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的看法

肩负重任的时刻是十分严肃的，对于一个学者出身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从思考问题，突然要转向作出决定，我必须要认识到结论和政策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嘴巴上能说会道就不够了；还必须要在行动上令人信服。问题不再是理论性的了；谈话对象也不是辩论家，而是主权国家，其中有一些是以物质力量来使它们的看法得以实现。

任何政治家都或多或少地是一些当务之急事情的俘虏。他所面临的环境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且被一个身不由己的个人经历牵着鼻子走。如果有人认为，领导人经验越多，就会变得越成熟，那只是幻想。正如我所说过的，领导人在跃居高位以前所形成的信念，是他们智慧上的资本，在任职期间将要逐渐消耗掉。领导人很少有时间思考问题，他们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紧迫的问题经常比重要的问题得到优先处理。每一个政治人物的公职生活，就是一场从环境的压力中不断作出抉择的斗争。

我从二十年的研究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哲学，并带着这种哲学上任担任公职。历史当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试验过的食谱的烹调书。它是通过类比法，而不是通过格言来教育人的。历史可以阐明在类似的情况下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找，哪些情况是真正的类似。学术熏陶不能够从我们肩上减去作出困难抉择的重负。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和几篇文章，谈十九世纪的外交。我写这些书和文章的动机是，要了解欧洲在经过几场拿破仑战争后建立已持续一个世纪的和平过程；我还想了解，为什么那个和平在一九一四年土崩瓦解。但是，我从来没有设想，从前的雄图和战略，可以原原本本地适用于现在。当我任职时，我相信，过去的事情能够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益。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无论是在武器的摧毁力方面，在思想传播的速度方面，在外交政策对全世界的影响方面，还是在实现由来已久的改善人类条件的梦想的技术可能性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时期。

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但是，我同样相信，如果没有一个道义上的罗盘，在含糊暧昧的现实中确定航向，并且使得牺牲具有意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正视甚至明确它的抉择。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对一个哲学家的考验是他的警句背后的推理，对一个政治家的考验不仅仅是博得人们对他的目标的称赞，而且是他为人类避免了灾难。人类永远不会知道，由于避免了风险，或者由于采取了行动，从而避免了可怕的后果——那只是因为一旦被挡住了，这些后果就永远不能显现出来——这样他们才有可能避免了浩劫。所以，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对话，总是得不出什么结果的。没有哲学，政策就会没有标准；但是，如果不愿窥伺暗处，不冒风险，没有把握地采取某些踉跄的步子，人类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历史是永远不停止地前进的，也没有什么平稳时期。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都经历过衰落时期，其中大多数终于崩溃。但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还有一点回旋余地，政治家必须通过坚韧和直观来进行选择，从而塑造他的人民的命运。无视客观条件是危险的，拿历史必然性来做挡箭牌，就等于是精神上的推卸责任；那就是忽视了力量、希望和灵感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多少世纪以来，却支持着人类的生存。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他可能知道，历史是不会永久不变的；但是，一个领袖没有权利听天由命。为了他的人民，他应该斗争、创造，并且抵抗困扰着人类制度的腐蚀剂。

美国的经验

在我出乎意外地担任这样高的职务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在各个国家的生活中，就像一个人的情况一样，事情往往到了这样的地步，好像青年时期的看起来无限的机会突然变得狭窄了，而且人们必须严肃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可供选择的机会都继续存在。这样一种领悟能够唤起新的创造性的动力，这种动力也许不像早年朴素的勃勃生气那样天真无邪，但却更加复杂，而且更加持久。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绝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最后可能导致失望或者反抗；也可能引起一种怨恨自己的心情，这种心情把不可避免的妥协变成了一种机能不全感。

美国在六十年代后期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怀疑自己和怨恨自己的时期。起因是越南战争。美国是在两任政府期间逐步陷入越南战争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它已经使美国牺牲了三万一千多人，而且战争还没有早日获得解决的希望。在开始时，人民和国会以压倒优势表示拥护，但到后来，这种拥护首先发展为怀疑，接着又成为日益敌对的反抗。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一场抗击侵略的战争变成了美国带根本性的罪恶的象征。这个十年时间，开始时，美国大胆宣称，它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来保证自由得以存在和胜利，但到最后，却以一连串接着爆发的暗杀、城市暴乱和不雅观的示威宣告结束。六十年代标志着我们的清白无辜已经结束，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尚待确定的是，我们是从这一认识中得到教训，还是背叛我们这个成熟时期的现实，消耗我们的钱财。

六十年代的动乱尤其使美国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发生在美国取得了成就的、非同寻常的时期的末尾。我们建立了联盟，这些联盟维护了和平，促进了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产业民主国家的成长。我们帮助建立了一些国际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助长了全世界一代人的繁荣。我们促进了非殖民化，并且首先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在一个由于通信和技术的发达而缩小了的星球上，在一个不是受到战争破坏，就是努力着手建立国家的世界里，美国有充分的理由以它对全世界的贡献——它的精力、它的理想主义和它的持久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实际情况仍然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后，美国本身也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作为我们战后外交政策基础的一致意见已经烟消云散了。一向支持我们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男男女女，由于认为我们在越南遭到了失败而灰心丧气。大多数年青人起来反抗，反对他们的父辈的成就，攻击他们所谓的承担过多的义务，嘲笑那些激励我们取得成就的价值。一种新的孤立主义抬头了。在二十年代，我们采取脱离世界而孤立的态度，是因为我们认为和外部世界相比，我们自己是太好了。而在六十年代后期危害自己的论点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毛病太多，所以我们应该脱离世界而孤立。

美国对自己的怀疑，证明是有传染性的，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都缺乏信心，很难要别的国家对它有更多的信任。欧洲一些知识界人士开始认为，引起冷战的根源除了苏联的政策之外，还有美国的政策；他们敦促政府，提出自己的和平倡议，以便摆脱恶性循环。许多欧洲领导人，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变成了缓和的热烈鼓吹者，在东西方之间起“桥梁”作用——访问莫斯科，探讨与北京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主张裁军和东西方贸易。

他们的这些主张倒也很好，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注意到这些主张，并且采取有这方面含意的政策。突然，欧洲政治家又变了主意。现在，他们又害怕美苏“共管”，害怕美国和苏联领袖越过欧洲各国政府搞一次“超级雅尔塔”来解决世界问题。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年，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指责美国一方面在东南亚太好战，同时在和苏联打交道时又太迁就。这种矛盾情绪损害了联盟的团结。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发展，剥夺了它们的勇气，公众舆论强迫它们进行和解，同时又受到加强安全的信念的驱使，西方联盟就像一只驶入了无风的海面的船只，停止不动。

我们的其他政策的情况也是同样不稳定。二十年来，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只限于在零零星星的华沙大使级会议上互相指责。中东的局势一触即发，但是经过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之后，还没有准备进行什么外交活动。由于我们国内的分歧，不能提出什么决定性的倡议。美国在世界上似乎降到了被动的地位，而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对自己也有种种怀疑，但仍然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够保证安全，只有我们的献身精神才能带来希望。

在我看来，越南并不是我们的困难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征象。我们正处在一个令人痛苦的调整时期，来适应世界政治的深刻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新需要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似乎总是在过分卷入和退守本土之间摇摆，在对我们的力量期望过高和引以为耻之间摇摆，在乐观的精神焕发和对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的暧昧不定感到灰心丧气之间摇摆。我相信，我们国家的不安情绪的最深刻的原因，是这样一种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觉察到的认识：我们正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承认我们的力量虽大，但还是有限度的。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问题相比，再也不是无限的了；相反，无论是在才智上，还是在物质上，我们都必须规定一个轻重缓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们曾经企图对一些具体问题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要求是，塑造一个世界和确定美国在这世界中长期应起的作用，我们再也不能用我们的努力总会有尽头这种幻想，来维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

在一九六八年选出的无论哪个政府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越南战争使它成为一项灼人的、令人痛苦的事业。

我们的历史没有使我们作好准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开国先辈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了解欧洲的力量均衡，并且很出色地利用这种力量均衡，首先实现美国的独立，继而维护美国的独立。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巧妙地运用外交，使英国的敌人（法国、西班牙和俄国）站在我们一边，从而加强了我们的谈判地位。约翰·杰伊设法取得了英国皇室的承认，并且解决了我们与英国的战争的残余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按着欧洲力量均衡的最好传统，我们又和我们的暂时盟国切断了联系，走我们自己的路。在独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像别的国家一样，生活在不稳定之中。我们险些和法国打仗，我们忍受了英国军队攻占我们的首府。但是，我们机智地行动，利用新的机会。我们成功地消除了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存在，俄国在太平洋西北部进行扩张的新的危险以及大不列颠同欧洲国家的日益疏远——这一切使得我们在一八二三年和英国一起商订了门罗主义，把欧洲的力量排斥在我们的半球之外。

英国的观点是搞欧洲平衡。首相坎宁认为，门罗主义“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来恢复旧世界的均衡”。但是，在新世界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径自背弃欧洲，把我们的精力用来开辟我们西面的大陆。在滑铁卢和一九一四年之间的一百年间，我们地理位置的遥远和当时维持世界稳定的英国海上力量一直是我们的护身符。

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以及欧洲的竞争集中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美国逐渐认为，两个大洋所造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对外关系形式。我们相当骄傲地把我们的安全完全归之于我们的信念的优越性，而不归之于我们的力量，也不归之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巧合。在拿破仑的大动荡之后，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虽然为了实现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打的战争不少于任何欧洲国家，而且可能蒙受了更大的伤亡。但是，这些战争并不被认为是属于国际关系概念的范畴：对美国人来说，它们反映了一个明显的命运的必然现象。

美国人——无论是“五月花号”的子孙，还是因为一八四八年的失败了的革命而逃到美国来的难民——逐渐认为，我们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为贫困所迫。当然，也有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气质。马汉海军上将对于海上力量的作用的看法就证明，美国人也能从地理政治的角度进行深思熟虑。我们取得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的办法，证明我们并没有完全忽视强权政治。然而，美国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带着怀疑态度来看待外交。武器和联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反动的。谈判不被当作是调和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利益的方法，而被看作是把我们拖进一个道德成问题的世界上的无休止的争吵的陷阱中去。我们喜欢直爽的性格，我们喜欢以公开的吵嚷的方式来谈政治的本能，我们对于欧洲的礼节和大陆上的权贵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对欧洲外交的那一套老方法及其达成模棱两可的妥协方案的倾向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甚至购买阿拉斯加，最后把俄国赶出美洲大陆这件事，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大蠢事，只能用美国在旧世界外交阴谋面前受骗上当来加以解释。当时费了极大的劲，才说服国会拨款七百万美元来完成这笔交易。

关于外国人在外交方法上其狡猾程度比美国高明的错误看法一直传到了二十世纪。每当威尔·罗杰斯说“美国在战争中从未失败，在会议上从未得胜”这样一句笑话时，他总是会博得笑声的。

这样，美国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基本上没有作好准备来扮演可能会要它扮演的角色。它忘记了开国先辈赖以取得美国独立的娴熟的治国才能；它又瞧不起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使用的技巧。正如布赖斯勋爵一八八八年在《美利坚联邦》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曾经在“夏日的海上”航行，现在一层云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现在距离不远了，这是充满云雾和阴影的时刻，危险可能隐藏在后面，它的形状和大小，美国几乎无法估量”。

我们信赖很久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将要结束了，尽管美国在几十年里还没有了解其重要性。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强国；我们迅速变成了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千钧一发的世界均衡的唯一民主国家。

我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我们出于地理政治考虑，为了维护海上自由、防止欧洲被一个敌对国家所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忠实于我们的传统，选择了从法律的和理想主义的意义来理解我们的参战。我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结束所有的战争”，是为了“使民主得以在这个世界上不受损害”。对一个不完美的结局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引起了孤立主义的浪潮。我们退而依靠我们所喜爱的法律，一再试图通过制定法律来结束国际争端——保障集体安全的自动机器，新的裁军方案，宣布战争非法的《凯洛格-布赖恩德公约》[1]。我们不同意说外交政策必须从保障安全出发，这一思想使得我们在战后年代把盟国当作对手看待，要它们限制军备，因为武器这一个词的定义，就会加剧国际紧张气氛。我们寻找替罪羊——所谓的军火制造商——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从事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肮脏的事业。情报工作被认为是不值得的，即使不被认为是对我们自由权利的威胁的话。经济活动被认为是美国插手海外的唯一可以辩护的形式；它的目标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例如赫伯特·胡佛的救济工作；或者本质是消极的：科德尔·赫尔所主张的自由贸易。

后来，当极权主义兴起，整个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奉行孤立主义，而当时孤立主义已经从一种政策主张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信念。我们实际上已经抛弃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基本防范措施。罗斯福总统是在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后，才能采取初步的措施，对付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我们秘密地援助英国和重新建立我们的军事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对美国土地的一次突然袭击，才使我们震惊得放弃了孤立主义。但是后来，我们又被完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抛弃了关于战后世界的安全也许要依靠某种均势的想法。因此，我们对战争留下的余波感到大吃一惊。战后时期的主要事实是，德国和意大利被消灭，英国和法国打得筋疲力尽，这样，使得苏联的力量进入了欧洲大陆的中心，一时之间，西欧似乎仰承苏联的鼻息。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重新采取敌对态度，它越来越多地否定了我们在战时怀抱的关于战后国际和谐的如意假想。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爆炸了原子弹，于是在武器方面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当迪安·艾奇逊说他“参加了创造”的时候，他指的不仅是创造了我们战后的外交政策，而且还创造了我们历史的新纪元。在经过了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后，担任世界领导的责任和负担是不能逃避的了。美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这种新的均势的维护者。那一代美国人以他们的精力、想象力和技巧，承担了这些责任，值得永远赞扬。通过帮助重建欧洲、鼓励欧洲团结、组织经济合作机构和扩大对我们的联盟的保护，他们拯救了自由的前景。这一连串创造性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光荣时刻。

但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期肯定是会消逝的，即使是我们必然会遇到胜利果实，情况也会是这样。欧洲和日本的恢复，需要调整我们的联盟关系；我们帮助其取得了独立的新的发展中国家，肯定会要求多分享一点世界上的繁荣。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多少事情，我们也阻止不住苏联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发挥它的新的威力。我们在战后早期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使我们对新时代的更复杂的问题有所准备。我们早期的计划，例如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表达了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的技术知识和我们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实施我们自己的新政方案，期望政治上的冲突会消融在经济进步之中。这在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是行得通的，而在数十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却不行。在冷战时期比较简单的两极世界里，在柏林、在朝鲜、其后又在柏林以及最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坚定地顶住了压力或讹诈。这些都是我们的成就。但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说，在热核时代面对同苏联关系这个长期的问题上，我们只是刚开始触动一点皮毛，更暧昧复杂的问题很快就会出现。

我们的更深刻的问题是概念性的。因为和平被认为是“正常状态”，我们在国际上作的许多重大努力，都是为了取得最后的结果，克服搅扰障碍来恢复正常状态。恢复欧洲经济的各种计划，都是为了带来持久的繁荣。为保证安全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达到与苏联求得最后解决的目的。这一点包含在“遏制”概念中，这一概念代表了我们战后对苏联的政策。[2]

根据乔治·凯南一九四七年在《外交季刊》上写的著名的《未知数》一文，我们的任务是，以对应力量来抵抗苏联的试探行动，耐心地等待苏联制度的成熟。应用到迪安·艾奇逊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外交上，就是要我们原地踏步，一直到我们建立了力量，可以遏制苏联侵略——特别是占据我们整个战略思想的在中欧进攻——的时候。在遏制成功以后，外交才取而代之。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创造一种实力形势：我们必须建立实力，如果我们建立了那种实力，那么，我认为整个世界的局面就会开始改变……有了这种改变，各方的谈判地位就会有了不同，由此，我希望，克里姆林宫方面就会愿意承认现实……”[3]

这种给遏制下的定义，是把实力和外交当作政策的两个不同因素或者方面来看待。它的目的是最后举行谈判，但是，对于谈判的内容，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它暗含这样的意思：实力是不言自明的，谈判一旦开始，其内容也会是不言自明的。它没有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或者我们的盟国没有受到直接的进攻，实力情况如何能够表现出来。它也没有说明白，在我们取得了实力地位以后，如果我们的对手不与我们谈判，而是集中力量削弱我们的实力地位，或者是从侧面来包抄我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种遏制政策存在着三方面的弱点：第一，我们过分强调军事力量的均势概念——其必然后果，即把谋求解决战后问题的谈判往后推的政策——反而给了苏联时间去巩固它的征服成果、补上它在核力量方面的不平衡。的确，在战争刚结束时期，苏联在中欧集结的重兵，大大超过了对立面的力量；西欧一蹶不振，美国已经裁军。但是，苏联真正的力量和我们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四年的战争和两千万人的伤亡，把苏联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则垄断了核武器，二十年来，拥有巨大的核优势。我们的相对实力在很快就被称之为冷战的开始时期达到了顶点。

第二，军事技术的性质，也使得力量均衡不再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核武器能够引起灾难性的巨变，以致随着核武器储备的增加，它们变得越来越不能用来击退所有可以设想的侵略。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核垄断以及后来我们在数量上的优势模糊了这一现实。但是，事情不可避免地到了这样的地步：技术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进行冒险，从而减少了人们对核报复威胁的信赖。从那以后，处理军事上的力量均衡需要从两方面提高警惕：不仅在战略核武器方面要足够强大，而且在局部范围内在常规武器方面也要这样。我们正式宣布，我们给予盟国核保护的诚意依然一如既往。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核僵局的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建立其他的区域防务的需要。尽管如此，每隔十年，我们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防务负担的必不可少的两重性。

第三，我们的遏制理论绝不可能是对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击力的充分的回答。这种意识形态把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哲学思想之间的冲突，而且通过制造国内动乱对力量均衡提出了挑战。

总而言之，我们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虽然我们的绝对力量在增长，然而，随着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得到恢复，我们的相对地位肯定是削弱了。我们的军事和外交地位也不如四十年代后期刚开始实行遏制政策时那样有利了。当时是就欧洲前途问题举行认真讨论的大好时机，但我们错过了机会。

实际上，我怀疑斯大林原来是不是想把整个东欧都囊括进他的卫星轨道上去。他在战后采取的首先几个步骤——例如，允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在所有这些选举中，共产党都遭到了失败——说明，他可能已经准备让这些国家取得类似芬兰的地位。出乎意外的是，我们又把认真的谈判拖延到要等我们动员更多的潜在力量之后再举行。这样，我们把时间给了苏联，而时间是苏联为了巩固其征服成果、恢复战争创伤所需要的最宝贵的商品。

温斯顿·丘吉尔过去对于这一点是了解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不在台上时发表的一篇很不受人注意的演说中说：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自己也有了原子弹，并且有了不少的储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从现在发生的情况自己来判断那时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在他们还不具备条件的时候，都能做出这样一些事情，在他们具备了条件的时候，他们会干些什么呢？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月复一月继续不断地搅乱、折磨这个世界，相信我们的基督教教义和我们的利他主义精神，会阻止我们对他们使用这种奇怪的新的威力，那么，当他们自己有了大量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相信，摆在我们面前还有无限制的时间。我们应该把问题挑开，求得一个最后的解决。我们不应该不顾未来，毫无办法地凑合着过下去，等待着新的事情发生，我的意思是说，等待着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发生。当西方国家拥有了原子力量，而俄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得到这种力量之前，如果西方国家就明确地提出它们的正义要求，它们十之八九是有可能不需通过流血战争而达成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的。[4]

实际情况是，美国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进行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不符合我们的任何政治或战略期望。朝鲜战争并不是由于美国或美国的主要盟国受到进攻而引起的。这场战争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欧洲的中心地带。它也并不直接牵涉到苏联。所以，难怪华盛顿的负责人士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战略上的转移目标的手段，想在苏联正在准备对欧洲发动进攻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亚洲，因此，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也只是试验性质的。我们的目标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摇摆，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宣布的目的也各异：击退侵略、统一朝鲜、为了我们部队的安全，或者是批准军事僵持局面的有保证的停战等等。

由于我们把实力和外交看作是对外政策的各不相同但又有连续性的两个方面，我们就没有在仁川登陆以后，当我们处于最强的军事地位时，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战争。这种看法，引诱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升级。一年以后，当谈判刚一开始，这种看法又使得我们停止了除纯防御性质的行动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从而使敌人失去了想迅速求得外交解决的主要动力。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好像是谈判过程不受军事力量对比的影响，而按它自己内在的逻辑在进行一样——的确，军事压力可能挑起谈判对手的敌对情绪或者暴露自己没有诚意，从而危及谈判的进行。接着而来的是将近两年的僵持局面，这是无足为奇的。在这期间，我们蒙受的伤亡不亚于在战争不受限制地进行的时候。把力量和外交当作两个分开的现象，使得我们的力量缺乏目的，也使得我们的谈判缺少力量。

其结果是国内的动荡，这种动荡是全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新的一致意见第一次发生破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华盛顿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冲突。麦克阿瑟主张在远东取胜。批评他的人的一个论点是，我们必须保存我们的力量，来进行一场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与苏联的全面较量，地点大概是在欧洲。麦克阿瑟反对上级给他的指令，因为他认为，这些指令用传统的战争概念来衡量，约束性太强了。另一方面，政治领导者认为，朝鲜战争是为了在战略上转移视线：华盛顿认为，欧洲是决定性战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的规模太大了。

如果考虑到苏联日益增加的核武器储备行将造成的威胁，人们有可能怀疑时间对我们有利的前提，以及在一场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中我们有更多的东西会损失的前提。我们永远没有解决这样一个矛盾：我们参加朝鲜战争，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参战，欧洲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面临一种严重得多的危险。但是后来，就是这种不愿面临对欧洲的全力进攻的心情，又严重地限制了我们为了在朝鲜取胜而准备冒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僵局损害了我们国内的团结，促成了以麦卡锡主义形式出现的对我们自由的进攻。

十年后，我们又在越南遇到了同样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们又一次被卷入了战争，因为我们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共产党全球战略的表现。同样，我们也想少冒些风险，因为在全球性的挑战中，印度支那看来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在越南这个地方摊牌看来没有好处。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我们都设法把我们的风险限制在估计不会引起中国或苏联干涉的程度。简言之，我们对全球性挑战的看法同时也在诱使我们参加远处的战争冒险，最后又不让我们打下去。我们在公众的热烈支持下参加了战争，又一次变成了令人沮丧的逐渐不能为公众接受的僵局。

到了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噩梦，这使得我们的整个战后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攻击。到那时为止，几乎一致认为冷战是由于苏联的顽固不化而引起的，这种看法受到了一个少数派口头上的有时激烈的攻击。这个少数派坚持认为，美国的好战成性、美国的军国主义和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才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这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许多真正的支持者，后来我们一撤出越南，它马上就土崩瓦解了。令人注目的是，与其说是它暂时的号召力，不如说是它起了败坏各阶层士气的破坏作用，而这些社会阶层，本来是可以指望来维护我们的战后政策的前提和成就的。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取得伟大成就的国际主义势力集团，在这些怀疑它的一切社会准则的子孙的攻击面前瓦解了。

新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是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历届前任政府都是基本上享有这种一致意见的支持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如果说有什么困难的话，只是比前任政府更为复杂些。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战争造成的脱节和混乱，还必须为一个新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外交政策。越南战争迟早是要结束的。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是什么？我们在全世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把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安全和我们对社会准则的看法、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机遇调和起来的一致意见呢？

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的问题

甚至在我们就职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战争的苦恼，有可能引起对国际事务的新的幻灭感，从而使美国转向国内，医治战争创伤，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当然会是一个深刻的悲剧，远比越南悲剧本身更加令人发愁。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们就会回到摇摆在洋洋自得的承担过多义务和阴郁沉闷的孤立主义之间的历史周期。而这一次，我们抛弃的世界远比三十年代的世界更为复杂，更为危险，并且更深地依靠美国的领导。因此，尼克松政府认为，即使从印度支那脱身，它也有责任为一个长远的美国外交政策打下基础。仅限于处理危机，如像六十年代学术界集中研究的那样，是再也不够了。危机只是更深刻的问题的表面症候，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变得越来越难驾驭。精神上偏激引起了过多承担义务和孤立主义。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基本民族利益有了一个概念，才能保证沉得住气，才能保证始终如一。我们的理想主义一定不能成为不负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是勇气、耐力、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新兴的国际体制，这个体制在它所冒的危险、它所给人们提供的希望和它具有的全球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我们被一种要比越南战争更厉害的病症所困扰，所以它的解决也不是一个专门技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一九六八年选举以前的几个星期，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我的看法，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会有机会要求把我的想法拿到实践中去考验。我是这样写的：

当今世界上的动乱，无疑在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存在着动乱让人利用这一事实就证明，人们对现代化国家仅仅是经营管理和着眼于消费的性质，对于一个似乎惯于产生危机的世界，是深感不满的。现代化的官僚机构国家，尽管貌似强大，但经常由于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动摇了它的基础。这种国家的脆弱性和世界范围的革命——特别是在先进国家中和在比较富足的国家中间——说明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说明人们对于越来越强调官僚机构上的挑战、并且致力于物质享受的肤浅目的……的政治环境感到一种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厌烦。

在最好的情况下，下一届政府将被危机所缠绕。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是在吃老本，摆脱开眼前的事，很少去处理带根本性的问题。当越南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美国强烈不愿冒险卷入海外事务——变得明显了的时候，这些困难看来还会增加。

一个新政府有权利要求其人民给与同情和谅解。但是，政府提出要求的基础，决不应该是对困难的问题只从技术上作适当的答复，而首先应该提出正确的问题。政府还必须承认，在外交政策方面，除非我们首先对一种稳定的、创造性的世界秩序形成某种概念，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帮助建立这样一种秩序。[5]

我们这个时期，作为标志的最不祥的变化就是力量性质的变化。在核时代开始以前，不可设想，一个国家拥有过多的军事力量，无法在政治上有效地使用。每增加一份力量——至少是在理论上——在政治上都是有用的。核时代摧毁了这种传统的衡量办法。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得足以摧毁它的敌手，但是却不再能够保护它自己的人民不受攻击。由于历史的恶作剧，力量的大幅度增加却侵蚀了力量对政策的关系。从这以后，主要的核大国能够互相摧毁对方，但却很难用它们的力量来对可能要发生的问题施加影响。核大国也许能够吓阻对它们的生存的直接挑战；但却不一定能够用这个力量来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摧毁能力甚至对没有报复能力的国家也很难成为一种真实的威胁。超级大国和非核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但是，超级大国的使人畏惧的力量也增加了对它们的禁忌。随着力量变得越来越令人生畏，因此这种力量也就变为抽象、无形和难以捉摸的了。

我们采取的军事政策是威慑政策。但是，威慑是一种心理现象。它首先取决于，一个可能的侵略者认为什么事情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风险。在核时代，一种恐吓，只要被人认真看待，就是有用的；一个认真的威胁，如果被人当作是恐吓，那就有可能带来一场灾难。威慑奏效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说明是什么在使之奏效。究竟是冒发生战争的危险使和平得以保持呢，还是首先是因为对手根本就没有想要发动侵略？和平运动越壮大，和平维持得越久，这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威慑是有效的，那么，假使我们拆除维持这种威慑的力量，就只会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危险。

核武器使得这个由两个大国构成的世界上严峻的政治更加复杂了。十九世纪均势的维护者是愿意按力量结构的变化来调整这种均势的。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对于均势经过动乱之后自行矫正的能力信心很不够。超级大国之间的“均势”变得岌岌可危，而且是僵硬而不灵活。随着世界越来越两极化，它也失去了观察细微差别的眼力。一方增添了一分一毫似乎就是另一方的绝对损失。每一个问题似乎都牵涉到生存问题。外交变得僵硬了；彼此的关系本身就是随时会出问题的。

同时，非常奇怪的是，军事上的两极分化鼓励而不是减少了政治力量在全球的扩散。较小的国家，一方面想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又希望逃脱大国的控制。较小的盟国，在多大的程度上怀疑老大哥会冒自己生存的危险来保存它们，它们就在多大的程度上，被迫去寻求保卫自己的独立手段。甚至在它们的确是依靠老大哥来保卫它们时，它们更想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甚至违反老大哥的愿望，也在所不惜。夏尔·戴高乐在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大胆挑战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的这样一个信念：一旦苏联发动进攻，美国除了保卫法国之外没有别的抉择，而不是反映他口头宣称的害怕我们不会保卫法国。同样，一些新兴的国家还表现得特别善于挑拨超级大国互相争斗，甚至在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军事优势的时候。

每一个新总统很快就会了解到，他面临着两个看来互相矛盾的义务。他必须集中足够的力量来保护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和朋友的安全，同时，他也还有必要在道义上避免核战争。如果人们发现他不是这样，他就会失去国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在一旦对抗成为不可避免时，是他所需要的。他必须一方面聚集力量，一方面又要限制力量的使用。他必须使美国随时可以进行防御，又随时可以接受和平。如果没有群众对他的目的具有信心，那么上述这两点他是都做不到的。总统必须先建立他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然后才能进行实际指导。

难以捉摸的和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够难办的：在我们的时代，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在受到意识形态巨大影响的时期，政治上的忠诚，再也不能以国界来划分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相信一种自称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哲学，并且向一个往往是和它们的国家有冲突的外国表示忠心；许多新兴国家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宰全国，其中心信条，如果说不是共产主义的，也是以反帝的名义强烈反对西方的；在发展中的世界里，一个决定性的新的冲突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内部的大动乱都可能引起国际阵容的重大改变。一些国家开始感到，它们不仅受到外交政策的威胁，而且，也许特别受到国内变革的威胁。布拉格自由化的共产党政权，尽管在外交政策方面决不否认苏联的支配地位，也在一九六八年招致苏联的入侵，因为苏联不愿冒险让这种思想扩散，担心它们会传播到苏联帝国的其他地方。十年以后，伊朗的动荡，又动摇了整个中东的稳定。

所有这一切对抗和不稳定，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表演。有史以来，各个大陆是处在相对的隔绝状态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关于世界政治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作出的。从战后时期开始，各个大洲才互相影响。一九四五年，世界大家庭中才包括五十一个国家；到了一九六八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将近一百三十个。现代化的电讯联络把消息和思想立即传送出去。通常是局部性事件——战争、争夺、丑闻、国内动乱、天灾——突然开始具有了全球意义。当尼克松政府上任的时候，所有的国际关系因素都同时汇流到一起了。

一方面是，产业民主国家经济上的福利和政治上的生命力都加强了。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我们从前在联盟中的支配地位的挑战。大多数美国领袖喜欢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令人敬畏的谜一般的人物夏尔·戴高乐，我不同意人们对戴高乐的习常看法。我认为他并不是目前的困难和怀疑的根源，而是大西洋关系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象征。西欧和日本这样富于传统、民族自豪感和经济实力，然而，有关这些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居然要在数千英里以外作出，这种情况是不自然的。我多年来一直力陈我的看法：鼓励大家分担责任是符合美国的民族利益的。如果美国坚持要当所有非共产党地区的托管人，我们就会首先很快在心理上弄得筋疲力尽，过不多久，在物质上也会枯竭。我认为，一个有着更多的作决定的中心的世界，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的。因此，我反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为打消法国的核计划，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也打消英国的核计划而作的努力。我也反对华盛顿在六十年代把协商变成对美国行动的解释的倾向。

与此同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所谓第三世界也在考验我们理智上和政治上的领悟力。我们在新政时期和马歇尔计划中所取得的经验，不能完全适用于在那些没有政治传统、没有经理人和行政管理人员形成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中来促进经济进步和国家建设。相反，领导人往往被搞好团结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不是在和成熟的经济打交道，而是在和刚刚使尽力量迈步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打交道。看来已很明显，建设国家主要取决于建立政治权威的能力。经济援助，由于加速了对传统（常常是封建的）秩序的侵蚀，往往使得政治稳定更难实现。历史对人们的嘲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并不是由于它所引以为自豪的经济理论，而是由于它对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提供了一个进行社会动员的方案，一个为政治权力进行辩护的理由，一个把对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控制的愤怒作为促进团结的方法。民主制度的号召力小了，这并不是西方的罪过，而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敢于站出来去冒反殖斗争的风险。历史在和我们开玩笑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没有解决任何国家的经济问题，却由于它道义上的主张而得到传播，而西方虽然公开表示信仰唯心主义的哲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提供了基本上与潜在的政治和精神问题无关的经济和技术补救办法。

所以，新政府面临着一个动荡的和复杂的世界，需要我们具备美国经验中前所未有的品质。我们需要同时进行几件事情：结束一场战争；在核武器的阴影下，与苏联进行全球性的竞争；给我们与产业民主国家的联盟注入新的生命力；把新兴国家包括在一个新的世界均势中，这种均势只有在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情况下才能持久。即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能力的局限性，我们仍然必须转向新的建设任务。尽管我们的社会被人家怀疑，我们还是需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到精神上的力量来坚持下去。

在十八世纪后期，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文章《永久和平》中写道，世界和平是必然会到来的；不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正义感，就是由于威力越来越大的战争周期会教育人们，冲突无补于事，世界和平总是会到来的。我们的时期赋予了康德的预言以新的意义。在一些国家有能力在短短几小时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时，和平就变成道义上的绝对必需了。任何上台的人，都不能逃避这个带根本性的责任。但是，我们时代的根本难题在于，如果对和平的追求成了政策的唯一目标，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就会成为最冷酷的人手中的武器；它会造成精神上的解除武装。如何争取和平与正义，争取废止战争，而又不至于导致暴政，争取对正义承担义务，而又不至于引起灾难性的震动——找到这样一种均衡，是核时代政治家们的长期任务。

这就是我在做教授时想到的一些看法，并且写得很多。这些看法很快就要在实际中受到考验了。一位新总统一旦宣誓就职，就再也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考虑。决策人就像一个走钢索的人一样：只有向前走，才能避免从上面栽下来。

[1]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公约，谴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该公约先是由法国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布赖恩德提议，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附议，经过长时间磋商，由十五个国家在巴黎签订的。——译注

[2] 我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一九五七年）第二章中讨论了“遏制”这个概念。科拉尔·贝尔在《从实力地位谈判》（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有限公司，一九六三年）一书中作了绝妙的分析。

[3]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意见听取会》，第八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一年，第二〇八三页。

[4] 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在威尔士的兰达诺发表的演说，引自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的《纽约时报》。

[5]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克米特·戈登所编《全国的议程》（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六八年），第六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