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问欧洲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动身，这是他当总统后第一次出国访问。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天下着雨。人们花了半个小时，从市内赶来给他送行，不停的毛毛细雨浸湿了他们的衣服。内阁成员都在场，还有来自国会过道两侧的国会领袖们。一群摄影记者在铁栏杆后面挤来挤去，想选一个好地方。

那时还是蜜月时期，那是尼克松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他对此非常高兴，就像一个穿过了荒凉沙漠的人到达了一个绿洲一样。他很精明，不会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与他的整个政治生活记录相反，人们称赞他具有和解的品质。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今天的称赞，明天就可以变成诽谤。但是现在，他却陶醉于一种很不习惯的赞誉之中。

尼克松和站在机场停机坪上的知名人士简短地、不自然地开了几句玩笑，然后就大踏步走向麦克风去发表他的告别讲话。这篇讲话是典型的尼克松讲话。其中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是微妙的、谦虚的。他到欧洲去是为了征求朋友们的意见。这意思是说“真正地”征求意见，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不仅是寻求他们的支持，而且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对他的前任政府执政时期联盟关系恶化的攻击，他在竞选运动中就抨击过这一点。但是，他的讲话的其余部分，有着他经常用来给人家的热情和善意泼冷水的那种奇怪的低调。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发愁，在欧洲可能发生反对他的示威，这种场面如果放映在电视屏幕上，可能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尼克松认为，他可以通过把话说在前面的办法，以减轻一个不利事件的刺痛。如果他说清楚他会遇到困难，那么在困难发生时，损失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以减轻。有时，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预言会遇到麻烦或者反对，如果事实证明是预言错了，那么只会使他显得勤于防守；如果证明是对了，则又会使他显得自找祸患。他这次动身出访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简短讲话，有一半以上是谈遇到与他作对的示威者的可能性；他说这些人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只代表群众中很小一部分。他们不会把他吓得不去谋求和平。这篇讲话的另一部分带有挑衅味道，而且很奇怪地有懈可击，它并不是一篇经过周密计划的启发性的讲话，但是它确切地反映了这位在以后五年半的动乱时间里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不可小看的人的复杂心理。

我没有听到他把这篇演说讲完，因为先遣人员把我和其他的随行人员匆匆忙忙弄上了“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每一次总统出访时，都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有两个理由，它的设计者要在总统一上飞机、机舱门一关上，飞机就立即起飞。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要做到，在尼克松为了让记者摄影而站在舷梯上向群众挥手告别时，镜头上除了总统以外，别无他人。

在这次出访期间，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都是由约翰·埃利希曼和先遣人员干的——把他们叫作先遣人员，是因为在总统要访问的每一站，他们这少数几个人要在总统到达前几天就先到达，以便安排好总统的每一项活动。埃利希曼在一九六八年的竞选中，是尼克松的主要先遣人员。他是在一九六二年参加尼克松的班子的，当时成功的前景还很渺茫，只有具备一种勇于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才能支持他们的堂吉诃德式的努力。

在尼克松身旁工作，如果不装出一副刚毅的样子，是不能得到重用的：开始时，作为权宜之计而摆出这么一副神态，到了后来，久而久之就可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埃利希曼，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天生刚毅的人；他的禀性实际上是很温和的。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很爱他们。他本来是最想制订一个向前看的国内计划的——而且最后，他也被赋与了这个任务。但是他有野心。他首先要人家承认他是白宫的重要人物。正因为这一点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可能表现得非常盛气凌人，有时甚至会使人不愉快。他尊敬我，他羡慕我，因为他认为——这一点从他的观点来看并不错——我占有了权力和荣誉的精华部分，而他还得继续忍受由尼克松的老班底和华盛顿权势集团之间的互不信任而产生的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他抓住了几个机会来找我的麻烦，常常采用一种对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旨在表明我的工作人员不可靠的方式。但是，他时常也帮助我，鼓励我。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关系是诚挚的。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可能对他的国家作出伟大的贡献。在尼克松的白宫中，他正好赶上了毁于硬汉子热和那种腐蚀性的、四面楚歌的心理状态——带来白宫所最害怕的噩梦的一个因素。埃利希曼是鲍勃·霍尔德曼的朋友和竞争对手。随着埃利希曼在白宫活动的实质方面逐渐得势，而霍尔德曼对这一方面又是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改善了。但是在这次出访中，他们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起来，因为霍尔德曼决心要把先遣人员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出访中，埃利希曼是最后一次担任先遣人员，以后，这个责任就由霍尔德曼的副手德怀特·查平接管过去。

埃利希曼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总统出访，从后勤上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几年来，我对这方面的了解少得可怜，以致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到北京作秘密访问时，周恩来问我尼克松一行会有多少人，我猜想大约五十人。这说明我的无知，引起了霍尔德曼的恩赐般的怜悯。单单是总统保镖就得超过这个数目。然后还有总统的随身人员、秘书和管行李的人，一组一组的电讯工作者，因为无论总统走到哪里，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必须能够通过电传或者电话，立即同世界上任何地方取得联系。而且，只要总统出访，他就不能不带许多助手和各部门的代表，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跟随总统出访，就是一个为人所称羡的地位象征，即使他们并不参加什么会议，而且几乎很少或者是完全看不到总统。还有随行的新闻记者也常常有三百多人。总的算起来，一个典型的总统出访班子，大概是在六百人到八百人之间。

要在一个日程紧迫的访问中，有条不紊地安排这一大帮随行人员的活动，可不是一件小事。单单是报界人员，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必须报道总统的到达和离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乘坐的飞机，通常是在“空军一号”之后起飞（这样他们就能够采访离开时的消息），然后在飞行中要超过总统座机，先行着陆（这样他们才能够采访总统到达时的消息）。此外，还有四个到六个的少数报界代表乘坐“空军一号”。记者必须出席所有的重要场合，但同时又得让他们有机会写消息，发消息。

被弄得有点晕头转向的正式成员，处在这场奇妙的事业的核心。每个人被发给一个小册子，上面记载着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行动，时间规定得几乎一分不差，此外还画了一些图表，说明在举行仪式时什么人要站在什么地方，小册子上还记载了住宿、参加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奴隶般的服从是唯一可靠的办法，虽然这样做对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对他的神经健全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我担任总统助理时，我的权力虽大，但在礼宾规格上地位是不高的。我的座次远远排在下席；我花了很多时间计算我和总统本人之间的距离，以及我在总统的轿车开动前走到我的轿车的可能性。在马德里皇宫宽敞的宴会厅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雅致的西班牙贵妇对我说：“我非常想知道像你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现在正在想什么。”我回答说：“坦白告诉你，我怕赶不上我的车队，这简直愁得要发疯了。”听了我这句话，她一定会感到奇怪，美国的高级决策人情绪是否稳定。

这次欧洲之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总统出行的礼仪，也领教了先遣人员的滑稽可笑：他们都是一些整洁漂亮、能干精明、训练有素的人，是霍尔德曼得意地从一些广告公司和低级主管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有些是全日工作的正式先遣人员；有些是志愿当先遣人员的，他们主要在私营企业中供职。这些人缺乏理想，学无专长，然而他们却用埋头苦干来弥补不足。后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一些缺少根基的人，对未来也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他们忙的主要是升官发财。当他们的事业处境不利的时候，就沉不住气了。因此，在水门事件期间，就出现了每一个小头目为了抢救生筏保全自己，不惜把他们的亲兄弟推下水去的令人恶心的场面。

但是在一九六九年，离水门事件还遥远得很的时候，这个先遣班子，由于在竞选运动中的磨炼，正是锋芒毕露达到了自信的顶峰。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对总统的义务。在竞选中，每到一个新站，就把头一站的主人抛在后面，所以，考虑这些可有可无的陌生人的情绪，并不属于他们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他们唯一的责任是：保证尼克松一切顺利，保证不让他面临他非常憎恨的意外情况。他们应当给他安排较长的休息时间——新闻公报中称之为“工作人员时间”，尼克松需要利用这个时间来集中精力，准备重要的面对面的会谈。最重要的是，先遣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保证，当尼克松在人们眼前出现时，总要给人以最好的印象。他们在这方面有时做到了荒唐的地步。一九七二年到渥太华进行国事访问时，一位先遣人员认为，皮埃尔·特鲁多办公室里的黄褐色家具在电视上不会使尼克松上镜，因此自作主张，要用蓝色罩布的沙发，来重新装饰加拿大总理的私人办公室。特鲁多的一位僚属起先还不信真有此事，后来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在最后一分钟，阻止了他这样做。

这次出访欧洲是这些先遣人员第一次接触外交界的事情。他们解决问题的做法就像是安排竞选人员路过德莫恩时的政治停留。他们根本不重视我们的驻外大使，其中有许多人他们是不信任的，把他们看作是下了台的民主党的留用人员。他们对作为我们东道主的主权国家政府也只给以极有限的重视。有一次，埃利希曼设法为唐宁街十号的一次宴会拟定客人名单，我们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这位阅历丰富的杰出外交家，根本不管你是什么新上任的政府，打电报回来说：“我方授意英国首相应邀何人参加首相府宴会，其荒谬的确不言自明。”其他到巴黎的先遣人员，为准备总统宴请戴高乐察看美国大使的官邸，又引起了一场紧张。他们发现了几张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照片，后来征得了上级的特许，才让萨金特·施赖弗大使——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同胞姊妹尤妮丝的丈夫——把他的妻舅的照片保留在看得见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些偶尔的愚蠢小事之外，这些先遣人员的后勤工作做得很好——在七天里跑了七站，没有发生任何障碍，而且每件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计划周密。

尼克松总统一上了“空军一号”，就埋头去阅读他那些范围广泛、内容详细的汇报文件。演说稿当然是早就起草好了的。无论用的是什么理由，当总统的总是没有时间起草自己的演说稿的。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说都出之于同一个来源：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我的监督下准备一个详细提纲，尼克松看过，也许还得作一点修改，然后就交给一个演说起草人撰写。当他要发表一篇重要演说时，他可能亲自作大量的改写，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任何政治上的含意他都尤其当心。如果他认为我会同意他在修辞上的改动，我就可能看到最后文本，否则我就看不到。在像我们进行的这样一次动作迅速的国外旅行中，不会有时间对演说稿作较大的删改，演说起草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选择谁来起草演说稿，总是决定了演说的调子，而且往往也决定了一篇总统演说的实质。一般人都以为，演说起草人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温顺地把总统的政策思想巧妙地写成优美的文字，但是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演说起草人，自己就是一些失意的首长，他们想利用他们的特有地位，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清楚地知道，总统的一句话，可能被官僚机构当作一个宪章来使用，所以企图垄断起草演说的最后过程，把他们的努力说成是为了维护总统的灵魂而进行斗争。无论我们是在为什么进行斗争，当我们看到演说起草人所作的改动时，在我的工作人员和起草人之间，有时候的确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吵。

尼克松的演说起草班子，是一些具有非常的才能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个人的专长细到这样的程度，他要拨什么样的弦，就有什么样的起草人。在这次出访中，我们大家合作得很好。主要的演说起草人是比尔·萨菲尔。他时而妙趣横生、机动灵活，对公职方面的关系惊人地敏感，有时能写出一个句子来，用聪明的字首押韵法，来模糊句子的含义。虽然他的文风是如此独特，以致尼克松在想表现他自己的文才的场合很少使用他，但是萨菲尔是最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实际思想塞到演说中去的演说起草人。雷·普赖斯是演说起草人中资格最老的。他聪明、四平八稳、倾向于自由派。当尼克松要想表达崇高的、多少有点带哲学味道的超党派精神时，就用上他了。帕特里克·布坎南是一个住在白宫的保守派，他深恐有一些人会诱使尼克松偏离他天生的右翼倾向，他相信有一帮知识分子，正在搅混总统哲学的质朴的本质，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即以不同的脸孔对待不同的人是我们的八面玲珑的首长的本性。他很少被叫来写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说——我记得的只有柬埔寨演说是他写的。

除了一大文件夹的演说稿之外，尼克松还要看我的工作人员和国务院为他写的成本大套的汇报，其中包括一份总的概念性文件。这份文件是解释我们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战略以及这些目标与我们的总的外交政策的关系。此外，还有在每个国家的谈话要点，其中讨论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还有关于他要会见的领袖的传记材料。为了尊重总统的癖好，谈话要点设法把每一次会见尽可能变成一次按计划进行的会见。它们分成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领导人可能提出来的，以及建议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还提醒要避免哪些敏感的问题。

我对于为尼克松作这些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有一些经验了。与任何生人的会见都使尼克松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紧张。他害怕突然发生的意外问题，某一个不是意料中的话题，或者是他没有准备应付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一经提出，就可能使他显得不像他的自我形象所要求的那样掌握着形势。因此，他坚持要有这样一些汇报文件，极其详尽地设想谈话的可能进程。但是，因为尼克松不愿意承认他需要指导，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纪律，要把这些备忘录的内容都记下来。并且为了表示他记得多么清楚，同时也是为了耍一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小花样，他就像滑冰一样，敢于滑到人家告诉他去不得的地方的边缘。有时，他表演一些惊险的镜头，他的顾问们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却决不会从悬岩上掉下去。

在“空军一号”赴欧途中，总统除了要谙记这些逐点分析外，还忙着读一篇关于戴高乐的长文。这篇文章是参照我写的一本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书《同床异梦》[1]改写的。我却怀着焦急的心情期待着我们未来的几天日子。自然，我正在回到我出生的大陆去，但是，我对这次出访感兴趣的真正原因是地缘政治现实和有着类似的历史、社会准则和体制的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

后来，我们对机场欢迎那一套感到厌倦了，但是，“空军一号”在黑夜到达布鲁塞尔时的动人情景，无论怎么描写也不算夸大。机舱门一打开，我们就沐浴在电视摄像的弧光灯中。一条红色的地毯伸展在仪仗队面前。文雅而敏锐的比利时国王博杜安站在舷梯旁边欢迎总统。在一篇简短的到达声明中，总统宣称，他进行这次访问是重新来开始寻求和平。他引用了他生平崇拜的伟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的话。当时在场的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比利时的要人——从技术上说，访问布鲁塞尔是为了访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但是，比利时方面要来安排这天晚上的活动，所以，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市中心的巍峨的皇宫。博杜安国王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告退了，剩下总统和比利时首相加斯东·伊斯更斯、外交大臣皮埃尔·阿麦尔、国务卿罗杰斯和我。比利时方面对我的在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的礼宾条例没有接待总统助理的规定。我的出席还打乱了外交官心目中十分重视的人数上的精确对等。因为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摆脱我，所以，他们在自己方面又加上了首相办公室的一个成员。

我们所访问的所有领导人都把建立和尼克松的密切的个人关系——也许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是在这样做——当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比利时的部长们也不例外。在那时或以后，无论尼克松在美国可能引起怎样的憎恶，然而在欧洲，同美国总统的友谊被认为是一笔政治上的资产。而且，当尼克松还没有当总统时，会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好的，特别是他对世界问题的知识。这种对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的尊敬，在他任职期间与日俱增了。

伊斯更斯是一个略微瘦小的、长得方方正正的人。他强调比利时重视欧洲团结。比利时希望结束阻挠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英法争端。伊斯更斯显然对法德共同主持欧洲事务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说，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会改善均衡，会制约过分的民族主义。他没有说明，比利时除了表示善意外，还有什么办法来促进这个过程的发展。他的希望似乎是，有人——也许是美国——会想办法实现大家所向往的结果。比利时领袖们关心的第二件事，是国际关系的缓和。像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一样，他们也认为尼克松有冷战战士的声誉，对他很不放心。他们显然认为，他需要力陈一下缓和紧张局势的好处。他对我们说，苏联由于人民希望得到消费品并且害怕中国，是需要缓和的。比利时方面还断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强大的防御力量，是缓和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也表明，要欧洲增加防务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本质上，他们是要求美国继续大量驻军欧洲。他们还机智地暗示了越南战争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的国内问题。

这种正式的交换意见是尼克松的拿手戏。他安静地解释了他要实现一个和平新时代的决心；他同意和平，但只能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他强调他对大西洋团结的诚意，和他决心在作出重大倡议以前，先向我们的盟国征求意见。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向北大西洋理事会——联盟常任大使的会议——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提出了联盟在未来二十年中必须集中精力对付的一些问题。他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鉴于来自苏联的威胁而成立的。今天，这一威胁的性质又如何呢？

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欧洲各国的经济仍然带有战争的创伤。现在，各国的经济正在欣欣向荣。这一点，应该如何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改变了的关系上反映出来？

我们都在设法解决有关现代化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先进技术所带来的副产品，例如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和城市拥挤问题。我们如果齐心协力，就能大大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掌握。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最好的合作来促其实现？

尼克松声明，美国决心进行适当的准备之后，同苏联就广范围的问题举行谈判。但是他的基本目的还是要给联盟赋与新的活力。他说：

把欧洲和美国联在一起的纽带，并不是出于对危险的考虑，随着恐惧程度的变化而时松时紧的。

把我们两个大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共同的自由传统，对进步的共同愿望以及对和平的共同热望。

本着这种更富有建设性的精神，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新的形势，并且通过这样做，给全世界树立榜样。

如果说参加会议的理事会代表，都像触电一样作出了迅速的反应，那未免失于夸大。他们只是一些大使在会晤一个国家元首，他们还不习惯于在这样的场合进行深入的辩论，他们也没有被授权这样做。何况，总统还要访问其他四国的首都。一位大使如果想抢在他的首长之前发言，那他就未免太轻率了。所以，大使们的一致反应是，对总统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作的许诺表示满意。大家都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的国家，可能愿意扩大它们的防务努力。然而，他们一致强调美军留驻欧洲的必要性。只有法国大使提醒说，缓和与防务可能是有矛盾的；他提醒总统，不要鼓励哪怕只是美苏共同主持世界事务的印象。

对布鲁塞尔的访问，显示了一九六九年欧美关系中各种问题的一个剖面。欧洲的前途未定。对共同防务的态度也十分奇特，欧洲各国自己不愿更多出力，又害怕美国撤退。欧洲领导人敦促我们与东方缓和关系，但是，我们不安地感觉到，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解除欧洲作出困难的决定的负担。越南事件也叫欧洲各国政府为难：国内的压力不能不管，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又害怕美国丢脸或打败仗，凡是会促成这种局面的事情，它们都不会去做。显然，我们的一切看法和计划都将受到考验；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随着哲学逐渐让位于政治，我们是如何看待大西洋关系以及它的不安定和不团结现象的。

西方联盟的毛病

在六十年代后期，大西洋联盟步伐混乱，由于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期之后，因此更加令人感到痛苦。美国主动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的资源促成了欧洲的经济复兴；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了欧洲的安全。明智的欧洲领袖，像让·莫内、罗伯特·舒曼、阿尔塞得·德·加斯帕里、康拉德·阿登纳和保罗-亨利·斯巴克都赞成在欧美伙伴关系的范畴内，实现欧洲一体化这个想法。在这段时期，美国的对欧政策，是有见识和一贯的，这种政策，有时对这些欧洲伟人有所鼓励，在更多情况下，是跟在他们后面走。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支持以超国家联邦机构为基础的欧洲政治统一的思想。大家认为，只有一个联邦的欧洲，才能杜绝欧洲战争，提供一支对付苏联的有效的对等力量，把德国永远和西方联系在一起，构成美国的一个平等伙伴，并且和我们一起分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美国在欧洲驻军二十年，已经减少了对苏联进攻和美国撤离的恐惧心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欧洲，一定会同一九四九年的欧洲表现不同：“美国不能指望把欧洲战后力量耗尽的偶然情况，变成国际关系的一种永久类型。欧洲的经济恢复，不可避免地导致恢复到更传统性的政治压力。”[2]

同样，在《同床异梦》一书中，我写道：“一个统一的欧洲对世界事务大概会坚持一种特别的欧洲的观点——这就是欧洲将挑战美国在大西洋政策方面的霸权的另一种说法。这很可能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值得付出的代价，但是美国政策的弱点就是不愿承认要付出代价。”[3]

到了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大西洋关系基础的改变，引起了明显的失望和焦虑情绪。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在离职的时候，把欧洲政策列为他感到失望的事情之一。[4]约翰逊白宫的一位哈佛教授弗朗西斯·巴托尔坦白宣称，关于大西洋政治一体化的早期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力量：“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构想一个也不会实现。”[5]在欧洲，在有威望的伦敦战略研究所多年来任所长的阿拉斯泰尔·巴肯在一九六八年写道，在欧洲事务的潮汐中，现在正处于平潮时期：

冷战所带来的发达世界各国间的明确的关系、特别是两大联盟各自内部的和衷共济感，已经变得模糊了；关于大西洋世界国家有着天然的共同利害关系的设想，已经不那么强烈，东欧和苏联之间的利害一致感，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人们对西欧内部的经济联合自然会导致政治联合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欧洲国家间分裂的传统根源、民族主义和在战后相当一个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的对政府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又重新抬头了。[6]

大西洋联盟的结构上的改变，来源于安全的需要，这种需要曾经给了第一个推动力，使联盟得以成立。成立大西洋联盟，就是为了提供共同的防御；联盟的军事战略的基础是，美国扬言不惜进行全面的核战争来保卫欧洲。在五十年代，甚至在官方的战略还是用以美国为基地的部队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时候，美国就派了地面和空军部队到欧洲去。就我们的欧洲盟国而言，美国从一开始就应该参战，不能有任何选择自由。面临着发生现代化战争的风险，欧洲人认为，我们经常重申美国的坚定性，如果不是天真的话，至少也是不够的。曾经被盟国抛弃——或者自己曾经抛弃盟国——的欧洲国家太多了，以至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老生常谈的冠冕堂皇的保证已不能使人完全放心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作为人质。

情况既然是这样，我们的盟国从来没有一种推动力来促使它们对真正的区域性防务能力作出贡献。当然，我们的欧洲盟国是作了它们自己的防务努力的，以免国会抱怨说全部负担都由我们承担。但是欧洲的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是充满了矛盾。盟国的军事力量，起一个绊脚绳的作用嫌太大了，但要作为抵抗苏联的全面进攻，却又嫌太小了，它只是一个偶然的力量组合。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部队是美国部队。他们在南部守卫着最美丽的风景区——主要是因为在一九四五年停战的时候，他们碰巧是那里的驻军。不幸的是，传统的入侵路线是在德国北部平原上，那里是由一些后勤支援最差的西德和英国部队负责驻守。各部队所用的武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国武器的大杂烩。装备和使用装备的判断标准都没有规范化。在六十年代后期——我怕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在一次冲突的初期阶段足以进行抵抗，可是它没有能力结束这场冲突。但是这也许恰好是我们的盟国所需要的；这样就正好可以保证美国最后用战略核武器来作为回应。

为使欧洲防务结构合理化，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一次努力，这样势必会遇到各种抵抗。美国要加强局部防御的任何倡议，都会使人们怀疑我们是否想借此来减轻我们的核保证。至少，我们有些盟国会担心，只要有别的办法，我们就根本不会来保卫它们，或者至少是在地面战斗失利的时候放弃战斗。欧洲人一方面害怕核战争对他们人口稠密的大陆的摧毁力，同时又害怕我们越来越不愿使用核武器的明显倾向。他们要使苏联相信，如果苏联发动进攻，美国就会动用核武器。然而，如果这种恐吓不灵，他们也并不急于要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把我们的威胁付诸实施。他们内心的希望是——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敢明确说过——欧洲保卫战将是一场越过欧洲头上的洲际核战争；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要美国来冒核毁灭的危险，而他们自己却得以幸免。

各方面的真正考虑都没有明说。欧洲人不敢把他们的担心说清楚，唯恐这些担心会变成弄假成真的预言。美国光明正大地宣布了不言自明的诚意，但是它不承认，战略平衡已经变化到了超过言辞所能修补的程度。战后大部分时间，苏联实际上处于无力防御美国第一次打击的状态，它也不能够以发动进攻来大大改善它的处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得冒我们还击的危险，而这一点是他们所不能干的。所以，我们的战略力量是防止苏联从地面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的有效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我们当初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导弹差距”——我们的报复力量比他们的仍然要大很多，如果苏联发动任何局部的军事冒险，那就是极端莽撞。但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苏联就开始迅速增加他们的战略武器，其速度之快，肯定会把美国在一场核武器交火——不管它是怎样开始的——中的伤亡增加到数千万。当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上任时，对在苏联进行第二次打击情况下，我们的伤亡的估计是，受到直接影响的有五千多万（不包括以后因辐射引起的死亡）。

如果假装说这样的前景不会影响美国随时准备动用核武器的状态，那就是逃避自己的责任。苏联核力量的增长，肯定会一年又一年地使我们的全面、自动的核反击威慑作用为之失色。

如果无视这种新的局势在欧洲所引起的深刻忧虑，那也是同样地不负责任。美国在六十年代，努力设法维持自己作为联盟核武器的唯一保管人的地位，这一点表现在我们反对英国和法国发展核武器计划上。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认为，美国的这一做法，是企图独揽对于什么是整个联盟的根本利益的解释权。抱这种看法、但是没有明说的欧洲领导人比这些人还要多得多。更走极端的是，美国想垄断核武器的主要决定权的企图，还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证我们可以进行选择——不管我们的当前意图是什么——把我们的防务和我们盟国的防务“分开”。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场噩梦，现在仍然如此。戴高乐一九六九年退休后，他在同安德烈·马尔罗的一次谈话中，以最赤裸裸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忧虑。他说：“尽管美国是强大的，但我不相信它有一个长远的政策。它的愿望是遗弃欧洲，有那么一天，它会实现这个愿望。你定会看到这一天。”[7]

在六十年代，美国在纯军事分析方面一般是正确的：我们的盟国基本上是采取鸵鸟政策。它们不愿意正视改变了的战略关系，也不愿增加他们的防务努力。遇到什么事情，实际上主要是无法阻挡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但它们却毫不犹豫地说成是由于美国有复杂的、有时是不正当的意图。同时，美国又迟迟不肯承认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还是心理上的。人们可以期望，在早期的均势状态下，核超级大国会设法使核环境比较可以预料、可以驾驭。但是，即使这种做法在别人看来势必也像是两家共管天下的开端：它显然会对我们作出打一场核战争——欧洲人把这看成是他们安全的基础——的决定起抑制作用。我们的盟国抱怨缺乏足够的协商，但是充分的协商也不会平息它们的忧虑。一旦美国和苏联都拥有了不可摧毁的、能够给对方以难以接受的损失的报复力量，联盟的团结就要取决于是否能够保证美欧对切身利益有一致的看法，而且苏联也认为美欧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关于战略的辩论只是冰山一角。更深的问题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是世界的盟主，而现在世界事务的重心向别处转移了。要在国际上起重大作用的国家一定认为，它们的决定是举足轻重的。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战争与和平、进步或者停滞都取决于欧洲列强的决定。其他大陆上的冲突，如果不是它们出兵干涉，往往也是受到它们策动的。经济上的进步要靠欧洲的资本和欧洲的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起因是愚蠢无聊的，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引起了一场大灾难，其规模与战争起因极不相称。一九一四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作为下级军官，死于大战。一个世纪来，欧洲人洋洋自得，以为取得了不断的进步，随后，又遭受了这样突然、这样巨大的苦难，欧洲的自信发生了动摇，它的经济基础受到了侵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时期完成了这一过程，进一步缩小了它的视野，加深了它的无能为力。欧洲各国政府突然认识到，它们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远方作出的决定：它们从主角变成了配角。因此，欧洲在一九四五年之后，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而它那仍然可观的物质资源已经无法挽救。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真正紧张气氛，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掌握最后决定权，但它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它的地位，起它的作用。

美国在六十年代的答复是很简单的。我们说，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国不可能在外交上或者战略上故意危害它的盟国的切身利益。我们认为，盟国合作的真正障碍是欧美实力上的差距。随着盟国的力量的加强，欧洲会担负起全球性的责任。而要达到这一点须要靠建立在超国家基础上的一体化来实现。主张欧洲统一的美国人，有时比他们的欧洲同事更热衷于欧洲统一。少数深思熟虑的欧洲人，却怀疑事情是否就是这样简单。他们怀疑，“分担责任”这个专门术语，是否会解决地位问题，或者国家目标问题。他们觉得，欧洲需要它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不仅仅是一个联盟中指派的一个技术任务。

有些人认为，如果欧洲实行了联邦式的一体化，它就会更愿意承担世界性的责任。在我看来，他们所遵循的历史概念是太机械了。欧洲没有起世界性的作用的原因，与其说是力量衰弱，不如说是视野缩小。在我看来，一些国家分担责任，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能力这样做。美国在它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有力量的，但是并不想起世界性的作用；相反，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在它们的力量开始衰退以后，还继续保持着海外义务。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部分时间里，维持着最大的殖民帝国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弱的成员国之一——葡萄牙。要盟国分担责任要有两个条件：欧洲必须要形成它自己的国际关系观念；必须使欧洲相信，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单独担负重任。在六十年代后期，哪一个条件也没有实现。欧洲人成天想的是国内问题。即使当他们设法要美国保证不从欧洲撤退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通过与我们分工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重复搞我们这一套，建立他们自己的战略武器。欧洲需要明确制订它自己的政策，然后才能承担更大的负担或责任。

我是赞成欧洲统一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统一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究竟应该是民族国家组成的邦联，还是一个超国家的联邦。我希望欧洲在国际上起较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这种作用应当来自一个不一定总是和我们意见一致的独立的欧洲。在总统选举前不久，关于我们对欧洲的关系，我曾经这样写道：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同一个时候、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采取明智的行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特别是在与朋友的关系上——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政治上的多极化，虽然难以习惯，但却是出现一个创造性新时期的先决条件。一个平衡力量，对我们会有好处，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是痛苦的。它能惩戒我们偶尔发生的粗率行动，并且还能给我们提供历史眼光，从而限制我们追求抽象的、“最后的”解决办法的癖好。[8]

对自由人民的生命力的考验是，他们将如何解决很多年来关于自由的悬而未决的难题：如何使多样化和统一、独立和合作以及自由和安全彼此协调起来。

伦敦和“特殊关系”

从布鲁塞尔，尼克松飞到了伦敦。他所受到的自然、热情的欢迎掩盖了刚刚发生的一场大风暴：英国和法国之间关于欧洲前途的激烈争吵，这场争吵预示着我们面临的问题。

争吵是在戴高乐总统和英国驻巴黎大使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的私人谈话中开始的。索姆斯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他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伟大，要不就是在宏伟的事业面前趑趄不前了。他们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以及整个联盟内部的辩论。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戴高乐总统和索姆斯大使在爱丽舍宫（总统的住所和办公室）闲谈欧洲的前途；二月十四日，他们又会见了，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其后，英国告诉了它们的其他盟国，包括我们在内，戴高乐将军是用相当挑衅性的、而且多少有点新奇的措辞，来叙述他关于欧洲前途的概念。

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作出决定的、真正独立的欧洲，戴高乐说，首先欧洲必须从“美国设计和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限制下把自己解放出来。一个成功的欧洲政治组织，必须依赖最重要的欧洲大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协作。而在这种协作关系中的中心因素，势必会是英法谅解与合作。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市场的结构必须改变，而且戴高乐无论怎样，都对共同市场的前途没有什么信心。相反，他可以设想用某种广泛的自由贸易区，特别是农产品自由贸易区来取而代之。第三，因为英法关系是这个计划的基石，戴高乐将军准备同英国就经济、货币、政治和财政问题举行私下的双边会谈。他说，他欢迎英国对举行这种会谈采取主动。

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答复戴高乐说，英国仍然希望参加共同市场，并且希望很快就可以重开谈判。虽然英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美国的关系以及是否宜于在欧洲成立一个四国指导机构等问题上的看法和戴高乐的观点大不相同，但英国仍然认为将军的建议是很有意义的。英国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必须达成一个谅解，即讨论情况要完全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们知道。关于这一点，索姆斯在同戴高乐第二次会见时告诉他说，英国首相威尔逊于二月十三日、十四日在波恩会见德国总理基辛格时，感到有义务向他通报这件事。英国也把戴高乐-索姆斯会谈的要点告诉了我们、比利时以及其他盟国；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法国驻欧洲各国首都的大使想弄清楚，关于戴高乐-索姆斯的谈话究竟传出去了多少，他们还设法保证，戴高乐将军无意拆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说，戴高乐只是告诉索姆斯，共同市场如果扩大，就势必会改变它的性质，因此它以后的方向就需要仔细研究。

到了二月二十一日，关于谁对谁说了什么的争吵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英国、法国两方面都感到有必要把它们各自关于这两次谈话的说法向报界公布。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了解背景情况的作家把他们早些时候弄到的私下叙述向我们作了很仔细的对比。巴黎《费加罗报》在一篇授意的报道中回答说，戴高乐只是概述了他对一个独立的欧洲的看法，这样一个欧洲可以实现，“而不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概念有任何影响”。此外，《费加罗报》还对索姆斯大使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拿戴高乐的讲话，在欧洲散布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这“令人怀疑索姆斯先生是否可信”。紧接着，法国外交部部长米歇尔·德勃雷也公开宣布，将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英国是否对关于“欧洲政治和经济前景的”探索性会谈感兴趣。

就像参加过一场战斗的老战士一样，他们通过回忆来保持其激动的感情和正义感，美国所有从前同戴高乐发生过争论的人都一拥而来参加这一场大混战。政府内外人士，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像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建议政府抓住机会，重申我们对一个联邦欧洲的义务，拒绝戴高乐提出的——幸好还不是向我们提出的——关于由欧洲大国成立特别指导机构的建议。他们要求新政府拾起前任丢下的长矛，再次与这个欧洲教条风车搏斗，将那场由于选举而中断了的、同法国的激烈辩论再继续下去。

我们决心不这样做。我们认为，欧洲的组织是欧洲人自己决定的事情。美国曾在这种关于原则的争吵上丧失了太多自己的威信。二月二十二日，在我们动身去欧洲的前一天，我给尼克松送去了关于这件事的简短备忘录，在结尾部分，我是这样写的：

我相信戴高乐在向索姆斯谈他对欧洲前途的看法时，用的基本上是英国人原来汇报的措辞。无论如何，希望有一个独立于美国的“控制”，并由欧洲几个大国协作领导的欧洲，是完全符合戴高乐公开发表过的看法的。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问题：戴高乐认识到，这样一种协作必须建立在英法一致的基础上，虽然要以英国脱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前提。

人们会逼你发表意见。

我建议你可这样表态：

1.肯定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义务；

2.肯定我们对欧洲统一、包括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传统支持；但是

3.说清楚我们不愿卷入欧洲内部关于走向统一的形式、方法、什么时候和采取什么步骤的辩论。

尼克松在他的私下会谈中仔细地、巧妙地遵循这一方针；我在这次欧洲之行以前和以后的背景汇报中时常重复这一点。二月二十一日，记者问到我对索姆斯-戴高乐争端的看法，我对他们说：“我们关心的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而不是欧洲的内部安排。”我们利用索姆斯-戴高乐争端来表明我们重视的是大西洋关系，而制订欧洲的内部安排是欧洲人自己的事，应该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从长远来说，这种态度是最有助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

尼克松是在星期一晚上从布鲁塞尔到达伦敦的，当时正下着雨。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和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在希思罗机场欢迎我们。欢迎仪式是低调的，因为尼克松害怕人们指责他在越南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耽于游乐，因此要求把礼宾限制在最低限度。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是很爱好仪式的，特别是在英国，他们已经把低调的盛举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了。此外，英国的国事礼宾工作者还会处处使自信心不强的人感到，他们自己的功绩配得上享受这样的荣誉。

哈罗德·威尔逊在欢迎尼克松时的神气，表现出一片婆心，颇像一个旧式家庭的长者。这个家庭过去显赫一时，现在依然叫人肃然起敬，记得这家人的智慧、尊严和威力，也就是这个家庭向来出名的原因。威尔逊给戴高乐一个突然的打击，宣布拒绝他对外交事务的“内向态度”，表示支持尼克松提出的“更宽广的世界概念”，并且把二者作一对比。但是，威尔逊的更重要的主题是在整个西欧已经变成老生常谈的论点：联盟需要从安全转向“合作与和平”这样的积极目的。在六十年代后期，北大西洋联盟的目的不再是防务了——特别是在公开讲话中是这样；它存在的主要理由变成了缓和紧张局势。尼克松是决不会让自己在别人的一些唱高调的话语面前相形见绌的。他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回答：“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话，我相信在我们的时代就能实现持久和平。”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对这句话拼命加以宣扬，其结果引起了对于缓和的过分期望。尼克松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他直截了当地谈到在我们政府内部就有很大争论的所谓英美特殊关系问题，并用最肯定的措辞两次明确提到了它。

这一点，使得国务院内以及政府外面的许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感到非常苦恼。这些主张——几乎是狂热的主张——欧洲统一的人迫切希望结束与我们的最老盟友的这种“特殊关系”，认为这可以促成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对英国有利。他们感到，必须停止英国在与我们关系中的任何特殊地位，免得由于这种地位而妨碍英国在欧洲起他们所想起的作用。他们主张形式上平等对待，不受传统或者是民族利益概念的影响，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宏伟计划的最好保证。

我怀疑这种主张是否适宜，即使是适宜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同英国的特殊关系特别不受抽象理论的影响。它也不是靠正式安排产生的；它部分来自对于英国在战时所作的英勇努力的回忆；它反映了两国兄弟人民的共同语言和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由于英国在物质力量削弱了以后，还以极大的律己精神保存了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英国力量已被削弱、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它马上就感到哀伤，认为过去的事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国领导人转而坚持不懈地与我们搞好“特殊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商形式，这种协商，实际上是如此亲密，以致在心理上说还不可能忽视英国的看法。英国领导人还形成了一种定期会晤的习惯，以致美国自发地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显得是违反了俱乐部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他们卓越而有效地利用他们丰富的智慧和可以信赖的行动，以致历届美国领导人认为，在作出重大决定前，先征求英国的意见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什么法律上的规定；没有文件把它在形式上固定下来；历届英国政府就是把这种关系继续下去，好像不可能设想采用其他办法一样。英国的影响是大的，就是因为它从不坚持要发挥巨大影响；“特殊关系”说明了无形的东西的价值。

英美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外交上的微妙克服了实质上的分歧。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英国领导人的看法，实际上更接近戴高乐的看法，而不是更接近我们的看法；一个一体化的、超国家的欧洲，在英国就像在法国一样遭到诅咒。英国和法国观点的主要不同点是：英国领导人一般来说在——关于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团结的——理论上向我们让步，同时设法通过与我们的最密切接触来计划它的实施。而戴高乐则往往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和理论上的挑战。英国是把和解变成了一个武器，使得无视它的意见在道义上是难以设想的。

我认为，我们政府内部对英美特殊关系的攻击是无关紧要和形式主义的。中断我们的特殊关系——就算是可以做到的话——会使英国丧失自信，而我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在二月二十一日动身出访欧洲以前的背景汇报会上，我指出：

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我们一点也没有因为朋友太多而受到损害，以至于要给那些觉得对我们怀有特别友情的人泼冷水。我是这样想，处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的办法应该是，把其他国家提高到同样的地位，而不是向英国泼冷水，让它同美国不要保持那样热的关系。

尼克松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不要卷入索姆斯-戴高乐争端的意见；只要争论是局限于不刻薄的、在理论上的官僚主义背后诽谤，他对这场争论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相信“特殊关系”，他在到达声明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正好符合接待我们的人的做法。每一个安排都是低调的、私人性质的，而且是巧妙地使人喜欢的。英国人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我们感到舒服而又不显得碍事，随时可以找到他们来交换意见，而又不要求美国方面以任何具体的行动作为酬答。他们把我们从机场接到首相的乡间住所契克斯，这个别墅是舒服的，但并不华丽，里面的历史陈迹正好足以使人想起英国昔日的光荣。但是，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它给人的教益和影响是微妙的和间接的。第一次会谈就在那里的宴会上进行。那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私人性质的集会，参加的只有尼克松和威尔逊、罗杰斯和斯图尔特、英国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和我。

当我们最初见到他的时候，哈罗德·威尔逊有一个狡猾的政客的名声，人们说他有洞察一切的智慧，但却缺乏最终的可靠品质。我国前任政府中有些人认为，他太接近工党的左翼；他们认为，这一点加上他的虚荣心，使他非常容易受到苏联谄媚的影响。他也被指责为不惜利用我们在越南的困境来支撑他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根据我和威尔逊接触的经验，这些批评证明都不正确。的确，任何工党领袖都必须考虑党内左翼的意见。他也不是第一位把自己打扮为与东方媾和的特别吹鼓手的英国首相——毕竟还有哈罗德·麦克米伦，由于他在柏林危机的高潮时刻出现在莫斯科、戴着俄式羊羔皮帽、宣传和解，而得到了“超级麦克”的绰号。根据我的经验，威尔逊是美国的诚挚朋友。他感情上的联系，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在大洋彼岸，而不是在海峡对岸，即英国人意味深长地称之为“欧洲”的那个地区。他在美国度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真正相信英美伙伴关系。他邀请尼克松参加一次内阁会议——这是给予一个外国人的前所未有的荣誉——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行动。至于威尔逊可靠与否，我无法判断他在国内问题上的行为，但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我总是发现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代表着英国政治中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他那一代工党领袖比许多保守党领袖在感情上更接近美国。保守党人似乎对把物质上的优势输给了美国感到痛心，他们认为，特别是在苏伊士危机中，我们出卖了他们。

威尔逊虽然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并在那里教了几年经济学，但他对抽象的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醉心于操纵政治力量；他喜欢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长远的目标只会引起他极草率的关心。他认为计划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有充分的信心，他的那许多本领能够保证他渡过任何难关。威尔逊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说出他多年前读过的一句话在书页上的确切位置。他很喜欢表现他的这种技巧，而且在寻找这种机会方面也表现出几乎同样的技巧。他对人是相当冷淡的，虽然——像尼克松一样——有点令人同情地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许，特别是他所尊敬的人的赞许。这一类人，通常包括掌权的人或者学术界人士；他特别珍视同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他一上来就向尼克松建议，互相以教名相称。尼克松一愣，瞪了他一眼，才打消了他这个想法。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改变威尔逊对美国的友好态度。我个人是喜欢他的。他从来没有拆过我们的台。

他的同事，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属于一种不同的性格。斯图尔特是善意的，有点好卖弄学问，喜欢发表长篇的道德演说，可以使尼克松心烦意乱。他曾当过中学教员——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后来又当上了教育大臣，然后就是外交大臣。像许多在一生中比较晚的时候才担负国际责任的人一样，他也好像是把外交工作当成是宣布一些理论上的警句。然而，斯图尔特从其信念来说，是致力于让英美结成紧密关系的。尽管他对越南战争也有许多怀疑，在牛津学生会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比一些曾经作出决定把我们的军队派往越南的美国人更有力地、更巧妙地为我们在越南的立场进行辩护；他从未向外人表示过他的疑虑。他是一个正派、扎实的人，不是有才华或者有远见，但他具有刚毅的品质，因此，对英国的辉煌业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加宴会的第三位高级英国官员是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改封为勋爵）。他虽默默无闻但又深具影响力，一位尽管政府改变但他的职位不变的高级文官。他整理内阁会议记录，监督常任文官机构，并且根据数十年积累的经验，提出无私的意见。现任内阁秘书特别有效地发挥了这一职位本身所包含的影响。伯克·特伦德是一个瘦弱、学者似的人，有着闪亮的眼睛，显示智慧和谨慎的风度。当讨论进行到接近他知道曾经使以前的粗率冒险者沉船的浅滩时，他以看起来并不唐突的方式把讨论引导开去。他很巧妙地使他所效劳的内阁大臣显得比他们本人原有的能力还更大些。他是一个豁达的人。他的博学和忠言也为我们的“特殊关系”带来好处。

在契克斯的晚宴就像是一个家宴一样。讨论在嵌板的宴会厅开始，在有名的长廊喝白兰地时还在继续进行。讨论范围是环顾世界前景。在未来几年中要决定他们的国家的前途的人们在那里互掂对方的斤两，大体说来，他们对讨论结果是感到满意的。

后来，尼克松把我叫到他在克拉里奇斯饭店的套间去回顾一下这一天的事情。这一天的活动从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开始，在英国首相的家里结束。尼克松硬说契克斯有几百年的历史。我实在不忍告诉他，契克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起目前的作用。尼克松看起来精神焕发；他喜欢古老的仪式。他上台不久，对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感到非常新奇。乘坐“空军一号”在外国的领土上着陆，受到一位国王、后来又是一位首相的欢迎，检阅仪仗队，访问契克斯——所有这些都是他年青时的美梦的顶点，是身居要职的理想，对于来自加利福尼亚一个小城镇的一个多少有点愤懑的穷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一切使得尼克松表现了一种近乎自发的欢欣。自从我认识这个腼腆、捉摸不定的人以来，很少看到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快活过。虽然这一天的讨论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尼克松还是喜欢既不会发生对抗局面又不纠缠细节的哲学性的对话。尼克松拼命希望听到人家说他干得多么好。就像他后来在其他许多场合所做的一样，一再要我复述他在这一天的各项活动中所起的突出作用。那时他已经上床，就像在神经紧张时偶尔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开始说不清楚话了，或者是费了极大的劲才把话说清楚。给他鼓气是容易的。这一天，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棘手的挑战，他的行为举止都表现了他的尊严和才干。

第二天，在唐宁街十号（首相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的内阁会议室，双方有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头天晚上谈过的问题。主要的话题是，英国决定重新申请参加共同市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途以及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方向。英国大臣们说，他们要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与其说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他们想促使其实现一个更外向的欧洲的政治上的利益。尼克松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对戴高乐采取敌对的态度，就不可能促成这一点。他要设法改善美国同法国的关系，虽然这不会改变戴高乐的基本观点，但却有可能使他更容易接受实际上的妥协。英国大臣们则说，这正好也是他们的看法——好像索姆斯-戴高乐的争议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讨论又一次揭示了大西洋联盟内部的矛盾心理。每个人都同意尼克松的估计：苏联在缩小核差距，我们在国会的压力面前应该有所作为，以保存我们正在开始的新的核计划。但是，没有人愿意得出明显的结论：欧洲的防务也必须得到加强。威尔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思想；他怀疑会有哪一个欧洲国家准备答应大大增加其防务开支，因为它们害怕，如果这样做，美国就会削减它的义务。威尔逊留给我们去设想一个不以建立新的部队而体现出来的新战略思想究竟有什么意义。

迈克尔·斯图尔特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标准的欧洲论点。我们和苏联的谈判，特别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是必要的。年轻一代再也不会把大西洋联盟仅仅当作一个防御工具来给予支持。他们认为，这个联盟也是一个争取缓和的工具，这一点，对维护西方的团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话是对的，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也揭示了我们的欧洲盟国的深刻矛盾的心情。在紧张气氛加剧的时刻，它们害怕美国强硬；在紧张气氛缓和的时候，它们又害怕美苏两家共管世界。它们要求我们坚定，然后它们又从中斡旋来打破由于我们坚定而引起的僵局。它们坚持要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和它们商量，但是，它们又要有自由和自主权，不受任何限制地去推行它们自己的缓和外交。如果它们认为我们阻挠缓和，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西欧盟国的支持，它们就会加紧与东方的接触，不要有任何协调好的战略；它们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抗同时来自国内和苏联两方面的压力。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我们要保持联盟的团结，我们就必须在东西方关系中起领导作用，并且给东西方接触规定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我们的步调太快，或者是引起了没有根据的希望，我们就会破坏我们关于军事力量的主张，而军事力量毕竟是我们赖以和苏联打交道的唯一可靠基础。这个问题是参加唐宁街会谈的人们在将来都离职后还会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白金汉宫与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午餐。我认为，人们一成不变地把她说成是索然寡味的人是不对的。她很精灵机智，她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以及她对有关人物的深刻了解，给我印象很深。下午，总统对美国大使馆人员讲话，还会见了一些英国主编和知识界人士。

晚上的事情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显示了尼克松这个人身上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哈罗德·威尔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判断性的错误，他估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取胜，因而任命休伯特·汉弗莱的老朋友、约翰·弗里曼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这可能成为一个近乎灾难性的决定。弗里曼属于工党左翼，曾经当过劳工大臣。他在政府向人民索取保健费问题上曾与政府发生争吵而辞职。其后，他又当过电视记者，当过左翼《新政治家》周刊的主编以及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而颇负声誉。在当《新政治家》主编时，弗里曼曾为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他祝贺美国人除掉了“一个毫无原则、只愿意为了迪克·尼克松的事业不惜牺牲任何东西”的人。弗里曼被任命七个月后，尼克松竞选总统获胜了。威尔逊对他这个别扭的任命毫无办法。威尔逊拒绝更换大使，这是他的优点，但尼克松大发脾气。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工作之日起，他就发誓不和弗里曼打任何交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支持他。艾森豪威尔一月份当我在场的时候对尼克松说，弗里曼的任命不仅是对尼克松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美国总统的侮辱。但是，要美国宣布一位英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除了在弗里曼的大使任期内尽量给他制造困难和别扭外，尼克松似乎也别无他法。毫无疑问，尼克松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的先遣人员要求威尔逊从在唐宁街十号为总统举行的宴会客人名单上除掉弗里曼的名字，但遭到威尔逊勇敢的拒绝，我们大家都怀着惶恐的心情去赴晚宴。

但是，尼克松是可以出奇制胜的。在宴会快结束时，他起立祝酒。尼克松看着坐在桌子正对面的弗里曼说：“有些人说，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尼克松。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曼。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情。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世界和平。”

这番话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威尔逊说这个祝酒辞是他在唐宁街十号听到的最优美的祝酒辞。他在他的菜单上给尼克松写了一个条子：“你不能保证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但是，生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通常沉着冷静的弗里曼，这时都感动得快流下泪来。这样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证明是惊人成功的驻华盛顿使团。约翰·弗里曼是我曾打过交道最起作用的大使之一。其中的原因不是很简单的。他的作风别扭。弗里曼绝不阿谀奉承；他在社交场合只会见他所尊敬的人；他没有做什么努力去把英国大使馆变成一个时髦的沙龙。当他要传达一个信息时，他总是一开头就正式声明，他是奉命说话的。但是，弗里曼也准备超出他奉命要说的话的范围，发表他个人的意见。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和完全的正直的品德，这一点以后很快就成为可贵的了。他有一个很精明的地缘政治头脑，并且，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他相当同意我们的对外关系哲学。我对弗里曼的判断非常尊重，所以遇到他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我也时常征求他的意见；有一两次，我还让他看总统演说的初稿，利用他作为一个主编的才能。他完全有权把他的一切谈话向他的首相汇报，几乎可以肯定他似乎是这样做了。但是，密切和相互信任的“特殊关系”就是为了进行这种亲切的合作。

从尼克松方面来说，他逐渐变得先是信任、后来就是喜欢弗里曼了。在尼克松第一任期间，弗里曼是唯一被邀请到白宫参加私人社交活动的大使。他也变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我们两人的公职结束后，这种友谊仍然存在。我认为他的友谊是我任职期间的最大收获之一。

我们的伦敦之行，就这样以满载特别的友谊而告结束。这次访问暴露的矛盾心理比解决的要多，但是，正像原来所计划的，它为以后两国间的有成效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波恩、柏林和德国这个谜

我们的下一站是波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局势更加复杂。德国的政治是处于选举前的动荡状态，而且我们到达时，正是柏林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西德总统这个主要是礼仪性的人物，是由联邦议院，或者是各州代表（州代表）特别会议选举产生。以前的总统选举，都是在西柏林的老国会大厦举行的，这是为了强调，波恩要求承认它是代表合法的德意志国家的连续性的。苏联人和他们的东德伙伴，以前对这一含蓄的挑战是不过问的，但到了一九六九年，他们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使它成为一个问题，于是他们抗议在柏林举行的选举会议，理由是西柏林在法律上并不是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又开始骚扰前往西柏林的通道了，这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不曾有过的事。

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波恩深刻的不安。大家都在谈论柏林的不利地位。关于美国新政府会如何反应也没有把握。一种不安心情在蔓延开来，这种不安，部分是由于德国所处的前沿地位；部分来源是由于同我们以前的两届政府的政策争论。波恩不同意麦克纳马拉强调的非核区域性防务，担心这样做会招来苏联的侵略。波恩还认为，《防止核扩散条约》是在核子方面歧视它的一个明显例子。波恩讨厌美国对它施加压力，要它支付驻德美军的费用。德国的两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路德维希·艾哈德——都是因为同美国政府、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发生争论而加速下台的。

这一切都反映了这个看来十分强大的新德国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背着过去的纳粹的污名、作为一个被肢解的和分裂的国家，西德是一个在寻找政治目的的经济实体。在波恩，没有英国那种由于数百年不间断的政治演进和帝国荣耀而产生的自信。波恩本身被选为新的首都也只是因为战后第一任总理的个人方便（阿登纳就住在波恩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里），并不体现以前的政府传统。波恩本身就是德国战后复兴不稳定的象征。联邦共和国就像一棵头重根浅的大树，猛然一阵大风就可以把它吹倒。

它的地位的脆弱反映在它的领导人感到不安全的心理上。阿登纳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认为他的主要职责是恢复德国的可靠的声誉。他坚决拒绝了多次的诱惑，不去利用德国的机会在东西方之间耍手腕从中渔利。他顶住了国内反对派的指责，说他的亲西方路线威胁了德国统一的前景。他蔑视有时来自东方的笼络行径。他所追求的是使联邦共和国扎根于欧洲，欧洲扎根于大西洋联盟，这样，曾经给德国带来灾难的民族主义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传染到他的人民身上。

阿登纳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联邦共和国成立十二年后，它的亲西方方针在德国内部再也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昨天还在要求德国在东西方之间恪守中立的反对派骤然改变了它的纲领，现在与政府竞相保证忠于同西方的关系，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命运的捉弄，在肯尼迪政府中主持政务的那些有才干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时机来要求这个人对东方更加灵活一些，就是这个人曾经如此重视坚定不移和忠实可靠，刚刚大显身手，使得全国一致支持他的与大西洋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这一做法造成了六十年代德国国内的动荡，而且把各党派的作用颠倒过来。在十年前想唤起潜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反对阿登纳的亲西方方针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现在却批评政府危害与美国的联系。仍然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至今还一成不变地恪守五十年代的至理名言。他们几乎是念念不忘其连续性，使得美国政府很不耐烦。这个美国政府急于在历史上翻开新的一页，相信它自己的宏伟计划健全合理，并且整个说来同左派、或者至少是改良主义组织相处，比同建设了战后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保守派相处感到更合得来。

这样，德国战后政策固有的两难局面就表面化了。在欧洲国家中，唯独联邦共和国有尚未实现的民族目标。这种实现重新统一的愿望表现为拒绝与东德政权打交道，或者甚至拒绝与任何同东德政权打交道的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哈尔斯坦主义。）但是没有别的欧洲政府支持德国的这一目标。对所有其他欧洲政府来说，一个统一的德国使人回想起过去德国称霸的噩梦；它们同意克里孟梭的一句饶有风趣的话：他是如此喜欢德国，所以他希望有两个德国。而且，它们知道，德国的统一，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只能通过与苏联的大规模摊牌来实现。所以，在联邦共和国宣布的德国统一的目标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所能采取的行动之间，势必还有一个鸿沟。这一鸿沟使得苏联能够在柏林问题上不时来一个对抗，以便对西德施加压力，这种对抗至少部分地是用来使联邦共和国默认现状，并且迫使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不支持它的民族愿望。

西德领导人暴露在一个分裂的欧洲的最前线，经常受到来自东方的压力，意识到在西方残留的对他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且因为民族目标未能实现而感到苦恼，他们把同美国的联系当作是他们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他们并不希望在世界事务中起作用。他们缺乏想在更宽的范围上影响我们的政策的那种自信。他们的目标是比较有限的：弄清楚他们可以在防务上依赖我们，我们的政策不会骤然转向东方，从而使德国在物质上或心理上暴露在外。

所以，我们的吵吵嚷嚷的政治过程倾向使西德感到不安。定期产生新的政府，大声宣布新的态度，或者废弃从前的政策。这引起了一种恐惧心理：在未来的某一历史时刻，美国脱离欧洲的可怕事情终会来到。

尼克松进行访问以恢复波恩的信心和稳定是特别适时的，因为抛开柏林危机不谈，德国的政治也正处于过渡阶段。阿登纳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辞去总理职务，由当时大名鼎鼎的恢复德国经济“奇迹”的建筑师艾哈德继任总理。但是，正如阿登纳所预见到的，艾哈德在政治上没有他在经济上那样的才干。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分裂了；一九六六年，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新的所谓大联合，由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任总理，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这对于在整个战后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温和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决定。社会民主党处于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反对党地位，但它本来已经奄奄一息。主要的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选民认为，这个党——尽管有着光荣的民主历史——继承了太多的激进传统，以致不能委之以政府重任。由聪明的社会民主党战略家赫伯特·魏纳设计的大联合解决了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否适于治理国家的问题；他们仅仅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就最后给他们增加了足够的选票，使他们在一九六九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竞选获胜。尽管组成大联合时打错算盘，这对于基督教民主党人来说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于德国的民主却是一件大好事。它显示了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党；这就防止了在德国发生对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已经成为地方病的政治生活激进化或两极化。

但是，这一结局在当时还是即将来到的事。在波恩欢迎我们的政府，尽管美其名为大联合，实际上是深深分裂的。它的领导人物过几个月就要参加竞选。他们在接待我们时所说的话，几乎每一句都是处心积虑为了争夺阵地。基辛格总理是一个有礼貌、严肃、不动感情的人[9]，他宣布一件极小的事，也摆出一副极其深奥的神气。在我们访问时，他在政治上正处于困境，因为他当政一天，他的主要对手、正好也是他的副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声望就增高一些。勃兰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尽管态度恳切、却基本上是沉默寡言的人。他丝毫没有给人以认为自己是总理的下级的印象。

英国政府在威慑力量、缓和、西方团结和东西方关系这样一些问题上是心情矛盾的，但德国领导人，个人的看法比较清楚，而在他们之间却有意见分歧。两个人都赞成在柏林问题上要坚定，但是他们的一致意见也就仅此而已。基辛格赞成对东方采取强硬路线。勃兰特却正式强调互谅互让，要讲究微妙的分寸。然而，不需要很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推断，他准备硬着头皮承认东德。基辛格珍视同法国的联系；勃兰特准备强调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基辛格的看法更接近尼克松的；勃兰特的看法更符合我们国务院的。因此，在波恩的会谈表明，在秋季选举前，德国的政策主要是静观以待变。

西德之行以游览柏林宣告结束。大批大批的人群出来欢迎总统的车队。但是，尼克松心里却感到很不安，担心欢迎他的人数会比不上一九六三年欢迎肯尼迪时那样多。只是在我们一再向他保证不会发生比不上那次热烈的情况之后，他才放下心来。（我注意到，车队经过的路线是S形，让群众可以很容易地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人们告诉我，在肯尼迪访问时，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尼克松想避开另外一次柏林危机，因此愿意拿上任不久的总统的威望明白无误地压在柏林问题上。此举见于他在西门子工厂发表的雄辩演说。他说：“我前面的四任总统都坚持柏林一定要保持自由这个原则。我也在此时此地告诉各位，我也同样坚持这个原则。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穷兵黩武。我只是陈述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罗马插曲

出访下一站是意大利。从柏林的井井有条、循规蹈矩，一下到了热情洋溢、乱七八糟的罗马机场，变化是太大了。国务卿罗杰斯竟被簇拥着去检阅仪仗队，还是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先遣人员惊魂稍定，才把总统换了上去。在闹了这个笑话之后，一切都是顺利进行的，只是随时都有可能再出乱子。

这是我在任期内第一次访问意大利，以后曾多次访问该国。我一向喜欢这个国家的非常美丽的国土和特别富于人情味的人民。但是，每一次访问都证实，意大利遵循着有别于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规律和对于国家的作用的概念。也许意大利人太文明了，太浸透了个人价值的思想，不肯让自己完全受制于政治目标，这些政治目标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推动着其他欧洲国家的对立和野心。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国内问题占据着最高领导人的大部分注意力，外交政策只是处于次要地位。而罗马这个首都与其说是民族觉悟的中心，不如说是历史传统的中心。它亦曾是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中心。在其后的一千五百年期间，它又是罗马教皇的首都——实际上，现在作为意大利总统府的奎里纳尔宫在一八七一年以前曾经是教皇的夏宫。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不同，罗马不是推动意大利统一的动力；而是在这个国家已经形成十年后加上去的。意大利政府搬到了教皇的城市，教皇制度仍然是罗马的中心制度。

无论是什么原因，我对意大利的每一次访问都使我感到，我们一到达机场，就是完成了访问的主要目的。这象征着美国重视意大利；美国是在征求意大利的意见，这是有照片可证明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意大利部长们表现得非常聪明，从不自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可能对事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任职期间，意大利总理换来换去，主要人物是马里亚诺·鲁莫尔和阿尔多·莫罗两个人，短期偶然也由埃米利奥·科隆博担任。不担任总理的那位领袖总是做外长。鲁莫尔充满友情和善意，诚心要使别人高兴。他显然是党的管理人。一遇到了剑拔弩张、需要降温的时候，他就出来，向天主教民主党的各个派系表示善意。科隆博是知识分子，温文而有思想，更多的是一位专家，而不是一位领袖。遇到了派系僵持、需要一位看守总理的时候，他就上升为最高职位，在新的调整谈妥以前，他不会使天平倾向任何一方。莫罗显然是最有力量的人物，他知识丰富、沉默寡言、出名的智力过人，关于这一点，我只有一个证据，就是他用的像拜占庭式建筑那样复杂的句子结构。不过，我对他有催眠的魔力；他和我会谈时不止一次睡着了；我要是能叫他醒着，就算有本领了。莫罗显然对国际大事不感兴趣。他是党的出色战略家，巧妙非凡地推行内政的改辕易辙；他主持外交政策，是为了用作权力的基地，从来没有当它是天职。意大利对领袖的选择，显然反映了国内的需要，特别是反映天主教民主党内部的力量对比。

我所效劳的总统，从来没有充分了解这一点，总幻想意大利总理掌握着行政大权，因此想和他们进行需要作出具体决定的讨论。我所会见过的意大利总理，没有一个鼓励这种态度，他们认为，美国总统采取这种态度，不是生硬地想讨好，就是出于无知。他们知道，他们所领导的是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他们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却无权发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决定是通过包括许多非政府人士在内的一致意见作出的。在和总理或者外交部部长进行的讨论中，国内政治总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在意大利外交部，有一些我所遇到过的最杰出、最有思想的外交家。然而，我们有时还是不能避免得出这样的印象，和他们的外长讨论国际事务，有令人感到厌烦的危险。

事实上，的确有种种理由为意大利在国内的困境担忧。天主教民主党战后一直是执政党。一个时髦的说法是，这个党没有解决意大利的根本问题，效率低是普遍的现象，贪污腐化也很猖獗。但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意大利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过去十年中，它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五点五。但是，就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发展的过程，引起了脱节现象，破坏了政治稳定。意大利南部的农民一直很穷，在道义上得到了传统势力和教会的支持。经济的发展使南部的男男女女转移到北部的工厂工作。在这一大规模的重新调整中，他们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共产党，共产党在火车站接待他们，在他们举目无亲的时候，维持他们的生活。如果说尽管有经济上的迅速发展——而且是在违背各种时髦的理论的情况下取得的——共产党的票数在意大利还能够保持不变，那多半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是他们的安全的保护者，因为罗马的政府没有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而这一点在意大利是决定性的。

美国没完没了地要从体制上来寻求解决问题，这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是由天主教民主党和一些左的和右的温和党派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执政政党的左翼；他们的突出特点是拒绝和共产党合作。反对党是共产党，他们有左翼社会党的支持。右面的是保皇党和法西斯党。一九六三年，美国决定支持所谓的向左翼开放，其目的是实现左翼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联合，从而孤立共产党。在美国相当大的压力下，这一联合，事实上是谈判成功了。

其结果，虽然是在十几年以后才来到，但它完全和原来的意图相反。随着新联合的实现，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它生存的主要理由——作为非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作用。每举行一次选举，它的力量就遭到削弱，它的地位也越来越无足轻重。赞成自由竞争的自由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作为社会党参加政府的代价；自由党在选举中也是每况愈下。左翼社会党人也没有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在省里还是和共产党搞联合，而在罗马又和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党，只会在自相矛盾中耗尽自己的力量，因为它不愿意放弃这两方面的联盟，所以它既不能在省里起防范共产党的作用，又不能期望在罗马改造天主教民主党。

这样一来，向左翼开放的政策不仅未能孤立共产党，反而使他们变成了唯一重要的反对党。由于摧毁了较小的民主党派，这一试验丧失了意大利政治制度的灵活性。从那以后，任何一次政府危机，都可能对共产党有利。意大利日渐面临这样的局面：必须在僵硬到了不能动弹的地步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激进的反民主变革之间进行选择。在六十年代后期，这一不祥的历史性进程正好变得明显了。部长们口头上仍然公开表示反共，但是，选举结果却越来越与他们所说的相反。任何带根本性的改变都不仅会威胁执政党的统治，而且还会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

在尼克松到达罗马时，正碰到大规模暴动，这是此行唯一有这种情况的首都。共产党还没有假意地公开表示要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要等到他们掌握政权有望、这样做在策略上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公开宣布）。他们示威时的口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滚出意大利，意大利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尼克松则重复他在别的国家提过的基本论点：保证和他们进行充分的协商，对苏联采取谨慎态度，他希望实现和平。这一切意大利领袖们都欣然赞同，但是却仿佛是来自遥远的星球的消息——很有趣，但基本上和他们主要关心的事无关。

会见是以多少有点偶然的方式进行的。朱塞佩·萨拉盖特总统坚持要单独接见尼克松，不要他的部长们参加，因为在他们面前，他害怕说出他对共产党得势的预感。在私下会谈中，萨拉盖特表现得干脆、有思想，但是由于意大利总统并不参与政治过程这一宪法事实，他的影响就减弱了。萨拉盖特在华丽的奎里纳尔宫为尼克松举行了盛大的国宴。由于在这样的宴会上不可能进行认真的交谈，由于谁也不知道在那许多意大利领导人中，谁在以后一些年会起主要作用，尼克松就在宫内一个较小的房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地接见了许多意大利领导人，而其余的客人们却在品尝着白兰地酒。这一程序给人的印象是万花筒似的，而不能使人看清什么问题。无论哪一个政党，没有一个领导人拿得出任何具体纲领，因为如果他能够上台，他在台上的行动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个人的信念，不如说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

奇怪的是，意大利还没有抛弃它在文艺复兴时的传统。它的政党还像统治着意大利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许多城邦那样进行活动。天主教民主党人是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结合，以诱骗的方式扼杀温和的变革，并且以马基雅维利式的狡猾手段来对待他们的政敌；共产党人是受到莫斯科支持的皮埃蒙特，就像过去皮埃蒙特受到法国鼓励一样；他们纪律性强，讲道理，严峻。共和党像摩德纳那样一个质朴的古希腊城邦一般，靠智慧的名声过日子。只有社会党人处境困难。他们渴望在全国和欧洲打下基础，而这在意大利历史上却没有什么根基。

马顿纳别墅是一座俯瞰罗马的、美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在那里，我们同意大利政府举行了一次包括几乎所有部长在内的大型正式会议，上述的许多倾向在那次会议上都显示了出来。起先，尼克松和鲁莫尔总理举行私下会晤，这种会晤注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鲁莫尔在他的部长们不参加的情况下，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而在部长们都聚会一堂时，人数又嫌太多，不能在这样一个全体会议上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尼克松总是讨厌这种会议，讨厌它人数太多。意大利关心的是结束越南战争，以便剥夺共产党的宣传题材，鼓励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削弱戴高乐的倾向，并且与东方和解，以使联盟有一个目的。这些主张都是作为向一个可信赖的盟友提出的友好规劝，并没有伴以任何具体的建议。在防务问题上，意大利部长们一言未发。

巨人戴高乐

尼克松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巴黎。在机场欢迎我们的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伟人戴高乐。他显得十分权威。四周后，他将去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葬礼。他出席了尼克松举行的招待会，他压倒一切，无论他站在哪里，他都成为那里注意的中心。其他的政府首脑和许多平常声称憎恶极权主义将军们的参议员们都簇拥在他周围，把他当作某种奇怪的人。人们感觉到，如果他走向一个窗口，重心就会改变，整个的房间就会倾斜，把人们抛到花园中去。

戴高乐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和欧洲脱离美国而自治的发言人。高卢人的逻辑常常使得他把他的一些设想发展到极端，以致不必要地伤害了美国人。当我们就职时，互不信任已经使得平心静气的讨论不可能进行。对我们的决策者来说，戴高乐已经成为被诅咒的人物。戴高乐对他们也有同样的情绪。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戴高乐已经提出了关于国际合作性质的重要问题。华盛顿梦想的结构是，给每一个伙伴分配总任务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单独行动成为实际上不可能。戴高乐则坚持说，只有在每一个伙伴有真正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合作才会有效，因此，每一个盟国必须——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能够自主地行动。华盛顿从纵横交错的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依靠协商来解决不同的意见。在美国看来，在协商过程中，各国的影响同它对共同事业的贡献成正比，有点像在合股公司中拥有的股票一样。

欧洲大陆，创痕遍布，证明人类的预见不一定正确。作为欧洲大陆的后代，戴高乐不接受这一套按照惯例的做法。他认为，欧洲的自信，不仅需要有协商的机会，而且还得取决于在分歧发展到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是否可能有几种选择。所以，美国发言人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则强调平衡。在戴高乐看来，健全的关系，与其说取决于个人的善意和合作的愿望，不如说取决于压力的均衡和对力量对比的了解。他说：“‘受到本性限制的’人，‘其欲望却是无限的’。”“因此，世界上充满了敌对的力量。当然，人类的智慧常常成功地制止了这些敌意演变为杀人的冲突。但是，竞争是生活的条件。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如两千年来的情况一样，面临着物竞天择这一规律。”[10]戴高乐认为，政治家的艺术，就是了解历史的趋势。一个伟大的领袖可以是聪明的，但是首先，他必须是头脑清醒和眼光清楚的。对戴高乐来说，伟大不仅仅是物质能力，而且是由于有精神目的而得到加强的力量。在他看来，竞争也不一定就会发展成为实际的冲突。奇怪的是，戴高乐认为，真正的伙伴关系，只可能从意志的较量中产生，因为只有这样，各方才能保持它的自尊：“是的，国际生活，像一般的生活一样，是一场斗争。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的斗争会带来团结，而不是分裂；会带来尊严，而不是屈辱；会带来解放，而不是统治。因此，这场斗争是忠实于它的使命的，这个使命一向是、并且仍然是符合人性和遍于宇宙的。”[11]

本着这样的哲学，戴高乐不可能接受美国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看法。问题倒不是像他的许多美国批评者所说的，在于他希望重新点燃欧洲传统的民族之间的敌意。相反，他热情地肯定欧洲统一的目标。但是，美国和欧洲支持“一体化”的人们坚持认为，欧洲的统一，需要把民族国家包括在一个联邦性质的、超国家结构中，而戴高乐却争论说，欧洲的个性以及最后欧洲的统一，取决于传统的欧洲各民族实体的生命力和自信心。戴高乐认为，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源泉，只有国家能够负责地采取行动。“……的确，民族是一个属于人和感情的因素，而欧洲却可以建筑在活动的、有权威的、负责任的因素的基础上。什么因素呢？当然是国家，因为，在这方面，只有国家才是有效、合法，并且能够取得成就的。我已经说过，我还要再说一遍，在目前这个时代，除了由许多国家——当然还有各种神话、传说和游行示威——组成的欧洲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欧洲。”[12]他又说：“的确，国家当然是各不相同的，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精神，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语言，它自己的不幸、光荣和雄心；但是，这些国家是有权下命令、有权采取行动的唯一实体……”[13]

当戴高乐在一九六三年否决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之后，华盛顿采取了一种几乎是明显的个人形式的愤怒。在他一九六六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司令部的时候，这种愤怒变成了复仇心理。我们在六十年代后期的对欧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要孤立和惩罚法国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其所以徒劳无益是因为有些欧洲人同意他的意见，另外一些人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他。

如我所说的，我从未和别人一道谴责戴高乐将军，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六十年代的对欧政策，一般来说是判断错误的。在我看来，我们对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心理上的问题，感觉非常迟钝。法国这个国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地保存了自己，在一九四〇年又受到屈辱，在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二年几次濒于内战的边缘。戴高乐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恢复法国对它自己的信心。他在这一方面进行得是否成功，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三年后，大家的抱怨是，法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比它的实际力量所允许的更强有力，更固执己见，而大多数观察家曾经预料，那一场战争所引起的内部分裂会使法国在数十年内一蹶不振。

我深信，一个要想在国际上起作用的欧洲，即使偶尔固执己见，也比一个以追随美国领导为名、实际上推卸责任、无所作为的欧洲对我们更为有利。戴高乐对超国家机构的态度，在我看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英国的看法和戴高乐的完全一样；主要的不同只是，英国政治家的特点是，以更实际的理由、以不那么教条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14]。我们并不需要坚持搞一种结构来把我们的领导地位奉若神明，因为如果让欧洲人去设计他们自己的结构，他们也很有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有关大西洋地区安全的大多数问题上，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我们的是并行不悖的。尼克松的看法同我一样，只是没有那么浓的理论色彩而已。

在我们访问巴黎之前和访问期间，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强调我们要结束与法国的宿嫌的决心。二月二十八日，我在巴黎对报界举行的背景汇报会上说：

总统认为，在美国和法国之间保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和关系，是没有好处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在我们此行所到的每一个国家里，人们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处于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的地位……我想，如果我们和法国不是处于带根本性的永久矛盾中，我们就让每一个国家有可能按照问题的是非曲直作出它们的决定。

在爱丽舍宫举行的豪华国宴上，尼克松表达了他个人对戴高乐的钦佩心情。他说，戴高乐的一生是“一首充满勇气的史诗，一首表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领袖之才的史诗，这种领袖之才，已经使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各民族大家庭中占据它应有的适当地位”。他说，戴高乐是这样“一位领袖，他成了人中的巨人，因为他有勇气，因为他有远见，因为他有当今世界为了解决一些困难问题所需要的智慧”。戴高乐对这种热情尊敬报之以礼，后来亦到美国大使馆来参加尼克松的答谢宴会（这对戴高乐来说是少有的做法）。

尼克松和戴高乐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我只参加了一次，其余两次，我看了我们的翻译老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所作的记录。戴高乐运用生动的语言，是他的很大一部分权威赖以表达的工具。他精通历史，好像历史必然性都变成了可供这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差遣的女仆。在爱丽舍宫的第一次会谈谈的是东西方关系。戴高乐谈到了中国人民，他说，一定不要让他们“满腔怒火、与世隔绝”。他呼吁停止越南战争，建议我们给我们的撤退规定一个时限，以换取政治上的谅解。他虽然大体上提出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达到目标的办法。他敦促强制性地解决中东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四国会议上来解决。当尼克松提出同时举行美苏会谈的想法时，他用一种冷漠的态度，清楚地表示他对此有极大的保留。戴高乐根本无意鼓励美苏共管世界事务。（这一点在关于中东问题的第十章还要进一步讨论。）

至于苏联，戴高乐一方面坚持要有坚强的防御，同时又提出关于缓和的必要性的广泛历史论点。他说，俄国还存在，共产主义还存在。共产党人不再前进了，共产主义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但是它已不再能够征服世界了。时间太晚了，它做不到那一点了。动力已经没有了。俄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巨大的资源，自豪感和未必一定就是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如果美国和欧洲削减它们的防务努力，苏联领袖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向西方进军。如果他们那样做，就会导致一场大战，莫斯科知道，在一场大战中，他们是不能取胜的。美国不能让它征服欧洲，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征服亚洲，并且把美国孤立在美洲大陆上。在一场战争中，莫斯科可能在一开头取得胜利，但是美国最后会倾其全力，摧毁俄国。

戴高乐说，苏联领袖们的主要顾虑是中国。俄国人是考虑到他们预料会碰到的与北京的问题来看待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的。因此，他们小心慎重，再加上西方采取某些灵活态度，他们很可能选择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以保证西方不会在他们背后同中国打交道。因此，他相信，他们是诚心希望缓和的。他认为，缓和还可以对西方有其他的好处。缓和意味着接触、旅行、交换货物和意见。东欧尚未湮灭的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倾向，在缓和的气氛中肯定还会发展。当人们看到自己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候，总可以找到进行严密控制的借口，但是一俟紧张局势得到缓和，这就不能维持下去。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如果人们不要打仗，又不要拆掉柏林墙，除了什么也不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这一向是最糟糕的办法。

因此，戴高乐赞成美国与苏联接触，认为这就是实行他已经在执行的原则。但是，他提醒美国不要搞美苏勾结。美国在和苏联达成协议时，应该有“同伴”；它应该避免“有些人”所谓的“雅尔塔思想”。总之，他主张缓和，但是不至于达到希望促进美苏搞双边安排的程度。

一天以后，尼克松和戴高乐在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会面了。戴高乐将军滔滔不绝地谈大西洋关系。他概述了他的欧洲概念：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戴高乐强调说，必须要让苏联知道，一旦发生进攻，美国会和它的欧洲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司令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并不反对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美国的保护。但是，对法国来说，一体化就等于是放弃它自己的防务。如果一场战争由一个一体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打，那么，法国人民就会觉得这是一场美国的、而不是法国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法国民族努力的终结，也就是法国民族政策的终结。像这样士气不振的法国，就会很快地退回到从前存在着三十个政党的状态。在戴高乐看来，法国闹点独立性，反而给联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这些看法，同美国战后的一些设想全然背道而驰。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想法。这个国家的热忱多次遭到破灭后，现在变得容易怀疑了。它意识到，法国要被别人看重，首先要被自己看重。这位将军一方面拒绝军事力量一体化，同时却赞成协调外交政策。我们过去的态度正好与此相反。尼克松政府是想在两个方面都能够协调。

在爱丽舍宫开的第三次会议是一次短会，谈的是越南、中国和双边关系。关于越南，戴高乐总结了他对第一次会议的看法。关于中国的讨论，我以后将在适当的章节中谈到。关于双边问题，尼克松明智地认为，没有办法弥合联盟中在理论上的争端；因此，应该共同努力来进行共同关心的具体计划。戴高乐同意这一点。

除了在欧洲问题上和他在陈述自己的见解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以外，戴高乐的看法和其他西欧领导人的看法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主张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在一个谈判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他也没有比他的同事做更大的努力来协调缓和和防务这两个天然不可协调的东西：缓和越是搞得成功，防务就越是缺少动力。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他的同事以国内的压力作为奉行他们的东西方政策的理由；而戴高乐则说，他的主张是服务于一种历史性的高瞻远瞩。

我同戴高乐的接触，如果是在相当于我对他的历史分量的认识的水平来进行，那就好了。不幸，情况并非如此。戴高乐将军认为总统助理无非是一些工作人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只是为了使首长们能够弄清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他没有把他们当作独立自主的实体看待。在爱丽舍宫的宴会快要结束、正在上酒时，一个助手告诉我说，将军想见我。戴高乐一见到我没讲一句客套话，一上来就问：“你们为什么不撤出越南？”

我回答说：“因为突然撤退可能给我们带来信任问题。”

将军问道，“在哪里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提到中东。

“多奇怪啊，”将军回答说。他站在那里比我足足高出一英尺。“在我看来，正好是在中东，你们的敌人有信任问题。”

第二天，我被叫去和两位总统在午餐前共同喝开胃酒。尼克松以一种惊奇的想法问我如何看待戴高乐对欧洲问题的观点。而我在这方面非常缺乏判断，难以回答尼克松的话。戴高乐认为尼克松的这一要求令人吃惊，为了准备听取我的卤莽意见，他更加挺直了腰杆，因此显得更高、更加气势逼人。我回答说：“我觉得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总统将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德国控制他刚才描绘的这样一个欧洲。”戴高乐对我的粗率深感不快，他好像又长高了一英寸，他像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对它脚下的一个小山丘一样极其自然地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他只用了几个字作为回答：“通过战争。”

为了要给我一个机会谈谈他认为一位教授所熟悉的范围内的问题，戴高乐把话题转向了历史。他问我，在十九世纪的外交家中，哪一位给我印象最深？

我回答说：“俾斯麦。”

将军问道：“为什么？”

我说：“因为他在胜利后还表现节制。”如果我的话就此停住，那就好了。可惜，这一点我明明知道，但是不能控制自己，我继续说，“他只失败过一次，在一八七一年，他违背了自己的正确判断，默认了参谋总部的意向，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他总是说，他这一点做得太过分了，对德国不利。”

戴高乐到这里不想再谈下去了。他说：“我很高兴，俾斯麦没有能够如愿以偿。那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九一八年夺回了失去的一切。”

我不相信我给这位伟大的法国领袖留下了一个久久不忘的印象。

巴黎这一站是尼克松的第一次欧洲之行的顶点。他从那里又回到罗马与教皇作短时间的会见，讨论共产主义从哲学上吸引人的地方以及青年的动荡不安，然后启程回国。

当我们回到安德鲁斯机场时，尼克松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欧洲之行感到满意。他对国会领袖们所作的汇报是实事求是的。他已经着手建立同欧洲领袖们互相信任的新关系。他已经取得了在这次访问中在限度内可能取得的成就。他已经设法使美国摆脱欧洲内部的争吵。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欧洲对美苏勾结、牺牲欧洲的恐惧；他警告人们不要为了缓和而搞缓和，这样容易引起心安理得的危险。他强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必须公平分担义务，并且必须修改联盟宗旨，使之适应于新的现实。已经朝着新的协商精神迈出了第一步。

很清楚，单凭一次访问或者总统之间的交换意见，不可能克服联盟内部的矛盾：既怕美苏妥协，又想实现缓和；本能上既想有坚强的防御力量，又想牺牲军事来搞国内的计划；既希望美国承担永久的驻军义务，对于不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的美国战略部队来保卫欧洲又表示不放心。但是问题已经摆出来，我们将利用总统任期的其余时间来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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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书的销路平平，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的大部头著作也只能期望这样。这本书只有在一个城市里异常畅销。经过调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城市里的主要书店把它放在婚姻指南那一排书架上了。

[2]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克米特·戈登所编《全国的议程》（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六八年），第五九五页。

[3] 《同床异梦：重新估计大西洋联盟》（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第四〇页。

[4] 见沃尔特·罗斯托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得克萨斯 A & M 大学的演说《美国力量的限度和责任》（《国务院公报》，第六〇卷，第一五四一册，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

[5] 见弗朗西斯·巴托的《联盟的政治：美国和西欧》，戈登所编《全国的议程》，第三三九页。

[6] 阿拉斯泰尔·巴肯著《欧洲的未来，欧洲的选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七页。

[7] 见安德烈·马尔罗著《砍倒的橡树：与戴高乐的谈话》（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一九七一年），第三〇页。

[8] 《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戈登所编《全国的议程》，第五九九页。

[9] 基辛格的命运说明，一个人的政治生涯能够有多么偶然的转变。在九月份的选举中，基辛格得到的选票仅次于基督教民主党历来所得选票最多的一次。但是一个小小的新纳粹党参加竞选——这在战后是仅有的一次——并且通过德国选举法的一个花招，搞掉了基辛格的一些席位，正好使他不能成为多数派。因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能够组成联合政府，基辛格的党得席位最多，但反而成了反对党。他的党在他任职期间失去了政权，他也就越过了一条很细的分界线，不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受到欢迎，而是作为被击败的领袖而受到责备。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基督教民主联盟仍然处于在野地位。

[10] 戴高乐总统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讲话，见《戴高乐将军的重要讲话、声明和记者招待会，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纽约：法国大使馆，新闻情报处，一九六四年），第七五页。

[11] 戴高乐总统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讲话，见《戴高乐将军的重要讲话、声明和记者招待会，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纽约：法国大使馆，新闻情报处，一九六四年），第七八页。

[12]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的记者招待会，见《重要演说》，第一七六页。

[13] 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的记者招待会，见《重要演说》，第九二至九三页。

[14] 英国的两个党都不赞成设立超国家机构。当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宣布英国第一次申请参加共同市场的时候，他就向议会保证，他对“联邦制度”不感兴趣，说这是建筑在把这种制度与美国联邦式的结合相比的“完全错误的比拟”基础上的。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也反对英国参加，因为，尽管麦克米伦作出了保证，他还是担心，英国如果淹没在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欧洲里面，会失去奉行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内政策的自由。