇的声歌人物、舟车景色，都将成为过去。他也可以想象：自己即将要置身于一栋居宅庭院之中，可能还真像是早岁在大明寺追随诸僧起居时那般晨修夜课，就连大匡山上与赵蕤、月娘散处山野的逍遥来去，都不可复得。

只不过，令他无从捉摸的，是他的身边将会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李衍看他神情迷离惝恍，似有不可言说的愁怼，这让李衍越发放心不下，还以为李白性情孤傲，对于这种近似就婚女家的安顿仍有疑虑，于是道：“若以齐大非偶、门户悬殊为虑，何不强学而仕，自谋出身，以汝博雅之才，假以三年五载，欲取一清要之官亦非难事—”

“非以此故。”李白对李衍深深一稽首，道，“侄去来江湖，云散已惯，若以成家而振作，理固宜然。然……”

他没有说下去，他明白李衍无法理会这心绪；当他想起日后将有一女子，朝夕与他相偕为伴，直到天荒地老，其中意味，并不是一段生计的展开，却是一段生涯的结束。可是，他还有太多的事并不明白，尤其是当他又要与过往告别的时候，那个心头的人并未离去。无数次管弦歌奏的场合，他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境，尽管声已歇、辞已毕、酒已空、人已散，可是他犹有满腔未曾抒发的意兴，在昏灯暗影间分明欲动。

曲已尽，而情未终，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