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 曲尽情未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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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略述马鸣生传奇的一生之际,李白不时地抚膺振臂,仿佛那是自己的经历一般。李衍看着,怔住了,他虽不如侄儿那样熟读《神仙传》,甚至从未听说过马鸣生其人,但是李白三言两语下来,他却觉得马鸣生之所遭逢,也是他自己的处境。流外小吏出身,所遇多尊官大使,若非极为难得的宠遇,无论再汲汲促促多少岁月,绝无身居清要之望。

个中感慨,他不吐不快,却又不能在东道主面前畅谈,只有在辞别许家之后,邀李白同返驿所,这时皎月临空,清辉匀满,李衍迟疑了许久,自先摇头叹息,继之不觉失笑,道:“凭汝‘国人一空’之论、并‘一去不归’之语,这婚事,看似—议不成了。”

李白倒背着双手,漫为闲步,也不是真有什么去处,只是一心躁动,静不下来,迳在通透的月光下踩着自己的影子,想着紫荆树下的一瞥,良久,才道:“彼女温婉平易,格是出身高门。”

“设若—”李衍像是自问、又像是试探一问,“成就了呢?”

“吾当先遣丹砂小童往峨眉山僧处讨绿绮之琴来,挑之以《凤求凰》曲。复觅此间通衢广里,设清帘酒肆,当垆放歌,但视许公何以应之?”李白有心玩笑,先自笑了,又摇头道,“可惜丹砂不在!

李衍眉峰乍聚,肃容道:“某与汝实说了罢!议婚事有达人之嘱、众人之望在焉,莫可造次。”

“达人”二字,不消说是指天师司马承祯与秘书监崔涤,“众人则包括了丹丘子与李衍,可是李白没有想到的尚有一人,说的是新正之日持酒来拜、又在桃李园见过一面的薛乂员外。

啊!久未见此人了—李白心头想的这句话没说出口,嘴上仍毫不在乎地道:“议婚须使钱帛,非等闲事;侄自溯江以来,囊橐散讫,随身契券随手打旋,所余亦无几矣!”

所谓打旋,即古语融通、后世称拨兑者。多半用于以书券代偿所值。出具书券的一方换取钱货之际,为了求现或者取得物什往往以多折少,不免损值而不予计较。

“吾家三代,未见似汝般肯挥霍者!”一个“肯”字,用力甚深李衍看他浑不在意,只道这侄儿逞才率性,放纵无节,实在有些按捺不住,脱口说了这么一句重话。

李白侧过头,想了想,微微一哂,且不答复,只道了声:“侄去去即回。”说时向李衍匆匆一揖,甩开大步往驿所西北侧的栈房走去,果然片刻而返,手中多了个以绛红丝绦捆扎严密的青色绫袋裹覆着鼓突突、沉甸甸的物事。显然,是他前往早先堆置箱笼囊箧之处取来的。

李白且不忙拆解丝绦,只一手捧住,另一手拈搓着绫布,道:“此物原是锦官城大通寺亡僧依筏所有,僧死俵唱遗物,竞价高者得之此袋本以盛圣相,为大明寺僧慈元俵得。”说到此,李白顿了顿,道“慈元者,与侄同赴锦城、峨眉之道侣也。”

李衍点点头,仍不知李白是何用意;但见他缓慢而谨慎地拆开了丝绦,拨开袋口,露出里面的物事,是一大一小两锭银饼。李衍一眼觑得分明:一锭是二十三两的,一锭是十两的。常例打造如此。然而除了有大宗交易者之外,市井商民并不常用,亦不多见。

“此银,则得之于锦城陈醍醐酒坊主人陈过—盖为主人积欠家大人粮谷之资,其数具载于契券。”

“锦官城之行,既然是为汝父征债?”李衍不解地问道,“奈何与僧同行?”

“大人恰是彼僧‘钵底’。”李白低声道。

李白说的不是“大明寺钵底”,李衍一听这话就明白了:那是开元十年诏敕天下寺观清点僧、尼、道士、女冠私财之后,出家人私囊所有,凡是超过三、二十亩田产之值者,“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这时,号称一寺之“钵底”—尤其是那些拥有大笔钱帛,行商五湖四海的施主—便不只是为丛林常住盘桓香火,也有借着替僧、尼、道士、女冠藏匿私财,而拥有更多的本金。

说到这一地步,涉及李客的经营,李衍就不便多问了;他知道:李白若有隐衷,自会检取他能说的话、谨慎地说。

“银饼取自陈醍醐酒坊,随即散与慈元,此中另有缘故,乃是大人私没大明寺六十斤逐春纸,转作侄就学于东岩子赵君之束脩。”

“吹云布雨,凿壁收光,这—”李衍忍不住笑了,“确实是汝父惯常之所为!是以,银饼毕竟归那僧人之所有了。”

“然。”李白将银饼再收入袋中,仔细绑上丝绦,叹道,“慈元未几即暴病而死。无何,大人匆匆促侄携黄挟白、杂以各方书契,登程远游—岂料:此袋、此银,居然都在侄之行箧中。”

接下来的话,应该要说自己违命不赴三峡、九江,却谋断自由,高飞远走,放迹江湖,逐歌酒、耽声色,随兴之所至,以定行止将可疑之产,尽付天涯之客。仿佛只有如此,才算了却了对人世间的亏负—这,又是一段难与他人屡述细说的心路。他只淡淡地说“非分之财,不敢从事聚敛,散之天下,亦无可憾;何况用之于纳征请婚?”

李衍显然不同意他的说法,仍板着一张老脸,道:“我闻之于薛乂员外,谓汝以‘五蠹人’之名纵横广陵,有诸?”

李白默然。

“则汝竟不知《韩非子·五蠹》有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乎?

对幼叔如对大人,这是过庭之训,李白只能垂首不语。

“吾家在安西累世货贩,疏通万邦,克济有无,此即通练起明之大道。一入大国而身为贱民,此中原道统,亦属无奈。然行商者岂其聚敛致富而已?”李衍凝眸亢声,泪光粼粼,越说越发慷慨,“彼僧死即死耳!留取其财,货殖四方,古人所谓轴轳远致,充奉陵邑此业宁不壮哉?何如汝征歌逐酒自奉养耶?”

教训得激动无前,李衍连连跺脚,李白这时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把个头颅垂得更低了。

李衍却没有住口的意思,他绕着李白踱步,时而一句:“大孝终身慕父母。”时而又一句:“嫌疑汝父即是不肖!”“怨怼汝父即是大逆!”

月光直罩罩当顶而下,如灌如沐,好似直要把这庭院以及外边的无垠大地洗涤得更加透彻。随着更漏渐晚,李白被训斥得有如银针刺剟,侵肌入髓,却觉得无比痛快。他被李衍的话语翻剥了一层,虽然仍不明白李客是不是有心吞占慈元的遗产,更不知那吞占是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壑;李白也无从理会,昔年李氏一门被窜逐出走之后,是否当真有以商事倾城而敌国的本领;但是,李衍的斥责,让他更清楚地逼视自己的初心:他对父亲的嫌疑、怨怼,恐怕只能渊源于他无以正视自己卑下的身家;他从来看不起行商。

“汝且起;某启行在即,纵使稍迁延时日,或亦不及伴汝亲迎—”李衍的神情显得困乏了,欲言又止,良久才道,“许使君家迭遭险衅,诸礼从简;于汝,乃是便宜处。然而亲迎嘉礼一节,则万万不可荒怠。大事若谐,汝便从‘未庙见婚’之律,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届时居宅行止等事,薛乂员外自有区处。”

这番话说来精紧切要,却是深思熟虑而后吐露的。身为久未谋面的叔叔,又格于家业分流的形势,他自知不应该勉强侄子走上一条坎坷、却未必通达的仕宦之途。然而,期勉李白上进,并促成两家婚媒的,却不只是一二人而已。

其中的薛乂,其实是另有盘算的。

开春以来,薛乂穿梭于许、李二家之间,时有礼贶相遗,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就是传闻中许府家藏、为数巨万的万年青铜钱。薛乂兄弟都有一套经世济民的雄辩,也很令人心慑而服理:“若不能充其量铸钱,则人人靳惜所有,畏惧购求,天下物资,滞于殊方,货殖萧散,谷器朽烂,而国恒危矣!”

有了这么一个切合实情也有利于民生的主张,不只许自正心驰意动,连朝廷都不得不改弦易辙。从当年宋璟、苏颋派监察御史萧隐之赴江淮穷治盗铸,滥捕商民,因而引发广泛的民怨之后,到如今不过几度春秋,情势为之丕变。京师以外绝大多数的都邑之地,非但不举发盗铸,市井见钱则喜,有那实在铜料不足的开元通宝到手,稍稍用力捏拿,居然软烂,而人亦不以为恶,照常使来买卖还流通得更快。

这就给了王公贵家、中朝显宦们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所领取的月俸、力课等收入,若是转换成钱,可自数万以迄于数百万不等,却还都是官铸良钱,他们也乐意把这些良钱当作铜母,非但利用厚生,自己的财富也可以转手而倍增。

李衍旁观者清,看得出来,这一番话已经深深打动许自正,想赶紧把万年青拿出来,当作铜母,交由薛乂兄弟雇买匠人,杂以铅锡及铁等物,锻造新钱。一经如此手段,少则以一孳五,多则以一孳八,但视其软坚略有差等而已。

当作铜母的钱,尽管不是整趸发付输送,而是分批运往广陵等地,规模也着实不小,单人独力,匹马孤帆,决计力有未逮。于是必须借助于柜坊;这,是有其长远背景的。

一般行商,迢递往来,大批钱帛携行不便,也容易引起盗贼觊觎。因此便与经常僦居的邸店、商家合计,租用栈房,暂为贮存将来证以书券,约以日期,凭券取赎。有时在甲地存放,复至乙地取用,也所在多有。至于所存放的,渐渐地就不只是钱帛了,甚至还会扩及于不至于腐坏的货物。依唐律“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供应行商饮馔、居住以及寄存商品与钱帛之地。当时赫赫有名的“窦家店”便是其中佼佼者,店主东在长安西市“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

邸店的主业毕竟是供行客居停,往来人等杂沓,出入搬运钱货频繁,仍有若干不便。于是再从此中分别出专为储存、支付钱帛的店面房栈,谓之柜坊。这种从民间逐渐发展出来的生意,直到多年以后,竟为官方仿习借取,就形成了制度。《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不过,纵使是以买卖货贩为名目,终须走运数量庞大的铜钱,还是得具备行商身份方可。而自天子以下,人人出身有公验、游方有过所,每过津关,都要严格覈实这两者具载之文。薛乂的兄弟虽然在广陵身居“维扬十友”之一,也就是个行商,不过他在安州却没有名誉,贸然携行许家大批的万年青,堂皇就道,极易启人疑窦。在许自正而言,他必须信得过一个具备行商身份的人—而这个人,当然最好是像子婿一样的家人。薛乂之所以汲汲营营为李、许二家合亲,其动机如此。

倒是在李衍的叮咛之中,那“未庙见之律”,是一个枢纽。古来婚娶,按诸礼仪,妻随夫居,终是常情。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沿袭儒家士婚之礼,竟有至于动静全依章句,行止必搜典籍的讲究。讲礼仪,为的是顾门面;大唐承袭六朝门第观,婚嫁前考征两家门户高下,也常到了某品某秩、毫厘不失的地步。大体而言,士大夫阶层以内通婚姻之好,本来就是为了彰显过往的荣光、巩固现有的权力,或者是起振未来的契机。

然而士大夫之家,不至于在一地永久任官,其内迁外转,进流退逐,也非时可逆料。此外,议婚诸般条件都合适的夫妻两家,又不必然常住在相邻州县;即使一时密迩,也还可能随着官任所在,日久分离。时移事往,到了下一代再议婚,男方往往不能将携新妇返乡回里、拜见双亲,以及像孔夫子所说的:“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这句古语的断读和解释纷纭其说,也有以为应该是:“三月而庙见祢,来妇也。”大意不外就是说:翁姑在时拜翁姑,翁姑不在拜神主。可是,新郎远在异地,就近成婚,至有不得不居住在女家,而无法返还乡里,行“庙见”之礼的,这一形式的婚姻却也不能归入“就婚”(入赘)之类,便称之为“未庙见婚”。

可以想见,薛乂与李衍、许自正,甚至包括郝氏在内的安州亲族方面,在如何完婚、如何成礼,以及日后的日子如何收拾,都已经有过缜密的商议,而李衍说得如此简洁、俐落,似乎也有些许不要李白参详太多的用意。毕竟,李白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揣摩出这一场婚事之中不足以与人言的盘算。

李白的确另有所思。他反复咀嚼着那两句“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仿佛就是说:两三年来,他这种恣意放荡、随遇而安的漂泊,就要止息了。他的行囊、他的马匹,他随手浪掷的钱财和岁月,一任从眼前耳边经过而从不停歇的声歌人物、舟车景色,都将成为过去。他也可以想象:自己即将要置身于一栋居宅庭院之中,可能还真像是早岁在大明寺追随诸僧起居时那般晨修夜课,就连大匡山上与赵蕤、月娘散处山野的逍遥来去,都不可复得。

只不过,令他无从捉摸的,是他的身边将会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李衍看他神情迷离惝恍,似有不可言说的愁怼,这让李衍越发放心不下,还以为李白性情孤傲,对于这种近似就婚女家的安顿仍有疑虑,于是道:“若以齐大非偶、门户悬殊为虑,何不强学而仕,自谋出身,以汝博雅之才,假以三年五载,欲取一清要之官亦非难事—”

“非以此故。”李白对李衍深深一稽首,道,“侄去来江湖,云散已惯,若以成家而振作,理固宜然。然……”

他没有说下去,他明白李衍无法理会这心绪;当他想起日后将有一女子,朝夕与他相偕为伴,直到天荒地老,其中意味,并不是一段生计的展开,却是一段生涯的结束。可是,他还有太多的事并不明白,尤其是当他又要与过往告别的时候,那个心头的人并未离去。无数次管弦歌奏的场合,他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境,尽管声已歇、辞已毕、酒已空、人已散,可是他犹有满腔未曾抒发的意兴,在昏灯暗影间分明欲动。

曲已尽,而情未终,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